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20230930

什么是秦制？

以商鞅和韩非理论为核心，以繁杂的法令为基础，不断汲取民众，实现国富民穷、国强民弱、制度化愚民，将民众分散的固定在土地上，以实现国家的生存、稳定、扩张。

为什么会采用此制度？

①生产力决定生成关系，是逻辑基础。

②国家生存和发展都需要聚敛财富。

打仗要钱，发展要钱，无论是盛世王朝还是乱世混战，战争和发展贯穿历史。特别是战争，“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不止花钱，同时需要大量青壮投入战争。

~东周前的四夷威胁；战国的相互吞并；秦建国十几年，忙着修阿旁宫、修长城，然后面临陈胜吴广起义，各地造反起此彼伏；汉面对西北的匈奴/羌/胡/鲜卑抢掠，最终击溃匈奴，设置西北四郡，但汉武帝也被诟病穷兵黩武；三国时期，本质就是军阀混战；两晋和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各个政权犬牙交错，什么五胡乱华，十六国等混乱到课本都不知怎么写；隋文帝杨坚雄才大略，结束300年的混乱，杨广改革削弱士族过于刚猛，大兴土木……

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财富来自土地，农民耕种土地事生产。国家需要聚敛财富，就需要一套制度，从农民手里将财富转移。

了解土地的重要性，才会理解但凡改革，土地归属、分配、税赋都是重头戏。才能理解“打土豪、分田地”是最好的广告词。

③国家统治稳定的需要。

早期生产力低下，靠土地实现小康已不容易，还要被汲取供养国家，当辛勤劳作解决不了现实温饱时，土地已无吸引力，会导致民众流动和土地荒芜，而这是国家最不希望看到的。

流民极易被煽动，成为造反的主力军，是危险群体；土地荒芜意味国家税赋减少，财富缩水，国力变弱。秦制的被采纳，也就不足为奇。

秦制后经进化，本质是法家权术为治国内核， 辅以儒学礼教作为道德教化。

封建王朝常见的几方势力：皇权、贵族集团、相权、文官集团、武官集团、官僚集体、宦官集团、外戚集团，唯独没有民众的代言人，在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被汲取以致饥寒交迫也就不足为奇。

摘录

~ 秦始皇统治时期， 赋税已收到全国百姓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二， “男子力耕不足粮饷， 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可见对民众的汲取之重。

~ 刘邦自身的游侠底色与西汉政权的游侠底色是一致的。 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在《关于汉高祖集团的性质》 一文中详细考察了刘邦政治集团中的客、 中涓、 舍人与卒， 得出结论， 认为他们在秦末乱世中选择与刘邦结合是基于一种平等的信任关系。 这种信任关系的来源正是刘邦的“任侠仗气”。 其中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刘邦入蜀之时， 其他诸侯中仰慕并跟从他的人多达数万， 与信陵君门下的食客三千颇为相似。

~西汉初期是类游侠结盟的游侠方式。白马之盟没有固化为稳定的制度， 它只维系了不足五十年。

~曹操建立了一套以胁迫为核心的“士家制度”。 屯田兵被称作“士”， 其子孙被称作“士息”， 其妻被称作“士妻”， 其家被称作“士家”。 只要做了“士”， 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 子子孙孙都是曹魏的兵奴兼农奴。 “士”死了， 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 只能服从官府分配改嫁给其他的“士”。 “士”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士”的子女。 而且， “士”在边境屯田， 他的妻子和儿女会被朝廷当作人质， 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生产。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 的益州百姓大概会很怀念刘璋。 因为他们发现， 益州的新主人刘备上台后干的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一套强大的新汲取机制， 对益州的百姓进行搜刮。刘备发行的“直百五铢钱”出土甚多， 绝大多数重8—9克， 钱上的文字显示， 它们或在成都铸造， 或在犍为郡铸造。 而刘璋父子统治益州时铸造的蜀地的五铢钱的重量一般在2—3． 7克左右， 以2． 5克较为常见。 (22) 也就是说， 刘备铸造的新钱的重量仅相当于旧钱的3—4倍， 法定面值却是旧钱的100倍。 他一手铸钱， 一手控制市场与物价， 空手套白狼， 迅速从百姓手中汲取了30倍上下的财物。

~ 对好人抱团这件事， 宋仁宗毕生存有极高的警惕。 早在宝元年间（1038—1040年） ， 他就问过大臣张士逊： “君子小人各有党乎？ ”张士逊回答： “有之， 第公私不同尔。 ”君子和小人都有朋党， 不过公私不同， 好人抱团为公， 小人结党为私。 宋仁宗没有正面评价张士逊的回答。 他转而强调“法令必行， 邪正有别， 则朝纲举矣”——所有的官僚都应该遵守、 执行朝廷的法令。

~ 有些时候， 历史是会符合数学逻辑的。 从秦汉到隋唐， 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 人口的生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一直在做着殊死搏斗。 朝廷控制下的大多数人口长期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 耕地面积没有大幅度的增长， 农作物的亩产量也没有质的飞跃， 无论先民们如何披星戴月， 6000万人口似乎一直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这承载既包括满足百姓免于饥寒， 也包括满足统治集团的横征暴敛。

~ 秦制下的太平盛世可以粗略地简化为一个公式：朝廷汲取量+人口生存必须量≈土地出产总量。

~ 学者晏金铭的考据结论是， 贞观年间的百姓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给朝廷： “一家‘课户’如能拥有耕地五十亩， 全年生产粮食（粟或稻米） 五十石， 每年须无偿地将其中的十一石二斗贡纳给国家， 占收获总量的22%， 再加上各种杂徭、 附加税， 则在25%以上， 这是就正常年景而言的。 如遇水、 旱、 蝗虫等自然灾害， 粮食歉收， 那就不是25%了。 至于那些‘受田’二三十亩乃至十亩、 五亩的贫下户……他们的赋役负担， 则不是全年农业生产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几， 而是百分之三四十， 甚至五十以上。 这样苛重的赋役剥削显然远远地超过了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贞观年间‘课户’的负担竟高达全年收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难得的‘治世’尚且如此， 其他时代就更不用说了。 ”

~ 学者王士立的考证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 他认为， 余粮只够百姓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和最简单的再生产需求， 也就是较之隋末乱世遍地饿殍， 贞观年间的百姓终于过上了饿不死的日子：

~ 但贞观之治的士大夫仍然是幸运的， 至少， 李世民愿意陪他们玩这样的形式主义游戏。

~ 北宋朝廷还对食盐、 酒、 茶、 矾和香等商品实施“禁榷”， 也就是搞国家垄断。

~ 东林党的历史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他们试图以制度章程， 也就是《大明律》 与《皇明祖训》 之类的东西来约束皇权， 进而维护自己和百姓的利益， 却遭到了皇权的残酷镇压。

~ 核心诉求仍是要求皇帝及其后宫按既定的制度和章程办事， 即希望将皇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制度与章程是赤手空拳的东林党人最可依赖的武器， 按制度和章程办事， 也就成了他们试图改革朝政的核心诉求。

~ 北宋自建立至元祐年间（1086—1094年） 的130余年， 用宰相不过51人； 崇祯在位17年， 用宰相达50人， 诛杀总督7人， 诛杀巡抚11人。 (24) 当皇权如此蹂躏官僚集团， 官僚自不会再视皇权为利益共同体， 其消极怠政是必然的， 明帝国的统治力因之削弱也是必然。 当民变与外敌同时袭来， 官僚集团的怠政， 也就是消极于人力、 物力的汲取， 带给明帝国的伤害会非常直接。

~ 集中力量树立正面榜样的同时， 雍正也在努力寻找反面教材。

~ 在雍正的运作下， 钱名世很快成了举国皆知的反面典型。 雍正还将那些讽刺诗汇集起来交给钱名世， 勒令他将它们整理、 刊刻， 出版成书。 雍正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了毁掉参与写讽刺诗的那些官员最后的人格尊严， 也是为了用讽刺诗来规训全国的学子。

~ 在这场运动中， 被雍正抓出来予以全方位人格羞辱的典型是云贵总督杨名时。 杨出自康熙朝重臣李光地门下， 也是一位理学名家。 李光地去世了， 李绂进了监狱， 杨名时又对打击科甲官员的运动持有异议， 于是就被雍正选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