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简评布莱希特

（本文是节选自《日常生活批判》第二版序言第三节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可能正在确定和掌握布莱希特深刻理解的东西。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确定，行动、决策和事件来自哪里。①但是，在它们所有的严峻的现实中，结果在那里。隐藏在男人和女人内心世界里的东西，超出了我们可以捕捉到的范围；它们掩盖起来的深度可能也就是薄薄一张纸罢了，谈不上什么深刻的本质(原因、性质、个人或群体没有意识到的东西);隐藏在男人和女人内心世界里的东西可能也就是一个神话。男人和女人在我们之外。但是，这种战斗总会有一个结果。在我们面前，躺着一个孩子、一个伤员或一具尸体；有一个婚姻，一种共同组织或中断的生活，一个找来生活的地方；忍受痛苦或避免痛苦，享受愉悦或糟蹋愉悦；冒险和接受所有后果的决定(没有适当的信息，或者丢失了信息来源，等等)。②不确定性并非没有它的魅力或意义，不确定性绝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不确定性保持着模糊性，把可能的保持在一种可能性的状态中，让我们在瓦莱里(Valery)的所谓可能性的仓库里获得愉悦；不确定性甚至在滑稽的和戏剧性的之间来回摆动，当然，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们权衡利弊，但是，无人知晓，一个新事物可能压得那个天平失衡。所以，决定可能就像树上成熟的果子，它们不会自己掉下来；我们必须不断地剪枝，我们甚至还要选择最佳时刻……③所以，给这个无限复杂、深刻和矛盾的生活人物一个总是新的元素，一个实际上不断被知识更新的元素。 更清晰或更抽象地讲，模糊性是一个日常生活范畴，也许还是一个本质范畴。模糊性绝不会穷尽它的现实：从模糊意识，到引起进一步行动、事件、结果、没有警告的情境。这些客观实在至少还有清晰的轮廓。它们维持一个切实的、明确的客体性，这种客体不断地扩散着晶莹剔透的模糊性气体——不过是让这些客观实在再次上升而已。 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混淆模糊性问题有段时间了，他们把“此在”的结果归咎于意识或存在，而不是归咎于实践活动和决定，有时，他们把模糊性归咎于哲学定义的存在，而不是每天这种事。 感觉和期望几乎不能选择。感觉和期望愿意选择，感觉和期望不愿意选择，不能同时兼容：若干种技能、若干种可能性、若干种未来、若干个爱人。实际上，行动和做决定的要求具有选择性。但是，选择意味着做判断。我们不知道在我们周边展开的人的行动，它们规避我们就像我们躲避自己一样。然而，我们必须做若干判断。甚至在这个史诗般的决策或行动时刻之前或之后，我们必须做出不胜枚举的判断。在所有生活的波澜中，做判断是唯一坚实的基础、唯一不变的要求，所有生活的一个轴。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概莫能外：稳定表面和稳定外观下的紊流，需要做出判断和决定。然而，没有什么比做判断更困难和更危险的。“不要论断人。”从社会生活的发端开始，人们一直都痴迷于审判官的功能，他们自己中间出现的这个有权势的人物在那里做判断。审判官依法或在上诉法院里宣布，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审判官必须体现公正或体现法律，或体现真理的力量。神被认为是最高审判者，末日审判的神话是一个非凡的形象，把所有宗教细节刻画得淋漓尽致。大众维持着这个伟大的期望：审判官会来的。对于百姓来讲，生活中要求的不计其数的小判断都意味着一种风险和一个下注。我们已经习惯对我们的同胞做错事，所以，良知告诉我们要警惕下判决，不赞成仓促定罪，谴责偏见。因此，我们发现判断全球社会比判断人要容易一些。每一个资本家都是人；在一定程度上讲，在这个资本家的内心世界里，人和资本家是冲突的。完全从货币和资本那里投胎而来的资本家十分罕见。一般来讲，这个资本家的内心世界里有两种以上矛盾的精神(正如马克思提出的，享受和积累的需要是同时存在的，这两种同时存在的需要把资本家分裂开来)。所以，谴责社会比谴责人同样容易得多。 布莱希特极好地构思了史诗般的日常生活的内容：困难的行动和事件，必要的判断。至此，布莱希特加上了一个在同样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找到的敏锐的异化意识。为了适当地看人，我们需要把他们放在一个合理的、判断正确的距离上，就像我们看我们面前的物体一样。这样，人们多方面的陌生性就会变得明显起来：与我们相关的陌生性，他们自身的陌生性，还有与他们自己相关的陌生性。在这种条件下，陌生性隐瞒了多方面陌生性的真相，多方面陌生性异化的真相。这样，那个陌生的去认识这个陌生的，恰恰是这种从异化中意识到异化，解放了我们，或开始解放我们。这才是真相。在这个真相时刻，我们突然通过他人和我们自己而失去了方向感。从异化的立足点上看事物，即从外部从合理距离上看事物，旨在看待事物的真相。但是，这个看事物的陌生的和异化的方式是，儿童、农民、妇女，那些纯真的和简单的百姓看事物的方式，这种方式让他们失去了方向感，却看到了真相。他们害怕他们所看到的。因为这种多方面的异化不是开玩笑。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最好的变成最坏的；没有比楷模和伟人更危险的；每件事情，包括自由(尽管自由并不是一个客体)和反叛，都在向它的对立面转化。 布莱希特举了一些取自日常生活的例子。布莱希特的疏离效果十分著名，当然，一些倾向技术的舞台导演们一般把疏离效果变成一种戏剧手法；他们用几盏灯和阴影，或者用符合实际场景的伴奏音乐，造成一种特殊效果。布莱希特描绘日常生活的陌生性，指出那种熟悉中的矛盾，既平凡也不平凡，这时，他已经在抵制那种对疏离效果所做的技术至上论解释。一辆卡车撞到了一个行人。警察跑了进来，人们团团围着，议论发生的事故。他们试图重演这个事故，但是，他们没能做到。目击者们意见相左。司机试图为他自己开脱罪责，谴责这个受害者。事实，也就是这个事件，赤裸裸的、血淋淋的现实，摆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在判断，每一个人都在试图做出判断，每一个人都摸到了事件的一些方面，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是历史学家依然掌握关键证据的方式，历史学家迟早是要做出判断的。 布莱希特的史诗剧拒绝了传统的透明效果(一种导向性的透明，它延伸到所要呈现的冲突和问题，延伸到合情合理展开的行动和事件)。“常事"与传统的“通常”是对立的，当布莱希特从“常事”切入时，他就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的。他从不一致开始，从歧义开始，从扭曲开始。这场戏或这个场景，引出了一个完整的问题，这个问题事先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这个问题是有刺激性的，令人尴尬的。一开始，布莱希特给观众呈现了一个行动或一个事件(例如，《高加索灰阑记》中的集体农庄之间的争吵)。他把观众置入一个令人(对于观众而言)不安的外部事物之中。舞台上的表演不是让观众分享行动或与特定的"人物"在一起，这个舞台行动让观众得到解放：这个舞台行动“唤醒了他的行动能力，迫使他做出决定……他面对有争议的事情”。吆喝做出判断，不得不做出一个结论，观众踌躇犹豫。这样，这个行动被转化到了观众的内心世界里。尽管每件事都在按部就班地发生，观众却在不知不觉中，对现实矛盾有了切身的意识。 我们真的可以说，这种戏剧排除了情绪吗?这种戏剧排除了神奇性质的情绪，这种情绪允许或意味着分享和认同。当然，布莱希特的戏剧可能旨在，通过实际上清除掉想象已经产生的神奇性质的情绪，引出新形式的情绪和形象。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如果布莱希特的戏剧仅限于刺激思维状态，布莱希特的戏剧就会受到神奇情绪的严重制约，神奇情绪就是布莱希特的戏剧受到限制的地方。事实上，布莱希特的戏剧给艺术从神奇中解放出来树立了样板。排除神奇情绪是布莱希特戏剧的一大革新。布莱希特揭示了日常生活的矛盾，把我们从这些矛盾中解放出来。在日常生活中，在情绪性对“其他人”的认同与分享中，或者在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群体使用的上千的小礼仪和姿态中，神秘力量都在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如同在意识形态上一样，这种神秘力量在实际生活中仅仅表示了人们关于他们自己的那些幻觉，显示出他们缺少力量。日常生活是由矛盾定义的：幻觉和真相、力量和无助、人控制的部分和人不控制的部分交织在一起。 在布莱希特的戏剧中，强烈的舞台灯光都照射到主要角色的身上，但是，有意让这些灯光的余晖和裸露的戏剧空间与主要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观众既不能与剧情发展产生共鸣，观众也不认同如此这般的“楷模"或"人物”。不同情主角，对主角反感，并非一件坏事，至少偶尔如此；这样有助于增强观众与角色的距离。观众权衡利弊；观众等待戏剧给他提出判断，但是，这个戏剧以拖延判断的方式给观众提出判断，或把提出的判断搁在它不应该待的地方。于是，观众和表演之间建立起对话，这种对话让观众和表演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强，然后通过音乐插曲(歌曲)得到缓解。政治的、公众、矛盾，演戏与开会没有根本不同。布莱希特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家，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与东德当局相处困难，然而，布莱希特提出了一个政治艺术模式：对于政治艺术，站队和立场都是根本的，这是一个布莱希特矛盾。确实如此：让观众站队和形成立场，没有把站队和立场当作一个既成事实提出来，没有对此做解释或以教条的方式来推行。所以，与对布莱希特的误解是荒谬的一样， 对布莱希特的误解是痛苦的。 从最根本上讲，除了清除那些来自神秘领域的情绪和感情之外，布莱希特的舞台情节是煽情的和刺激情绪的，完全不是去清除感情和情绪。这样，布莱希特的舞台情节凝聚了一个类似于实际样态的样态：探索可能性，从可能性过渡到行动和决定。判断提了出来，立场建立起来，站在哪一边确定下来，结局就在这个时刻出现了。所以，布莱希特戏剧的对象是某种未知的东西和某种陌生的东西：历史意义上的事件，社会上的人，而不是在人物之间关系上提出的或可以决定的一个“情节”或"情境"。这种行动可以很容易分解为不同的时段，分解为相对独立的“场景”。布莱希特的戏剧不再有统一和连续运动的经典特征，戏剧效果就像交响乐团中定音鼓的突然一击：内在冲突不是通过结局或死亡这类超级时刻来解决的。行动更多地出现在观众的内心世界里，而不是舞台上。 让我们归纳一下。传统戏剧超越了日常生活：使用楷模，使用情境，使用时间、场所、情节逻辑一致的戏剧三一律。传统戏剧升华了日常生活；传统戏剧过滤掉日常生活中的杂质，给日常生活加入高尚的、庄严的外形。传统戏剧沿着一条连续的线段和固定的模式安排日常生活。传统戏剧使用形而上的或宗教的规范(这些规范基本上是统治阶级的“价值”),从外部批判日常生活。传统戏剧推行观众和楷模、楷模的愿望、楷模的冲突、楷模的斗争之间的一种认同，这种认同包括遵奉公认的规范和价值观念。正是按照这种方式，传统艺术认可日常生活的一个特殊方面——消极方面，并把这个方面奉为神圣：神秘的分享和礼仪。 布莱希特的史诗剧把自己投入到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换句话说，大众的层面上(不是简单的大众个体，而是大众的瞬间和时光，大众的事件和实践活动)。这样，布莱希特的史诗剧表现为戏剧艺术的一场民主革命。布莱希特的史诗剧与虚幻的戏剧决裂，就像布莱希特的史诗剧与模仿生活的(自然主义)戏剧决裂一样。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并不提纯日常生活，然而，它厘清日常生活的矛盾。布莱希特的史诗剧按照它自己的方式，过滤日常生活。布莱希特的史诗剧扬弃掉它的虚弱部分：神秘的部分。这样，布莱希特的戏剧形象不同于我们所说的卓别林电影的反转形象。布莱希特致力于(他已经这样讲过)一种会掌控事实的形象。然而，他已经偶然使用了反转形象程序(例如，在《马哈哥尼》中)。 布莱希特的志向有道理吗?他是否实现了他的目标? 布莱希特戏剧的设想还是有缺陷的。首先，他的戏剧期待是有形的、直接的和大众的，然而，他的戏剧有一部分显现出过分理性。他的戏剧没有在什么地方，甚至没有在德国，真正流行起来。外在化的判断，沉浸在设想的形象中，观众在这二者之间徘徊。也许这就是疏离效果的辩证法之所在。观众在异化的意识之中，通过意识的异化接近自己。他摆脱他自己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进入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意识到现实和现实的矛盾。然而，这个过程会处在走火人魔的焦虑烦恼中，甚至比经典的认同还要糟糕，这就是风险。无论是比较还是对比布莱希特的戏剧和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戏剧，法国的布莱希特戏剧追随者总是涉及安托南·阿尔托的残酷戏剧。激烈的戏剧效果、灯光、形象，让观众的内心世界愈加不可能放松下来，愈加不可能通过认同楷模或躲进一种梦幻之中而暂时缓解内心世界的矛盾。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在观众失去方向的内心世界中，通过想象会暂时地重新建立起统一；紧张需要片刻的喘息；期待需要得到满足，哪怕是转瞬即逝。在一个“经典的”结局中，我们不能找到通过想象暂时地重新建立起来的统一，存在这样一个危险，观众会在一种不合情理的忘我境界中寻找他们需要的喘息和满足。所以，抽象的陌生蕴涵含危险(布莱希特避开了这种危险，但是，制作布莱希特戏剧的人，或讨论布莱希特戏剧的人，并非一定避开了这种危险)。基于异化的艺术必须努力克服异化；否则，基于异化的艺术就认可了异化。一些法国评论家把疏离效果翻译成“异化效果”。如果这种基于异化的艺术真是想通过给这种艺术所有激烈的魅力来认可异化的话，就会出现另外一个矛盾，一个非常奇怪的矛盾。在《丹东之死》中，无法恢复的日常生活琐事成为悲剧和戏剧魅力的基础： 丹东：光阴把我们掷在了后面，真是厌烦透了……我们总是要先穿衬衫，再往上面穿裤子，夜里上床，早晨再从床上爬出来，先迈一只脚，再迈出另一只脚；什么时候这一切才能换换样子，简直一点儿希望也没有了。 用死去批判生活——确实是最后一句明白话。 我们应该补充到，因为知识而不是艺术确定了历史学家的态度，所以，我们不能把观众实际上变成一个关于事件(行动或决定)的历史学家。另外，在生活中做判断，与采信法官的态度不同。法官的态度排除掉了突然的惊愕、诧异、期望。职业法官按照书写的证据断案，他运用法律，他采纳已经实际发生的事件。法官冷漠、公正、没有偏见地做决定。这是法官的职责。如果法官不是这样行事，那是因为他陷入了法律、公正和事实的矛盾冲突中。在这种情况下，该轮到法官受审了。 事实上，参照一种把自己沉浸于日常生活中的艺术，我们就可以确定日常生活批判的作用。为了艺术创作，人们必须寻找一个把自己投入到艺术创作中的确定路径，明确方向。哲学家指出了这样进行艺术创作的风险、危险，从而对这种艺术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直线是一种无偏差、不弯曲的线性取向，当然，绝对的直线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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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时，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样一个事实：政治层面是偶然因素减至最小的层面；在战略层面，目标总是决定着结果。 ② 这里，专家会认出从运筹学(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反映)和决策论那里借用的分析。运筹学考虑了非理性(纯愿望，等等)领域的一个方面，让非理性理性起来。 ③基于知识的行动把必然性转变成了自由。但是，知识只能是相对的，甚至当知识指向“本质”时，知识也是相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决策总有风险，同时包含着绝对的成分；为什么决策常常意味着一种博弈。决策也许还包括了艺术?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成为一门科学，但是，反叛还是一种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