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兽冲突的复杂性

发布时间：2019-03-07 来源：三江源国家公园

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是当今野生动物保护学家们面对的最普遍和尖锐的问题之一。一般认为，造成冲突的最主要原因是野生动物造成破坏或损失，如家畜被杀，破坏农作物，袭击人，传播疾病等等，而对此人们采取的措施常常是捕杀野生动物。在很多地方，冲突依然在恶化，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往人类不曾居住的地方迁移，而一些物种又重新返回它们曾经的领地。

对此，人类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损失有所下降。可人们并没有消除对这些物种的敌对，造成人兽冲突的源头是复杂的，也是不易移除的。这表明，采用新式全面的方法才是解决人兽冲突的长远之计。

缓解冲突的举措没能实现长远目标的原因多种多样，问题也因地不同。保护生物学家在采取应对措施之前总会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进行预测，可预想中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与现实的差别之大令人吃惊。对于冲突的认识一般有三个步骤：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与矛盾的强弱直接相关；不同层次的冲突有相应的应对措施；应对措施的改变会有不同的效果。当地人的态度因素影响着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当地人的态度因素不同，就会与预测模式偏离，也就无法预测缓解措施是否有效。总结起来，作者觉得假设与实际存在差距主要是因为三个因素：对危机的认识，过度反应及社会影响。保护生物学家应深入调查当地状况，认真思考这些因素中哪一种会影响冲突，再决定在这些背景下，哪种举措最有可能成功。

对危机的认识

对危机的认识及对危机的应对极大程度受社会和文化观念、价值观、历史、意识形态影响。一项关于人们认知，忍受和接受危机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外部强加的危机，如果是自愿承担危机，对危机的接受程度平均要高出1000倍。这在处理人与动物冲突中非常重要，因为人们总是抱怨野生动物及其附带的危机是各种机构强加给他们的。比如在法国和挪威，很多农民都怀疑重返自己领地的狼是有人饲养和引进的。在乌干达，尽管家畜破坏作物不亚于野生动物，但当地人对野生动物的不满更强烈，因为这些动物是国家财产，是当政者强加给当地人民的，而不是他们自愿接受的。

197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影响危机认知和忍受程度最主要的因素有两个：固有的畏惧程度，也就是面对威胁，是心平气和还是心怀畏惧；以及危机的新奇程度。固有的、根深蒂固的敬畏和恐惧是引起对野生动物怀有敌意的主要原因。而有过靠近野生动物生活经历的人，对它们的恐惧会少些。

人们所认为的危险和实际的危险之间差距很大。大牧场主认为草原土拨鼠降低了土地的家畜承载能力而实际上是土拨鼠改善了草场。同样的，农民认为红疣猴食椰子会影响椰子产量，而实际上是有利于椰子的最终收获的。

人们也常常夸大危险，个人总是有意无意夸大动物造成的损失，而在群体中，一个人所遭受的损失会触发其他人的恐慌，即使他们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少见但致命事件的发生也会极大影响人们对危险的认知。1915年，发生在北海道的熊杀7人事件在日本依然常常被人们提起，一直到现在，日本范围内都将熊视为冷血杀手。同样的，狼袭人的故事在挪威也常听到，48%受访挪威人都表示害怕狼。尽管最近一次狼袭人的记载发生在200多年前。类似的危险物种故事也常常通过电影等大众文化传播，讲述鲨鱼袭人的电影让观影者20年后都不敢入海，尽管鲨鱼袭人发生得少之又少。

依靠单一生活来源的人对危险动物更是怨恨，由于其他资产或收入的缺乏使得可能造成的后果显得更为严重。因此，有足够的应对策略是减弱易伤性的主要方法，也是时常面对环境危险的传统群体非常需要的。

过度反应

理论上，如果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有所减少，人们的反应也会相应地有所缓和。事实远非如此。1966年，北海道拉响熊警报，用车辆和直升飞机调集了300多猎手和日本军队，捕杀了39只熊。20世纪80年代，为保护家畜捕杀了7000多只非洲猎豹，尽管它们几乎不杀家畜。更令人不安的是，即使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减少到零，对野生动物的捕杀却不会因此而停止。事实上，不管个人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敌对一直存在，丝毫没有消减。因此，需要探讨影响危机认知的深层因素。

人类对野生动物的认识和态度不仅源于事实和个人经历，还源于其他相当重要却常常被忽视的诸如群体经历、文化标准、期待和信仰等因素。很多民间传说都有动物的身影，民众对动物的态度受此影响甚大。比如关于吸血鬼的神话让人们觉得蝙蝠是带有厄运的。民众的恐慌和敌对心理会让捕杀一直存在。虽然教育让敌对有所缓和，但根深蒂固的误解却是不易消除的。

人类和动物的冲突体现了社会冲突，因此对动物的态度会随着社会变化而波动。在坦桑尼亚，斑鬣狗成为群际间激烈冲突的导火索，因为人们猜疑某个种族给斑鬣狗施魔法，加以训练去捕杀别人的家畜。在莫桑比克，人们认为可以施魔法把迪米卡树嫩枝变成灵狮，袭击施法者的敌人，结果人们一看到狮子就杀。后来的农村化更是加剧了人狮矛盾。像这样的给动物施魔法或变成动物的传说在很多文化中都有，意识到这点，缓和深藏的社会矛盾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在发达国家，人和动物的冲突极大程度上源于群际敌对。在宾夕法尼亚希金斯，曾每年举办一次射鸽活动，对外宣称是为了控制瘟疫，其实是人们认为鸽子与城市有关，给鸽子附上含义，觉得它代表了城市的价值观，会对尚是农村的希金斯带来威胁。人们认为鸽子与城市道德沦丧、同性恋、艾滋、吸毒有关。可见，某些物种浸染上人的特征会进一步促发敌对。

这些事例表明，要长久解决人与动物矛盾，专业人士需考虑指导工作的臆想，考虑各种状况的动态变化，考虑多种影响因素，而不仅仅只是从减少动物造成的损失入手。

环境因素

物理环境，靠近森林边缘的庄稼更有可能受到野猪等动物的破坏，动物造成的损失会因当地其他食物来源稀缺而显得更为严重；土地的使用和管理能从根本上改变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比如，玉米地改种辣椒，因为辣椒对于大象等并没有那么可口。这样就能确保当地人生计安全，进而减少人与动物的冲突；人类行为。人类能通过狗、牧人、圈养家畜等方式保护自己的财产，有效减少动物带来的损失；动物的行为。比如在卢森堡，石貂的领地行为造成一系列车引擎被破坏。

社会因素。因感觉到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平衡造成的反感是其中之一 。例如，农民认为损失是受到城市权力集团保护的动物造成的，他们会愤愤不平。群际间的敌对和不信任更是会加剧冲突。感知到自己相对脆弱于其他群体也会燃起冲突，而财富不足会让脆弱感强化，因而对动物造成的损失会有更大恨意。归根到底，是个人或群体的信仰和价值观决定人们如何看待动物造成的损失，比如宗教信仰。福音派基督教对野生动物有着特别的敌对心理，而尼泊尔信佛教的牧人会将雪豹的劫掠视为山神的惩罚而不会将责任归于雪豹本身。   

这些错综复杂的文化，社会及个人因素相互作用，决定着人们对引起冲突的物种真实危害程度的认识，进而决定人们对其敌对的程度。而敌对的直接后果是捕杀该物种，间接结果是改造栖息地让这些物种出现不适。因此，深入分析和理解这些社会因素异常重要。

从长远来看，从业者需要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采取措施。虽然这些因素不是在每个地方都存在，并且在很多地方还存在其他各种因素，为了真实地了解每一个具体的地方并解决问题，这些动态因素是研究者要考虑和调查的。这些因素间的关系，我们所了解的还相当少，这些关系包括：

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的程度和个人与群体对此的认知的关系。有限的时间和资源意味着研究者只能搜集到人们口述的数据而不是实际的损失数据。提供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的信息利于缓和矛盾，因为这样能体现其实动物并没有想象中破坏性那么大。提炼出不同地区的共同点能帮助找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从而让缓解工作能有的放矢地展开。几乎还没有研究对于要将动物造成的损失减少到多少，减到什么时候给出一定的量化数据。一般是采取措施缓和冲突异常激烈的地区的问题，可结果可能只是把该地区的冲突迁移到了邻区，这样也许目标地的冲突得到缓解，但可能会燃起其他地区的冲突，甚至让更广的社区范围内冲突整体升级。存在群际间冲突的地区特别要关注这一点。

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的程度，个人与群体对此的认知和所做回应间的关系。大量研究详细探讨对野生动物敌对，而研究者只认识到这会造成动物数量减少。检测不同地区冲突与所做的回应之间的关系的特征利于找出激化回应水平的主要因素。还有，调查冲突对野生动物的影响除了大部分研究关注的直接捕杀，冲突造成的燃烧或清理栖息地等间接影响也是有用的，因为这能从宏观上实现保护野生动物。

基于事实的对保护措施成效的检测。假想中，减少冲突就能有可觉察的保护效果。可是这个假设的真实性还没有得到充分证实。从家庭和社区的层面，从冲突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后果角度对保护效果开展缜密研究很有必要。比如前面提到冲突的迁移不利于冲突解决。同时，如果工作主要由当地精英群体承担，会在无意中激化妒忌心理，因而造成对野生动物和保护工作小组怀有更大不满。再有，人们对野生动物的怨恨不易消除，因此，需要详细研究在不同情形下，哪些缓解措施能产生最大成效，这对于指导未来努力方向相当有帮助。

从物种到社会。有效的解决需要全面的、跨学科的方法，保护生物学家要从单纯的以物种为根本转向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生态和文化层面。这就需要更多协作者的参与，包括冲突中涉及的个人和群体、生物学家、研究助手以及人类学、心理学和经济等其他领域的专家。该结论虽是受到普遍认可，但尝试的并不多。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依然在加剧，将该结论付诸实践已是刻不容缓。

雪境评论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这篇文章更是从关系的视角来分析人兽冲突产生的来自人类观念、心理、经济等方面的因素，在青藏高原区域，人和野生动物的冲突，例如，棕熊进房子，狼、雪豹等食肉动物动物吃老百姓家牛羊的情况，都需要更多从人的“对危机的认识，过度反应及社会影响”入手研究作为指导。

本文翻译整理自J. Dickman发表于《Animal Conservation》的《complexities of conflict: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social factors for effectively resolving human–wildlife conflict》一文

翻译：Mandy     编辑：龙延婷，苏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