【纪念文碑】并不复杂的杀人艺术（搬运分享）
解说：并不复杂的杀人艺术
叶新章
前文描述的恐怕大多是架空的事件。
然而，此后所写则完全不需要这样的注释。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全部都是事实。我为一切内容负责。——法月纶太郎《密闭教室 完全版》
《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是推理作家陆秋槎在新星出版社“午夜文库”的第四部作品，由《连续统假设》《费马的最后一案》《不动点定理》《格兰迪级数》四篇标题与数学高度相关的“作中作”短篇组成。小说主角是自作者出道作《前奏曲》以来便为读者所熟知的文学少女陆秋槎，她的生活因数学少女韩采芦的闯入而顿生波澜，堪称典型的“少女遇见少女”故事。然而除此之外，归纳本作的特点或许是困难的：初见之下“日常推理”的剧情中，突然出现了杀人事件；虽然采用了本格推理的逻辑框架，又声称对侦探来说“最重要的永远是直觉”；明明体裁是小说，论述却具有推理评论的意趣和巧思——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本作处于类型文学的边界线上，具有极强的实验性。本文试以“数学”为引，探索作品的深意。
需要提示的是，为区分作者陆秋槎与少女陆秋槎，本文以带引号的“陆秋槎”指代后者。此外，虽然不涉及最终真相，但本文的部分讨论将有可能削弱奎因《希腊棺材之谜》的阅读体验，请各位读者慎重。
数学，或者说数学能力，似乎起初并不被推理作家们所看重。一八四一年，爱伦·坡在后来被成为推理小说嚆矢之作的《莫格街谋杀案》开头以冗长的篇幅谈论了推理的方法论，文中把数学能力称作“计算”，并半带轻蔑地将其与侦探必须的“分析”能力严格区分开来。前者仅能使人在条件全部给齐的情况下得到解答，最多不过算是“复杂”，而后者则能帮助侦探在线索受限的情况下，合理利用“想象”与凶手斗智斗勇，最终侦破案件。在爱伦·坡看来，精通数学并不是一名侦探所必备的素质。
十九世纪末短篇小说步入全盛时期后，这一现象也未能根本改观。柯南·道尔爵士缔造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形象中，其知识体系整体偏向于实用，对于化学、解剖学、法学、地质学、植物学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掌握，以至于华生在《血字的研究》里列举的福尔摩斯学识范围用近乎偏见的态度指出福尔摩斯不具有文学、哲学知识。不难想象，福尔摩斯很可能仅具有实用程度的数学能力，并非数学家或数学爱好者。《四签名》为我们提供了一例旁证，作中福尔摩斯向华生表达对他小说的不满时，将其比作“在欧几里得第五公设中掺进了恋爱故事一样”——这便是福尔摩斯数学知识的疆界，尽管当时已进入了非欧几里得的时代。同时代杰克·福翠尔笔下的“思考机器”凡杜森教授具有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学术头衔，包括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医学博士、牙科硕士等，数学一样处于被忽略的位置，侦探们即便开始认为“侦探术”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也无需数学作为注脚。另一方面，道尔爵士作中福尔摩斯的死对头莫里亚蒂则曾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大学数学教授，年轻时即发表过关于二项式定理的论文和著作《小行星力学》，震撼学界，展现了数学思考背后可能蕴含的邪恶能量，可谓开创了数学家犯人的先河。
进入黄金时代后，数学和推理小说的联系密切了许多。约翰·罗德所创作的安乐椅侦探兰斯洛特·普利斯拉博士，正是一名因不畏权势而被迫辞职的应用数学教授。虽然在探案中较少直接用到数学知识，但普里斯莱博士崇尚逻辑思考，秉持科学精神，前数学教授的身份无疑使这一切更有说服力。范·达因则在小说中花了一个章节借万斯之口以“心证”的方式分析了数学思维与谋杀之间的关联性，成为了后世推理作家塑造犯人形象的范本。同样是范·达因，与一九二七年末以本名威拉德·亨廷顿·莱特的名义主编了《世界推理小说名作集》，在序言中强调了推理小说作为解谜游戏的本质，首次提出了“推理小说二十则”。他的理念不免令人想起希尔伯特建立公理体系的尝试，推理小说本身也因此开始被人以一种数学的视角看待，并由后继者艾勒里·奎因将这一思想发发扬光大。黄金时期三大家中的另一位——阿加莎·克里斯蒂亦通过波洛，把侦探过程比作“类似于数学运算般的精密”，无论出现何种偶然事态，最终必须服从于数学概率。至此，数学方被完全纳入推理小说的话语体系当中。
在东瀛日本，推理小说一开始提及数学之处也不多。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横沟正史为代表，在《恶魔吹着笛子来》中，金田一耕助借由等号的传递性开展逻辑分析，简单的数学知识为分析的科学性提供了佐证，侦探无需拥有数学家或数学爱好者的身份，另一类以高木彬光为代表，其笔下的名侦探神津恭介在高中时代即在德国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数学论文，后被称为“神津定理”，数学成就增添了小说人物的天才性。新本格运动以来，前者由麻耶雄嵩不断发展，将推理小说的“解”看作数学方程的“解”，借用数学概念，展现推理过程和最终解答的多样性，带有鲜明的离经叛道的色彩。古野真幌、井上真伪等人虽然也运用了公理体系、数学逻辑等方式再现推理过程，但终未达到麻耶雄嵩的高度。后者则由森博嗣等人不断丰富，把数学知识和解答挂钩，起到伏笔的作用，青柳碧人“滨村渚的计算笔记”系列、周木律“堂”系列皆是如此，其中东野圭吾《嫌疑人X的献身》中对“P对NP问题”的引用当属翘楚。这些作品大多仅仅使用浅显的数学常识，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小说的可信性。国内推理作家提及数学时也多采取后者，如黑猫C《欧几里得空间的杀人鹰》、时晨“数学家陈爝”系列等。
陆秋槎在《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中无疑是充满野心的——本作试图融合上述两条道路，既刻画带有天才性的“数学少女”形象，又以元数学的思考重构推理小说的解密过程。这是一条前人未踏的艰难道路，走错一步便是万丈深渊。毫无疑问，任何阅毕本作的读者都应当承认，韩采芦是推理小说史上最令人信服的数学爱好者形象之一。她并不避讳在作中高谈阔论各类数学知识，所涉及的内容也大大超过常识类科普读物的范围，能力高于某些师范院校硕士毕业的数学教师，却又刚刚好止步于一名数学研究者起步阶段的知识水平，协助教授研究时只是在给定证明思路的情况下“负责解决某一种特殊情况”，没有出现在当下学界已极为罕见的独自发明某项“定理”的情况。韩采芦身上适度的天才性增加了其作为文学形象的现实感，使得文本能够维持在“日常之谜”的单元剧框架之下，她所介绍的各种定理、假设亦成功暗示了最终的解答。在这一方面，作者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那么在元数学方面呢？稍微了解邻国日本推理评论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虽然文章内并无直接言及，但作中“陆秋槎”与韩采芦所谈论的话题与所谓“后期奎因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相关论述庞杂难懂，本文囿于篇幅，择期精要介绍如下。
这桩公案的引子始于一九九三年。当年年初，刚刚开启推理评论家生涯的作家法月纶太郎便在《创元推理》上以长文《大量死亡与密室——笠井洁论》粉墨登场，备受好评。文中法月借用柄谷行人的“形式化”理论，以奎因《中国橘子之谜》为例，分析了奎因对作为解谜游戏的本格推理小说的反思，以及重构的尝试，次年，日本最著名的奎因研究家饭城勇三撰文指出，早在《希腊棺材之谜》（1932）中奎因即已开始通过“假线索”反思“推理”这一本格推理小说中最为重要的要素。
于是，讨论的中心转到了《希腊棺材之谜》之上。一九九五年，法月在人文学杂志《现代思想》上发表了《初期奎因论》。文章将范·达因提出的“读者与侦探公平解谜”“摒弃过度的文学修饰、心理描写、气氛营造等”“手法必须合理且科学”“必须有侦探”等规则定义为“推理小说的形式化”。奎因全面继承了范·达因的理念，同时为了规避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人作品中出现的“作者的恣意描写”问题，创造性地引入了“挑战读者”，从而完善了公平竞争的解谜游戏规则，成功在本格推理小说内建立起形式化体系。由一九二九年的《罗马帽子之谜》开始，“假线索”无法被逻辑所完全排除，在理论上永远有可能存在，因而使得侦探永远无法达到唯一的真相、最终仍然无法避免“作者的恣意描写”的出现，本格推理小说也因此很难说是公平的。这一问题在《暹罗连体人之谜》中变得更加难以调和，最终奎因无奈删去了“挑战读者”部分。文中，法月延续对柄谷行人理论的引用，以比喻的方式，把数学史上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对希尔伯特方案的否定与上述过程比较，暗示了“形式化”的不可能性，使得整个论述变得更加繁复。值得注意的是，《初期奎因论》恰如其标题所述，完全没有提及奎因的中后期作品。一九九八年，推理评论家笠井洁在自著《侦探小说论Ⅱ》第八章承接法月的思考，认为奎因到了《十月惊奇》时产生了方法论的自觉，即意识到“后期奎因问题”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笠井在这里首次提出了“后期奎因问题”的概念，用以指代奎因的创作经历中出现的推理小说形式化达到顶点后自我瓦解的过程，
关于“后期奎因问题”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讨论聚焦于《希腊棺材之谜》，较为微观，又可称为“希腊棺材之谜论争”，发生在一九九六至二零零一年之间，主要论争双方是笠井洁和饭城勇三。饭城的系列文章皆用“平成教育奎因会”（日语“奎因会”与“委员会”音近）命名，以讲师针对学生“法月同学”“笠井同学”的讲义为体裁写作，火药味极浓。饭城试图说明，尽管在逻辑上存在假线索难以被排除的情况，但在实际故事中，种种限制使得层层设套的情况不可能发生，侦探的推理即便确实不够完备，读者也完全有能力自行将确实的逻辑链条补充完整。进一步，饭城指出推理小说的本质是一种“人对人游戏”，起初便不存在逻辑上的必胜法则，读者要去猜测的不是真相，而是“侦探的推理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推理小说的公平性并不会受到影响。然而在笠井洁看来，饭城始终未能把握到原理性的问题，“作者的恣意描写”恰恰存在于“侦探的推理过程”中。双方论点乖离，很快便不欢而散。
第二组讨论则相对宏观而发散，由“后期奎因问题”这一概念出发，结合新本格运动以来推理小说的新实践、新发展，讨论形式化体系瓦解后的对应策略，一直持续至今，主要论者包括笠井洁、诸冈卓真、小森健太郎、东浩纪等人。笠井洁《侦探小说论Ⅱ》把“后期奎因问题”推广到一般情况，指其为“本格作家无法避免的困难问题”，而回应的方向潜藏于绫辻行人的叙述性诡计、北村薰的日常之谜等新本格作家的尝试之中。小森健太朗《侦探小说的逻辑学》认为本格推理小说中的逻辑不同于逻辑学中的逻辑，受到着伦理观念、社会规范等种种限制，只需引入罗素的“还原公理”，“后期奎因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诸冈卓真《现代本格推理研究》则指出，只要足够重视修饰技巧就能避免“后期奎因问题”，一个麦卡托鮎式的无需推理一开始就知道真相的“铭侦探”也同样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东浩纪《与“世界”更加接近》（2013）更是把“后期奎因问题”与“世界系”概念联系在一起，二者都能够通过侦探的恋爱逐步得到解决。需要指出，包括法月在内，并不是所有作家和评论家都赞同这种泛化“后期奎因问题”应用范围的理解方式。
日本有着不少关于“后期奎因问题”的综述性文章，而在中文世界里，对其的了解主要来自于新雨出版社《独眼少女》卷末宠物作家撰写的推荐语和日文维基词条的中译。无独有偶，二者都将“后期奎因问题”表述为“侦探无法证明推理过程的正确性”和“侦探介入案件是否具有正当性”两重问题。此种理解无疑是片面的，而后续的讨论又多以此为出发点，直接影响了讨论的质量。幸而“谜斗篷”出版社计划于二零一八年末由知名译者张舟全文译出权田万治的推理评论集《谜与恐怖的乐园》，书中收录了权田《现代犯罪和本格推理小说——关于<希腊棺材之谜>的论争》一文，较为详细地回顾了“希腊棺材之谜论争”的多数要点，纵然老先生带有强烈的个人立场，但仍不失为当下中文世界里最能了解微观层面“后期奎因问题”相关讨论的文章。
纵观整个讨论过程，不难发现“后期奎因问题”并非横空出世，其议论处于江户川乱步《诡计类别集成》、都筑道夫《黄色房间是如何被改装的？》、岛田庄司《本格mystery宣言》、天城一《密室犯罪学教程》等一系列针对本格推理小说所作的形式化努力的延长线上，而法月发表《初期奎因论》的一九九五年也恰是他因为自我怀疑而放弃长篇推理小说创作的第一个年头，直至二零零五年的《去问人头吧》方正式回归。正因为如此，一方面，法月的论述恰如其分的指出了本格推理小说逻辑体系中潜藏的公平性问题，具有反思新本格运动实践的一面，赢得了不少认同；另一方面，法月又大段引用柄谷行人著述的原文，并频繁使用“哥德尔问题”“逻辑主义”“无限阶梯化”等自言自语般的词汇，使文章带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难以被广泛接受。一个本格推理小说作家可以不认同法月纶太郎关于“后期奎因问题”的论述，也可以不关心推理评论家们据此如何唇枪舌战，但很难不去思考奎因创作风格的转变及其背后的原因——更何况，法月的论述是众多解释中最具体且最有说服力的一种。
事实上，作家们也纷纷以各自的努力不断做出回应，概之主要分为三类：其一是“忽视”，即继续沉醉于古典范式，以逻辑推理直球决胜，遗憾的是，除“平成奎因”青崎有吾之外已少有推理作家能做到这一点；其二是引入超脱现实的因素，如“铭侦探”、超能力等“设定”，或高于文本内容之上的叙述性诡计要素，这些在现下皆已成为常见的写作方式；其三是采用日常之谜的方式，将本格推理小说从解密游戏中解放出来，恢复日常感和现实感，力图在实现生活的逻辑框架内解决问题，此类作品自北村薰以来一直佳作频出。
回到《文学少女和数学少女》，陆秋槎所作出的回应是推理小说史上罕见的——他凭借彻底的“作中作”手法运用，将整个短篇集区分为两个文本空间，构建出一套双层的逻辑架构，表层是“日常之谜”的现实空间，里层是受限于创作者意志的虚构空间。
在表层，“陆秋槎”和韩采芦并不总会遇上事件，《连续统假设》中二人只不过围绕校刊上的推理谜题展开了探讨，没有秘密也没有隐情。她们即便在《格兰迪级数》遇到了杀人事件，也没能弄清凶手、手法、动机当中的任何一项，一心想着如何尽快离开犯罪现场，把发现真相的任务交给了监控摄像头。在这个意义上，表层空间的故事无疑是“现实”的，不存在经典本格里暴风雪山庄式的舞台布景、超人般的侦探活动、惊天动地的罪案，绝缘于本格读者们惯熟的解密游戏。然而故事的“现实”并不等于“现实主义”。同此一流派的诸位前辈们一样，陆秋槎只是用一把名为“现实”的筛子将古典范式轻轻滤过，重新编组了本格推理的各类符号，保留了“推理合战”“侦探演说”等要素，架构上具有着高度的人工性，因此，在新的解密空间内，逻辑推理的多样性得到了充分的解放。韩采芦可以在《费马的最后一案》里以不完整的、甚至错误的推理逼犯人现形，也可以在《不动点定理》里放弃讨论手法（how）而直逼凶手真身（who）——经典本格里的减分项一下子变得能够令人信服。或许，这种与读者视角一致的推理过程才是真正的“公平”。
在里层，四则故事在形式上都是齐整的经典本格，有着明确的杀人事件、嫌疑人、诡计等要素。除《格兰迪级数》里《山眠庄事件》由韩采芦明确提示了叙述性诡计的可能之处，其余三则皆未明言。但考虑到“作中作”故事作为虚构空间，受到上层叙述者的操纵，扭曲了故事的正常走向，将其看作变种的叙述性诡计亦并无不妥。《费马的最后一案》里韩采芦的推理谜题由上层叙述者的知识补齐了故事内缺失的逻辑链条，《不动点定理》里黄夏笼的小说则出于上层叙述者传递信息的需要略去了关键真相的叙述。不那么显然的是《连续统假设》，“陆秋槎”的谜题起初看起来是完整的，但经过韩采芦抽丝剖茧的分析，最后真相的唯一性竟由“当且仅当作者这么说”这一上层叙述者意志来保证。四篇“作中作”，暗示了推理小说四种由外部因素来确保形式化体系免于崩塌的途径。那么，作中的侦探不去依靠直觉又能依靠什么呢？
双层架构对应着两类回应“后期奎因问题”的方式，陆秋槎给出的答卷无疑是值得称赞的，但小说也因此充斥着双声部的混响，若不去认真分辨，很容易抓不住准确的旋律线。当然，本文无意将这部短篇集的意旨矮化为对某一论题的回应，但作者受“后期奎因问题”这一现本格推理中最困难的问题所激发，破除“本格推理理应如此”的种种幻象，向读者展示了本格推理小说逻辑解密蕴藏的丰富可能——我国推理之隆盛，或以此为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