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烟云·初·东交民巷

京华烟云中看到了东交民巷

东交民巷

        东交民巷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东起崇文门内大街,西止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全长1552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东交民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名词,这里曾是西方列强在华设立的使馆区,被称为“国中之国”,见证了大清帝国的历史命运。然而,殊不知明清时期的东交民巷是“五府六部”所在区域,衙署府第和祠庙甚多,也是朝廷对外交往的中心,外国使节和各民族代表来京大都住在东交民巷。对于这样一条被烙印了浓厚历史印迹的街巷,让我们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面纱,探寻它的前世今生。元、明时期的江米巷东交民巷,旧称江米巷,其名称最47早见于元代,因此地曾为囤储江米之所,故名。据考证,元大都南城垣大致位于今东西长安街一线,依此可见当时的江米巷只不过是城外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巷。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历经四年的战火,成功从其侄子明惠帝朱允炆手中夺取皇位并迁都北京,至此江米巷迎来了其历史发展的第一次重大转折,逐步发展成为明代中央衙署的聚集地。明永乐年间,永乐皇帝兴建北京城,将江米巷划入内城,同时由于修建正阳门内的棋盘街,江米巷自中部断开,分别称为东江米巷与西江米巷,其中东江米巷属南薰坊,成为衙署聚集之地。据《明一统志》记载:上林苑在文德坊玉河桥西,典薄厅附焉。外有藩育、嘉蔬、冰鉴、川衡、林衡、良牧、左典察、右典察、前典察、后典察十署;另据清《春明梦余录》也载:上林苑监在东江米巷南向,永乐十四年谕,凡牧养栽种地,东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西南至浑河、禁不许围猎。

        同时,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也记载:南薰坊内设有宗人府、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御药库、上林苑监、銮驾库、翰林院、会同馆和詹事府等重要部门，俨然已成为了明代北京城行政功能的核心地带。清代的东交民巷清代的东交民巷较之明代变化不大,基本沿用了明代的衙署布局形式,只是又添建了诸如怡贤亲王祠、俄罗斯馆、庆公府、梁公府、肃王府与堂子等,同时还有官员宅第及民居点缀其间。据清《京师坊巷志稿》载:东江米巷,亦称交民巷。西有坊曰敷文。井二。俄罗斯馆,明会同馆故址也。《啸亭续录》也载:贝子博和託宅,在东交民巷。谨按:博和託,太祖孙饶余郡王阿巴泰次子,谥温良。此时的东交民巷不仅是中央衙署聚集地,也是清政府对外交往的中心。清顺治年间,顺治皇帝承袭明制设立会同馆与四译馆,其中会同馆是接待各方使臣的场所,始设于明永乐三年(1405),并乌蛮驿入本馆。正统六年(1441年)定为南北二馆,北馆六所,南馆三所,北馆在澄清坊大街东,南馆在东江米巷玉河桥西街北。清初仍袭明制,隶属礼部。而四译馆始设于明永乐五年,名四夷馆,负责少数名族往来及贸易事宜。清初,改为四译馆,隶属翰林院。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译馆并入会同馆,改称“会同四译馆”,专职负责往来各方使臣的接待与外邦语言文书的翻译事务。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会同四译馆旧在正阳门外杨梅竹斜街。乾隆十三年(1748年)归并礼部会同馆,以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提督之,并典务厅,正教、协教、序班,隶于礼部。凡八馆:曰西天、曰暹罗、曰回回、曰八百、曰高昌、曰西番、曰缅甸、曰百译。并设译字生。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和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来华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都曾在会同四译馆居住。

       1900年8月14日，从北京的外国使馆开始遭到拳民的攻击，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月。

　　在那个世纪之交，虽然共有11个国家在北京设立了使馆，但为了从清廷的妥协中得到好处，各国之间斗争激烈，以至于外交官们花在监视他国的举动上的时间比花在对华事务上的还要多。

　　事后看来，在1899年12月，一个年轻的传教士西德尼·布鲁克斯在山东被杀的事件已经明确地预兆了即将来临的灾难。在这位传教士死后的几个月里，外交官们从传教士和中国信徒那儿接到了无数的警告，但只有一个有权威的外国人对这些警告采取了认真对待的态度，那就是罗马天主教北京代牧区主教樊国梁。1900年初几个月里再次发生的几起攻击外国人事件仍未能促使外交官们采取行动。到了4月，北京城里已经随时可见腰里束着红腰带、挎着刀的拳民们招摇过市。

        5月20日，即围攻开始前一个月，11名公使和樊国梁主教进行了正式的辩论，结果是将他的立即从天津调遣士兵入京的请求驳回。公使们认为他杞人忧天，不但不予以重视，反而决定再次对清廷施加压力，督促清廷来处理这些问题。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清廷显然不但没动手打压排外运动，还主动给予支持。

　　由传教士发来的关于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的报告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外交官也继续被吓得瑟瑟发抖。然后在6月9日，义和拳烧毁了赛马场——一个外国权势在北京的有力象征。这个事件，再加上蒙古将军董福祥和他凶狠的甘军在城中扎营这则令人不安的消息，终于令公使们认识到，是时候给各自政府发电报了。

　　外交官们满心以为部队将在6月11日到达，于是派了数百辆带顶的轿子到车站迎接。但他们什么也没等到。几个小时之后，轿子回到了使馆。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日本公使馆的杉山先生身着燕尾服，戴着礼帽，动身前往车站打探消息。车刚过中国城城门时便遭到了一名甘军的袭击，他被从车里拖出来，砍得身首分离。

　　使馆被难民们挤了个水泄不通，电报线被剪断，完全得不到外界的任何消息。所以使馆里的人根本不知道联军已占领炮台。于是当各国公使在6月19日那天收到总理衙门发来的红色信封的时候，都感到十分意外。信封里的内容都是一样的，要求外交官员及其家属在次日4点准时离开北京，届时将有朝廷军队护送他们至港口。这则消息把公使们抛入了一个完全无法决断的境地。波莉·堪杜特·史密斯记录下了他们如何走来走去、紧张不安的景象。“从一个使馆到另一个使馆，争吵、说话——说个没完。”最后，他们通过投票决定接受中国的最后通牒。但弗朗西斯·普尔上尉觉得他们全都疯了：希望上帝保佑我们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国家照顾好这些无助的妇女和儿童……我们不可能找到能护送1000人的交通工具，而在这样一个爆发动乱的国家，中国人的护卫在长80英里的路上将是无用的……我们必须留下，保卫使馆。

　　冯·克林德也是个行动派。他受不了同僚们的摇摆不定，于是决定亲自去总理衙门等个说法。6月20日的早上，他带了一个翻译，还带了一本书去读（他估计这一去会等很长时间），然后坐上轿子就出发了。几分钟后，他死了——头部中弹。当人们得知杀他的人甚至不是拳民，而是一名清兵的时候，这起骇人的事件就显得更险恶了。这下，公使们的难题立刻就解决了。离开使馆无疑是不可能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好自己。

　　当克林德被杀的时候，使馆区的人数已上升至约3500人。除了使馆里的外交官、银行家和海关服务人员，现在又多了传教士和他们的3000多名挤挤挨挨的中国信徒，还有受困的游客、工程师、旅馆老板、记者、学者，甚至还有几个中国女学生。大家很快就决定把妇女、儿童和平民安置在英国使馆大楼上——整个使馆区里面积最大、最方便保卫的建筑。虽然相对来说这里比较宽敞，但平时只住60个人，现在却得为1000个人提供庇护。如何安置那么多中国教徒的问题是由莫理循解决的。在他的劝说下，一位满族贵族把他的宅邸——肃王府捐献了出来。肃王府在保卫整个使馆区以及中国基督徒的行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而为人所知。尽管中国教徒处在几乎饿死的情况下（外国人拒绝把口粮分给他们），他们依旧在恶劣的环境下不分昼夜地忙碌着，表现出了非凡的耐力。

　　这里的妇女每天能缝出来数百个防御所需的沙袋。现在已经没人在意布料会不会太过贵重了，于是上好的丝绸、缎子和织锦都被用来做沙袋。大家最担心的是弹药的问题，而且每个使馆用的枪都分属不同类型，无法共用子弹。很快，他们就得把每一块能找到的金属——茶壶、烛台、锡盆、弹壳和任何一点儿零星废料熔化制成子弹。虽然弹药十分稀缺，但清洁的饮用水是足够的，仅在英国公使馆里就有好几口深水井。食物的贮藏量也相当大，专供外国人的话，无论如何都够了。在一个仓库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金矿——两百多吨将要运往紫禁城的麦子，另外还有大量谷物和大米。这份意外的收获还包括运送粮食的十五头骡子。这些骡子很快就变成了盘中餐。

　　漫长的围困一天天地过去了，但各使馆之间的紧张局势却一点没有得到缓和。波莉发现，人们变得越来越不团结，其中最激烈的对立矛头指向的是英国，“……仅仅是因为其他国家对英国公使担任了所有关键性的（原文如此）职位而不满。”她希望当美国秘书被任命为窦纳乐爵士的参谋长后能起到安抚作用。

　　“……因为民族主义一旦激化到极点，这片被围困的区域将会分裂成为欧洲人站在一边，英美两国在另一边——如果这样危险的军事分离成为了现实，只有上帝才知道所有人的末日来得会有多快。”

　　实际上，英美两国在公开场合常把其他盟国叫作“青蛙仔”“酸菜佬”“面条脑袋”和“伏特加佬”。这种行为对改善国际关系可没什么帮助。

　　（《消逝在东交民巷的那些日子》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 朱莉娅·博伊德著向丽娟译）

        北京有一条很特殊的胡同，漫步在这里会感受到浓浓的异国风情，触目所及是哥特式的教堂，红顶的小洋楼，玻璃花窗与形似“凯旋门”的西式门楼……周末，我们几个热爱北京文化的小伙伴跟着北京文史爱好者“燕都”寻访东交民巷，寻找老照片里的历史痕迹。

         东交民巷的前身有个很接地气的名字，叫做江米巷，据说是护城河边囤米出售的地方；另有一说是，元明营建北京宫室时，多以江米汤灌浆，以求牢固，此地为囤米之所，得名江米巷。到了清代中期，这里是中央各部衙门的所在地。

         然而，走着走着，这条美丽的胡同带给我们的不再是如沐春风的感受。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荷兰、日本等列强相继在东交民巷地区设立使馆、兵营和银行、饭店、医院、教堂……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各国列强签订《辛丑条约》 ，条约其中一项就是将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并强调使馆区内各国可派兵驻守，一切事务由各国自行处理，清政府一概不能过问，而且中国人不得在使馆区内居住。

        当年，出入“国中之国”的大门根据标示共有12座（包括兵营大门），有些门还设有碉楼把守，国人不得出入。如今这些“门”与碉楼早已不复存在，那段耻辱的历史也永远成了过去。

 法国邮政局早在1900年已经存在

         我们一行人从东交民巷的东口漫步而入，很快就感受到浓浓的法国风情。一座尖顶的哥特式教堂映入眼帘，这便是圣弥厄尔教堂。和北京著名的东南西北“四大教堂”相比，它的规模虽然最小，但“颜值”可以秒杀北京所有教堂。

        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修建的最后一座教堂，由法国传教士高司铎于1901年创建。教堂大门紧闭，我们只能从围墙外露出的尖顶窥探它的风采。小巧精致的教堂，坐北朝南，高两层，是正宗的欧洲哥特式风格。外面是双尖石塔，里面是尖圆拱券，百年前法国定制的玻璃花窗如今依然闪烁着绚丽而神秘的色彩。

         除了哥特式风格的教堂，沿着东交民巷奔西，我们还能找到当年法国人遗留的不少痕迹，最重要的莫过于当年的法国公使馆，西式的门楼，大门口却是两只传统中式石狮子，有种中西合璧的感觉。

         而100多年前，它是清朝满洲贵族景崇的府邸，景崇因获罪迁出，其子纯堪承袭爵位，府邸改称“纯公府”。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西方各国在东交民巷建立使馆区，法国人占领了“纯公府”，改建了一座“凯旋门”式的大门。

        据说，最初法国人并没有看上“纯公府”，他们看上了位于东交民巷内的肃王府，但“肃亲王”是清朝开国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其王府若租给列强实在是有失大清国脸面。清政府难以接受，提出可将宗室景崇府租给法方。法方一开始并不愿意，但恭亲王奕訢开出了十分优厚的条件，不但同意法方在府邸花园空地上自建房屋，而且使馆一切修缮费用，均在每年一千两租银内扣除，这样法方才同意把公使馆安在景崇府内。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建筑为国家机关所用，还曾经做过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的住所。如今，“凯旋门”式的大门、汉白玉中央喷水池和四栋配楼还是当年的老建筑。但门口有警卫把守，不能参观，拍照亦被劝止。

        沿着东交民巷再往西，是法国邮政局的旧址，这是一排很有特色的建筑。单层的砖木结构，灰砖清水墙，保留了19世纪法国盛行的“折衷主义”建筑风格。

        关于法国邮政局的建造年代，一些书籍和资料均认为是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但从“燕都”搜集到的一些老照片来看，早在1900年，这座建筑就已经存在了，庚子战乱的时候，这里还曾经修建过防御工事，只不过当时这里是一家名为“PEKING  HOTEL”的饭店，不知道和后来王府井的“北京饭店”有什么关系。

        前些年，这里还曾经开过一家名叫“静园川菜”的餐厅，如今已经迁出，大门紧锁，窗帘低垂，连续的三角山花装饰的女儿墙，似乎还在默默诉说着百年的前尘旧事。

找到了李大钊女儿李星华 提到的那座小教堂

        在东交民巷西段，我们来到一条鲜为人知的小胡同，名叫“苏联豁子”，南口西墙上镶一块青石路牌，上有英文“USSR ENBASSY COMPOUND LANE”（苏联使馆内部通道）和中文“苏联豁子”。不过“苏联”两个字已经看不清了。在这条胡同的东西两边，分别是当年的俄国公使馆（后改为苏联大使馆）和俄国兵营。民国年间，这里还曾经发生过一个著名的大事件。

        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因遭北洋政府通缉，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率中共北方区委秘密进入苏联大使馆（前身为俄国公使馆）西侧的俄国兵营旧址，继续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1927年4月6日早晨，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逮捕了李大钊及其家人等在内的数十人。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被杀害。

        解放初，抓捕李大钊的总指挥吴郁文被捕后，将策划、实施抓捕李大钊等人的经过都详细地供了出来。吴郁文在供词中提到当时他们已经准确知道了李大钊的藏身处，中共北方区的办公室在俄国旧兵营北楼里，李大钊住在北楼，他的眷属住在俄国旧兵营路西的洋房。

        张作霖为何敢违反国际法冲进苏联大使馆抓捕李大钊？依据国际法和外交惯例以及《辛丑条约》的规定，大使馆区内享有治外法权和外交豁免权，不能随意侵犯。但是俄国十月革命后，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导致苏联使馆事实上不受《辛丑条约》的保护，就是这个小细节让人钻了空子。

         如今，拿着当年报道李大钊被捕的新闻老照片站在同一地点追思往事，百年历史风云席卷而过。俄国兵营的老建筑大都已经无存，据曾经住在这里的老人回忆，这里曾是一排平房，厚厚的牛皮门过了那么多年依然深红鲜亮，房子近4米高，非常敞亮，还有壁炉和西式抽水马桶。

        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年她坐在房子里能看见一座小教堂。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这座小教堂，虽然只能从紧锁的院门向里面眺望，但教堂的尖顶清晰可见，而且被修葺一新。

日本公使馆藏身在路北的一个居民小区里

        当年日本作为列强之一，东交民巷里自然也不会少了日本人的身影。日本在北京的公使馆前后有三处。

        1875年，获得批准后，日本在北京开设公使馆，最初是利用在北京东四6条胡同里购买的民宅改建充当日本国驻清朝的公使馆。由于当时各国列强公使馆大都设在东江米巷，日本公使馆在东四6条办公十多年后，购买了东江米巷胡同中段路北的一处民房进行改建扩建，成为新的公使馆。

        在“燕都”的指点下，我们找到了这座日本公使馆的旧址，现在它藏身在东交民巷路北一个居民小区里。小区门口坐着好几位大妈大爷，据说负责小区保安，闲杂人等一律不得进入。幸好快到午饭时间了，我们在附近耐心蹲守，等到大爷大妈们都回家吃饭了，我们悄悄潜入小区。进去不久就看见面前一座颇有历史的老建筑，房子为青砖建造，大门在正中冲南开，两侧各为三间连续拱劵。大门上边和两侧的砖雕图案令人印象深刻，繁杂美丽，上面是叶状图案，两侧角柱上有菊花图案，正立面角柱上的砖雕是鹿与牡丹等图案，据说是出自中国工匠之手。这座建筑里现在还有住户，门口和楼道里放着自行车，但内部已经相当陈旧。

        这座日本公使馆旧馆是东交民巷地区现存的最早的建筑物，是这一地区19世纪建造唯一保留下来的建筑。其设计人片山东熊是日本最早接受近代建筑学高等教育的四位建筑师之一。小区西侧还保留着一幢二层带局部地下室的西式小楼，是后期建造的外交官员住宅，原外墙为红砖砌筑，带有荷兰风格，现在被刷成灰色，似乎也有人居住。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位于江米巷路北的日本旧公使馆，在义和团围攻使馆区时虽未被破坏，但在《辛丑条约》后，却借口原址狭小，不敷使用，趁机迫使清政府将西北面的詹事府、肃王府、柴火栏胡同及部分民宅划为新使馆用地。新的日本使馆旧址位于正义路2号，就是曾经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大院。

曾经的美国公使馆内别有洞天

        在东交民巷西段，可以看到曾经的美国公使馆紧闭的大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和其他列强一样，美国公使馆也借机扩大地盘，西界直至前门棋盘街东侧，南至城墙根。当年美军日常训练的广场就在正阳门城楼下面，而且这里离大清国的国门“大清门”只有百米之距，“眼皮子底下耀武扬威”这句话放在这儿再合适不过了，可见这些列强当时在中国有多嚣张。

         “燕都”带着我们绕到南边的前门大街上，通过一座大门走了进去。进门就看到一面墙，上面几个金色大字——前门23号。绕过这面墙，才发现院子里别有洞天，大片的草坪上，坐落着几座古典建筑。

        在主楼的墙根下，我们发现刻着一行字：

“EREC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1903，SIDH.NEALY.ARCHITECT”。

当时的建筑很多会留下这样的标注痕迹，说明建造者和设计者，以及建造时间。由此可见，美国使馆主楼建于1903年，设计人为Sidh Nealy。

        这是一座很庄严的建筑，外墙为灰色清水砖墙，墙角以花岗石做隅石，门窗以石材做门窗套，窗下墙亦用石饰。楼前砌有五踏步高的平台，将建筑略为抬起。正中入口大门采用爱奥尼柱式，上冠以三角形山花的西方古典形式。目前，美国公使馆里的几座建筑都保存完好。

        1951年到1953年，东交民巷一些残存的公使馆被政府官员用做住宅，当时的外交部部长及副部长也曾将其作为过办公室。

         “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办公。这里还曾经来过一位秘密客人，1971年，中美建交之前，在这样一个与美国有着独特关系的地方，周恩来总理秘密会晤了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不久，中美关系实现破冰。

        原来现在这里已经成了商业区域，汇集了多家享誉世界餐饮界的品牌餐厅，而且就餐环境十分幽雅。价格没有问，估计不会太便宜。

正金银行旧址已辟为“法院博物馆”

        行走在东交民巷一带，还可以看到当年不少银行和饭店的遗迹。这些建筑高大结实，装饰华美，非常引人注目，展示出当年中国国土上畸形的繁华。

        东交民巷西段曾经银行密集。花旗银行现在是警察博物馆，麦加利银行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东方汇理银行现在为机关单位使用，汇丰银行、德华银行都已不存在。

        胡同中段一座很漂亮的石质建筑是正金银行，为宣统二年（1910年）兴建的正金银行北京支行大楼。这是一座两层西洋古典式建筑，由于地处转角地段因而平面呈“L”型，设计者是日本建筑师妻木赖黄。现在正金银行旧址已辟为“法院博物馆”并对公众开放，可免费参观。

        历史上与正金银行隔街相对的便是著名的“六国饭店”。通过老照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组建筑，正金银行和六国饭店可以说是东交民巷的标志性建筑，尤其是六国饭店，有着“民国第一社交场”之称。它的前身本是比利时商人1901年出资建造的一座国际酒店。1905年由英国人牵头重新融资，吸纳了英、法、美、德、日、俄六国的资本，将酒店推倒重建，并命名为“六国饭店”。

        翻建后的六国饭店极为奢华，不过，真正让它声名远扬的，还是它所拥有的“政治特权”，连治安都是由六国军警宪兵轮值。六国饭店很快成为中外各界要人云集之所。各色人等在这里或勾兑权力，或潜伏、狩猎、刺探……1928年，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便是在六国饭店的舞会上结识张作霖的副官，诱使他透露出张作霖回东北的确切时间。日军才得以在皇姑屯设下埋伏，将张作霖炸死在自己的地盘上。

         现在，照片上的“六国饭店”已经找不到了，附近的华风宾馆据说曾是六国饭店的一部分，作为外交部招待所使用。可惜的是，1988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宾馆的老式木地板、楼梯和门窗。火灾后，经过重建和装修，当年的风貌和气派已经全然不见了。

找到了东交民巷附近仅存的两块老路牌

         经过“燕都”的指点，我们找到了东交民巷附近仅存的两块老路牌，一块是前文提到过的“苏联豁子”，而另外一块是在台基厂头条西口北墙上，名为“赫德路”。

         赫德是谁？为何以他的名字命名中国的胡同？原来，清朝末年，由于总税务司办公地点在此，便以其负责人“罗伯特·赫德”的名字将其命名为“赫德路”。说起这个赫德，可不是一个一般人，直到今天也充满争议，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被历史学家评价为“他脚踏两只船，维持两大帝国的微妙平衡，在暗流涌动的晚清时局跌宕沉浮，衣不沾水”。

        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个英国人赫德，应该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海关的真正创立者，同时开创了中国现代邮政和海务等事业。他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晚清政府的经济命脉，又是中国和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多次重大谈判的外交代表。

        最为奇特的是，赫德在衰朽的旧帝国制度中，硬是清除了旧式衙门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创造出清朝唯一廉洁高效的衙门，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

        1901年，赫德预言，用不了半个世纪，中国必将是一个独立的强国，被他真的说中了！

一块不显眼的路牌却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沧桑，行走在东交民巷，每一步都是历史，让人感慨、反思，心潮澎湃！

文并供图/京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