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蒙藏和西域亚文明

蒙藏和西域地区亚文明（包括东胡、藏羌和戎狄（古匈奴西域族群））概述

蒙古族和藏羌族系、中亚西域或蒙古人种（黄种人）与高加索人种（中亚白种人）混血族群如历史上的匈奴，白狄，突厥，契丹，鲜卑等作为后来中华民族多样少数族群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其文化延续性与民族亚文明的阐释和描述不可回避。因此，客观的讨论中华民族重要少数族群中产生共同体的文明化历程尤为重要。对于中华少数族群来说，是否如同华夏族一样，为古国-方国-王国-帝国的过程化文明模式；还是如同西方文明，由酋邦-国家文明模式构成，是值得探讨梳理的学术和文化话题。

产生文明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少数族群，较重要且文化教独特的民族为藏羌系族群、西域中亚混血族群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回鹘和回纥）系族群以及蒙古-肃慎-东胡系民族（包括扶余、高句丽等），诚然，伴随史前至原史（即文字出现以前的文明化时代）和历史文化时期以来，华夏族包括整合以后的汉族同他者少数民族之间的主动与被动交流沟通、融合，所谓民族文化共同体已然被多元化，如匈奴和藏、羌、蒙古等族加入汉族或其他少数族群血缘，使其复杂化，所谓纯种民族文化，是不复存在的，因此，笔者，溯源少数族群亚文明化过程，就其族群血缘而言，仅在历史上其族群先祖的血缘考证，但是作为文化和血缘客观存在属性，不得不承认，作为文化政治经济少数族群共同体，至少在秦汉以后，仍旧离不开中华诸族的共同作用。因此，中华族群中少数他者亚文化共同体的存在，表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以及互相尊重，交流共识的重要性，的确能给予人类文明一定积极的借鉴。

蒙古：酋邦-区域政权文明模式

蒙古族的源头是多源的，可以说是北方民族大融合的产物。在唐朝时期，漠北分布着突厥、铁勒（包括）两大民族，东北分布着契丹、奚、室韦、靺鞨等民族。而这些民族和蒙古族都有很大的渊源。据《旧唐书》《契丹国志》等后世传世文献记载，室韦族为蒙古族的先祖。

按照Y染色体单倍群检测结果，今天的蒙古族主体属于C2单倍群，具体说是C2的北亚蒙古人种支系，即李济所谓古东北人种蒙古族亦混血入汉族、鲜卑族、东胡肃慎族等其他支系的血缘传承。

就最近考古发现来说，2014年，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开展多学科领域共同合作发掘研究。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张雪莲研究员介绍，在实施蒙古族起源课题研究过程中，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的发掘现场采集了少量标本并进行碳十四测年以及人骨稳定同位素食性分析等研究，其年代测定结果显示，岗嘎墓地年代大约存在于八到十世纪，处在蒙古族发祥早期阶段。同时进行的食性分析结果表明，当时游牧于此的蒙古族先民食物中肉类比例较高，体现出非常明显的牧区食物特征。

谢尔塔拉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谢尔塔拉东部，东北约15公里、南距海拉尔河约2公里的台地上。该遗址的年代相当于公元9—10世纪，是研究晚唐五代时期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室韦民族的社会、经济、民俗等方面的重要资料。该墓地是“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考察研究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谢尔塔拉文化代表了公元710世纪活动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室韦人遗存。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表明，谢尔塔拉人群在颅面类型上与现代蒙古人最接近，基本上属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谢尔塔拉文化的发现，为研究室韦的历史以及探索蒙古族的起源提供了科学的考古实证资料。

蒙古族建立古代政权共同体，类似酋邦-国家文明模式，唐朝前期今蒙古一带和贝加尔湖周边和叶尼塞河上游曾归为唐朝领土。唐朝后期，蒙古祖先逐渐与突厥融合，并对蒙古族的最终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0世纪到12世纪，蒙古各部逐渐迁徙到蒙古高原，逐步并入契丹人建立的辽朝版图。12世纪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一度使蒙古臣服。在与辽金政权往来的过程中，接受先进物质文化的影响，铁器使用逐渐普及，生产力获得较快发展，私有制度开始出现。以往那种传统的氏族集体游牧方式“古列延”渐渐让位于一家一户的游牧方式“阿寅勒”，社会阶级分化加剧，氏族社会逐步瓦解。  各个部落首领“汗”和贵族“那颜”在大肆攫取社会财富的同时，还豢养亲兵勇士“那可儿”为其效命，以此作为维系权势，攻伐征战的武装力量。各部落为争夺牧场、牲畜和奴隶，相互拼杀。随着金朝的衰落及蒙古势力的强盛，蒙古各部不再向金朝进贡。

到12世纪下半叶，蒙古诸部在残酷角逐之后，逐渐形成孛儿只斤和札只剌两大部落，彼此虎视眈眈，力图吞灭对方。与此同时，整个高原自东向西，蒙古、塔塔儿（鞑靼）、克烈、乃蛮及北方的蔑儿乞等五个主要的部族并存。1206年，乞颜部首领孛儿只斤·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今鄂尔浑河）源头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Činggis Qaγan，一译为“青吉思”   ，意为“拥有海洋四方的可汗”，一称意为“可怕的”“强健的”  ）  ，国号“大蒙古国”（也客蒙古兀鲁斯）。

此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于公元1271年建立大元朝，对外蒙古文称“大元大蒙古国”，自此蒙古入主中原王朝，成为中华文明王朝政权之一。

附：外蒙北亚蒙古种（混血欧罗巴种）匈奴王城遗迹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也有记载“命窦宪、耿夔之徒前后并进，蹑北追奔三千余里，遂破龙祠。”《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蹄林，课校人畜计”。从文献中记载可以看出，匈奴有单于庭、茏城、蹛林等行政、祭祀性场所。一些学者认为，单于庭、茏城、蹄林大致位于鄂尔浑河流域一带。和日门塔拉城址所反映出的礼制性和季节性特点，正好符合文献中定期用来举行礼仪、祭祀、会盟等活动的“龙祠”，或许就是“龙祠”类城址中的一种或者是其中的某一处。

　20世纪20年代，在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发现伊沃尔加匈奴古城。近十余年，蒙瑞(瑞士)、蒙俄、蒙韩等国际考古队分别发掘了宝日高勒河匈奴聚落遗址和克鲁伦河上游的特日勒金古城、瓜道布城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蒙古国匈奴城址主要分布在以下三个区域：塔米尔河下游与鄂尔浑河中游区域、土拉河下游区域和克鲁伦河上游区域。为了将和日门塔拉城址与周边匈奴遗存进行对比，中蒙联合考古队还对三个区域的匈奴时期城址与聚落进行了专项调查。

 

　　塔米尔河下游地区：

 

塔米尔河是蒙古国中部地区较大的河流之一。该区域匈奴遗存异常密集，共调查3座城址与3处大型墓葬群：哈拉赞高勒城址、和日门浑迪城址、查干朝鲁图城址、呼都格陶勒盖墓地、苏勒碧墓地、乌兰和硕墓地。

 

　　鄂尔浑河中游地区：

 

鄂尔浑河发源于杭爱山(燕然山)北麓，汉代称安侯河。该区域内目前仅发现道布德勒斯城址，城址位于鄂尔浑河西岸，东距河谷12.5公里，东南距乌力吉特苏木26.5公里,南距和日门塔拉城址约60公里。平面呈平行四边形。城内中心有1座覆斗形土台，西南另有3座低矮的小土台。地表未发现陶片等遗物。

 

　　土拉河下游流域：

 

土拉河发源于肯特山西南麓，汉代称“余吾水”。该区域城址均位于土拉河南岸、西岸，迈罕山南北两侧。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迈罕乌拉城址群，该城址群规模形制与和日门塔拉城址相似，只是保存状况普遍不佳。

 

　　克鲁伦河上游流域：

 

克鲁伦河发源于肯特山南麓，汉代称为“弓卢水”。该区域城址分布集中，均坐落于克鲁伦河上游右岸，由北至南共发现5座。该区域内还发现多处金属冶铸与制陶遗，分别是：特日勒金四方城址、布日和因四方城址、忽热道布城址、温都尔道布城址、高瓦道布城址。

匈奴城址的性质也是近几年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匈奴的名称从史书可以看到相关记载，如：荤粥、鬼方、猃狁等等。龙城在不同史书也都有相应的记载，国内学者曾经指出龙城有两部分，一部分有漠北的龙城，一部分是漠南的龙城。目前学术上以漠北的龙城为主要的研究方向。燕然山的地理方位会决定匈奴的政治中心所在，永元元年燕然山铭的发现对判定漠北龙城的具体方位，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辽史》卷九三《肖图玉传》:“开泰元年七月，石烈太师阿里底杀其节度使，西奔窝鲁朵城，盖古所谓龙庭单于城也”。史料中的龙庭单于城实际上指的是匈奴时期的城址。

萨仁毕力格在其本人最近完成的博士论文中认为，漠北地区曾经存在两个不同时期的匈奴政治中心，克鲁伦河上游地区共分布6座匈奴城址，其中呼热特道布城址面积最大，结构复杂，发现人工水池、云纹瓦当等显示高等级建筑特征的遗迹遗物，周围还分布有大小型墓地和手工业遗址，该城可能是匈奴在漠北地区最早建立的政治中心。鄂尔浑-塔米尔河谷分布有和日门塔拉城址、哈日嘎尼都尔沃勒金（出土“天子单于”文字瓦当）城址等大型聚落遗址，周围还分布有多处大型墓地，该地区应该是西汉中期以后的漠北匈奴政治中心。（图），这是按照城址的规模、形制以及周围遗存的分布特征等情况判断的，是最新研究得出的一个初步结论。

 

图  匈奴的政治格局

 

 

 

 

 

 

和日门塔拉城址全景航拍图

 

 

中城中心台基发掘后航拍图

 

西域新疆亚文明：酋邦-城市区域文明模式

新疆地区古代称为西域，多族群蒙古、部分华夏、藏羌、匈奴和突厥，包括后来演变的回鹘和回纥甚至西域白种人曾在新疆活动并建立不同考古学文化，因此新疆地区为西部与华夏族群沟通的中西交通前沿，类似深圳，上海，广州和天津等口岸城市，因此，一味强调某种人种或族群占据古代西域亚文明主流是不符合事实的，多元亚文化才是新疆由史前到历史文化时期的主流。前文笔者在《龙山时代华夏和他者之共识》一文中，已经描述史前时代新疆地区少数族群考古学文化以及族属的发展历程，在此不加赘文，下文伊始，便从先秦时代开始阐述。

1.奎玉克协海尔古城

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以下简称奎城）在南疆地区（天山以南），外围凸起城墙，城内高大土台分布。经测量，城址总面积6 万余平方米，由外围近方形的城墙和中部近圆形的高台组成。城墙东西宽约260 米，南北长约310 米。中心高台南北长约120 米，东西宽约90 米，周长约340 米，残高约6.5米。

城墙的具体形制已无法辨别，仅剩一圈隆起的埂状土堆，高出地表1米左右，宽度已无法知晓。从高空鸟瞰，中心高台呈一个高高的圆堆，中央有一个圆坑，南侧有一个出口向南延伸。高台的表面是一层层薄脆的硬壳，在这层盐碱壳下，一场大风或者大雨过后，走上高台，环顾四周，当弯腰低头寻觅时，在不经意间会有一些，或是装饰品，或是古钱币残片，又或是金箔片，当然，还有大量陶片被发现。

西域都护府在轮台

因历史文献中关于仑头、乌垒和西域都护府地望的记载，奎城遗址逐渐进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视野。从清代徐松《西域水道记》中“南近河者，渠犁故地，北近山者，乌垒故地”的记载，到20 世纪初贝格曼、斯坦因两位西方探险家分别在《新疆考古记》和《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的描写，再到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关于轮台的论述，其焦点均聚集在汉代西域都护府这一重要军政机构的确切位置上。近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通过文献考证，认为奎城遗址即是汉代西域都护府所在。2017 年底，“汉唐丝绸之路的开拓—西域都护府研讨会”在轮台县召开，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汉代西域都护府就在今轮台县境内，且很有可能是位于轮台东南部的奎城遗址或卓尔库特古城遗址中的一座。

 

汉代西域都护府与西域三十六国

2018 年开始，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与批准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建了联合考古队，拉开了奎城遗址发掘的序幕。在新疆南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古代城址考古发掘意义是非凡的，奎城的神秘面纱将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行而被逐渐揭开。

何为“灰烬之城”

“奎玉克”又称“柯尤克沁”，维吾尔语中意为灰烬，“协海尔”为古城，“奎玉克协海尔”即“灰烬之城”。我们对城址的调查、走访、钻探和发掘也证实了“灰烬之城”的由来。

 

奎城部分遗迹现象

第一，我们在对城址进行踏查的过程中，发现在城址中心高台的表面分布有大量烧火的痕迹，遗留了大量燃尽的木炭。第二，奎城地表分布有较多浅坑，据老乡介绍，这些坑是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地村民为了取土肥田而形成的，因为这里的“土”中含有大量可肥田的腐殖质和灰烬。第三，我们在对城址高台区的中心区进行勘探时，发现了厚度可达数米的灰烬堆积层，据推测应是长时间燃烧所致。第四，我们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大面积过火的墙壁和大量烧毁的木质建筑材料。

城的修建与使用为了解城墙的结构和修筑方法，我们按照考古发掘的要求和城市考古的一般操作流程，在城垣东北角布设了东西向垂直于城墙的50 米×5 米的探沟。

 

城垣东北角探沟发掘区

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终于有了可喜的发现，获得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第一，在地表见到的凸起的城墙起建于现地表下3.4—3.6 米处，现存城墙的墙基宽约15 米，高4—5 米。第二，城墙经过三次垒筑：最早是位于墙体基部的沙梁，即“墙芯”；其次是墙体的主体部分，采用不规则的土坯或土块垒筑而成；最后则是对城墙的不断补筑和修葺部分。第三，城墙的修筑和墙外的护城壕有紧密的关系，堆筑城墙所用的原材料就来自于掏挖护城壕所产生的土料，护城壕宽约12.5 米，深约1.5 米。第四，我们在城墙墙基下部还发现了早于城墙的遗存，表明在城墙的修筑之前就已经有人群在这里生活。

 

 

奎城遗址出土的陶器

 

奎城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

综合三年的发掘成果，对比碳14 测年结果，这一区域在公元前750 年就已经有人群定居生活，而奎城则至迟在公元前550 年开始修建，直至公元80 年左右被废弃。

城里人的生活

奎城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金属器、石器、木器和骨角器，为我们了解“城里人”的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

陶器普遍带流是塔里木盆地北缘最具代表性的陶器特征，学术界将具有带流特征的陶器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察吾乎文化。奎城出土的陶器，也普遍有带流的特征。从早期的带流彩陶器到晚期的带流素面陶器，无不显露着它与察吾乎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奎城西北方向直线距离约30 公里处有一处群巴克墓地，测年结果表明，群巴克墓地的人群和奎城的人群在时间上是有交叉的，也就说明二者可能存在某种关系。但由于我们没有发现属于奎城人群的墓葬，所以无法从葬式葬俗的角度做出判断。两处人群是否仅仅是文化上的交流还是人群的迁移，尚需要更多的证据。

在发掘过程中，一个令我们疑惑的地方在于，无论在奎城遗址哪个区域进行发掘，总会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尤以一些房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为多，仅仅一平方米的堆积区内出土的动物骨骼就可以装满两个大的编织袋。经动物考古学家鉴定，有羊、牛、黄羊、马、骆驼等动物。动物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奎城遗址出土的动物极少有完整的个体。这就意味着奎城人的肉食供应可能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

 

奎城遗址出土的穿孔饰品

奎城在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装饰品或是有装饰图案的遗物，其材质涉及金、铜、铁、陶、骨角等，最为常见的便是穿孔的饰品了。

仑头还是乌垒？

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 年），李广利征伐大宛，路过“仑头”。《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而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仑头，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清代《皇朝文献通考》记载：“布古尔，在英阿萨尔西一百二十里，汉时轮台地，后亦为仑头国，为龟兹所并。唐遥置为轮台州都督府，又并为轮台县故地。”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 年），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统一西域，并于同年设置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汉书·郑吉传》记载：“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城都尉、译长各一人。与都护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以上是在文献中可以看到的关于“仑头”和“乌垒”的记载，记述了“仑头”在汉代轮台故地和汉代西域都护府与“乌垒”同一个治所这两个史实。

如今的轮台境内分布有较多古城遗址，从轮台县东境的野云沟乡往西有阿孜甘古城、吾里旁古城、阿格拉克古城、卓尔库特古城、赛维尔古城、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和阔那协海尔古城等。由于这一区域考古工作之前做的很少，这些城址的年代序列尚不清楚。

奎城遗址的发掘为我们厘清了它的演变，即从公元前750—公元80 年这八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奎城遗址与仑头或是乌垒相关，这一问题的解决仍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2新疆匈奴族群的游牧文化遗迹

东黑沟遗址（又称石人子沟遗址，英语：Dongheigou Site、Eastern Dark Gully Site）位于中国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县石仁子乡石人子村南的东天山北麓，北纬43°31'12.8"－43°34'28.9"，东经93°13'44.8"－93°16'49.1"的山前冲积带上。该遗址是集墓葬、居址和岩画于一体的超大型聚落。遗址范围内包涵青铜时代至清代的多种遗存，其中以早期游牧文化遗存为主，有着密度高、数量多和属性复杂等特点，罕见于欧亚草原东部。经过2005~2007年度的调查、发掘，一举荣获中国“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称号。从而，引起中国内外欧亚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

遗址年代大概在战国晚期至东汉。林梅村、余太山、王建新等学者先后考证，汉籍中的“祁连山”、“祁连天山”或“天山”，即现今的东天山。“祁连”似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天”的称呼。史籍中早期往往以音译加意译的形式，并称“祁连天山”。而现今的祁连山，时人称“汉南山”。

公元前二世纪以前，东天山地区曾是月氏、乌孙部族活动的区域。公元前二世纪中期，匈奴西征，将该地区囊括于治下，统属于“匈奴西域”。西汉中期至晚期，东天山开始成为汉匈在西域的必争之地。

元狩二年（前121年）夏，霍去病西征“祁连天山”，西汉势力首次进入东天山地区，匈奴在西域的统治第一次瓦解。

天汉二年（前99年），李广利西征“祁连天山”的匈奴右贤王部。说明东天山地区已成为匈奴上层贵族的驻牧地之一。

本始二年、三年（前72～前71年），西汉联合乌孙部，夹击“蒲类泽”地区的匈奴右部。“蒲类泽”即今巴里坤湖。

西汉时期在东天山地区还分布有臣服于匈奴的蒲类国、蒲类后国、西且弥国、东且弥国、劫国等部族。其中所谓的“山北六国”为塔里木河下游的姑师余部。被西汉击破后，流亡于东天山地区。到了东汉时期，汉匈对东天山地区的争夺日趋白热化，并得到出土文献印证。

永平十六年（73年），奉车都尉窦固、骑都尉耿忠率军攻打北匈奴至东天山。永元五年（93年），中郎将任尚、长史王辅率军攻打北匈奴单于於除鞬至东天山。

永和二年（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军攻打北匈奴呼衍王至东天山，以《裴岑纪功碑》为证。东汉时期东天山地区依然分布着的一些臣服与北匈奴的小国：蒲类国、移支国、东且弥国等，其中一些部族擅长农业生产。

东黑沟遗址是一处兼有农业文化因素的大型游牧文化聚落遗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疆文物与考古研究所曾在遗址西边，发掘过类似的兰州湾子石筑高台遗址。但总体而言，以往学者对古代游牧文化的关注不够，工作较少。

已发掘出土的部分随葬陶器与高台、居址出土的一致，因此，三者可能同属一种考古学文化。

东黑沟遗址墓葬中人牲与墓主代表了不同的文化来源：前者继承了公元前一千纪哈密地区以焉不拉克墓地、寒气沟墓地、艾斯克霞尔墓地为代表的本地文化；后者则与黑沟梁墓地的文化一致，属于外来的新因素。二者反映出被征服者与征服者的关系。

3回鹘与回纥等诸族区域文化共同体

回鹘是铁勒诸部的一支，敕勒是最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为分布于贝加尔湖以南的部落联合体，其属于北亚蒙古种混合东亚蒙古种和欧罗巴种血缘。该部落群有狄历、敕勒、铁勒、丁零等名称，都是相同发音的音译。由于使用一种“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大车，又被称为高车。这些部落共有袁纥、薛延陀、契苾等十五部。

“回纥”一词来自古回纥文，回纥之名来源于部落韦纥、乌护。回纥是铁勒诸部的一支，韦纥居住在土剌河北，乌护居住在天山一带。其后统一铁勒诸部，回纥逐渐成为铁勒诸部的统称。广德元年（763年），英义可汗（牟羽可汗）正式皈依摩尼教，摩尼教成为回鹘汗国国教。贞元四年（788年），武义天亲可汗上表请改称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  元和三年(808年)，保义可汗连续击破吐蕃、大食，征服葛逻禄，收复北庭、龟兹，疆域达到费尔干纳，令唐代丝路交通重新打开。开成五年（840年），回鹘汗国瓦解，漠北回鹘部落大部分南下华北，其余部分分三支西迁，其中一支和天山以北一带原有的回鹘结合  ，大中十一年（857年），唐朝册封西迁回鹘庞特勤为怀建可汗，开启了回鹘（畏兀儿、维吾尔）崭新历史篇章。

 

 

 

藏羌亚文明

羌族源于古羌。古羌人以牧羊著称于世，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影响。

“羌”，原是古代人们对居住在祖国西部游牧部落的一个泛称。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是古羌人的活动中心。史书记载，殷商时期，羌为其“方国”之一，有首领担任朝中官职。他们有的过着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有的从事农业生产。《诗经·商颂》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反映了古羌与殷商密切的关系。甲骨文卜辞中有关“羌”的诸多记载，表明羌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

宗日遗址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巴沟乡团结村，初命名为免儿滩遗址或托勒台，又命名为宗日文化，距今约4300年左右。宗日文化大部分遗址散布有较细碎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及齐家文化陶器残片。此即说明宗日文化土著羌族，作为仰韶文化系统的后裔，与当地游牧民族融合产生的新型文化。

宗日遗址是马家窑文化在青海境内黄河上游分布的最远点，因其文化内涵有一定的特殊性，研究命名为宗日文化。 宗日文化对研究高原早期民族如藏族、羌族的起源历史和社会发展以及民族交流的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包括同德县在内的高原腹地在远古时代并不是蛮荒之地，而是藏羌民族区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卡约文化是中国西北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因发现于青海湟中卡约村而得名。年代约当公元前900～前600年。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境内黄河沿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

居民以从事农业为主。工具多石器，有斧、刀、锤等，但已出现铜质的镰、刀、斧、锥和镞。陶器是手制的，典型器物为双耳罐、双大耳罐、四耳罐和瓮等。

聚落发现得很少。多见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也有土洞墓，随葬陶器、石器、骨器及铜器等。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苏志墓地发现两座特殊的墓 ，用夯土筑成坟丘，坟丘两侧各有一弧形弯曲的围墓沟，坟丘内分别有16座和10座单人竖穴墓。卡约文化与齐家文化中的柳湾类型有渊源关系。

公元前1000年左右活动于河湟地区的古代居民可能是羌族。卡约文化的分布范围表明古代羌族的文化遗存。在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的文化曾经给周围地区以很大影响，同时周围地区的各种文化也给中原地区文化以重要影响，卡约文化也是这样。在青铜时代，羌族多次参加过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行为；在以后的历史时期里也发挥过重大影响。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发现墓园、排水设施及墓祠等建筑基址，是迄今青藏高原发现结构最完整、布局最清晰的高等级墓葬，墓道中发现殉马坑，为研究古代青藏高原丧葬制度和宗教观念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墓葬保存了大量精美遗物，部分遗物工艺与装饰图案带有浓郁的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等民族风格，证明都兰地区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在东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枢纽作用。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是一座木石结构的多室墓，考古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铜器、丝织品、皮革等珍贵遗物，是青藏高原发现的结构最完整、布局最清晰的高等级墓葬。

厦门大学学者破译了吐蕃古墓基因密码。研究成功测序唐代吐蕃时期热水墓群哇沿水库遗址中的10例古代个体全基因组序列，解析吐蕃古人的遗传结构，实证了吐蕃族群属于汉藏人群的论断，还原了吐蕃政权在青藏东北缘人群和文化共扩张的发展模式，为揭示中国首次发现的吐蕃墓葬群。

藏族最早起源于雅鲁藏布江流域中部地区的一个农业部落。据考古发现，早在4000多年前，藏族的祖先就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生息繁衍了。据汉文史籍记载，藏族属于两汉时西羌人的一支。藏族的先民们像许多经历石器时代的先民一样，他们先经过群居采集、狩猎生活阶段，逐步学会了饲养和农耕。雅鲁藏布江南岸雅隆地区的藏族先民后来又分成六部，即六牦牛部诸部落。

穹窿银城（Khyung lung Dngul mkhar），又作琼隆银城，是西藏古象雄王国的都城，位于海拔4400米的卡尔东山顶，面积10余万平方米。藏语为“琼隆威卡尔”。“琼”是大鹏鸟之意 ，“隆”即“地方”，“琼隆”也就是大鹏鸟居住的地方。“威”本意是银子，这里引申为银色，“卡尔”是城堡之意。简而言之，琼隆威卡尔即“大鹏银城”。

在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卡尔东城址，位于海拔4400米的卡尔东山顶，面积10余万平方米。2012年6月—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对“琼隆银城”及故如甲木墓地进行了测绘和试掘。

据汉文和藏文典籍记载，古象雄王国在7世纪前达到鼎盛。《藏族人口史考略》一文记载，根据军队的比例，象雄人口应不低于1000万。后来，吐蕃逐渐在西藏高原崛起，到公元8世纪，彻底征服象雄古国。此后，象雄文化渐渐消失。

2012年6月—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对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卡尔东城址（传说中的象雄都城“穹隆银城”）及故如甲木墓地进行了测绘和试掘。发掘表明故如甲木墓地是一处分布相当密集的象雄时期古墓群（相当于中原汉晋时期），并与象雄都城“琼隆银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古象雄首都 穹窿银城遗迹

 

 

古象雄首都 穹窿银城遗址

 

2012-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在西藏阿里象泉河上游地区的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联合开展发掘工作，发现并清理了一批土坑墓和洞式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故如甲木墓地发掘情况

故如甲木墓地位于阿里地区噶尔县象泉河上游北岸，共发掘11座大小不等的墓葬，包括8座象雄时期墓葬和3座吐蕃时期墓葬，是阿里地区所见的最大规模的墓葬群。象雄时期的墓葬皆为竖穴土坑石室墓，多为二次葬，发现有完整的侧身屈肢葬式。

 

故如甲木墓地2014M1墓室

 

故如甲木墓地2013M2墓室

 

故如甲木墓地2013M4、5、6

大型墓葬深度都在5米以上，都是多人合葬，结构复杂，存在二次或多次开挖迹象。填土层内设有专门的祭祀层，殉葬有人和动物。高规格的墓葬都有横木搭建的墓顶和长方形箱式木棺。墓葬内出土有丝织物、黄金面具、铁剑、鎏金铜器、银器、铁器、陶器、料珠及大量人类和动物骨骼等。

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故如甲木墓地8座墓葬的年代为距今1700-1800年，即公元2-3世纪，这一时期正是文献记载的西藏西部象雄王国强盛时期。从墓葬形制、规模、出土遗物等判断，故如甲木墓地很有可能是一处象雄部族贵族墓地。

故如甲木墓地3座吐蕃时期的墓葬均为小型石砌墓室，用石板封顶，侧身屈肢葬式保存非常完好，出土遗物较少，主要为料珠。从墓葬形制及丧葬习俗上看，基本沿袭了象雄时期的传统，说明在吐蕃吞并象雄之后，该地区的文化得以延续。

 

札达县曲踏墓地2014年发掘区

曲踏墓地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象泉河上游南岸，2014年共发掘5座并列的带竖井墓道的洞式墓。墓道窄狭，两侧壁积沙有掏出的成排脚窝。墓道下挖约2.5米左右出现二层台，上面横置一排青石板封顶，将墓道分为上下两段。墓道底部向山体方向开挖圆拱形墓门，墓室有单室墓和双室墓两种类型。单室墓平面略呈方形，顶部略平。双室墓有左右并列两个墓室，形制较大，为多人合葬墓。墓室内都保存有较好的长方形箱式木棺、成组的陶器以及大量马、羊等动物骨骼。木棺内有墓主人骨骸及大量随葬用品。墓主均为侧身屈肢葬，周边摆放大量随葬品，包括彩绘木案、方形木梳、带柄铜镜、刻纹木牌、纺织工具以及大量玻璃珠、长方形木盘、草编器物和彩绘陶器等。

 

曲踏墓地2014M2墓室

 

曲踏墓地2014M2出土木器

 

曲踏墓地2014M3左右墓室

 

曲踏墓地2014M3右室2号木棺

曲踏墓地的年代在距今1800年左右。这五座墓葬是在西藏阿里地区主动性发掘中首次发现的洞式墓群，随葬品种类特别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物质生活的诸多方面，对于重建古代象雄部族的社会生活面貌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墓室的形制很有可能是模仿当时的洞穴居址修建的，墓室内还根据活人的生活需要进行功能分区，墓室结构与古格时期普遍流行的穴居遗迹非常接近，对于考察象雄时期建筑形式及其使用的详细情况提供了参照。墓室内随葬大量青稞种子和牛羊马动物，说明了当时象泉河流域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以及经济上的繁荣。

 

曲踏墓地2014M3草编器

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年代相同、地域接近，随葬器物包含了相当多的共同因素，包括形制相同的箱式木棺、黄金面具、丝织品、陶器、铜器、铁器、木器和料珠等。

 

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

从丧葬习俗上看，虽然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采用了不同的墓葬形制，但都流行深挖潜埋，采用侧身屈肢葬式，并殉葬大量马、羊等动物，因此两个墓地应该属于象雄时期的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其影响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带。由于阿里地区自然资源匮乏，很多墓葬出土物并非本地所产，而是来自于周边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甚至是更为遥远的新疆、中亚和北印度地区。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和融合是象雄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一个主要方面。

据藏文史籍记载，吐蕃王室的始祖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河谷，为“六牦牛”部的首领，在松赞干布以前已传20余世。当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从最初几代首领的母子连名中，还可以看到曾经历母系氏族阶段的痕迹。

公元6世纪，山南号称“悉补野”部的首领与邻部结成联盟并尊为盟主。当时，西藏境内另外还有“羊同”、“澎波”、“苏毗”、“工布”等10余族部，均已进入奴隶制社会。雅隆部落首领成为部落联盟领袖，号称“赞普”（王），建成自称为“博”的藏民族王朝。

公元7世纪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朝（618－907年）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300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10余个部落和部族，统一青藏高原，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一写逻些，即今拉萨）。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成果。于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今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了友好关系。

对于西藏高原而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更为晚近，直到公元7世纪唐代吐蕃王朝兴起之前，汉文史书仅有“吐蕃本西羌属”之类笼统的记载，而那时藏文还没有产生。因此，西藏历史还笼罩在一派神秘的烟云之中。对于比这更早期的西藏历史，则只有民间传说和神话了。在这些传说和神话当中，西藏最早的人类被认为是“释迦牟尼佛的后裔”，或者是“神猴”与“罗刹女”交配之后产生的后代。按照这种充满了宗教色彩的神话传说，西藏最早的历史也不过相当于中原地区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

20世纪70年代，四川大学和西藏自治区的考古工作者在西藏东部昌都地区，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让人惊叹：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居住在半地穴式和石砌的房屋内，上山打猎，下河捕鱼，用骨针缝纫衣物；他们学会了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劳作之余，他们甚至还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爱美之心已经渗入生活的细节之中。

卡若文化是西藏高原上新石器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过去在定日县苏热、申扎县卢令、日土县扎布、普兰县霍尔等地发现的旧石器，在那曲、申扎、双湖、班戈、聂拉木、日土等地发现的细石器，在林芝、墨脱以及在拉萨、札达、乃东、小恩达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都与昌都卡若文化有相似之处，似乎具有某些联系，或者说受到卡若文化的某些影响。

曲贡文化遗址完整地展示了雪域高原4000年前新石器晚期一支高度发达的农耕部落文化，以该遗址为代表而命名的考古文化被发掘者命名为“曲贡文化”。从出土文物判断，它属于有别于“卡若文化”遗址的一种独特文化类型，是一种受外界影响较小的土著文化，代表了西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断面。曲贡文化遗址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500年上下，上限为不晚于公元前1750年，年代跨度在距今3500至3750年之间。当然这个上限还不是实际上的最早年代，估计还可以上推到距今4000年前。这是西藏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卡若遗址之后西藏境内的第二个经过科学调查和试掘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其年代比卡若遗址略晚。

与曲贡文化遗址相类似的文化遗存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有比较广泛的分布，都有性质相近的文化堆积，表明这是具有一定分布范围的富有特点的古代文化遗存，加拉马，墨脱的背崩村、马尼翁、乃东县的钦巴村等共十一处。有人甚至认为，曲贡文化与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

虽然曲贡文化地处高原腹地，交通不便，但在考古活动中，也发现了曲贡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证据。在发掘的一批春秋时代的石室墓中的M203墓坑内北端中部出土了一件铁柄铜镜，这柄青铜镜的镜面为圆板形，镜北阴线刻划的图案，带有一铁柄。这种带柄青铜镜与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唐宋以后所出的带柄铜镜不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其形制特征与意匠均系外来。新疆，而且年代都比较早，大多由中亚或南亚传入。因此这件带柄青铜镜，也很可能是来自中亚或南亚，以新疆为中介，传入西藏高原。这件铁柄铜镜也为研究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证明了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西藏就同中亚和南亚有着间接的文化交往。藏羌族群的区域文明化过程表明，亦是酋邦-城市文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