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神仙不许思凡？二郎神的小心思【宝莲灯】02
其实“天人屏障”这个，倒让我想起这么一段文字：
李硕先生在《翦商》这本书中，就讲了这样一个猜想式的故事——中国人是怎样从最“尚鬼”的民族，一变而成为最世俗的民族的？他认为其中的关键，就在周灭商被刻意隐瞒的故事中。
按照《翦商》一书的转述，考古的证据发现，我们的民族在刚刚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与世界上大多数文明一样，本来也是喜欢搞祭祀讨好鬼神的。而且我们的祖先也相信祭祀的物品越贵重，神明和祖先就越高兴。那毋庸讳言，人总比牲畜要贵重一些，于是人牲和人殉的习俗就出现了。
在被猜想为史书上的夏代首都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当中，就存在有一定数量的人牲遗骸，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人牲主要集中于城市的炼铜区域当中。
这一点乍看起来匪夷所思，因为在石器与铜器混用的远古时代，炼铜可是绝对的高科技产业，炼铜族群尤其热衷人牲献祭，相当于现如今一帮设计芯片或搞粒子对撞的工程师、科学家热衷于跳大神，这怎么可能呢？
可是如果你深入理解一下古人的思维方式就明白了——远古时代可没有科学思想，炼铜师们不知道炼铜的原理，他们只是按照被传授的经验，去碰运气、去赌这一次的矿石能不能炼出铜器，铜器的质量又怎样。
可是这种瞎蒙的冶炼方式，无法控制的变量太多：铜矿的质量、伴生矿的杂质干扰、炉火的温度等等等等。炼铜的工程师们不知道更无法控制这些变量，于是被变量折磨疯的他们就会本能地相信，也许冥冥中有鬼神决定了他们能否成功，于是他们本能地想去讨好这些鬼神。
这就像最近热播的《三体》网剧加的那段原创戏——当观测天文的沙瑞山无法解释更无法掌握“宇宙闪烁”时，他就开始搞各种类似迷信的“控制变量”，试图用无因果联系的主动行为，影响结果。
是的，由于无法把握自己工作的结果，不知道自己的“农场主”是谁，人牲这种有着浓厚迷信感的习俗，反而在那个年代最“技术流”的炼铜族群当中最为兴盛。
而商朝，很可能恰恰是商人的先祖联合这些炼铜族群建立的。于是商朝就呈现出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
一方面它在当时的中原诸部族中是技术最领先的，可以用先进的青铜器对周边石器部落形成降维打击，碾压和兼并他们。
另一方面，商人却又是在鬼神之事上最迷信的，他们承袭了炼铜部族喜欢人牲的传统，并将其大幅扩展。从早商时期开始，商人就习惯于把自己的跨部落统治，和鬼神的眷顾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只有通过不断奉献贵重的祭品——人牲的方式，继续讨好鬼神，自己的政权才能像铸铜的炉膛产出铜水一样，维持兴盛。
应当说，对于一个远古跨部族政权来说，这种“事鬼”是一种残忍却又聪明的统治方式，因为在青铜武器保障的武力之外，又给商王朝多增添了一层合法性背书——我能统治你们，是因为我依靠战争抓的俘虏足够多、献祭的人牲多、鬼神足够开心，于是眷顾我，继续支持我打胜仗，抓更多的俘虏来献祭鬼神。——这是一个逻辑自洽的循环论证，可以威慑其他部族不敢挑战商王朝的权威。
如果我们观察16世纪中美洲阿兹特克文明威慑周边城邦的历史，你会发现两者在统治手段上是出奇相似的。
可是时间的推移，一些变化一定会发生——
比如交流中，越来越多的周边部族开始学会使用青铜器，商王朝的技术碾压优势开始丧失。通过战争获得俘虏变得越来越难了。
同时，很多商人在与其他部族的交流当中意识到对方也是人，并接受了他们更加温和、不那么残忍的祭祀方式。
于是一场“宗教改革”就发生了——从商王仲丁开始，获得俘虏日渐困难、受到周边部族影响的商王终于开始尝试减少人牲的数量，改用其他的方式祭祀，但是这就造成了商朝守旧势力的恐慌。他们觉得，你们改革派这是搞“以夷变夏”啊，我们要抵制文化入侵啊，要始终坚持杀人事鬼的传统，一万年不动摇！于是改革派和保守派就斗了起来，商朝由此走向了中衰的乱局中，史称“九世之乱”。
而在九世之乱中，最终获胜的，很意外的是守旧派。这源于另一项技术传入中国所带来的蝴蝶效应——马车。
马车技术的传入，给原本已经被稀释的商朝青铜技术优势带来了新的活力。手持青铜戈的武士从此可以在战车上所向披靡。人牲的“供给端”问题被解决了，商朝重新在外战中大量获胜，守旧派将此归功于商人事鬼的传统，因此重新统一了部族思想。
公元前1320年，盘庚迁殷，商朝将首都设在了黄河北岸的殷（以及之后的朝歌）。这个位置的选取非常有意思，之前的历代商都，都是更靠近铜矿产区的黄河南岸，但盘庚却选择把都城建在南方铜产区与北方太行山马产区的连线中间点上，这标度着商朝赖以立国的技术优势，从单一的青铜器，转向了青铜+马车。
与此同时，吸取“九世之乱”的教训，另一种新的“神学体系”也开始面目清晰了——商王开始在祭祀当中越来越多的把自己的祖先也当做“鬼”来祭祀，以强调商朝死去的历代先祖有某种超自然的威能，与昊天上帝等自然神不同，他们当然只会保佑自己的子孙万世坐稳王位，并且更倾向于保佑那些更像自己、更能贯彻自己传统（所谓“肖”）的子孙。
到了晚商最后两位王——帝乙和帝辛（纣王）时代，商朝已经开始直接称呼在世的国王为“帝”，而帝这个字之前只是用于称呼被祭祀、享受人牲的鬼神的。
很明显，商朝在搞了数百年统治实验之后，终于摸索出了神话自家君主世系这条思路。
是的，中国人特有的祖先崇拜，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
但这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与固定数量的自然神明不同，祖先的数量是会随着王朝的代际传承不断累加的，每一个祖先都成了神，都需要讨好，按照商朝的祭祀传统，这就需要大量的人牲来进行祭祀。
于是到了晚商时代，人牲“供不应求”的危机在商王室淫祀犯懒的情况下再次出现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遵循“越有价值的人牲，祭祀效果越好”的思路，商王室开始杀已经臣服的部族奴隶、平民、贵族，甚至是自己王室内部的贵族来进行祭祀。
是的，按照《翦商》这本书的解释，传说中商纣王的残暴，挖自己亲叔叔比干的心脏，以及把周文王的儿子伯邑考做成人肉酱等行为，其实都是商代淫祀走向疯狂与死局，临近崩溃时的一种表征。
商代这种结合技术优势和鬼神信仰的统御体系，在经历数百年的运转之后，冗余积累已经太大了，系统临近崩溃，亟待更新，所以才会出现这种乱纪元式的疯狂。
而这种乱纪元的终结者，最终还是出现了，他就是周文王。
非常讽刺的是，周文王率领的周族，最早其实就是替商王朝当“人牲贩子”起家的。周人原本是羌人的亲戚，但却当了二五仔，靠捕捉羌人给商朝当人牲获得了商王的封赏。晚商时期，随着商王朝祭祀人牲需求量的增加，周部落也越发崛起。最终，本属偏邦首领的周文王，获得了亲自去朝歌觐见，上贡人牲的资格。
可是自身没有人牲习俗的周文王，一到了朝歌，就被这座商都的繁华、糜烂与残酷吓坏了，他亲眼看到了自己上贡的人牲是怎样成批地被残忍杀死，又听说了纣王为了追求祭祀效果，开始杀部族首领甚至王室贵族的传说。
所谓“君子远庖厨”，原本自己就是人牲贩子起家的周文王也无法容忍了，他应该确实说了一些非议，然后被监视他的崇侯所举报，关进了羑里。羑里就是一座专门关押人牲，尤其是高级人牲的监狱，纣王这时候，应该也是起了拿他祭天的心思——正好高阶人牲稀缺，你送上门来，岂有不要之理？
但就在羑里等待被“卯”（一种类似血鹰的祭祀仪式）了的时候，周文王也开始了他的“龙场悟道”——“文王拘而演周易”，由于从土乡下来到了朝歌这样的大城市，又处于天天等待被祭天的焦虑当中，周文王对商朝的鬼神体系，“上帝”（昊天上帝）到底是否会喜欢人牲这种残忍的祭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开始创新一种新的神学体系，以试图与上天沟通。这就是“易”。
易的意思，其实就是变。
文王的这套体系，其实是与商朝的神学思想相对提出的，文王认为上天的旨意是在不断变化的，所谓“天命靡常”，所以人类不可能通过一种固定的方式（比如祭祀人牲）去讨好鬼神，人能做的只有顺应“易”的变化，去做相应的事情。
这就是后来周人行动的理论基础。周文王在神学理论上首先击碎了商朝的合法性基础——
你纣王总强调说你献祭了多少人牲、身份如何尊贵、所以鬼神会多么满意、因此眷顾你。嘿！我偏不认。我说天命这个东西就像天气一样是不断“易”、不断变化的。
而且“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老百姓是怎样评价你这个行为的，鬼神就怎样评价你这个行为！那么在我们这些周边部族的普通人看来，你滥杀人牲就是一种残暴。
所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我现在就是受了天命，要对你殷商发动革命。
约公元前1046年，文王的儿子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爆发，被周人率领的各部族联军打得“血流漂杵”的商纣王逃回朝歌，进行了商王朝最后也最为贵重的人牲祭献——他穿上宝玉衣，登台自焚而死。
也许商纣王是试图用这种真正原教旨主义的“自我牺牲”的方式对他仇恨的周人进行诅咒。而诡异的是，这次诅咒似乎成功了。在“革命”成功后第二年，武王姬发就生病了，不久去世。但他死前把国政托付给了弟弟周公旦，而周公旦成为了那个真正完成这场变革的人。
他彻底推翻了之前商人“事鬼神”的传统，甚至不惜为此毁灭朝歌这座都城、开掘历代商王的坟墓、熔毁祭祀用的铜鼎，并删改之前一切历史记录……
总之周公旦几乎堪称一位“清零者”，对商朝留下来的一切传统，除了象形文字本身，和被他认为有用的祖先崇拜被刻意保留，周公几乎让一切从头开始了。
而在新出发点上，他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礼乐体系”，发扬了他父兄的主张。周公认为，人与神鬼之间，是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屏障的，人即便再尊贵，也只能做“天子”，而不能像商王所梦想的那样“飞上天与太阳肩并肩”，成为神明本身。所以“天命靡常”，又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对统治者来说，祭祀给鬼神多么贵重的礼物（人牲）以试图讨好他们，也没有把天下治理好、让亲戚与百姓和睦富足，以说明自己就是个“有德之人”更能获得上天的眷顾。
这就是周公为华夏确立的新鬼神观、宗教观。数百年后，周公的一位铁粉将周公旦的这种态度高度总结为“敬鬼神而远之”，并高度称赞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是的，这位铁粉就是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