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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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抗日战争时期(上)
8、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9、论持久战1
8、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八年五月)
*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批驳了这种观点,同时写了这篇文章,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其结果,在抗日时期内,在一九三七年只有四万余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就发展成为一百多万人的大军,并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伟大的作用,使蒋介石在抗日时期既不敢投降日本,又不敢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而到一九四六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时,由八路军新四军编成的人民解放军就有力量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了。
第一章 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那末,游击战争就只有战术问题,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
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又如果中国也像苏联那样的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赶出,或虽时间较久,但是被占地区不广,游击战争也只是一种战役的配合作用,当然也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
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的理由。
那末,为什么不将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用之于游击战争呢?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本来是密切地联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许多东西二者都是一致的。然而游击战争又区别于正规战争,它本身有其特殊性,因而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许多特殊的东西;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决不能照样用之于特殊情形的游击战争。
第二章 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在具体地说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先,还要说一说战争的基本问题。
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这个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例如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原则即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军事上实行起来,就是以军事力量保卫祖国,驱逐日寇。为达到这个目的,在军队本身的行动上,就表现为: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消灭敌人的力量。何以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每一战争都须支付代价,有时是极大的代价,岂非和“保存自己”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正确点说,是相反相成的。因为这种牺牲,不但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必要,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必要——部分的暂时的“不保存”(牺牲或支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在这个基本的原则上,发生了指导整个军事行动的一系列的所谓原则,从射击原则(荫蔽身体,发扬火力,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起,到战略原则止,都贯彻这个基本原则的精神。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则,都是执行这个基本原则时的条件。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是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
第三章 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行动,应该采取些什么方针或原则才能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呢?因为抗日战争中(乃至一切革命战争中)的游击队一般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故在保存自己之外,还须加上一个发展自己。所以问题是:应该采取些什么方针或原则才能达到保存或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目的呢?
总的说来,主要的方针有下列各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第四章 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
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这里又可以分为四点来说:(一)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的关系;(二)一切行动立于主动地位;(三)灵活地使用兵力;(四)一切行动的计划性。
先说第一点。
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又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敌军虽强(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我们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这个条件,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正规战争是如此,游击战争也是如此。游击战争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或表现形式上的问题。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正规战争虽然也应该而且能够采用袭击战,但是其出敌不意的程度比较小一些。在游击战,速决性的要求是很大的,战役和战斗中包围敌人的外线圈则很小。这些都是和正规战不同的地方。
由此可知,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而要力戒消极防御,力戒拖延,并力戒临战分散兵力。当然,游击战争中不但战略上有防御,战术上也是有防御的;战斗时的钳制和警戒方面,隘路、险地、河川或村落等处为着消耗敌人和疲惫敌人的抵抗配置,退却时的掩护部队等等,都是游击战争中战术上的防御部分。然而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争比较起来,其进攻性更加大些,而且这种进攻必须是奇袭,大摇大摆大吹大擂地暴露自己,是较之正规战更加不能许可的。游击战争虽然也有坚持数天的战斗场合,例如攻击某个孤立无援的小敌,但一般的作战较之正规战更加要求迅速地解决战斗,这是被敌强我弱的情况规定了的。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以成其为普遍的游击战,且在许多任务,例如扰乱、钳制、破坏和做群众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为原则;然而就一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当着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尤其是为着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仍须集中其主要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
由此也就可知,从整个的抗日战争看来,只有将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集合了很多,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集合了很多,即是使得很多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都能因迅速解决战斗之故而取得了胜利,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一方面争取时间加强抗战力量,同时促进和等候国际形势的变动和敌人的内溃,以便举行战略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也只有每战集中优势兵力,不论在战略防御时期也好,在战略反攻时期也好,一律采取战役和战斗中的外线作战,包围敌人而消灭之,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消灭所包围之全部,也消灭所包围之一部,不能大量俘虏所包围之敌,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敌。集合很多这样的歼灭战,才能转变敌我形势,将敌之战略包围,即敌之外线作战方针根本击破,最后配合国际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共同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而一举消灭之。这些结果,主要地依靠正规战取得,游击战只有次一等的成绩。但是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则是正规战游击战所共同的。游击战争在抗日过程中起着伟大的战略作用,就是说的这一点。
现在来说游击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的问题。
游击战争的主动性是什么呢?
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本来战略的防御战和内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困难些,而进攻的外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容易些。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弱点,即是兵力不足和异国作战。并且因其对中国力量的估计不足和日本军阀的内部矛盾,产生了许多指挥的错误,例如逐渐增加兵力,缺乏战略的协同,某种时期没有主攻方向,某些作战失去时机和有包围无歼灭等等,可以说是他的第三个弱点。这样,兵力不足(包括小国、寡民、资源不足和他是封建的帝国主义等等),异国作战(包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和野蛮性等等),指挥笨拙,使得日本军阀虽然处在进攻战和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但其主动权却日益减弱下去。日本目前还不愿也不能结束战争,它的战略进攻也还没有停止,但是大势所趋,它的进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是三个弱点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无限止地吞灭全中国是不可能的。会有一天日本要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这种情况现在就可以开始看出来。中国方面,开始时战争颇处于被动,现在因有了经验,正在改取新的运动战的方针,即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速决战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加上普遍发展游击战的方针,所以主动地位正在日益建立起来。
游击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游击队大多处于严重的环境,这就是无后方作战的状态,敌强我弱的状态,缺乏经验的状态(这是说那些新成立的游击队)和不统一的状态等等。但是游击战争是能够建立其主动权的,主要的条件就是抓住上述敌人的三个弱点。欺他兵力不足(从整个战争看来),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广大的活动地区;欺他是异民族,且执行极端的野蛮政策,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千百万人民的拥护;欺他指挥笨拙,游击队就可以放手发挥自己的聪明。一切敌人的这些弱点,正规军也应捉住,作为自己战胜敌人的资本,但游击队尤其应当注意捉住。游击队自己的弱点,可以在斗争中逐渐减少。且其弱点有时正成为争取主动地位的条件,例如正是因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敌人后方神出鬼没地活动,敌人无奈他何,这样大的自由是庞大的正规军所不能得到的。
游击队的主动权,在敌人举行数路围攻的场合,是难于掌握和容易丧失的。在这种场合,如果估计和处置得不正确,就容易处于被动,因而打不破敌人的围攻。在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也有这种情形。所以主动权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不需要的那种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一路。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
已经因为估计和处置错误,或者因为不可抗的压力,被迫处于被动地位了的时候,这时的任务就是努力脱出这种被动。如何脱出法,须依情况而定。在许多情况下,“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的方法。但是不限于这一方法。往往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现在来说灵活性。
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灵活地使用兵力,是游击战争比较正规战争更加需要的。
必须使游击战争的指导者明白,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根据游击战争的特性,兵力的使用必须按照任务和敌情、地形、居民等条件作灵活的变动,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转移兵力。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当渔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游击队分散使用时,也须注意不要因情况不明、行动错误而受损失。渔人为了收得拢,就要握住网的绳头,使用部队也要保持通讯联络,并保持相当主力在自己手中。打鱼要时常变换地点,游击队也要时常变换位置。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
一般地说来,游击队当分散使用,即所谓“化整为零”时,大体上是依下述几种情况实施的:(一)因敌取守势,暂时无集中打仗可能,采取对敌实行宽大正面的威胁时;(二)在敌兵力薄弱地区,进行普遍的骚扰和破坏时;(三)无法打破敌之围攻,为着减小目标以求脱离敌人时;(四)地形或给养受限制时;(五)在广大地区内进行民众运动时。但不论何种情况,当分散行动时都须注意:(一)保持较大一部分兵力于适当的机动地区,不要绝对地平均分散,一则便于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则使分散执行的任务有一个重心;(二)给各分散部队以明确的任务、行动的地区、行动的时期、集合的地点、联络的方法等。
集中使用兵力,即所谓“化零为整”的办法,多半是在敌人进攻之时为了消灭敌人而采取的;也有在敌人取守势时,为了消灭某些驻止之敌而采取的。集中兵力并不是说绝对的集中,集中主力使用于某一重要方面,对其它方面则留置或派出部分兵力,为钳制、扰乱、破坏等用,或作民众运动。
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主要的方法,但是还须懂得灵活地转移(变换)兵力。当敌人感到游击队对他有了大的危害时,就会派兵镇压或举行进攻。因此,游击队要考虑情况,如果可以打时,就在当地打仗;如果不能打时,就应不失时机,迅速地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有时为着各个击破敌人,有刚才在这里消灭了敌人,又立即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消灭敌人的;也有在这里不利于战斗,要立即脱离此敌转移到另一方向去进行战斗的。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
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这种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为使灵活不变为妄动,慎重地考虑情况是必要的。
最后说到计划性问题。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固然正规战争的计划性更大些,游击战争的条件不容许很大的计划性,如果企图在游击战争中实行高度的严密的计划工作,那是错误的;但依照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采取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则是必要的,须知同敌人斗争是一件不能开玩笑的事情。
上面所说的各点,说明了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第一个问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游击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军事指导上的重要的保证。
这里虽说了许多的东西,但一切都环绕于战役和战斗的进攻。主动地位只有在进攻胜利之后,才能最后地取得。一切进攻战也都要主动地组织之,不要被迫地采取进攻。灵活地使用兵力,环绕于为着进攻战这个中心;计划性的必要,主要地也是为了进攻的胜利。战术上的防御手段,离开直接或间接协助进攻,则毫无意义。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单纯的防御和退却,对于保存自己只有暂时的部分的作用,对于消灭敌人则完全无用。
这个原则,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是基本上同一的,只在表现形式上有程度的不同。但在游击战争中注意这个不同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正是因为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使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区别于正规战争的作战方法;混淆了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游击战争是不能胜利的。
第五章 和正规战争相配合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是和正规战争相配合的问题。这是依据游击战争具体行动的性质,说明它在作战上和正规战争的关系。认识这种关系,对于有效地战胜敌人,是有重要意义的。
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有三种: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斗的。
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平绥、平汉、津浦、同蒲、正太、沪杭诸铁路线两旁的游击战争,所起战略的配合作用,更加容易看到。它们不但在现时敌人举行战略进攻时配合正规军起了战略防御的作用;又不但在敌人结束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时,将配合正规军妨碍敌之保守;而且将于正规军举行战略反攻时,配合正规军击退敌军恢复整个的失地。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伟大的配合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游击队和正规军的领导者们,都应明确地认识其作用。
不但如此,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又如敌占风陵渡后,普遍存在于山西各地的游击战争(主要是由正规军进行的),对于配合陕西、河南两省沿黄河西南两岸的防御战,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更是很大的。再如敌攻鲁南时,整个华北五省的游击战争,对于配合鲁南我军的战役作战,也尽了相当的力量。在这个任务上,一切处于敌后的游击根据地的领导者们,或临时被派出的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好好地配置自己的力量,各依当时当地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向着敌人最感危害之点和薄弱之点积极地行动起来,达到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和精神上振奋内线上各个战役作战军之目的,尽其战役配合的责任。如果各游击区或各游击队只是各干各的,不顾战役作战的配合,虽在总的战略作战上仍不失其配合作用,但由于没有战役作战的配合,也就减少了它们的战略配合的意义。这一点是一切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应该深切地注意的。为达此目的,无线电通讯之普遍地设置于一切较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兵团,实有完全的必要。
最后,战斗的配合,即战场作战的配合,是一切内线战场附近的游击队的任务,这一项当然只限于靠近正规军的游击队,或临时从正规军派出的游击队。在这种场合,游击队应该依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担负其所指定的任务,往往是担负钳制部分的敌人,妨碍敌之运输,侦察敌情,充当向导等。没有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时,游击队也应自动地做这些事。坐视不理,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的态度,是要不得的。
第六章 建立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因为失地的恢复须待举行全国的战略反攻之时,在这以前,敌人的前线将深入和纵断我国的中部,小半甚至大半的国土被控制于敌手,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我们的战略反攻一日未能举行,失地一日未能恢复,敌后游击战争就应坚持一日,这种时间虽不能确切断定,然而无疑地是相当地长,这就是战争的长期性。同时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的利益,必将日益加紧地对付游击战争,特别在其战略进攻停止之后,必将残酷地镇压游击队。这样,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的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因此,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要或不要根据地、重视或不重视根据地的问题,换句话说,根据地思想和流寇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是任何游击战争中都会发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是例外。因此,同流寇主义作思想斗争,将是一个不可少的过程。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在说明了根据地的必要和重要性之后,下面的问题是实行建立根据地时必须认识和解决的。这些问题是:几种根据地,游击区和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第一节 几种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
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1]、五台山[2]、太行山[3]、泰山[4]、燕山[5]、茅山[6]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
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至于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建立临时的根据地和小部队的或季候性的根据地,则前者现在已经证明,后者也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一方面,敌人兵力不够分配,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如再加上指挥适当一条,则小部队的非固定的长期根据地之建立,当然应该说是可能的[7]。大抵当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将首当其冲。那时,在平原地带活动的大的游击兵团将不能在原地长期支持作战,而须按照情况,逐渐地转移到山地里去,例如从河北平原向五台山和太行山转移,从山东平原向泰山和胶东半岛转移。但是保持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分处于广大平原的各县,采取流动作战,即根据地搬家,一时在此一时在彼的方法,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至于利用夏季的青纱帐和冬季的河川结冰之季候性的游击战争,那是断然可能的。在现时敌人无力顾及和将来顾及也难周到的条件下,确定在现时广泛地发展平原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方针,在将来准备坚持小部队的游击战争,至少坚持季候性的游击战争,并建立非固定的根据地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
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历史上所谓“海盗”和“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不过,各个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这一方面。虽然主观条件还不具备,然而无疑地是应该注意和应该进行的。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
第二节 游击区和根据地
在处于敌人后方作战的游击战争面前,游击区和根据地是有区别的。在四围已被敌占但中间未被敌占或虽占而已经恢复的地区,例如五台山地区(即晋察冀边区)的某些县,太行山地区和泰山地区也有这种情形,这些都是现成的根据地,游击队据之以发展游击战争是很方便的。但在这些根据地的其它地方则不然,例如五台山地区的东部北部——即冀西察南的某些部分和保定以东沧州以西的许多地方,在那里,游击战争在开始时期还不能完全占领该地,只能经常去游击,游击队到时属于游击队,游击队走了又属于伪政权,这样的地区就还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而是所谓游击区。这种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游击区就转化成了根据地。将这些根据地,增加到原有的根据地里面去,就叫做发展了根据地。
有些地方的游击战争,全部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例如冀东的游击战争。那里已有长期的伪政权,当地起义的民众武装和从五台山派去的游击支队,整个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它们在开始活动时,只能在此区中选择好的地点作为临时的后方,或叫做临时根据地。要待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工作开展了之后,才能把游击区状态消灭,变为比较稳固的根据地。
由此可知,从游击区到根据地,是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依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程度如何而定其是否已从游击区过渡到了根据地的阶段。
有许多地区,将是长期地处于游击区状态的。在那里,敌人极力控制,但不能建立稳固的伪政权,游击战争也极力发展,但无法达到建立抗日政权的目的,例如敌人占领的铁路线、大城市的附近地区和某些平原地区。
至于敌人有强大力量控制着的大城市、火车站和某些平原地带,游击战争只能接近其附近,而不能侵入其里面,那里有比较稳固的伪政权,这又是一种情形。
由于我之领导错误或敌之强大压力的结果,可以使上述的情形发生相反的变化,即根据地化为游击区,游击区化为敌之比较稳固的占领地。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值得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特别警戒。
所以,在整个敌占地区,经过游击战争和敌我双方斗争的结果,可以变为三种情况的地方: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被占领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游击战争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极力扩大第一、第三两种地区,而极力缩小第二种地区。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
第三节 建立根据地的条件
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所以建立根据地问题,首先就是武装部队问题。从事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用全副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击部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地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成为正规部队和正规兵团。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说起。这是第一个条件。
和建立根据地不能分离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使用武装部队并配合民众去战胜敌人。凡是被敌人控制的地方,那是敌人的根据地,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要把敌人的根据地变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非战胜敌人无从实现,这是自明之理。就是游击战争控制的地方,如果不粉碎敌人的进攻,不战胜敌人,自己控制的地方就要变成敌人控制的地方,也无从建立根据地。
和建立根据地不可分离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藏的汉奸势力;要做到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原来有中国政权未被敌人破坏的,则在广大民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去改造它和巩固它;原来的中国政权已被敌人破坏了的,则在广大民众努力的基础之上去恢复它。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
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
此外,还须指出的是地理和经济的条件。地理条件的问题,在说“几种根据地”时已经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情形,这里只说主要的要求,即地区的广大。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和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待说。这个条件已因中国领土广大和敌人兵力不足,一般地提供于中国的游击战争了。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但在中国,这个条件已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
经济条件的性质,从其自然性一方面看来,也和地理条件相同。因为现在并不讨论在沙漠里建立根据地,沙漠里也没有什么敌人,讨论的是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而一切敌人能到之处,当然早就有了中国人,也早就有了吃饭的经济基础,故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不发生选择经济条件的问题。一切有中国人又有敌人的地方,不问其经济条件如何,都应尽可能地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永久的或临时的根据地。但从其政治性一方面看来则不然,这里的问题是存在的,这就是经济政策的问题,这一点对于建立根据地是带着严重性的。游击战争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必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即合理负担和保护商业,当地政权和游击队决不能破坏这种原则,否则将影响于根据地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支持。合理负担即实行“有钱者出钱”,但农民亦须供给一定限度的粮食与游击队。保护商业应表现于游击队的严格的纪律上面;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奸之外,决不准乱没收一家商店。这是困难的事,但这是必须执行的确定的政策。
第四节 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为了把侵入中国的敌人围困在少数的据点,即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内,各个根据地上的游击战争必须极力向其根据地的四周发展,迫近一切敌人的据点,威胁其生存,动摇其军心,同时即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这是十分必要的。这里,要反对游击战争中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不论是由于贪图安逸而发生的,或由于对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而发生的,均将给予抗日战争以损失,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本身也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不可忘记根据地的巩固,而其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和组织民众,以及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训练。这种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只知道发展忘记了巩固的游击战争,经不起敌人的进攻,结果不但丧失了发展,且有危及根据地本身之虞。正确的方针是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办法。只要是长期战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问题,是每个游击队经常发生的问题。具体解决时应依照情况去决定。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这就是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就是组织民众、训练部队的工作。因为二者的性质不同,军事部署和工作执行随之而不同,必须依情况分时期有所侧重,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第五节 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从整个抗日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处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就使各个分进之敌的每一个处于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一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在河北、山东等省,亦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二种包围。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8]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它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我们就比敌人多了一个包围,形成了一个太平洋的外线作战,可以围剿法西斯日本。这一点在今天当然还没有实际意义,但不是没有这种前途的。
第七章 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四个问题,是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里所述的进攻战方针在抗日游击战争处于防御姿势和处于进攻姿势中如何具体地应用的问题。
在全国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正确地说,战略反攻)中间,每一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上面及其周围,也有其小规模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前者是敌取攻势我取守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后者是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
第一节 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
在游击战争已经起来并有相当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敌人停止了对我全国的战略进攻、采取保守其占领地的方针的时候,敌人向游击战争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对于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是必要的,否则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全无准备,一旦遇到敌人严重地进攻的形势,必至惊惶失措,被敌击破。
敌人为达到消灭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之目的,常会采取围攻的办法,例如五台山地区就已有了四五次的所谓“讨伐”,每次配置三路、四路以至六、七路的兵力,同时有计划地前进。游击战争发展的规模越大,其根据地所处的位置越重要,威胁敌人的战略基地和交通要道越大,敌人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进攻也将会越厉害。所以,凡属敌人进攻游击战争越厉害之处,就证明那里的游击战争越有成绩,对于正规战争的配合也就越有作用。
在敌人数路围攻的情况之下,游击战争的方针是打破这种围攻,采取反围攻的形态。在敌数路前进,但每路只有一个或大或小的部队,没有后续部队,不能沿途配置兵力、构筑堡垒、修筑汽车路的情况之下,这种围攻是容易打破的。这时,敌是进攻和外线作战,我是防御和内线作战。我之部署应是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主要的是埋伏战),于敌行动中打击之。敌人虽强,经过多次的袭击,也就削弱下来,往往中途撤退,此时游击队又可于追击敌人时继续袭击,再行削弱他。当敌人还没有停止进攻或实行退却之时,总是占据根据地内的县城或市镇,我便应包围这种县城或市镇,断绝其粮食来源和交通联络,等到敌人无法支持向后退走时,我便乘机追击之。一路打破之后,又转移兵力去打破敌之另一路,这样各个地击破敌之围攻。
在一个大的根据地内,例如五台山地区,是在一个“军区”之内分为四五个或更多的“军分区”的,每一军分区都有独立作战的武装部队。在上述作战方法之下,往往同时地或先后地打破了敌人的进攻。
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9]的办法。
在反围攻的作战中,地方人民的抗日自卫军和一切民众组织,应全体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用各种方法帮助我军,反对敌人。在反对敌人的工作中,地方戒严和可能程度的坚壁清野两事是重要的。前者为了镇压汉奸,并使敌人得不到消息;后者为了协助作战(坚壁),并使敌人得不到粮食(清野)。这里所说的清野,是指粮食成熟时早日收割的意思。
敌人退却时往往将所踞城市中的房屋和所经道路上的村庄放火烧毁,目的在给予游击战争根据地以破坏,但同时就使得敌人第二次进攻时没有房子住和没有饭吃,害了他们自己。这就是所谓在一件事情上面包含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意义的具体例证之一。
不是在几经反围攻之后业已证明在那里无法打破严重的围攻时,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不应企图放弃那个根据地而跑到别的根据地去。在这里,应注意防止悲观情绪的发生。只要领导上不犯原则错误,一般的山岳地带,总是能够打破围攻和坚持根据地的。只有平原地带,如果在严重的围攻之下,就应根据具体情势,考虑下面的问题:留着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在当地分散活动,而将大的游击兵团暂时地转移到山地里去,等到敌人主力移动他去,我又再往那里活动。
由于中国地区广大、敌人兵力不足的矛盾情况,敌人是一般地不能采取中国内战时国民党的堡垒主义的。但是我们应该估计到在某些特别威胁敌人要害的游击根据地中,敌人有可能采取相当程度的堡垒主义,要准备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坚持那里的游击战争。毫无疑义的,根据在内战时还能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在民族战争中当然更能够坚持。因为即使在兵力对比上,在某些根据地中,敌能使用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极端优势的兵力,但是敌我民族矛盾无法解决,敌之指挥弱点无可避免。我之胜利,就建立在深入的民众工作和灵活的作战方法之上。
第二节 游击战争的战略进攻
在已将敌之进攻打破,敌之新的进攻尚未到来的时候,是敌取战略守势我取战略攻势的时候。
这种时候,我之作战方针,不在于攻击不可必胜的、固守着防御阵地的敌人;而在于有计划地在一定地区内消灭和驱逐为游击队力能胜任的小敌和汉奸武装,扩大我之占领地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补充并训练部队,组织新的游击队。在这些任务做得有了些眉目之后,如果敌人还在守势之中,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我之新占领地区,攻击那些敌力薄弱的城市和交通线,依其情况而长久地或暂时地占领之。所有这些,都是战略进攻的任务,目的在于乘着敌取守势之时,有效地发展自己的军事的和民众的力量,有效地缩小敌人的力量,并准备敌人再度向我进攻时又能有计划地和有力地打破之。
部队的休息和训练是必要的,敌取守势时是我最好的休息和训练的时机。不是一事不做专门关起门来休息和训练,而是在扩大占领地,消灭小敌,发动民众的工作中,争取时间达到休息和训练的目的。解决给养被服等困难问题,也往往在这个时候。
大规模地破坏敌之交通线,妨碍敌之运输,直接帮助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也在这个时候。
这时,整个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和游击部队,都是兴高采烈的时候,被敌摧残的地区也逐渐整理,恢复元气。敌占地区内的民众亦十分高兴,到处都传播游击队的声威。敌人及其走狗汉奸的内部,则一方面发展着恐慌情绪和分化作用,一方面又增加着对于游击队和根据地的仇恨,加紧地准备着对付游击战争。因此,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不可在自己的战略进攻中得意忘形,轻视敌人,忘记了团结内部、巩固根据地和巩固部队的工作。在这种时候,须善于观看敌人的风色,看其是否又有向我进攻的朕兆,以便一遇进攻,就能适当地结束我之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再从战略防御中粉碎敌人的进攻。
第八章 向运动战发展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五个问题,是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其必要和可能,也是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如果中国能迅速地战胜日寇,并迅速地收复失地,没有什么持久战,也不是什么残酷的战争,那末,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必要就不存在。然而情形是相反的,战争是长期而且残酷,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战争既是长期的和残酷的,就能够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变成正规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将逐渐地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运动战了。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明确地认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坚持向运动战发展的方针,并有计划地执行之。
现在许多地方的游击战争,例如五台山等处,是由正规军派出强大的支队去发展的。那里的作战虽然一般是游击战,但开始即包含了运动战的成分。随着战争的持久,这种成分将逐渐地增加。这是今天抗日游击战争的长处,不但使游击战争迅速地发展,并且使之迅速地提高,较之东三省的游击战争,条件优越得多了。
由执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化为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前者除直接动员人民加入部队外,可采取集中小部队的办法;后者则依靠战争中的锻炼和提高武器的质量。
集中小部队,一方面,须防止只顾地方利益因而妨碍集中的地方主义;另一方面,也须防止不顾地方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
地方主义是存在于地方游击队和地方政府中间的,他们往往只顾地方的利益,忘记全局的利益,或贪图分散活动,不惯集团生活。主力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注意到这种情形,采取逐渐地和部分地集中的办法,使地方保有余力能够继续地发展游击战争;采取首先协同行动然后实行合编以及不破坏其建制不撤换其干部的办法,使小集团能够融合于大集团。
单纯军事主义和地方主义相反,乃是主力部队里头的人们只图扩充自己不顾扶助地方武装的一种错误观点。他们不知道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并非废除游击战,而是在广泛发展的游击战之中逐渐地形成一个能够执行运动战的主力,环绕这个主力的仍然应有广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战争。这种广大的游击部队,造成这个主力的丰富的羽翼,又是这个主力继续扩大的不断的源泉。所以,主力部队的领导者如果犯了不顾地方民众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的错误,就必须加以克服,使主力的扩大和地方武装的繁殖,各得着适宜的位置。
提高质量,须在政治、组织、装备、技术、战术、纪律等各方面有所改进,逐渐地仿照正规军的规模,减少游击队的作风。政治上须使指挥员、战斗员们认识从游击队到正规军提高一步的必要性,鼓励大家为此而努力,并以政治工作去保障之。组织上须逐渐地具备为一个正规兵团所必需的军事和政治的工作机关,军事和政治的工作人员,军事和政治的工作方法以及供给卫生等的经常制度。装备方面,须提高武器的质量和种类,增加必要的通讯器材。技术和战术方面,从游击部队的技术和战术提高到作为一个正规兵团所必需的技术和战术。纪律方面,提高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程度,消灭自由和散漫的现象。所有这些方面的完成,需要一个长的努力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工程,然而必须向这个方向发展。只有这样,一个游击战争根据地上面的主力兵团才能造成,更有效力地打击敌人的运动战方式才能出现。这种目的,在有正规军派遣支队或派遣干部的地方,是能够比较顺利地达到的。因此,一切正规军均有扶助游击队向着正规部队发展的责任。
第九章 指挥关系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指挥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游击战争顺利发展的条件之一。
游击战争的指挥方法,由于游击部队是低级的武装组织和分散行动的特性,不容许高度的集中主义,如同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那样。如果企图拿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施之于游击战争,必然地要束缚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而使游击战争毫无生气。高度的集中指挥和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是正相反对的东西;对于这种高度活泼的游击战争,施之以高度集中的指挥制度,不但不应该,而且不可能。
然而游击战争不是不要任何的集中指挥就能够顺利地发展的。在有广大的正规战争,同时又有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的情况之下,使二者适当地配合行动是必要的,这里就需要对于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配合行动的指挥,这就是国家参谋部和战区司令官关于战略作战的统一指挥。在一个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里面,那里存在着多数的游击队,其中往往有一个至数个作为主力的游击兵团(有时还有正规兵团)和许多作为辅助力量的大小游击部队,还有不脱离生产的广大的人民武装,那里的敌人也往往成为一个局面,统一地对付游击战争。因此,就在这种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发生了统一指挥,即集中指挥的问题。
由此,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
战略的集中指挥,包括国家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导。在这些上面的不协调、不统一、不集中,是有害的,应该尽可能地求得其协调、统一和集中。凡关于一般事项,即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接受上级的指导,以收协同动作之效。然而集中到此为止,过此限度,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这个原则也一般地通用于正规战争的作战,特别是在通讯工具不完备的情况下。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在游击根据地组成一个军区,其下分为几个军分区,军分区之下分为几个县,县之下分为几个区的情况,军区司令部、军分区司令部、县政府、区政府的系统是隶属关系,武装部队依其性质分别地隶属之。它们之间的指挥关系,根据上述的原则,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上级对下级某些具体行动有意见,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训令”提出,但决不应作为不可改变的“命令”。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很远,这种具体行动就越应加大其独立自主的权限,越应使之多带地方性,多切合地方情况的要求,以便培养下级和地方人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应付复杂的环境,发展胜利的游击战争。如果是一个集中行动的部队或兵团,其内部指挥关系,适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因为情况是明了的;但是如果该部队或该兵团一旦分散行动,便又适用一般集中、具体分散的原则,因为具体的情况无从明了。
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这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这也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只有上述的原则,才是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
注释
[1] 长白山是中国东北边境的山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与其它自发的抗日武装以及活动在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一道,曾一度在长白山区开展和坚持游击战争。
[2] 五台山是山西东北部延至河北边界的山脉。一九三七年十月,以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为主以五台山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一月,成立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后来晋察冀边区扩大到同蒲路以东,正太路、德石路以北,张家口、多伦、宁城、锦州以南,渤海以西的绝大部分地区。
[3] 太行山是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的山脉。一九三七年十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向太行山区挺进;十一月开始创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同时分兵向冀南、豫北的边界和冀西发展。一九三八年四月成立晋冀豫军区,后又相继开辟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一年建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后来边区发展到东起津浦路,西至同蒲路,北起正太路、德石路,南至黄河的绝大部分地区。
[4] 泰山在山东中部,是泰沂山脉的主峰之一。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三八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依托泰沂山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为创建鲁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5] 燕山是河北省东北部的山脉。一九三八年夏,八路军第四纵队进入冀东的燕山地区。中共冀热边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的配合下,发动和领导了冀东二十一县和唐山矿区的工人农民抗日武装大起义。一九三九年后逐步建立了冀东抗日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6] 茅山在江苏省南部。一九三八年四月,新四军先遣支队开始向苏南敌后出动,实行战略侦察。六月和七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先后从安徽南部进入苏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开创以茅山山区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7] 抗日战争发展的经验,证明了平原地区能够建立长期的而且在许多地方能够成为固定的根据地,这是由于地区的广大,人口的众多,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人民动员的普遍和敌人兵力的不足等等条件所决定的。毛泽东随后在具体的指示中即把这点加以明确地肯定了。
[8] 围棋是中国的一种很古老的棋。双方的棋子互相包围,一方的一个或一群子被对方所包围,就被“吃”掉。但如果在被包围的一群子中保有必要的空格(“眼”),这群子就是“活”的,不被“吃”掉。
[9] 公元前三五四年,魏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第二年,齐国国君命田忌、孙膑率军救赵。孙膑认为魏军精锐在赵,内部空虚,主张引兵迅速进攻魏都,迫使魏军弃赵自救。田忌采纳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回救本国。齐军乘魏军疲惫,在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北)设伏袭击,大败魏军,赵国之围也随着解除。后来中国的军事家就用“围魏救赵”来说明类似的战法。
9、论持久战1
(一九三八年五月)
* 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
问题的提起
(一)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尤其是对持久战,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反对意见,也有空洞无物的了解。“卢沟桥事变[1]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在广大的人们中流行着。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许多的因素: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共产党人,同其它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说到,因为一切的东西,不是在一个讲演中完全说得了的。
(二)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三)抗战以前,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例如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2]。”抗战以后,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协的空气时起时伏,主张妥协者的根据就是“再战必亡”[3]。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来说:“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好在他们还不去宣传,不然真糟。农民对他们的信仰当然要大些啊!”这类中国必亡论者,是妥协倾向的社会基础。这类人中国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恐怕终战争之局也不会消灭的。当此徐州失守武汉紧张的时候,给这种亡国论痛驳一驳,我想不是无益的。
(四)抗战十个月以来,各种表现急性病的意见也发生了。例如在抗战初起时,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4]。上海战争时,有些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5]。台儿庄胜利[6]之后,有些人主张徐州战役[7]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8]。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头脑。于是敌人是否进攻武汉,成为疑问了。许多人以为:“不一定”;许多人以为:“断不会”。这样的疑问可以牵涉到一切重大的问题。例如说:抗日力量是否够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的力量已使敌人不能再进攻,还要增加力量干什么呢?例如说: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为统一战线的现时状态已够打退敌人,还要什么巩固和扩大呢?例如说:国际外交和国际宣传工作是否还应该加紧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说:改革军队制度,改革政治制度,发展民众运动,厉行国防教育,镇压汉奸托派[9],发展军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是否应该认真去做呢?例如说: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和猛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战争形势稍为好转的时候,就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加紧磨擦一下,把对外的眼光转到对内。这种情况,差不多每一个较大的胜仗之后,或敌人进攻暂时停顿之时,都要发生。所有上述一切,我们叫它做政治上军事上的近视眼。这些话,讲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是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空谈。扫除这些空谈,对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应该是有好处的。
(五)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六)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为备忘计,不妨抄录几段如下: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它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它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它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它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斯诺:《西北印象记》)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七)还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在它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清楚地指出:
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
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同样证明了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八)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但是人们的错误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的错误,带一贯性,这是难于纠正的;另一类是偶然的错误,带暂时性,这是易于纠正的。但既同为错误,就都有纠正的必要。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的根据
(九)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分别地说来,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
(一○)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还不止此,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一一)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10],太平天国[11],戊戌维新[12],辛亥革命[13],直至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后,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一二)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些特点来说明我们所要说的一切问题。
驳亡国论
(一三)亡国论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说“抗战必亡”,现在又说“再战必亡”。如果我们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如果我们说,这是古代,不足为据,他们又可以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所以还须提出其它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国论者的口封住,使他们心服,而使一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们得到充足的论据去说服还不明白和还不坚定的人们,巩固其抗战的信心。
(一四)这应该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
(一五)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敌人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再则,当日本举行战争的时候,正是世界各国或者已经遭遇战争或者快要遭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中国这个国家又是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这就是日本已经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的根源。
(一六)中国方面呢?它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是它的特点,所以被称为弱国。但是在同时,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所谓抗日战争是进步的,不是说普通一般的进步,不是说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的那种进步,也不是说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的那种进步,而是说今天中国的进步。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如果说,在俄国,没有一九○五年的经验就不会有一九一七年的胜利;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这是国内的条件。
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因此胜利了,但那个援助的规模还没有今天广大,性质也没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的。所有这些,造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虽然还没有,尚有待于来日,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八)阿比西尼亚为什么灭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国,而且是小国。第二,它不如中国进步,它是一个古老的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产阶级政党,更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国这样的军队,更没有如同八路军这样的军队。第三,它不能等候国际的援助,它的战争是孤立的。第四,这是主要的,抗意战争领导方面有错误。阿比西尼亚因此灭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亚还有相当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如能坚持下去,是可以在未来的世界变动中据以恢复其祖国的。
(一九)如果亡国论者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败史来证明“抗战必亡”和“再战必亡”的话,那我们的答复也是时代不同一句话。中国本身、日本内部、国际环境都和过去不相同。日本比过去更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变,力量依然颇弱,这一点是严重的情形。日本暂时还能控制其国内的人民,也还能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作为其侵华的工具,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相反的变化。这一点现在还不是事实,但是将来必然要成为事实的。这一点,亡国论者就抛弃不顾了。中国呢?不但现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余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都必然会向前发展。虽然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屡次遭受挫折,使中国不能积蓄更大的力量用于今日的抗日战争——这是非常可痛惜的历史的教训,从今以后,再也不要自己摧残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础上,加上广大的努力,必能逐渐前进,加强抗战的力量。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这种努力的总方向。国际援助一方面,眼前虽然还看不见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国际局面根本已和过去两样,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酝酿中。中国近代无数解放运动的失败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不能比拟今天的情况。在今天,虽然存在着许多困难条件,规定了抗日战争是艰难的战争,例如敌人之强,我们之弱,敌人的困难还刚在开始,我们的进步还很不够,如此等等,然而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只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难而争取胜利。这些有利条件,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这就是抗日战争必不会和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同归失败的理由。
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
(二○)亡国论之没有根据,俱如上述。但是另有许多人,并非亡国论者,他们是爱国志士,却对时局怀抱甚深的忧虑。他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惧怕对日妥协,一是怀疑政治不能进步。这两个可忧虑的问题在广大的人们中间议论着,找不到解决的基点。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两个问题。
(二一)前头说过,妥协的问题是有其社会根源的,这个社会根源存在,妥协问题就不会不发生。但妥协是不会成功的。要证明这一点,仍不外向日本、中国、国际三方面找根据。第一是日本方面。还在抗战初起时,我们就估计有一种酝酿妥协空气的时机会要到来,那就是在敌人占领华北和江浙之后,可能出以劝降手段。后来果然来了这一手;但是危机随即过去,原因之一是敌人采取了普遍的野蛮政策,实行公开的掠夺。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不但是对下层民众,而且是对上层成分,——当然对后者稍为客气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别,并无原则之分。大体上,敌人是将东三省的老办法移植于内地。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敌人的这一野蛮政策,还要施之于更深的内地。他的胃口很旺,不愿停止战争。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内阁宣言的方针[14],至今坚决执行,也不能不执行,这就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这是根据敌人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而来的,“在劫难逃”,于是形成了绝对的敌对。估计到某种时机,敌之劝降手段又将出现,某些亡国论者又将蠕蠕而动,而且难免勾结某些国际成分(英、美、法内部都有这种人,特别是英国的上层分子),狼狈为奸。但是大势所趋,是降不了的,日本战争的坚决性和特殊的野蛮性,规定了这个问题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国方面。中国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个:其一,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国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又其一,别的党派,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这三者互相团结,谁要妥协就是站在汉奸方面,人人得而诛之。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人,就不能不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妥协就实际上难于成功。
(二三)第三是国际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余都不利于中国妥协而利于中国抗战。这一因素影响到中国的希望。今天全国人民有一种希望,认为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特别是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空前强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和中国是历来休戚相关的。苏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成分之唯利是图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战争为其职志的。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二四)由此可作结论:妥协的危机是存在的,但是能够克服。因为敌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其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有妥协的社会根源,但是反对妥协的占大多数。国际力量也有一部分赞助妥协,但是主要的力量赞助抗战。这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就能克服妥协危机,坚持抗战到底。
(二五)现在来答复第二个问题。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现象是严重地存在着,这些不合理因素的历史积累,使得广大爱国志士发生很大的忧虑和烦闷。但是抗战的经验已经证明,十个月的中国人民的进步抵得上过去多少年的进步,并无使人悲观的根据。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虽然很严重地阻碍着人民抗战力量增长的速度,减少了战争的胜利,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但是中国、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许中国人民不进步。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进步和进步的缓慢是目前时局的两个特点,后一个特点和战争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称,这就是使得爱国志士们大为发愁的地方。然而我们是在革命战争中,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我们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是正当的。说日本也能获得改造,是说日本统治者的侵略战争将走到失败,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时。这和中国的抗战密切地联系着,这一个前途是应该看到的。
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
(二六)我们已把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几个敌我之间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亡国论,答复了为什么不易妥协和为什么政治可能进步的问题。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它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那些并非亡国论者,也不是一贯的悲观主义者,仅为一时候和一局部的敌我强弱情况或国内腐败现象所迷惑,而一时地发生悲观心理的人们,我们也得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观点的来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改正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会明白,因为他们是爱国志士,他们的错误是一时的。
(二七)然而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它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们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错误来,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为估计不符合真相,行动就无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败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两样。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我们是否否认亡国危险呢?不否认的。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亡国论者则主观地和片面地只承认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认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解放的条件和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我们对于妥协倾向和腐败现象也是承认的,但是我们还看到其它倾向和其它现象,并指出二者之中后者对于前者将逐步地占优势,二者在猛烈地斗争着;并指出后者实现的条件,为克服妥协倾向和转变腐败现象而努力。因此,我们并不悲观,而悲观的人们则与此相反。
(二九)我们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们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
为什么是持久战?
(三○)现在我们来把持久战问题研究一下。“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一个问题,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单说敌人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就有陷入亡国论的危险。因为单纯地以弱敌强,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单是大小或单是进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样。大并小、小并大的事都是常有的。进步的国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强,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国家或事物所灭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它缺点,我尚有其它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
(三一)既然敌之优点只有一个,余皆缺点,我之缺点只有一个,余皆优点,为什么不能得出平衡结果,反而造成了现时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呢?很明显的,不能这样形式地看问题。事情是现时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点一时也没有且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现,而出现的是不平衡。
(三二)敌强我弱,敌是优势而我是劣势,这种情况,虽因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而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产生基本的变化。所以,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将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然而敌我都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全败,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一则敌强我弱之原来状况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二则由于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相对的形势。拿原来状况来说,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它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它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于是形成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双方的强弱优劣原来都不是绝对的,加以战争过程中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变化了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况是继续变化的。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三四)目前敌尚能勉强利用其强的因素,我之抗战尚未给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进攻,反之,尚足以维持其进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剧本国阶级对立和中国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战争之退步性和野蛮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碍其进攻的情况。敌人的国际孤立的因素也方在变化发展之中,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孤立。许多表示助我的国家的军火资本家和战争原料资本家,尚在唯利是图地供给日本以大量的战争物资[15],他们的政府[16]亦尚不愿和苏联一道用实际方法制裁日本。这一切,规定了我之抗战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虽在十个月抗战中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减弱。其各种有利因素,虽然都在起积极作用,但达到足以停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程度则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在国内,克服腐败现象,增加进步速度;在国外,克服助日势力,增加反日势力,尚非目前的现实。这一切,又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
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三五)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欲完全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将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未必尽能达其企图。但是我们的作战计划,应把敌人可能占领三点甚至三点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区并可能互相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基础,部署持久战,即令敌如此做,我也有应付之方。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此阶段中,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敌虽已经采用过并且还将采用卑鄙无耻的劝降手段,企图不费大力实现其速决计划,整个地征服中国,但是过去的已经失败,今后的也难成功。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是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此阶段中,苏联对于我国已经有了大量的援助。敌人方面,士气已开始表现颓靡,敌人陆军进攻的锐气,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将更不如初期。敌之财政和经济已开始表现其竭蹶状态,人民和士兵的厌战情绪已开始发生,战争指导集团的内部已开始表现其“战争的烦闷”,生长着对于战争前途的悲观。
(三七)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时中国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规军,不过一方面因敌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战略守势,一方面因中国技术条件一时未能完备,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攻。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如同现在山西的榜样。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将大肆其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领地的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统一政府”。我们内部,因大城市的丧失和战争的困难,动摇分子将大倡其妥协论,悲观情绪将严重地增长。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此阶段内,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地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裂,有计划地增强作战技术,改造军队,动员全民,准备反攻。此阶段中,国际形势将变到更于日本不利,虽可能有张伯伦[17]一类的迁就所谓“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的调头出现,但主要的国际势力将变到进一步地援助中国。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敌人方面,陷在中国泥潭中的几十个师团抽不出去。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日本在中国的掠夺虽然不能说它绝对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资本缺乏,又困于游击战争,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
(三八)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阵地防御,由于当时的条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阶段的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阶段之变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三九)这样看来,战争的长期性和随之而来的残酷性,是明显的。敌人不能整个地吞并中国,但是能够相当长期地占领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也不能迅速地驱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将依然是中国的。最后是敌败我胜,但是必须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四○)中国人民在这样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间,将受到很好的锻炼。参加战争的各政党也将受到锻炼和考验。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果然是这样,一切困难就能够克服。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
(四一)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的变化将循着下述的道路前进。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之这种劣势,须估计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原来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将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许要减缩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经济方面。这一点,将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四二)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也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表现在: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一百万万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方面。这个方面,又给予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然而也要估计到敌人的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在这点上面,又产生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的根据,同时也将被一些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但是我们必须估计敌人这种向上变化的暂时性和局部性。敌人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者,他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将使他的占领区实际上限制在狭小的地带。而且,敌人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又产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国的矛盾。再则,根据东三省的经验,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资本时期,不能是收获时期。所有这些,又是我们击破亡国论和妥协论而建立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的根据。
(四三)第二阶段,上述双方的变化将继续发展,具体的情形不能预断,但是大体上将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18]。例如日本的军力、财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国的游击战争,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国际更感孤立。中国则政治、军事、文化和人民动员将更加进步,游击战争更加发展,经济方面也将依凭内地的小工业和广大的农业而有某种程度的新发展,国际援助将逐渐地增进,将比现在的情况大为改观。这个第二阶段,也许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应该重复地指出:所谓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
(四四)根据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敌人采用各种分化手段破裂中国统一战线的企图,此阶段中并不会减弱,因此,中国内部团结的任务更加重要,务不令内部不调致战略反攻半途而废。此时期中,国际形势将变到大有利于中国。中国的任务,就在于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四五)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四六)于是问题和结论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我以为是正确的。
(四七)讲到这里,亡国论和妥协论者又将跑出来说:中国由劣势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军力和经济力;由平衡到优势,需要有超过日本的军力和经济力;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结论是不正确的。
(四八)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没有疑义,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其军力和经济力是能够逐渐地加强的。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其军力和经济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吗?还不止此,目前我们不能把别国的军力和经济力大量地公开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难道将来也不能吗?如果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量的军力和经济力公开地防御或攻击日本,公开地援助我们,那末,优势不更在我们一方面吗?日本是小国,其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孤立;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所有这些,经过长期发展,难道还不能使敌我优劣的形势确定地发生变化吗?
(四九)速胜论者则不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起一定的变化以前,就要举行战略的决战,就想提前到达解放之路,也是没有根据的。其意见实行起来,一定不免于碰壁。或者只是空谈快意,并不准备真正去做。最后则是事实先生跑将出来,给这些空谈家一瓢冷水,证明他们不过是一些贪便宜、想少费气力多得收成的空谈主义者。这种空谈主义过去和现在已经存在,但是还不算很多,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时,空谈主义可能多起来。但是在同时,如果第一阶段中国损失较大,第二阶段时间拖得很长,亡国论和妥协论更将大大地流行。所以我们的火力,应该主要地向着亡国论和妥协论方面,而以次要的火力,反对空谈主义的速胜论。
(五○)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战争究将经过多少年月则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具体地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它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