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逍遥游

四 逍遥与游世

　　在达至道通为一的齐物的状态之上，无所待的逍遥游也就可以得到实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逍遥游能否实现，取决于自我心灵能否突破有限性、相对性的限制，从而达到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逍遥意味着人的精神向着无限性的展开，无限性的提出是庄子所具有的极大的想象力的表现。人的现实生活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具体的、是非对待的情境之中，我们都被限制在一系列条件所形成的框架之中。在这样的生存现实中，我们怎么可能实现逍遥?所以，要逍遥就意味着需要超越有限性的束缚而进入无限性。这种超越，是通过自我心灵的内在转化而实现的(这也是庄子的伟大之处)。如何实现转化?庄子提出了心斋和坐忘的方式：“唯道虚集。虚者，心斋也。”(《人间世》)“隳支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郭象注)于是，无论是心斋，还是坐忘，所强调的都是人的心灵的转化，转化的关键则在于超越是非价值的限制。于是，逍遥游的状态最终可以被归结为精神的无限自由的可能性。但是真正要达到逍遥游的状态，对于人来说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实中生存的人是很难彻底摆脱其有限性的存在的。这是否就意味着逍遥游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理想呢?

　　换而言之，如果人不能实现逍遥游，那么在现实中生活的人应该怎么办呢?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应该面对并解决这样的问题。在庄子思想系统中，人们都很推崇齐物论和逍遥游的观念，但是实际上，庄子对于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生活的关注，更能显示他对于现实的深深关怀和对于作为有限性存在的人的深深情感。

　　在庄子看来，现实的生活是不可理喻的，充满着荒谬。庄子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倡导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和逍遥，以其“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表达“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天下》)的心灵境界。但是他之所以主张精神上的超越乃是建立在其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体会之上的。

　　庄子对于世间荒谬性的把握是从道的角度出发的，就道而言，世间万物都是分有了道的属性，自道而言，万物莫不相同。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从自己的心智出发，以自己的私意作为判断的标准，因此，也就有了是非的差别。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说的是对的，别人说的是错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齐物论》)，是非的区分只是世俗的看法，在世俗中，任何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是非标准。而这显然是违背了道的基本要求的，因为万物在道的观照之下，都是齐一的。从道的角度而言，世俗的这种是非无疑是荒谬的，它是缘于人的私意对于道的遮蔽，而不是事物的原本的状态。《肤箧》的开篇，庄子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荒谬现象：

　　将为肤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滕、固扃镝；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縢、扃之不固也。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故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

　　为了对付撬箱子、掏口袋、开柜子的小偷而做防范准备，必定要收紧绳结、加固插闩和锁钥，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聪明作法。可是一旦大强盗来了，就背着柜子、扛着箱子、挑着口袋快步跑了，唯恐绳结、插闩与锁钥不够牢固。既然是这样，那么先前所谓的聪明作法，不就是给大盗作好了积聚和储备吗?世俗所谓的智慧，所谓的圣贤，在这样的观照之下不是显得很荒谬么?荒谬成为了庄子对于人间世的基本认识，这是庄子对于现实生活世界的真实感受。在《人间世》的开头，庄子展示给读者的就是这样一个荒谬世界的真实情境：

　　颜回见仲尼，请行。曰：“奚之?”曰：“将之卫。”曰：“奚为焉?”曰：“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所行，庶几其国有瘳乎！”

　　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秉承孔子“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的教诲，准备去卫国教化卫君。可是卫君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正年轻，办事专断；轻率地处理政事，却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轻率地役使百姓使人民大量死亡，死人遍及全国不可称数，就像大泽中的草芥一样，百姓都失去了可以归往的地方。以儒家积极救世的态度，必然是要去教化诸如卫君这样的暴君，可是，这样的行为所面临的结果也是很自然的，“若殆往而刑耳”(《人间世》)，也许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证，更谈不上教化了。在这个寓言中，庄子实际上揭示了两重荒谬：世界的荒谬，这是一个无道的社会，原本应该象征道德、代表权威的君主，却偏偏是一个专断、残暴之人；儒家救世努力的荒谬，在这个无道的世界中，人自身能否生存还是一个疑问，又如何来救世?在庄子看来，人生活在当下这个世界当中，其实是无往而不处在荒谬之中的。作为太子的老师，在常人看来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差使，可是如果你很不幸地像颜阖一样遇到一个凶残嗜杀的卫灵公太子呢?

　　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而问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奈之何?”(《人间世》)

　　对于颜阖来说，这样的情境何尝不是荒谬的呢?面对这样一个储君的时候，如果你一味顺从他的意愿，那么显然会有害于国家的利益；但是如果你用所谓的法度、规则来规诫他，你就很可能会自身难保。在这种两难的情境比较之中，荒谬之情显露无遗。《人间世》中有大量的相类似的荒谬情境，比如栎树的无材、支离疏的无用等，荒谬在现实的人间世而言，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人生活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之中，即如螳臂挡车一般：“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人间世》)螳臂挡车固然是可笑的，荒谬的，可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的人的行为，很多时候不是跟螳螂的这种行为一样荒谬吗?螳臂挡车，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庄子揭示荒谬的世界、荒谬的行为的意象。

　　人间世是荒谬的，这种荒谬是如何产生的呢?荒谬不仅来自于私意对道的遮蔽，同时根源于对人生的基本困境的认识。这种困境，在庄子看来有内、外两个层面。从内在而言，死亡、命以及情欲三者，是生活于现实世界中的人都无法摆脱的，“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知北游》)，“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师》)，“人之生也，与忧具生”(《至乐》)。现实生活中的人总有其自然的大限——死亡，有其不可改变的命运。人之生，却是直接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似乎人之生就是为了死亡这个目标而存在的，“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齐物论》)，死亡的不可回避性，决定了人生从根本意义上的荒谬性。命同样是人所无法逃避的事实，子桑的死让我们对于命的必然性有了非常直观的理解。

　　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子舆入，曰：“子之歌诗，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大宗师》)

　　“命”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不是父母的意愿、也不是上天的命令所能决定或改变的，它对于个体而言是无法选择的、无法摆脱和无可奈何的。情欲同样是世人所无法逃避的：“人之生也，与忧具生。”(《至乐》)“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知北游》)“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等象而安之；夫欲恶避就，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盗蹠》)人之生不能够离开情欲，而有了情欲的计较、选择，生存所面临的荒谬也就产生了。死亡、命与情欲构成了人内在的生存困境，是人所无法摆脱的事实，这也是产生荒谬的缘由。

　　人的生活不仅受内在因素制约，也受外部条件的影响，主要是礼乐制度、仁义道德所形成的标准带给人心的限制。

　　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礼乐，响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骈拇》)

　　世俗的社会总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形式和伦理规范组成，这也形成了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生活于其中的人，必然受到这些体系的束缚。可是，这些制度、规范本身是不是合乎人性的?或者说是人生所必要的呢?

　　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骈拇》)

　　在庄子看来，诸如智慧、仁义和辩言这些东西，犹如人体上的“骈拇”、“枝指”和“附赘县疣”，都是不符合本然的多余的东西。然而，这些原本多余的东西却成为了社会规范的基础，世界的荒谬也就因此而产生。内在的困境是人自身的一种必然性，无法改变的，外在的困境是一种世俗的评判，同样是无可逃遁的，这双重的压力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而言，带来了深深的痛苦。“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肤箧》)“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山木》)人世间有太多这样的事情，是与非没有确定的标准，如果说偷窃者一定是要被诛的，那么为什么偷了国家的反而成为了王侯；如果说能否得养其天年是与有没有材相关，为什么同样是无材，雁和木却有不一样的结果?这只能说明，世俗的所谓的标准都是荒谬的，只是标准的制定者加在他者身上的一种限制罢了。

　　在庄子看来，人间世是荒谬的，那么人在现实中应该如何生存?庄子并非像某些观点所认为的那样，主张逃遁现实。实际上，庄子对于现实荒谬性的揭示，其目的就是试图为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提供出路。

　　在荒谬的人间世，人应当如何生存?庄子认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人间世》)，亦即处身于荒谬的人间世之中，你的行为必须要顺从这个现实世界，但是你的内心要保持平和。这是庄子在对颜阖困境的解决之中，借蘧伯玉之口表达的：

　　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人间世》)

　　在蘧伯玉看来，面对卫灵公太子这样一个“天杀”的储君的时候，必须要警惕，要谨慎，而且要端正自己！表面上不如顺从依就以示亲近，内心里不如顺其秉性暗暗疏导。即使这样，这两种态度仍有隐患。亲附他不要关系过密，疏导他不要心意太露。外表亲附到关系过密，会招致颠仆毁灭，招致崩溃失败。内心顺性疏导显得太露，将被认为是为了名声，也会招致祸害。他如果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你也姑且跟他一样像个无知无识的孩子；他如果同你不分界线，那你也就跟他不分界线。他如果跟你无拘无束，那么你也姑且跟他一样无拘无束。慢慢地将其思想疏通引入正轨，便可进一步达到没有过错的地步。“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这是庄子所设计的在现实世界中生存的方法，用另外的表述就是“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或者《养生主》中所说的：“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实际上，庄子在这里强调的是人要因顺自然，惟有如此，人才能够在荒谬中求得生存。不遣是非也不是没有是非观念，而是不与世俗斤斤计较于是非得失，“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人间世》)，“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山木》)，这不是一种消极的举措，而是为了让人能够在荒谬的现实中得到安顿的一种权宜之计，其中包含着对于现实生活的深深无奈和对于世人的深切情感，而并非像通常所说的是一种逃遁。但是，如何才能够做到形就心和呢?形就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关键在于如何心和?而心和，实际上就是保持内心的虚静，一无所执，没有了世俗所谓的是非善恶种种标准，没有了对世俗的制度规范的执着，惟有这样，才能够处变不惊。这实际上就是《人间世》中所讲的“心斋”：

　　颜回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仲尼曰：“斋，吾将语若！有心而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

　　“心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斋”，实际上是心的一种修炼功夫，它要求人必须摒除杂念，专一心思，不用耳朵去听而用心去领悟，不用心去领悟而用凝寂虚无的意境去感应。耳的功用仅只在于聆听，心的功用仅只在于跟外界事物交合。凝寂虚无的心境才是虚弱柔顺而能应待宇宙万物的，只有大道才能汇集于凝寂虚无的心境。虚无空明的心境就叫做“心斋”。简而言之，就是由耳而心至气，最后达到内心无所偏执、恬淡虚无的一种境界。人要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其所产生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夫子曰：“尽矣。吾语若！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绝迹易，无行地难。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伏戏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人间世》)

　　这样的方式，无疑为人的现实存在提供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解决方式，可以称为“游世”。游世，是以人在现实中存在为基本立足点，着重解决的是在逍遥之现实不可能的情境下，人何以存在?在某种意义上，逍遥揭示出来的是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极致的可能，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人的心灵的至高境界。这样的境界，当然值得我们去追寻和坚持。但是，在我们看来，庄子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对于人的现实生活方式的解决。如果按照庄子的基本理解，人类是生活在无可理喻(荒谬)的世界之中，那么怎么解决人和这个世界存在的张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如何在不堪的现实之中安顿人的心灵，总是比超越的境界本身更为重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游世方式的提出，在庄子那里应该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庄子对于后代文人所产生的持久的、具有典范性意义的影响。从《庄子》本身的文本来看，在通常被认为是庄子本人所作的《内篇》中，“游”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这不能不说是庄子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意蕴。“游”的这种方式，既不抛弃现实本身，但又强调个体在心灵上保持自我的超越，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现实生活的解决方式。在这种解决方式之下，人可以既现实又超越，即现实而超越。在这种境界之下，人心虚无空灵，对外界一无所执，顺世而化，这样，就不再会为世间的一切束缚所拖累，人自然能够在荒谬的世界中保存自己的生命。

　　当然，这只是庄子对于荒谬世间处理的第一个层面，它只是为了满足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的需要。对于庄子来说，最终解决荒谬的办法在于用道消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限制，达到逍遥游的精神境界，“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逍遥游》)唯有在这种境界之下，现实世界的荒谬性才能最终地、真正地被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