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讲义（初稿）》上册，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编，1974年5月。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讲义（初稿）》上册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在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中的发展

第三节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伟大纲领——《共产党宣言》

一、马克思、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认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恩格斯：《致格尔桑·特利尔》（1889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1页。】为此，他们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同时，还致力于把革命理论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创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了长期艰巨的斗争。

当时，英、法、德等国家的先进工人曾经建立过不少组织。1836年，流亡巴黎的德国工人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正义者同盟”，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在英、法、德和瑞士相继建立支部，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但由于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导，并受到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严重影响，思想十分混乱。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人人皆兄弟”。他们在成立宣言中所要求的目标是：实现一个“无论什么人都生活得一样，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的社会。因此，它不可能担负起领导无产阶级去实现伟大历史使命的责任。

据此情况，马克思、恩格斯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随后又在巴黎、汉堡、莱比锡等地建立了支部。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与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工人组织建立经常的联系，团结先进工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清除工人运动中的一切错误思想影响。通讯委员会的活动一直继续到1847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为止。在此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同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内部，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同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进行了斗争。魏特林（1808—1871）原是德国的一个裁缝工人，以后游历欧洲各国，参加工人运动，从事理论著述。他于1835年到巴黎，后加入正义者同盟，成为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他在1838年发表的第一部著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1842年发表的《和谐和自由的保证》等书中，系统地阐明了他的观点。他以辛辣尖锐的笔调，无情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并承认使用暴力推翻旧制度的必要性。他主张实行“共有共享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里，必须“把一切凡是受到社会供养和维持的人的生活地位作一律平等的安排，一切人都没有第一和最末的区别”。这种平等观点是他的理论基础。他根本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认为当时封建君主制的德国立即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反对德国无产阶级支持当时的民主革命；他根本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而依靠流氓无产阶级—乞丐、罪犯、强盗等来实现社会革命；他反对有组织的群众政治斗争，认为只要有少数英明果断的领袖出来，革命就可以随时完成。这种学说，反映了刚刚破产落入无产阶级队伍的手工业者的情绪，因此被正义者同盟（成员大多是手工业者）接受为指导思想。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所以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如果按照魏特林这种理论和策略办事，只能把工人运动引向毁灭的道路。

最初，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寄予很大的希望，曾耐心地帮助他，希望他改正错误，转到科学共产主义方面来，并吸收他参加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但魏特林却以“伟大人物”自居，拒不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和帮助，并采取敌视态度，公开挑起原则争论。1846年3月，在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的一次会上，马克思严厉批判了魏特林的错误，并着重驳斥了他的宗派思想和密谋活动，指出只有广泛组织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正确道路。可是魏特林顽固坚持自己的错误，在同年5月11日的会上，当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在美国的有害行为进行原则声讨时，魏特林竞然出来为之辩护。事后，他还给克利盖写信，公然诬蔑这次斗争是“兄弟相残的战争”，要他们防备“恶毒的阴谋家们”。于是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公开声明和他决裂，并向各地通讯委员会指出同魏特林斗争的必要性。伦敦、巴黎等许多地区的同盟领导人都写信表示支持马克思、恩格斯所采取的正确立场，这标志着在正义者同盟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的破产。不久，魏特林就离开布鲁塞尔到美国去，脱离了革命。这是第一次无产阶级内部取得两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还用很大的精力展开了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当时工人运动中的最危险敌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赫斯（1812—1875）、格律恩（1817—1887）、克利盖（1820—1850）等。他们抹煞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公开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鼓吹超阶级的“人类之爱”，把“爱”奉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以此转移工人运动的斗争目标，维护危机重重的普鲁士王朝。恩格斯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假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指出：“王国政府至少会授予他芸香枝的花冠以资奖励。如果让德国无产阶级听从他的这一忠告，那末萨克森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官僚主义的典型国家就可以长久安如磐石了。”【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61—662页。26】

在当时，如果不给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彻底的揭露和致命的打击，它就会成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严重障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同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846年5月11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草拟的、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上通过的《反克利盖的通告》，就是这一斗争的光辉文献。《通告》指出：克利盖妄图把无产阶级用革命方式改造社会的学说，改变为关于“爱”的胡言乱语。这种胡说“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

这种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这个《通告》的传播，终于使“克利盖从同盟舞台上消失了”。【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4页。】

但是，反克利盖斗争的胜利还远远没有肃清“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同盟中的思想影响，尤其是在它的主要据点巴黎更是如此。1846年8月，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亲自前往巴黎，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巴黎的首脑格律恩及其信徒进行斗争。在这场激烈斗争中，有一次辩论继续了三个晚上。恩格斯在辩论时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共产主义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他说：“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9页。】辩论的结果，会议以13票对2票，通过了恩格斯提出的定义。这一事实表明，在正义者同盟的巴黎组织中，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战胜了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另一个敌人，是反映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蒲鲁东主义。蒲鲁东（1809—1865）是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是第一个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机会主义头子。他出生于法国农民手工业家庭，做过排字工人，后来成了一个小印刷所的主人。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居住时和蒲鲁东有过私人交往，他们常常整夜争论。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时建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时，马克思曾写过信给蒲鲁东，建议他担任驻法通讯员并参加工人运动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的讨论。5月17日，蒲鲁东在回信中说：“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只要通过经济的组合就可以“产生您们—德国社会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而我在目前只称为自由、平等的那种东西”。马克思接到回信后确认同蒲鲁东的意见有根本分歧，放弃了通过蒲鲁东同法国工人运动建立联系的打算。

1846年，蒲鲁东写成并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贫困的哲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他反对资本主义大私有制，幻想小私有制永世长存。认为只有用小私有制普遍代替资本主义大私有制，才能使无产阶级得到解放。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社会改良。企图通过组织各种合作社、集资开办工场和作坊，以及开办“交换银行”等办法，来摆脱资本主义剥削，从而建立一个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都平等的自由、互助社会。他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鼓吹无政府主义；提出“打倒政党，打倒国家”的反动口号，主张个人只管自己，个人绝对自由。这种鼓吹改良、主张倒退的机会主义思潮，曾广泛流行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它和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纠合起来，严重地破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直接地障碍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因此揭露和批判蒲鲁东及其反动主张，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重要战斗任务。

1846年底，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深刻地揭露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面目和唯心史观。指出：“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0、329页。】“蒲鲁东先生用自已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在蒲鲁东看来，“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0、329页。】1847年，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主要著作《贫困的哲学》所写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系统地批判了蒲鲁东的政治、哲学和经济观点，彻底地揭穿了他为资产阶级效劳的骗子咀脸。马克思说：“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2页。】1865年蒲鲁东死后不久，马克思在给施韦泽的信（即《论蒲鲁东》一文）中，对这个机会主义头子的一生作了盖棺定论。指出：蒲鲁东在哲学著作中，“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尽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谈来战胜······空谈”；在经济学著作中，表明“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在政治著作中，“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欺骗工人阶级，“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7、146页。30】

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批判，使科学共产主义在英、法、德等国的工人中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并使正义者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开始倾向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接受他们提出的建党主张。在此以前，同盟曾数次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参加，但由于当时条件还不成熟，都被他们拒绝了。1847年1月，同盟的一个领导人约瑟夫·莫尔受同盟的委托，特地到布鲁塞尔和巴黎分别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再次邀请他们参加，并表示愿意按照他们的意见对同盟加以改组。于是马克思、恩格斯欣然同意参加改组同盟，使之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

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英国伦敦召开代表大会。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同布鲁塞尔支部的代表、马克思的战友威廉·沃尔弗（1809—1864）共同指导了同盟的改组工作。大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新组织的纲领，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来代替从前“人人皆兄弟”的有害口号。所以，这次大会就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1847年11月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其中第一条指出：“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页。】新章程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代替了以前那种宗派主义的统治。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第一个重要文献。大会在讨论纲领的时候，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全体代表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委托他们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向全世界公开说明共产党人的观点、目的和意图。这就是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伟大纲领—《共产党宣言》。

提议及文件：星梅

整理：罗攸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