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第二部） 》【法国】巴斯夏 第一部分 经济学的辩论（二）
第三章 西西弗斯的荒诞主义哲学
1
我们已经弄清楚了一点：在愿望与实现愿望的路途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阻力，为了实现愿望，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克服或减轻这些阻力。
于是有些人就会认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工业是一个努力的过程，它带了结果（即福利），一言以蔽之，工业是人们创造福利的努力过程。
但是，福利的衡量标准又是什么呢？是财富吗？财富是努力劳动的结果吗？用努力劳动本身可以衡量福利吗？
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明确福利的衡量标准，但是我们可以确认一点：付出努力与得到结果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比例关系。
2
那么，增长是与（结果/努力劳动）相关，还是与（努力劳动/结果）相关呢？
事实上，不论选取哪个指标都会引起争议，正因为对该问题存在分歧，政治经济学家才被分为两派。
按照第一种说法，财富是努力劳动的结果，其增长比例与（结果/努力劳动）成正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在努力劳动程度足够小、结果足够大的情况下，财富的增长可以无限大，即一丁点努力都不需要付出就可以获得无限的产出。
按照第二种说法，努力劳动本身就是财富，而且它可以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财富增长就与（努力劳动/结果）成正比例关系。此观点绝佳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做无用功的西西弗斯（希腊神话人物，被神惩罚，从山底推一块大石头到山顶，而石头又会从山顶滚落到山底，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地徒劳无功。
那么，支持第一种说法的人就赞成任何减少努力、增加产出的事物：高效率的机器提高人们做事的能力；交易的出现使人们通过交换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智慧使人们有了更多的创造发现；经验支持人们验证了猜想；竞争促进了生产，等等。
而支持第二种说法的人就赞成所有劳而无功的做法：特权、垄断、约束、禁令、限制机器的使用、贫瘠，等等。
3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在人类的进化发展中，我们一直遵循的是第一种标准。
我们都可以看到，农民、制造商、商人、工匠、士兵、作家等各行各业的人，都会想方设法地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快、更经济，人人都在追求事半功倍的做事效果。
虽然第一种说法受到各行各业的人们的普遍支持，但是令人惊奇的是第二种说法同样很有市场。
理论家、立法者、记者、政府官员和内阁要员等，这些在社会中充当指挥角色的人很信奉第二种说法。
但是就这些人个人来说，他们遵循的做事准则与其他人也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追求以最少的努力获得最丰厚的回报。
也许有人认为我过于夸大了事实，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西西弗斯式的事情。 如果说没有人会真正地、彻头彻尾地实施第二种准则，那么我很同意这些人的看法。
大家一定会同意这样的一个逻辑：如果前提条件是错误的，那么就会推导出错误而有害的结果，而这个错误也会因此而停止。
这也是生产实践不会出现西西弗斯式结局的原因，因为一旦发生错误，就会造成实际的经济或劳动损失，因此错误很难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在现实中，理论家、政府官员还是较长时间顽固地坚持这一错误准则，直到产生无法掩盖的重大损失，出现种种荒谬的结果，他们才会放弃，在其他一些领域同样如此——只有等到他们的种种算计落空了，他们才会放弃先前的错误观点。
但是这种情况下也别指望他们承认错误，现代格言已经帮他们挽回了颜面：在政治经济领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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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两个准则无疑是对立的，但是它们在哪些领域可以大行其道呢？
我们做进一步细分，第一种准则适用于生产实践中，而第二种准则适用于产业管制中。
我曾经反复引用比格奥的一句话，但是，比格奥实际上拥有双重身份：农民和立法者。
作为农民，比格奥致力于减少劳动量，且能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面包。因此，他选择了一把好犁；他改良牧草；为了翻整土地，他大手笔地更换了耙和锄头；他想方设法调动雇工的积极性，使之达到最佳的劳动状态……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使努力劳动与结果的比例最小化。
实际上，要评价农民的技术高低和努力程度，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通过其劳动量及所获结果来判断。全世界农民都遵循着一个相同的原则，任何人的付出都是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都是为了以更低廉的价格买到面包和所需的其他全部商品。
关于这一部分，我们不再多说，只要读者认清人类这种无可置疑的天性就足够了，这足以提示立法者什么才是正确的标准、怎样做才是对生产有利的（这一点至少在其权力范围之内应该做到）；如果立法者都违背本辖区的法律，那么这将是一件荒谬透顶的事情。
但是事实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到，作为立法者的比格奥是这样说的：“对于所谓的低价理论我简直无法理解，我很希望看到面包更昂贵，工人工作更努力。”
而且，这位从多尔多涅省来的代表最终投票支持立法——制裁阻碍贸易的行为，这只是由于贸易的间接性有利于对产品价格进行操作，有利于把产品的大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很明显，比格奥作为立法者时的观点与他作为农民时的观点简直是完全背离。
为了使这位先生言行保持一致，他要么应该反对所有的限制性措施，要么应该在自己的农场中实施原先承诺的原则和标准。
如果选择后者，他就应该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种植他的作物，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就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投入甚大而收获甚微。他不应该使用犁或更先进的工具，因为假愿望——面包更昂贵和劳动更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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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定结果的前提下，公开宣称的目标和倡导的限制性措施，导致必要劳动最大化。
另一个被公开倡导的目标和被认可的结果，就是人为提高价格，而这与稀缺理论异曲同工。
查理斯·杜邦男爵是一个潮流人物，他是贵族中学习经济学的第一人。作为一名业余经济学家，他曾经指控铁路运输的出现损害了海运的利益。
而事实是，适者生存，较快的运输方式会自然地影响较慢运输方式的生意。而且铁路运输的出现对海运运输的损害只是借助其低廉的价格夺走了部分运输市场。而只有降低（努力劳动/结果）的数值，才能获取低廉的价格，这样才能实现低成本。
因此当杜邦男爵强烈地指控这种情况时，他遵循的就是典型的西西弗斯主义教义。按照他的理论，就是希望海运运输长久地维持下去，不被先进的铁路运输取代，这就像是有人希望马车替代海运运输，人力搬运替代马车运输，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使付出的大量劳动获得最少的回报。
我们的商务部长德森特-克瑞科时常这样说：“劳动是一国的财富。”他崇尚对商业施加若干限制。
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理解为以下说法的变体：“劳动结果是一国的财富”，因为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内涵。
这位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强度是衡量财富的标准，因此总是别有用心地、不停地颁布了许多限制商业发展的措施，他殚精竭虑地试图使法国花费两倍的劳动产出一定量的产品，如钢铁，并且相信这样做可以增加法国的财富。
如果英国的钢铁成本是8法郎，那么法国的钢铁成本就是16法郎。
假定劳动力成本为一天1法郎，本来法国为了得到100千克钢铁要付出8天的劳动，而在德森特-克瑞科的限制措施下，法国要得到100千克钢铁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16天的劳动。
两倍的付出满足了相等的需求，所以财富增加了一倍，
此时财富是依据劳动强度衡量的，而不是按照劳动结果衡量的。这真是地地道道的、纯粹的西西弗斯主义。
这样说起来似乎很荒谬，但是请相信，我并没有误解他的意思，因为这位阁下制造的麻烦已经足以表明他的意图。
他将劳动强度与财富画上等号，他就必然认为劳动带来的丰裕结果或对需求的更充分的满足是一种贫困。
“现在到处都是这样，”他说，“机器生产替代了人工生产，导致了生产过剩，导致供求不均衡。”
很明显，德森特-克瑞科认为，法国之所以出现如此艰难的状况，是生产过剩导致的，也就是说这是生产者太聪明，生产水平过高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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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吃得太好、穿得太考究，所有的物品都供给过剩，生产的发展速度超出了人们需求的增长。所以这一悲惨的状况应该尽快结束，政府应该马上出台限制措施，保证多劳少得，这样有利于法国的发展。
这种限制是法国一贯的传统，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想引用另一位商务部长德阿戈特的一段话，这段话品味起来也很有趣。
这位部长先生致力于打击蔗糖业的发展，他说：“种植蔗糖肯定是有用的，但是蔗糖的用途是有限的。人们应该认识到，蔗糖缺乏被利用的巨大空间，其原因何在呢？因为蔗糖的种植量受制于消费者的需求。假设法国蔗糖现有消费量陡然增加两三倍，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多蔗糖，只需增加少许蔗糖就能使法国民众的日常需求得到满足（目前可谓怨声四起）。”
这一点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证明：现在法国产蔗糖可以满足1/3的消费市场，其种植面积为16 700公顷，占可耕地面积的1/978，平均每家公社45平方米。
假设国内的全部需求都由法国自产的蔗糖来满足，也只需种植48 000公顷面积的蔗糖，占可耕地面积的1/689。
本节重点强调两个因素：事实和教条。
事实逐渐证明，只需少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工就可以产出大量的蔗糖，法国各个公社只需种植1公顷面积的蔗糖就可以使自己的所有需要得到满足。
教条之一认为这种状况是不利的；教条之二认为这虽然是一个高效率、高产出的新兴产业，但是它的作用十分有限。
首先说明，我并不是蔗糖产业的卫士，也没有必要刻意追究德阿戈特讲述的奇怪事实的真假。
我们的重点是要研究一下过去政府官员所信奉的教条，毕竟它曾在一段时期内左右过法国农业和商业的命运。
之前我就一直认为劳动强度和劳动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前者的极端情况是劳而无功，后者的极端情况是不劳而获，而所谓二者的进步只是相对于一定的结果付出了相对较少的劳动。
在德阿戈特眼里，情况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他认为产业的重要性是由其非生产性的程度所决定的。
那么，在蔗糖的种植问题上，他希望情况是怎样的呢？48 000公顷土地和相应的人力资本不是就可以满足整个法国的蔗糖需求吗？就如前商务部部长所说的，从需要的劳动力的角度来看，蔗糖产业的确是一个前景有限的产业，只有那些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产业才是一个有用的产业。
如果碰巧风调雨顺，蔗糖丰收，就更能凸显这种用途的局限性，此时我们只需种植24 000公顷的土地就可以收获48 000公顷土地才能收获的蔗糖。
如果我们能花费20多倍甚至100倍的土地、资本和劳动获得相同数量的蔗糖就好了！
立法者会对拥有这样劳动力密集程度的新产业寄予厚望，并将从各个方面提供保护，因为这样的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就会，然而如此一来，这样的产业就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结果！
这是一个坏榜样，我们应该立法纠正这一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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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糖产业的情况是这样，但是面包产业却完全不同。
比格奥的“导师”德森特-克瑞科、杜邦男爵和德阿戈特会这样说：生产与蔗糖等量的面包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在这个产业工作机会是充裕的；在同等资源条件下，面包的供给相对较少，因而面包价格更加昂贵。
于是按照这个逻辑，这些人断言生产面包让法国更富裕。
所以，如果评判一个产业是否有用的依据是其为满足一定需求所带来的劳动力的增加，那么我们就会希望所有的土地都颗粒无收，希望我们的土地贫瘠，经常出现极端气候，这样一来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我们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甚至有些人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就业机会与非生产性程度呈正比。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人类文明的倒退或人类智慧的泯灭，否则只要人们的智慧没有消亡，就会无止境地寻求提高效率、提高性价比、提高劳动力产出的方法。这是人类拥有智慧的唯一意义。
所以，西西弗斯主义是那些对我们国家产业前景握有决定权的人所奉行的信条，可能会有人觉得这样的说法会损害当权者的形象，也太武断。但老实说，我们的一些内阁大臣的确受到这一信条的影响，因为立法者信奉它；立法者之所以信奉它，是因为他们是选民的代表；选民信奉这些想法是因为诸如此类的观念完全充斥着公众的意识。
再次声明，我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比格奥、德森特-克瑞科、杜邦男爵和德阿戈特等一直奉行西西弗斯主义的人，因为这些人并不会这样处理私人事务，他们都会通过交易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避免自己花费更多劳动或时间。
我所要强调的是，这些人在处理国家事务时背弃了自己处理私人事务的那套方法。
第四章 没有差异的生产条件
1
自由竞争只有在同等生产条件和同等成本下才能进行。就如同赛马，如果每匹马的载重量及其他条件存在明显差异，那么这些马之间就缺乏可比性。
商业领域也是如此，假设有一位卖者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将商品运到市场，那么这位卖者将会超越其他竞争对手成为这个市场的垄断者……
假如取缔保护关税，由于产品成本之间存在明显差异，那么国外低成本的产品将会迅速占领市场并取得垄断地位。
实施保护主义是非常有必要的，当国外商家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同时又以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时，人人都希望国家实施保护主义，从而国内的同类产品市场能够得到保护，否则就会遭到国外对手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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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主义学派的著作中，上述观点会经常出现。我认为这个观点很重要，因此我在这里仔细研究一下。同时希望读者能够重视，并报以耐心。
在这里我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考察资源禀赋差异造成的不平等，其次考察各种税收造成的不平等。
我们发现，倡导保护主义的人们时时刻刻都在为生产者着想，但却完全忽略了可怜的消费者的利益。由于一下子说服反对者接纳我们的想法很困难，因此我们暂且接受他们的观点，并分析这个观点给生产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们的说明如下：
①如果存在同等生产条件的前提，那么就会破坏交易的根基。
②即使受到优势国家的冲击，该国的工作机会也不会因此而骤减。
③即使上述的两个条件都不成立，那么实施保护关税也不可能创造出同等的生产条件。
④最后，处于劣势的国家将从贸易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下面我们再来具体解释一下：
1．如果存在没有差异的同等生产条件，那么这将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贸易，而且会破坏交易的根基。因为差异正是交易产生的基础，即你们试图要改变的那些“成本”，如不同的肥力、技术、气候和温度，等等。
生活中我们看到吉耶纳的白酒销往布列塔尼，布列塔尼的小麦销往吉耶纳，两省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贸易往来是因为他们具备不同的生产条件。国际贸易的基础也是与此一致的，如果试图改变这些差异，那么结果将是交易本身受到破坏。
如果保护主义者坚持他们的信念并付诸实践——我们假设他们能成功——那么人类社会就会逐步退化到孤立的蜗居生活状态。
2．在实践中，有些情况可能跟我们料想的不同：如果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相同而生产条件不同，那么生产条件处于劣势的国家并不一定处于下风。
这跟赛马不同，赛马中如果某匹马得了头等奖，就意味着其他的马全都输了，但是假设两匹马是处在生产实践中，那么每匹马都会获得与其体力相当的产出，虽然较强壮的马获得的产出会更多，但这并不是说相对较弱的马就处于完全劣势，因为双方的产出不同，很可能形成互补。
法国不同地区的土地有肥沃有贫瘠，但是基本上种植的都是小麦，如果某个地区没有种植小麦，我们能想到什么原因呢？我想，一定是因为即使该地区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种植小麦也是不经济的。
经济现象千变万化，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保护主义所想象的“使生产条件相同”只是天方夜谭而已。倡导保护主义的人们总是指责我们是教条主义者，事实上他们才是教条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因为他们的理论大厦是在单一事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缺乏一系列事实的广泛支持。
在上述例子中，土地价值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上，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劳动力水平的高低、生产工具的先进与否。虽然你的土地肥沃，产出可能是我的三倍，但是由于生产工具落后，你所付出的劳动量是我的十倍，因此我们还是可以一决胜负的——这同时也是理解整个事件的关键。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类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取长补短，市场达到均衡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而贸易就是达到这一均衡的一种最佳的机制。
前面已经用农业作为例子阐述了这个道理，而现在我也可以用工业作为例子做进一步说明。
假设坎佩尔有一群颇负盛名的裁缝，很多人慕名而来，生意红火，但是这并不影响巴黎裁缝的生存，尽管巴黎的房子、设施、人工和食物的价格要高很多。实际上两地的裁缝有着不同的特点，各自拥有需求不同的客户群。
所以，在谈到同等生产条件时，我们至少要明确管制目标是否能够通过自由贸易实现。
这个讨论主题涉及的重要内容是经济现象中的趋同规律，我们应该顺势而为，这也是我们讲究权利平等的社会法规立法要遵循的规律，接下来我就来详细阐述这些道理。
倡导保护主义的人们持这样的观点：“我国之所以在贸易竞争方面比不过他国，是由于他国的煤炭、钢铁、设备和资本相价格低廉，我们只能处于下风。”
至于这一表述的潜在含义我将在后文中说明。现在我想说明的问题是：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在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另一个国家处于绝对劣势，这两个国家是否能够通过相互制衡而实现最终的贸易均衡。
假设有A和B两个国家，B国在资源及生产条件等各方面都劣于A国。
按照这个假设，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生产将全部集中在A国，B国基本上组织不起有效的生产，在贸易中A国卖多买少，B国买多卖少。虽然我不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在这里我暂且接受这个观点。
按照这一假设，A国在生产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一旦劳动力的供给赶不上需求，工资就会上涨。
此外，A国需要大量的钢铁、煤炭、土地、食品和资本等资源，这些资源的需求一旦超过了供给，价格也会上涨。
与之相反，B国对劳动力、钢铁、煤炭、土地和资本的需求很少，那么工人的工资和要素的价格就会下跌。
按照这样的状态发展下去，由于A国大规模出口商品，B国大规模进口商品，B国的货币大量流入A国，就会导致A国货币非常充裕，而B国货币异常短缺。
但是对A国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货币过于充裕容易引起商品的价格高企。所以，A国的贵金属（货币）过多很快就会引起名义生活成本上升，商品过于畅销容易引起实际生活成本的上升。
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密集的工厂就会有越来越强烈的动机迁出A国、进驻B国。
我们必须认清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制造业生产地点的变迁并不是人为的或刻意选择的，而是事物发展的本质特性使然。假如事物的发展自始至终都能够顺其自然，没有受到强有力的外界干预，那么生产就会在供需规律的作用下自动形成分工和分布的格局。
因此将所有生产都集中在一个地区，只能是一种荒谬的解说。
其实这就是自然规律的力量，这就是无法抗拒的趋势，比起生硬片面的理论假说，这种规律更睿智、更富有洞察力，它告诉我们就算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各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也不可能将生产完全集中过去。
3．实施保护关税的措施能够使生产条件趋同，不得不说这一说法是极其荒诞的。征收关税不可能使贸易双方的生产条件趋于相同，生产条件根本不会因为征税而发生任何改变，至多只能使销售条件趋于同等化。
也许反对者会说这种观点只是从理论的角度上讲是成立的，但是我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如果他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生产等同于销售，那么我会指责他们即使不是在玩文字游戏，至少也是将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接下来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假设巴黎的投机商认为橙子未来价格会上涨，于是决定种植橙子。
已知目前葡萄牙的橙子在巴黎的售价为10个生丁，由于考虑到在巴黎种植橙子需要更高的成本，如需要育苗、建温室，还需要考虑遭受寒流侵袭带来的损失，因此巴黎的橙子售价至少要达到1法郎才可以保本，于是巴黎政府要求对输入本国的葡萄牙橙子征收90生丁的关税，并声称通过征收关税之后两国种植葡萄的生产条件才会趋于相同。
于是众议院按照这一理由进行立法，对进口橙子征收90生丁关税。
我始终抱持这样的观点，无论有没有征税，生产条件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通过立法实现了征税，但是这并没有减少里斯本温暖的阳光，也没有削弱巴黎的寒流，塔霍河岸的橙子依旧在灿烂的阳光下得天独厚，塞纳河畔的橙子还是“人工”催熟的。
不过两者的销售条件确实趋于同等化了：葡萄牙橙子的价格是1法郎，其中90生丁为关税，而关税的承担者是法国的消费者。
因此这种做法十分荒谬：消费者购买本国的橙子和葡萄牙的橙子都需要1法郎；消费葡萄牙的橙子，政府不会遭受任何损失，因为向消费者征收的90生丁的税收最终流入了国库；而消费者购买本国的橙子，则会损失与90生丁相等的收入，这是生产者所付出的成本，这是消费者必须承担的。
因此，按照这一假设，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国家从橙子中的所得并没有高于橙子的成本。接下来让保护主义者继续推出自己的结论吧。
4．下面我将继续沿用前面的例子继续我的分析。
我们假设法国人均日收入为1法郎，那么法国生产1斤橙子的成本是一人一天的劳动量或其他等量的付出。而葡萄牙生产1斤橙子的成本只需一人一天劳动量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里斯本优越的自然光照条件需要巴黎用人工的劳动来补偿。如果将运往巴黎的运输费等其他非生产费用忽略不计，那么此时其生产条件与葡萄牙橙子基本上完全一样。
因此自由贸易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实现贸易国双方的生产条件趋于相同，除了运输费用等其他非生产费用不可避免一样，其他差异都可以用自由贸易来实现趋同。
还有人们经常忽略的一点就是，自由贸易也可以使快乐程度、满足程度（即消费）趋于相同。
人们很少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但这又是整个讨论的关键所在，因为说到底，一切生产活动都是为了满足消费。
在自由贸易条件下，我们能够享受到葡萄牙阳光带来的好处，勒阿弗尔居民能够享受到纽卡斯尔得天独厚的丰富的矿产资源带来的好处，同等条件下，伦敦居民也同样能够从贸易中受益。
5．贸易保护主义者可能会指出我正处于自相矛盾之中，但是接下来我还准备继续我的分析。我一直坚信，如果贸易双方的生产条件不同，那么自然条件处于劣势的国家能够从自由贸易中获取更大的益处。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必须另辟蹊径来阐述，接下来的内容将是我的观点，而且这个非常规的方法将让我有机会揭示一个最重要的经济规律。
事实上，如果这个规律被人们所熟悉并认同，那么那些追求经济和谐发展的各派人士就都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
这个规律就是无形中存在的消费规律，但是大部分人对此一直熟视无睹。 因为消费是生产活动最终的目的，因此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在消费中得到最基本、最明确的解释。
不管怎么说，没有什么只会对生产者产生影响。生产者先天或从社会那里得到的优势和劣势最终都会被社会大众即消费群体消化和吸收。
任何对生产者有利的情形都会给生产者带来益处，而它带来的一个影响则是妨碍公众获取更高的报酬、得到更多的服务。任何对生产者不利的情形都会给生产者造成损失，其直接影响是减少生产收益。
由于好运气（或坏运气）带来的好处（或损失），最先受到影响的是生产者，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寻求对策来趋利避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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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当一个工人成功地改进了技术，就应该因此而获得直接利益。这样才是公平的，而且可以促进工人更用心地工作——人们付出辛勤努力获得成功就应该因此而得到相应的回报。
虽然说产生好的结果或者坏的结果都是正常的现象，但这都不是不能改变的。否则的话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并且还会不断加剧，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好运或者厄运迅速成为人类普遍命运的一部分。
我将用下面的例子来做说明。
在13世纪，抄写员还是一个很流行的行业，而抄写员的报酬是由该行业的平均工资决定的。这些抄写员日夜辛苦抄写，有的人甚至因为在油灯下抄写把眼睛都累坏了。
后来，其中的一位抄写员通过研究发明了一种快速复制的方法代替抄写工作，这就是印刷术。
这个人很快就变得极为富有，而其他人则因此变穷了。在这项新发明出现之初，人们对于它给社会带来的是福还是祸很难判定，因为一个非常明显的情况是，自从这项发明问世，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不平等。
古腾堡因为发明印刷术而一夜暴富，业务也不断扩张，快速的印刷取代了古老的人工抄写，其他所有的抄写员都因此丢了饭碗。
对于消费者来说，短时间内他们获益甚微，因为古腾堡的印刷图书价格也并不便宜，只比竞争对手低一点。
幸好，自然规律不仅能使我们居住的星球和谐运转，而且能使社会生活步入正轨。而规律也注定了发明的优势不可能被某个人长期独享，而是最终会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财富。
印刷技术由于其便捷性很快被广泛传播，古腾堡不再是印刷行业的唯一从业者，一大批人在利益的驱使下陆续进入这个行业。最开始，由于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很少，竞争不激烈，几乎所有的从业者都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
第一批应用这项技术的先行者获得了超额利润，而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他们又追加了大笔投资。虽然又赚取了很多利润，但是已经比不上初期了，而且好景不长，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个行业，竞争机制的作用越发明显。
不仅图书的价格持续降低，印刷术也越来越普及，加之更多人进入这个行业，追随者的利润开始呈现下滑趋势并越来越低。这已经不再是一个暴利行业，随着时间流逝，这个产业趋于稳定的状态：印刷商不再拥有超额利润，与之前抄写员行业的情形类似，行业回报由该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所决定。
此时生产本身不能够产生回报的差异。印刷术这项发明不再具有垄断或技术领先的优势，给定结果（即生产一定数量的书）时节省时间、劳动力和劳动强度的情况已经不再突出。
那么，我们有一个问题：这些节省及效率已不再显著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体现在低廉的图书价格上，还是落入了谁的腰包呢？
答案是消费者、社会和整个人类从中获得了益处，印刷商的回报则回落到行业的总体水平。作为消费者，全体人类分享了新发明带来的好处，这就是发明的最终结果。
到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印刷商，作为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条件开始趋同，无法持续从独占发明的优势中获取暴利；发明也不再只是某个人或某个特定群体的财富，而成为整个人类自由使用的巨大财富。
这些精妙的规律令人折服，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圣西门主义——人尽其用，按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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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的例子中揭示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所有的行业和生产工具，如钉子、锤子的技术革新再到机车和电报的发明，等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工具的存在，由于有了不断创新的发明创造，社会为消费者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产品；对社会来说，这些工具发明是给整个社会的福利，因为随着这些工具的普及，消费者所付出的消费成本越来越低；创造发明为生产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降价，商品价格降低，直接促进消费者的日常消费。
在某些新生产工具已经足够普及的生产行业，消费者所要支付的仅仅是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报酬，此外无须为此支付额外的费用。
以锯子为例，假设我要雇佣一个工人做木板，按照劳动力平均价格，我必须向他支付20法郎/天的报酬，如果他有锯子，那么每天可以为我做25块木板；如果当时锯子没有被发明出来，他仅靠粗糙的劳动工具或许一整天连一块板都无法完成，此时我向他支付的报酬却一分不能少。因此，锯子这项劳动工具的发明，对我来说而言是一项巨大的福利，祖先的聪明才智让我和其他人同样受益。
农业部门的生产劳动也是一样的情况。如果我聘用两个工人为我耕田，但是一个工人使用犁耕地，另一个工人使用铁铲翻地，那么他们的工作内容虽然一样工作效率却会有天壤之别。但是两个工人从我这里领到的工资是一样的，因为按照现在的惯例，给工人支付报酬的依据不是所使用工具带来的好处，而是工人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和劳动量。
关于生产条件的内容说了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偏离主题，我只是希望读者能够将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因素都看清楚，而且一定要相信我，我并没有忽视自由贸易。
希望读者能够清晰地理解我已经得出的结论：报酬不是依据生产者为市场提供的产出量，而是依据付出的劳动量进行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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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类发明为例，我对此已经进行了详细分析，现在要分析的就是自然禀赋带来的优势。
我们必须承认一点，人类社会的每一项生产活动都需要人和自然共同参与才能完成，很多时候自然带来的好处对于我们来讲是没有成本的，而人类劳动带来的效用是有成本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劳动才是交换的对象和定价的依据。
当然这样说其实有点绝对了，因为价格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微妙影响，如劳动强度、技术、速度、及时性、需求和货币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在生产中无所不在的自然规律却在定价时毫无作用。
虽然人类要生存时时刻刻都需要空气，但是我们不需要为空气支付费用，因为慷慨的大自然为我们提供空气的过程中没有应用任何人力成本。
然而如果我们想从空气中分离出氧气，那就需要人力的参与，如果这项工作需要他人代劳，那么就需要与生产其他商品一样支付相应的劳动力费用。
很明显，交换与行为、努力和劳动有很大的相关性。
虽然我需要的是氧气（纯氧），但是我支付的钱并不是因为氧气，因为氧气就存在于空气中，支付的真正目标是分离氧气的他人劳动，我是在为劳动付费。
当然，氧气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购买的其他很多东西，如生活用品、材料、设备等也都是如此，我为这些商品的付出也只是与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量有关，如煤的价格反映的是在煤的开采和运输中所需的劳动量。
前文说过，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都需要阳光，但是却无须为此付费，因为阳光是上天的慷慨的赐予。
但是天然气、牛油、石油和蜡烛灯的情况就不同了，它们不是无偿得来的，都需要他人付出辛勤的劳动，我们必须为此支付报酬，但是与这些报酬有关的仅仅是劳动，而不是产品的效用。
比如，燃料照明的功能可能会有强弱之分，照明强度弱的产品可能相对更便宜一点，照明强度高的产品可能更贵一点，但这只是因为照明强度高的产品包含着更复杂的劳动。
饮用水工厂的送水工为我家送水，如果要求根据水的总效用来支付报酬，那么即使倾家荡产我也支付不起。幸好我支付报酬的依据是生产可饮用水付出的劳动及送水工人付出的劳动，这保证了饮用水价格相对来说很低廉，每个人都负担得起，如果他们随便要高价，那么就会被其他人取代。
在这里，读者们只需要清楚地理解一点：我们真正支付的不是纯净水本身的价格，而是他人为生产纯净水而付出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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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出的结论非常重要，因为它也是主张国际自由贸易往来的重要依据，为了能更好地理解，接下来我再以几个例子来做说明。
土豆是一种营养很丰富的健康食品，价格也很便宜，这是因为土豆是一种极易种植的高产农作物，人们只需付出很少的劳动就能收获很多。
与之相比，小麦的价格就要高得多，因为人们为了生产小麦需要付出相对较多的劳动量。
很明显，如果人们生产土豆和生产小麦付出的劳动量是相等的话，那么两者的价格也会比较接近。但是，小麦生产者获得的收益不一定会比土豆的生产者所获得的收益多很多，因为还有供求规律在其中发挥作用。
我们假设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可耕作土地都突然变得很肥沃，农作物的亩产量也会一下子提高很多，此时从表面上来看生产者是直接获益人，但是我要说真正的受益者其实是消费者，因为这样一来市场上的农产品供给会增多，平均价格自然就会降低。
同样是1千克小麦，现在生产者只需付出较少的劳动就可以获得，那么相应地他们获得的报酬就会减少。反之，如果可耕地突然变得贫瘠，农作物亩产量大幅下降，那么生产者为了实现收获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即生产成本增加了，农作物的价格也会全面上涨。
因此我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从长远来看，任何经济现象都会影响社会生活，而这种影响最终都是由消费者（即全人类）来承担的。
如果你总是只看看得到的部分，停留在结果上，而没有看到那些隐形的、长远的影响，没有分析出这个结论，那么就没有资格自称经济学家。
热带环境高温多雨，非常适宜种植蔗糖和咖啡这两种经济作物，在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下，种植者只需要付出较少的劳动就可以得到相对多的收获。但是气候优势并没有让这些地区获得非比寻常的收益，因为在竞争的作用下，这些地区得到的回报也只是与其投入的劳动量相等。
真正受益的是全人类，这些地区因为拥有自然优势，使得蔗糖、咖啡等供给增多，平均价格下降，而低廉的价格会使每个消费者都受益。
在温带环境下，煤和铁矿处于浅表位置，利于开采。这些地区的人很容易从中受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温带地区的人能独占优势，随意抬高价格。由于竞争，煤和铁的价格会呈现下降趋势，直到人人得以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分享这些自然恩赐带来的好处，此时生产者也只有付出劳动才能获得由平均工资决定的回报。
因此，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下，天赐的好处不能够为生产者带来额外的好处，它会与生产进步一样，最终成为消费者、群众或全人类共同的、无偿的财富。
因此，不具有这些产品天赐优势的国家用其他商品与拥有天赐优势的国家进行交易，交易的价格与产品包含的劳动相关，与这些国家拥有的产品的天赐优势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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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消费国仅仅因为商品价格便宜就将这些商品拒之门外是非常可笑的。
这相当于说：“你具有我不具备的优越自然条件，而我拒绝任何天赋优势带来的好处。我们的竞争是不公平的，因为你生产产品所需投入的劳动是我生产同类商品投入的一半，你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你的国家具有优越的自然禀赋。因此，我拒绝进口你的产品，除非你所在国家的自然条件恶化，直到你生产产品的投入与我生产同类产品的投入一样多，只有这样，我才能和你在同等的生产条件下展开贸易。”
现在假设A国资源丰富，具有非常优越的自然条件，而B国的自然条件很恶劣。如果两个国家进行贸易，则双方都能获得巨大的益处，特别是B国，因为进行商业贸易不是根据产品的效用而是根据产品的价值进行交易的。
在A国，等量价值的产品的效用更大，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因为产品的效用总是由自然禀赋和人工一起创造的，而产品的价值只与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相关。
这样一来，在A国和B国的贸易往来中，B国占到了更多便宜。具体地说，购买A国的产品，B国只需要按照其包含的劳动支付费用，但是通过与A国进行交易B国还享受到A国天赐之福的好处。
这样我们就总结出了一个普遍规律。
一般来说，交易是价值的交换，激烈的竞争和生产工具发明带来的高效率使产品的价值几乎等于产品所包含的劳动力，那么交易就是等量劳动的交换。
自然资源等天赐的好处在交易中并没有给拥有自然禀赋的国家带来额外的好处，对于交易的双方而言都是免费的，并且没有作为谈判的条件，因此与得天独厚（如长时间的日照、丰富的降水等）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将获益颇多。
一些读者此时可能已经弄清楚了一点，如果我们站在生产者的立场上，就会倾向于保守主义，认为竞争是有害无利的，我们的直接利益会因为竞争而毁于一旦。
如果我们站在所有劳动者即全人类，或者说消费者的立场上，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竞争对道德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对物质世界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使其实现并保持均衡状态。
这其实就是人们朝思暮想的均贫富、求平等的基础之所在，之所以有这么多新闻记者和改革者仍然对保守主义制度执迷于心，就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自由贸易到底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