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无论是在网络上搜索“干细胞”这个词还是在平常交往中，我们深切感觉到干细胞不再像过去那么神秘和高高在上，开始逐步走进普罗大众的视野和生活之中了。

但是人们很容易被一些“干细胞”突破性发现所吸引，特别是在涉及救命治疗的情况下，包括“干细胞攻克艾滋病”、“干细胞让舒马赫醒过来”等诸如此类的新闻。

与此同时，“干细胞的伦理”也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

对胚胎和生命的不同看法

人类胚胎干细胞(hESC)之所以在西方国家引发巨大争议，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研究它就意味着需要破坏人类胚胎。

胚胎干细胞问题通常是和堕胎问题联系在一起，这里面的核心就是人类生命何时开始。

有些人认为，胚胎是一个与成人或活产儿童具有相同道德地位的人，作为一个宗教信仰和道德信念的问题，他们相信“人的生命始于受孕”，因此胚胎就是一个人。根据这种观点，胚胎有利益和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从这个角度来看，采取胚泡并去除内细胞团来衍生胚胎干细胞系无异于谋杀。

也有许多人对胚胎的道德地位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分娩之后的婴儿才能成为实质意义上的人。

特别2019年5月，美国阿拉巴马州议会通过了“史上最严”的反堕胎法案，该法案对堕胎的禁止力度，四十年来可谓前所未有。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等保守州也先后通过限制堕胎的法案[1]。

大家可以想象，连堕胎都不受允许，用胚胎干细胞来研究就更成为美国某些人的“眼中钉”！

在这点上，中国人不像西方宗教那样认为人类胚胎从受孕那一刻起就是神圣的，因此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认为人类胚胎等同于一个完整意义的人，其实这一点可以从过去每年人工终止妊娠的数量上得到佐证。

中国人也尊重胚胎，他们认为早期胚胎是某种具有生命的生物，但相对比较宽容。尤其是在符合人类利益如治疗疾病的情况下，中国人支持对人类胚胎和胚胎干细胞进行研究。

以“胚胎干细胞”为关键词在中国最大的报纸数据库中进行检索，2000-2019年期间，有1087篇相关报道，仅有11.2%的报道涉及hESCs相关的伦理问题。

由此看来，干细胞研究相关的伦理问题并不是中国媒体关注的重点，而破坏或使用人类胚胎用于干细胞研究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对。

对于西方国家而言，2006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发现——成体细胞可以诱导成为多能干细胞极大地改变了围绕干细胞使用的争论。

因此目前关于干细胞的伦理争议，更多的存在于干细胞转化应用环节。

新技术，新问题

过去中草药的应用全部是基于人的经验，这就是所谓的神农尝百草。

然后上世纪，化学药和生物制剂的发展，同期发展的是临床研究程序，特别是四期临床研究成为了药品上市的硬门槛。

而干细胞一开始的发展就不同于传统药物，譬如造血干细胞的发展，在中国就走的医疗技术路线，这有点类似于器官移植。

直到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依然存在着干细胞是技术还是药品之争。

即便如欧美某些国家一样执行严格的干细胞药品上市路线，但事实上现在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干细胞医院和诊所，譬如美国现在就有超过2000家干细胞诊所存在，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日韩。

在西方国家某些人眼里，统统把这简单地归于“未经严格测试的干细胞治疗”。

但对于每一个渴望找到治愈方法的病人，而干细胞又实实在在地帮助了部分病人（甚至是绝症病人）获得了康复。

这时，伦理争议就不可避免的出现。

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

以医生为例，一方面，临床医生有责任尽其所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对一些医生来说，使用尖端但未经测试的干细胞疗法（前提是安全）是为患有其他无法治愈的疾病的人提供治疗和希望的唯一方法，毕竟有些生命岌岌可危，不能继续等待数年之久。

另一方面，医生又被要求不要伤害他们的病人，但是使用未经测试的疗法可能会对病人的健康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即便这个可能性很小很小，这对医生的职业生涯无疑构成了一定的危害。

因此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医生群体通常会给自己或亲朋应用来源可靠的干细胞，而针对陌生患者，则通常不建议使用干细胞，这也是现实无奈的选择。

对于患者而言，这个伦理考量要小很多，在无药可治面临死亡和一种未经充分测试的治疗之间做出选择，许多病人是愿意尝试这些治疗，尽管可能有风险。

超越医患的进一步辩论

我们脱离开医患角度，再来看待干细胞伦理时，依然有一些无法获得答案的地方。

其一，尽管声称提供干细胞治疗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但这些疗法可能相当昂贵，我们不能排除盈利因素也可能是一些医生和公司提供干细胞的一个因素。

向疾病中绝望的人收取大量未经证实的治疗费用，这肯定涉及到一个道德困境。然而，和往常一样，这是一条难以划定的界限。

一个医生为了自己的利益向病人滥收费用显然违反了医生的道德准绳，但是如果治疗真的那么贵（事实上干细胞制备确实不便宜），这可能是合理的。

也有人认为，轻微的超额收费可以让额外的资金用于资助进一步的研究，或资助无法负担全部费用的人的治疗——这都是新兴科技发展的必然，但当患者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这可能并不总是合适的。

其二，如果受试者对自己的治疗做出知情同意，现在是否应该允许医生用干细胞用于保健？或者医生和科学家有责任等到有了可靠的科学数据才提供这些治疗？但是什么样的数据算足够可靠呢？

其三，用干细胞疗法治疗绝症病人尚有情可原，但用来进行美容或抗衰，针对这些没有危及生命或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干细胞技术应用是否应该被允许？在某些国家和地方政策不允许的情况，客户选择一些允许开展的国家进行干细胞治疗，那是否就没有伦理问题了呢？

等等这些，可见这无疑是一场棘手而话题庞杂的辩论，需要公众、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参与。

不管怎样，这些对话需要继续下去，这样才能制定出保护病人和促进负责任的、合乎伦理的研究实践的明智政策。

参考资料：

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3646038281158373&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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