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一次失败的接班

在接班前任时，最忌讳的做法有两个，一个是太急于改弦更辙，不调查研究、心平气和地分析前任留下的政策利弊就急着推翻重来；第二个就是人员大换血，导致团队陷入办公室政治漩涡中。北宋改革家王安石下台后，新上台的保守派司马光把这两个大坑结结实实都踩了一遍，成为历史上最失败的接班案例。

大宋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七日，宋神宗去世。谁知，京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国丧的哀悼气氛，竟因为一位67岁老人的到来一下子转成了欢迎的热潮。《资政通鉴》的作者，大名鼎鼎的司马光从洛阳赶来奔丧，结果，宫禁的卫士们一见到司他，竟纷纷以手加额行礼，大声呼喊，“此人就是司马相公啊！”凡是司马光所经之处，都有多达数千名百姓聚观，很多人还挤到他身边高喊：“公无归洛，相天子，活百姓！”他去宰相王珪家里拜访，不少民众登上楼台，爬到屋顶观望，王府家丁还想制止，结果却是自讨没趣：“我们不是来看你们家主人的，只是要看司马相公的风采”！

虽然不在现场，但在司马光的“粉丝团”里，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太皇太后高氏。由于继承皇位的宋哲宗当时只有10岁，垂帘听政的祖母高氏就成了大宋王朝的实际统治者。这位太后特别器重司马光，她当政没几个月，就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副宰相），不久王珪病死，司马光便成为主持国政的文官第一把手。

司马光接手的是个什么局面呢？这就不能不提到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断然实施“变法”。虽然王安石本人早在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就辞任宰相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做了地方官，但宋神宗在世时，“新法”依然延续了下去。

这次变法，是北宋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有人说变法成效极可观，有人说变法把国家推向衰亡的深渊；有人说变法对国对民都有好处，有人又说变法只是替国家增加了收入，对百姓却有害无利。这些争议，到今天还没有停止，平心而论，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而在当时，司马光恰恰是对“变法”深恶痛绝的人物。除了当面争论之外，他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止推行新法，简而言之，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这位根本不听取反对意见的“拗相公”，就是在瞎搞。所以，司马光上台以后，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拨乱反正”。

第一，意气用事。按说，司马光新人理旧政，首先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摸底、调研，熟悉新的工作。但他执政之后，主政精神只有一个：反王安石之道而行之，将王安石变法的成果完全否定。政见之争不可调和到成了否定对方全部。

当然，这里有司马光担心自己的老迈之躯无法支撑所以事事争先与死神赛跑的心态使然，但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到底还是犯了“欲速则不达”的错误。在与西夏的外交谈判里，就因为误判了时局，差点令北宋朝廷吃了大亏。

原来，宋神宗在位时，不甘小小西夏在西北自立为国的现状，几次出兵攻打。虽说战时各有胜败，北宋方面的兵员、物质消耗也很严重，但宋军到底夺取了西夏的几个重要据点，在军事上处于有利地位。但司马光竟对这个来之不易的优势毫无意识，在他心目中，只要是打仗，那就是“擅开边衅”“劳民伤财”，或者说——只要是王安石干的，那一定是错的！王安石和西夏打仗，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我就要对西夏好！他一上台，就准备与西夏妥协，而且是“以土地换和平”，打算将前线将士们血战得来的土地（比如现在的陕西米脂，甚至还有甘肃兰州）还给西夏，恢复“夏国旧日之境”。在他看来，这样一来，西夏就会对宋朝感恩戴德，边疆战事自然消弭于无形。对这个显然属于缺乏理智、全凭情绪的主意，朝廷里的其他大臣纷纷反对。结果，司马光上书反击说这些人是“见小忘大……惜此无用之地”。眼看割地西夏将成事实，最后还是在边疆做过官的孙路带着地图向司马光解说利害，他才放弃了这个计划。换句话说，司马光差一点因为没有做好上任时的功课没有保住自己的晚节——宰相拿大好河山送敌国成什么人了？

在这件事上，司马光总算是“悬崖勒马”，避免铸成大错。但在更多的方面，他跟他批评的王安石一样其实都是个倔脾气，根本不仔细评估新法的得失，而是不分青红皂白，抱着“凡是新法，即是恶法”的态度一杆子全部打死。王安石外号“拗相公”，司马光也不遑多让，时人称为“司马牛”，意思就是司马光要是认准死理，跟老黄牛一样拽不回来。所以，不论你对前任的观感如何，一定要冷静的分析前任政策、制度、用人的利弊，择其善者而从之。

第二，急于推翻前任政策。司马光对前任的否定步子迈得非常急促。从元丰八年五月上任门下侍郎到第二年八月去世，就在这短促的一年多时间内，司马光几乎将“新法”全部废除了。

新法里的“免役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所谓“免役法”是王安石变法中的得意手笔。宋朝无偿为政府当差的差役名目繁多，简单地说，就是老百姓要自带干粮参加国家的强制性义务劳动，是否影响你的本职工作？政府不管。干不好怎么办？你要付出惩罚性的赔偿。所以，为这事家破人亡的百姓有很多。

王安石针对这种情形，推行“免役法”，由政府雇人当差。按说这实在有利无弊，但争议也在所难免。王安石立法，过去不服役的人都要出钱。其中一类是有钱有势的，要他们出钱，是合理的。另外一类原来因贫穷孤苦而免服役的，也要他们出钱，未免有些过分。反对派说新法专门为增加政府收入着想，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

到司马光上台时，“免役法”已经实施了十五年，其牵涉的利益相关者人数之众，实在不言而喻。按说，“免役法”存废这样的大事，司马光理应慎之又慎，普遍征求各方意见再做决断。更何况，当时的宋朝并非“言路不畅”呢？苏轼本来也是反对新法的人，但通过实践，他有了新看法，主张保留免役法。他平心静气地同司马光商量：新旧各有利弊。新法的害处在于上面搜刮；旧法的害处在于百姓常要替官府当差，不能专心搞农业生产。两种害处的轻重差不多。加上免役法已经行之有年，所以苏轼觉得还是不改为妙。

可惜，司马光全然不听——前面所说的“司马牛”这个绰号，就是气极的苏轼愤然回家后想出来的。另外也有人建议，废除“免役法”，可以先选一地试行一下看看效果。这更是稳妥持重的办法。但司马光主导的朝廷还是执意“一刀切”，全国各地一齐废！马上废！全部废！当时身在南京的王安石听见朝廷废除这个法、那个法，都不以为意。等到废除“免役法”的消息传来，不禁一呆，失声道:“这也被废除了，太出意外了!”这时他已有病，不久便去世了。以今天眼光来看，免役法是花钱买劳役，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是对社会资源的优化，在执行时遇上了一些问题，我们假设接班的是苏轼，他肯定会进行一些修正，而不是全盘否定。

此外，《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保马法》等新法全部被废除。

第三，撤换前任的团队。从王安石的反应来看，恢复差役制的确是件大事。此时司马光身体也已非常糟糕，经常要躺在病床上，对天不假年死不瞑目的担心越来越重，于是要求各地5日之内恢复“差役法”，地方官员都认为时间太紧迫，不可能实现。只有开封知府得到了诏书，便立下五天限期，令所属两个县差一千多人服役。此人将执行情况向司马光汇报。司马光大为赞赏，说“如果地方官都像你一样，何愁法令不行！”

很遗憾，这位得到司马光高度评价的恰恰是北宋晚期的大奸臣——蔡京。而这只是司马光在评估自己是否拥有合适的团队来完成“接班”工作中所犯错误的一个缩影。司马光上台后，在人事问题上一律以是否支持或反对“变法”划线。支持变法的宰相蔡确和“国防部长（枢密使）”章惇先后被贬出朝廷权力高层，而且被流放到岭南，当年这里瘴疠横行的蛮荒之地，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而蔡确最终死于贬所。

如此一来，大宋朝廷内的问题倒不在于废除几种新法，而是引起了派系斗争。司马光死后，先是得势的旧党按地域一分为三，互相攻击，连苏轼都被攻击得不得不自请外放。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表明要“绍述”父亲宋神宗的遗志，重新启用新党大将章惇。章大人在岭南呆了七八年，戾气十足，对旧党诸臣大肆报复，以“抵毁先帝、变易法度”的罪名，剥夺了司马光等人的赠谥，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以牙还牙，贬到岭南等蛮荒地区。章惇又要改变役法，开会讨论，迟迟不决，蔡京说：“按照王安石的办法，有什么可讨论的？”转换立场如此轻松恣意，也是没谁了。等到哲宗英年早逝，他弟弟徽宗上台，章惇获罪被贬，新党人物曾布执政，又被最没底线的蔡京赶下台。蔡京完全把党争作为争权夺利、打击异己的手段。他与宦官童贯等勾结，立“元祐党籍碑”，将司马光等人（甚至包括新党的曾布和章惇）一一定为奸党。碑文明令还在世的人或囚或贬，已过世的人拔除官衔，而且子子孙孙永远不许为官，斩草除根！

司马光和王安石当然都是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但后继者的政治品格远不及两人，所作所为无非是把自己心目中的政敌往死里整，再也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思。这就为北宋后期政局带来了无穷流弊，政治生态糟糕得一塌糊涂。官场已经极度的腐败，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互相倾轧、党同伐异。而因人易政的反覆变换使得民众与官员无所适从，对未来惶惶不安，使不管好与坏的法律都效果大减。君臣上下勾心斗角，朝廷内外纷争不已，社会精英在党争上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最终成为北宋灭亡的一大内因。司马光自然不希望出现那种局面，但其作为却为那种局面的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从废除新法的角度说，司马光终于在生前完成了夙愿。但就“接班”而言，他是中国历史最失败的一次。

郭晔旻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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