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探讨的是各项经济要素的分配关系，以及不同分配关系下对再生产的影响。

我们知道，正统经济学中这是一个伦理问题，这种学说旨在论述资本主义的正当性，与其社会传统做伦理整合。有些观点，例如“边际生产力贡献”旨在论述这种分配关系本身的“公平”；而另一些观点则在边沁功利主义的思想传统中去批判公平本身并不能带来社会的功利最大化。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始终充当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构成性例外，如此拼凑的杂碎却对自身的内在的差异性并不计较。如果要深入研究这一点，与不同地区的思想传统相关性极为明显，前者作为来自北美地区的学说，更强调经营获利与加尔文宗教义的问题；而后者经历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在道德哲学的框架下并不苛求抽象的公平概念。

无论如何，价值与功利都存在这种现实偏差。如果基于一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资产阶级视角，我们没有必要拿这种东西哄骗自家的会计。问题在于，不同的分配关系一定会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再生产，但我们可以不加反思的认为，最有利于再生产发展的分配关系，就一定是某一种吗？事实上，只要认识到利润平均化过程中会在交换环节再分配剩余价值，就必要的认识到工资、利润在货币形式上的遮盖，而如何分配，是一个如何完成商品流通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考察今天的社会现实，整体的资源配置过程的问题出在哪一个环节。生产要素的分配应该以完成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增长为目的，而不是占有形式的抽象增长。

 

正文

工业资本主义诞生到转型过程中，有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被忽略了。工业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来自同一个部门，但却是两种流通方式。在完成了商品形式之后，前者总是会回到生产部门，而后者不会。物质资料的形态自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作为消费资料的商品被生产出来就需要被消费（小规模的作为日常物料再次进入经营活动，虽然计入成本，但与生产资料相比）；而作为生产资料的固定形态，它在交换环节再次流入另一个生产部门时，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生产资料是一种不变资本，只是一种价值的转移。因此，生产中购置的机器只需要按会计摊销方法把它计入成本就可以了。在一个生产部门内部，不变资本作用于物质形态而不作用于价值形态，于是，它基本上都被当作是比较具体的管理学问题，而忽视了生产资料自身作为特殊商品在整体流通中的影响。

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之中并不凸显的一点，是生产资料的迭代速度与它的使用寿命。我们在总和的抽象性中考察这个问题，耐用的时间与迭代的时间在历史中发生了量变质变。当迭代速度大幅度超过了使用寿命时，我们就会发现，旧设施会在迭代之后出现某种程度的市场价格的贬值（这个贬值是在自然折旧值之外的部分）。在某些领域，这个贬值的幅度甚至超过了利率。似乎，资本用于购置这些设备，不如持有一年的利率然后购买大幅度贬值后的它们。但我们的现实是调整会计摊销法去进行加速折旧。（例如实际使用年限可达十年但会计只计划五年，又或在第一年直接折旧50%）

信息电子产品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加速摊销法使产业上游的成本集中体现在第一、二年，因此，它们也反映在商品的价格现象中。这种价格波动是无法用市场理论解释的，按照它们的传统，或许这又是“特殊的”，宣布它不具备理论的普遍性来保卫其理论的普遍性。但这个“特殊的”部分在整体经济中未免太过重要。事实上，任何新科技产业涌现出来时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任何后发经济地区的产业化过程也都会经历全部环节，从纺织品到钢铁制品再到半导体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商品价格现象都受其技术迭代影响下的成本摊销方式。

我们必须在剩余价值再分配的理论基础上去研究这种迭代商品的价格现象。在迭代商品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去购买这同一个商品的人，就意味着在两个不同的会计周期去支付不同的摊销成本。如果商品的物质形态本身作为耐用品，消费环节的使用预期也开始长于它的迭代性，这就是说，这一整个产业供应链也是在几个周期里的消费者这里回收它的生产价格。那么，在不同周期的消费者之间支付的价格有一个较大的差幅，支付低价的消费者，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在第一个周期的消费者的高价补偿了加速摊销的成本。

让我们回顾价格现象的历时性通货膨胀（剩余价值再分配主导了货币与商品关系的历时性现象，参见《通货膨胀原理》）。正是因为，通货膨胀取决于利润平均化过程的剩余价值再分配方式，我们看到，在所谓的货币实际需求量与货币供给量之间，通货膨胀并不均质的反映在一切具体商品上。而这种非均质性，自身具有剩余价值再分配方式的规律性。迭代商品一方面发生产业供应链的生产价格回收方式的商品价格贬值，一方面也会发生通货膨胀。而体现在非迭代商品的通货膨胀，在所谓的CPI中是被彻底混淆的。

迭代商品会在产业化过程中再次转换为非迭代的普通商品（并非是在能指的型号上，而是其背后的生产资料的迭代性）。科技自身是一个独立范畴，并不遵循资本主义的增长方式，它并非按照量化增殖规律那样发展。当迭代商品部门再次回落为非迭代部门时，经济又必然出现周期性波动。

迭代部门在一定历史时期上升到经济整体中的一定比例时，它产生的综合影响导致经济按照一种惯性运转下去，而当它又受到科技发展的限制回落时，经济如何与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去研究在剩余价值再分配的生产关系下，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关系。我们首先在生产部门当中区分出生产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两个不同部门。它们是一个产业链，其中生产资料在生产部门内部流通，而消费资料作为商品的最终形式进入交换环节（具备再分配性质的）流通。

从对无差别的劳动时间单位的使用量来说，机器设备的价格与劳动力价格并没有出现在边际生产力贡献的市场竞争下的平衡。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生产资料的价格不取决于生产成本加标准利润，而是由其边际生产力贡献决定的。这在理论上导致使用机器的价格最终会和使用劳动力的价格一致，全部的利润流向了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因为它使用更少的劳动力制造出了能够等于更多劳动力边际贡献的机器。但问题是，在这个部门的劳动力贡献会递归到劳动力价格，而递归到生产生产资料的“资本品”又会进一步向上递归。如果没有受过专业的幼教训练，我们没有办法与这种纸糊的逻辑对话。

机器，对不变资本的使用取得了胜利，是因为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用更少的劳动时间单位做出的机器在最终商品形态的部门取代了更多的劳动时间单位。对工业生产部门的劳动时间单位投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工业部门会因不变资本的上升而提供更多的商品总量；在社会总交换量（不是供给或需求之类的抽象，就是具体现实的经济中真正完成的交换量）不变的情况下，工业部门会因不变资本的上升减少对劳动时间单位的总使用量。

我们使用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商品经济的总交换量。如果在传统的经济学中选取一个近似的概念，叫做市场。萨伊定律的自由市场是个模糊的概念，一般来说，主流经济学家界定范畴的方式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东西就属于自由市场范畴，对资产阶级不利的东西就不属于。例如独立的会计事务所就属于前者，而不属于人为的外部干涉；独立的公会就属于后者，就算是外部干涉。当市场价格高于生产价格时，就属于自由市场范畴，因此不必干涉；当市场价格低于生产价格时，就属于商家恶性竞争，需要进行干涉。从萨伊的普遍范畴来说，瓜分资本家的财产也属于“供给自发创造需求”的自发过程。

在以大宗商品为主体的经济中，生产部门发出的总工资不可能足够支付它生产出来的总商品的价格，否则就不存在利润。而有产者对大宗商品也不存在超出一般量的额外需求，那么请问这个部分是如何完成流通的？

我们的研究如果遵循主流经济学的概念，却又硬要解释当下的现实，就不免会走入逻辑的死胡同。我们必须把市场作为社会关系之中的具体，研究中国的市场或美国的市场的因素。对任何生产经营活动而言，一个会计期间的市场的总交换量往往是给定的外部因素，经济活动就是在竞争获得这些存量。在这些存量中，不仅仅存有生产价格的补偿部分，还附着着一个剩余价值再分配过程中旧产业向新产业让渡的利润，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必须包括在总工资之中。（产业之所以称之为产业，意味着它的商品从仅供有产者消费的特殊消费品转换为大宗商品）

在市场的总交换过程中，用以支付商品价格的货币，从生产要素的分配性来源上可以分为三类：利润、工资、租金，分别对应三种要素：资本、劳动、不动产（最初的形式是土地）。

货币作为要素的分配结果，自身就已经被这种社会关系预设了用途。因此，利润往往用于生产部门的扩大再生产（关于有产者的消费，我们的问题在于大宗消费品为主的商品流通，奢侈品之类的特殊部门只是在除开显像属性的价格之外取其使用属性构成的一个部分作流通考察）；工资往往用于商品交换或购置不动产。

地主阶级的土地作为要素参与分配，但并不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以不动产形式作为要素参与分配时，我们会看到一个新兴的非生产性的坐食阶级。它的分配性仅仅只是促进对不动产的投资，而没有任何经济要素的贡献性。

或许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的不动产具备商业贡献，提供了客流量。但是，这种“客流量”，本就是工业、运输业等等部门使劳动人口聚居并发出去了工资，它并非是这种不动产的投资带来的，而是商品经济的隐性因素在这些不动产转换为商业区时完成经济显像化。恰恰是因为这种显像方式的直观，房地产被当作是经济增长的带动者，但事实的因果关系完全是倒置的，并非是房地产带动了经济增长，而是一个地区能够拉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产业支撑起了房地产成功的转换为商业区。

还有一种观点，将房地产称之为货币的“蓄水池”。声称房地产吸纳了超发货币，抑制了通货膨胀。关于货币，我们首先应该有一个基础共识——货币对财富增长的影响在于它的流通，而不是不流通。如果认为超发的货币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那么我们大可停止这么做。但是，通货膨胀的原理在于利润平均化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再分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商品流通的完成以及新型产业的发展。因此，正增长的经济体一定按照交换环节中的剩余价值再分配性去发生通货膨胀。

我们考察中国的具体国情，为什么所谓蓄水池当中的货币流进市场之后，导致的是总交换量不变的情况下的物价上涨，而不是消化掉所谓的产能过剩、回购出口的商品呢？即便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为什么不会作为超额利润回馈到企业？

这都是在空谈，都是基于阶级性编造的意识形态。我们从阶级性考察房地产价格，它完全是来源于有强烈购房意愿的这些人（控诉房价上涨的人是在控诉自己买的太晚，而一旦签了合同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是建筑业意义上的生产价格外加城市市民阶级的身份资产价格。

对于货币政策，反而是个麻烦，发行的更多货币因此没有进入交换环节完成再分配的流通，反而被这个新兴的城市市民阶级的坐食性资产建成了等级化的阶层“蓄水池”。

但是，如果这份租金的用途（哪怕是自住房，这个价格并不会消失，而是收取了自己的这部分工资）能够进入交换环节流通，反而使工资获得一定的议价权。城市市民的坐食性资产并没有将他们转变为坐食阶级，相反，在产权分离的结构下他们一直充当着关键劳动部门。这是因为，现代教育建立了智识性与职业伦理的统一（在经济合理化的社会中职业伦理是实体性的综合影响，参见《教育的折衷主义》）。

工薪阶级，以及个体经营的小资产者都会选择适当时机购置房产。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前者是产权分立结构下按照科层制的生产方式的城市市民阶层，这个群体的工资收入包含了额外的再分配的剩余价值。货币流入这部分工资时，发生了传统拜物教的三位一体转换模式的断裂。这种断裂使得这部分剩余并没有直接转换为资本继续扩大再生产，而是以其主观选择的方式在交换环节重新在不同部门流动（相对比于金融业的科员评估，这是一种市民普遍参与的市场机制）。这种流动天然的倾向于不动产价格。因为，相较于日常消费，不动产的价格具备再生产性；相较于股票债券，不动产更加稳定。

“天然”并不是经济合理化的范畴。我们可以看到，同等经济规模和均质化收入的地区房地产的价格是不同的。似乎可以说是有一种文化的影响，使得某些地区更倾向于购置房产，但这几乎就是说某些地区的文化更加向往于成为坐食者阶级。这个问题可以在经济合理化自身的范畴中得到解答。在经济的同等地区，具备劳动力的议价权的合理化社会机制的地区，房地产的价格总是低于不具备的地区。

市民阶级把剩余的货币全部流入房地产，在不动产自身不变的情况下价格的不断上升，具备阶层的再生产性质。这种再生产性质是说，因为在组织化的经济生产内部，劳动力不具备议价权，于是只能通过不动产的价格，使之转化为劳动力的隐性成本，以使分配中必须承担这个部分。

我们转换到生产经营部门的视角来看，劳动力的使用价格和不动产的使用价格都是成本，但是，不动产作为资本方，具备竞争关系的、组织化的、法理型的议价能力。出于节省，劳动力价格不会主动上涨，只能跟随着房价物价被动的上涨。于是，在另一端的劳动者，因自身不具备议价权，只能把工资大量的流入不动产的价格。对经营单位来说，因其不愿在劳动要素分配更多的价值，导致了两个要素的成本同时上涨，而作为分配要素的不动产，成为了企业经营成本与劳动者生活成本的双重负担。

另一个不动产的购置群体，是传统经营模式的小资产者。我们首先分析这个群体在整体经济中的构成。这些经济实体更广泛的分布于区县、非中心城市。这个群体的收入始终处于传统拜物教的三位一体，货币可以就地扩大再生产自己的经营。另外，还有一部分的中小个体经营单位，其业务主要对接大公司的产业链。这些中小企业处于一个混合地带，最终产品的市场交换环节取决于中心企业，它的商品流通是显像经济的范畴，而其产权结构虽然处于传统经济范畴，但整体的组织经营方式已经在产业结构中发生了流溢。

商品经济的二重化中，两种生产方式是并存的。隐性因素的显像化，是对过往的显性因素的重新结构。换言之，显像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对传统拜物教生产方式的再次的对象化，后者在抽象层面上充当着前者的原材料。

在一个现代经济体当中，小资产者在经营着传统经济，而城市市民主导着显像经济的科层组织。后者是经济合理化的历史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教育部门与这种科层制具备经济统一性，并且贯穿了个人的全部生活。但问题在于，尤其亚太等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中，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也是并存发展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折叠着的社会历史将跨时代的冲突直接作用于经济的合理化范畴。于是，一些人干脆就把分配问题作为一个价值问题从经济合理化范畴排斥出去了。低工资被一种观点当作“人口红利”，它背后的理论依据主要来自李嘉图对1800年左右的工业增长逻辑的观点（这是工业生产资料的高峰迭代期）。同时，后发地区的传统生产方式也刚好也经历这个时期的工业化，而另一种生产方式下的显像经济在其他产业部门支付的工资也能够帮助交换环节的流通（这些部门的劳动时间单位也是获得了无差别的价格，因此，货币得益于此进入交换环节）。

我们一定要明确的是，低工资的分配模式只有在传统农业人口向现代经济的各类产业人口的过渡时期起到了作用。在生产经营内部的视角，市场交换环节获得的经营总收入是来自再生产范畴的限定性（我们不是在谈论个体单位之间的竞争，而是将之视为总和部门的社会再生产问题）。低工资产生了一部分剩余，对个体而言这部分剩余貌似能够转换成超额利润去扩大再生产，但前提是市场具备这些货币形式的总交换量。在整体中，低工资能够促进增长的原因是，作为剩余，它并没有转化为利润，而是转换为成本，用以支付其他要素的再生产——生产资料的折旧和加速折旧、以及建筑业意义上的不动产成本等等。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产资料的加速折旧，它以更快的速度建立了一个完备而庞大的产业链，这些产业链提供的各种资料在生产环节内部流通，但发出去的工资（尤其技术性溢价的工资）一方面促使传统农业人口进入现代经济的产业结构模式（包括作为现代产业化的农业），使地域分布的自然经济更快转型为现代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另一方面在市场交换环节扩大了有效的商品流通。但是，当自然经济人口基本转换为商品经济人口、技术迭代放缓之后，这种传统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方式在全部空间和时间中都出现了问题，经历了大危机、海外市场扩张、世界大战之后，在二十世纪中期，从传统的流通方式彻底转型为剩余价值再分配的流通方式。

后发地区的人口经济结构转型基本完成、生产资料迭代基本放缓之后，就必须完成商品经济二重化的过渡，遵循商品流通的经济合理化逻辑，转换为剩余价值再分配的方式。这时，李嘉图的传统理论预设下的“人口红利”观点反而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桎梏。

前文提到，工资不具备议价权，使得货币流向不动产的“蓄水池”当中以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方式推动工资增长。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在不动产要素和劳动力要素上做双重支付。这在有益的方面加速了一个经济体当中的基础建设，如果只是考察中心城市的显像经济，这种要素分配只是向基础建设让渡。但是，当我们考察商品经济二重化的另一端，它对非中心的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致命影响。

非中心地区的中小规模个体经营者，在房价高速上涨的社会中始终面临一个抉择——继续投产还是买房。当房价上涨的速度超过利润率时，小资产者的资金就会从拜物教生产方式当中的资本环节断裂，转而购置城市房产（无论贷款还是怎样，这部分资金都是从原本将要投入扩大再生产的环节转移到购置不动产）。

这不仅是经济决策，而是全部生活方式的决策。购置房产转换为新兴市民阶层，意味着宏观环境的法理型机制转变、个体的交往行为规范、子女的受教育以及全面发展等等，都迫使其做出这种选择。

但这在宏观经济当中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好不容易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累计之后，却把这部分货币流入了城市不动产。一方面，非中心地区的商品经济完成了原始累计之后立刻发生资本转移，开始整体塌陷；另一方面，中心地区获得了资本流入，但却没有发生任何经济实体变动，反而导致了要素分配的进一步失衡。

在这种处境之下，显像经济试图扩大自己的规模时，却发现，它的原材料性质的传统商品经济已经塌陷了。而当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出现问题之后，不动产的基础建设更是彻底失去了经济基础，在尚未建成就沦为了废墟。

在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获得了一个基础性认识之后，我们可以重新回答当代的产业结构如何转型。从其要素分配关系来说，度过人口结构的产业化和生产资料迭代时期之后，分配应向劳动要素转移，并且限制工资向不动产的流入。

显像经济的组织性和剩余价值再分配的交换方式决定了它是一种规模效益经济，这意味着它永远都需要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并且通过剩余价值再分配的方式竞争发展。但是，即便是所有经营方都意识到了增加平均收入的必要性，也没有办法独自去增长工资。尤其是当经济波动到来时，经营方发现，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不动产都是木已成舟的分配关系，能通过管理经营去消减的开支，只有工资上附着的额外待分配剩余价值。当全社会都去消减工资时，支撑在剩余价值再分配基础上的显像经济就必然遭遇整体性的破产。

当下的中国现实，生产、分配的内部环节已经错过了合理化范畴自身给出的调整机遇，即加速折旧成本逐渐降低过程中的工资逐渐增长。不动产价格又涉及整个阶层社会关系，它必然只能通过整体性的全面改革来完成，涉及教育的同业公会制度、货币政策、赋税与土地财政模式、福利保障制度等等几乎全部的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