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

（一）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1903年7月2日—1995年10月9日）是英国保守党籍政治家，英国第45任首相。1903年7月2日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生于伦敦梅菲尔的一个苏格兰贵族家庭，1914年至1917年就读于英格兰伯克郡的勒德林小学，1917年至1921年就读于伊顿公学。1921年至1925年在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修习现代史，并于1925年取得文学硕士三级荣誉学位。1924年霍姆开始在英国地方自卫队服役，并担任中尉，1928年升为上尉，1933年升为少校。1931年在苏格兰的拉纳克地区当选为英国下议院保守党议员，1935年至1937年任劳工部议会私人秘书，1937年至1939年任张伯伦的议会私人秘书，并随张伯伦前往欧洲参加慕尼黑会议。1940年5月张伯伦辞任首相改任枢密院议长，霍姆继续留在张伯伦身边帮手，直到张伯伦于9月辞去所有职务为止。9月霍姆因被查出患有脊椎结核而接受手术，无法参军，也无法进入议会，直至1944年痊愈才重新回到下议院。1945年5月在丘吉尔的看守政府中任外交部驻议会次官，7月英国举行大选，霍姆输给社会主义工党政治家汤姆·斯蒂尔，离开下院。1950年英国大选期间同样在拉纳克选区，霍姆以19890对19205票成功淘汰斯蒂尔，再次当选下议院议员。1951年7月霍姆父亲逝世后他自动继承父亲的伯爵爵位，成为第十四代霍姆伯爵，也因此被迫放弃其下院议席，自动晋身上议院。1951年至1955年任苏格兰事务国务大臣，1955年至1960年任英联邦关系大臣，1956年至1957年任上议院副领袖，1957年至1960年任英国上议院领袖、枢密大臣。1960年7月至1963年10月任英国外交大臣，其间主持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年10月哈罗德·麦克米伦辞任首相，由于当时的保守党还未发展出完善的党魁选举制度，而以往留下的一系列惯例又混淆不清，保守党内部关于首相人选爆发激烈的冲突，最终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选定霍姆担任首相。10月19日霍姆正式接受女王任命成为首相，但由于贵族无法担任首相，霍姆先于23日辞去上院职务并放弃贵族身份，但由于议会正在休会期，霍姆不得不等到11月12日以9328票补选返回下议院，这也使他成为英国史上唯一一位先后以上院议员和下院议员担任首相的人。1964年由于英国经济持续下滑，而保守党政府自1959年以来从未再举行大选，根据规则时霍姆被迫于10月宣布解散下院，举行英国大选。最终保守党以304席对工党317席落败，霍姆也于10月16日辞去首相职务。

（二）霍姆下野后仍然留任党魁至1965年7月，1968年任苏格兰政府审查委员会主席，1970年6月至1974年10月在希思政府中继续担任英国外交大臣。1974年12月霍姆再一次晋身上议院，并获封为终身贵族，取得夏塞尔的霍姆男爵头衔。1995年10月9日霍姆因支气管肺炎在苏格兰的科尔德斯特里姆镇去世，享年92岁。自艾德礼政府成功推动英国成为福利国家以来历任首相都为英国推行福利制度而不断努力，在霍姆执政时期保守党将目标放在教育上。在这一时期政府出台《罗宾斯报告》，即向中学教育阶段设立不同的学校倾斜，提高12-14岁少年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比重。新建大批校舍，增加教师培训，增加教学公费资助，加大对教育设施投入。大学层面霍姆政府提出迅速发展高水平大学计划，要求建立6所新大学，提高高等技术院校地位，按比例提供奖金等。1964年霍姆政府出台新《教育法》规定1970年起把学生离校年龄提高到16岁，同时为配合国有化企业生产，特别是采矿、公共事业、煤炭和电力行业等，学校开展职业培训，导致学徒的数量猛增。学徒就业率在这一时期大大提高，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霍姆政府对教育的扶持克服工人阶级对高等教育的模式，挖掘大量的人才，进一步完善教育政策，其中的《罗宾斯报告》也被视为英国通向高等教育大众化关键的一步。高等教育中越来越重视专业性，尤其是专业资格或学位的取得在高层管理者中比例大大增加，从另一个层次来说英国的教育改革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1963年霍姆政府出台关于“健康和福利”的白皮书《社区服务的发展》，其主要目的是通过社区服务来减轻地区全科医院的压力，具体来说是给社区老人、精神病人或者是正在康复的病人轮流提供住宿，以此来缓解地区全科医院床位紧缺的压力，但是从实施的结果来看与其目标相差甚远，许多病人仍然留在地区全科医院接受价格高昂并且治疗效果更差的治疗。虽然医院计划和社区服务计划在这一时期收效不佳，但是仍然为NHS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提供经验，也在卫生领域的其他方面取得一定的效果，特别是针对医疗卫生的公共开支不断增大，切实保障人民的生活质量。

（三）二战以来英国保守党政府将提升住房数量与质量，改善住房条件作为住房法的指导思想。1963—1964年英国地方政府建成的公共住房数量每年都在11万套以上，其中包括新城镇的住宅，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居民的住房和生活问题而在1964年7月的《住房法》明确地方政府、住房合作社、房产公司和住房协会的住房管理主体地位，实现住房管理主体多元化的目标。其还强调对于构造与使用不匹配的住房地方政府可强制进行改善措施，以使其达到居住标准，此外《住房法》也通过立法形式加强对多人占有住房管理制度的建设。在经济方面霍姆政府延续麦克米伦政府的主要政策，继续改善收支情况，不断控制进口促进出口，保持英镑平衡。防止资金外流，努力减少赤字，控制国际流通以保证收支平衡。1964年英国财政部在新的一年的预算案中增加1亿英镑的税收，而投资上的暴涨包括库存随着时间更加强烈的增长，而且备用资本容量的范围迅速的收缩。到1963年底失业率已经下降到2%，而且到1964年中期，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1.5%。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市场销售的商品中多达40%的零售商品销售价格由商品制造商和供应商规定，这种定价方式也被称为“转售价格维持”。而这种定价方式会使商品价格统一，波动幅度相同，这样往往既不利于竞争，也不利于消费者。为此霍姆执政后于1964年推出《转售价格法案》，剥夺制造商和供应商的定价权力。但由于议会中也有人认为这一变化将使超市和其他大型零售商受益，而牺牲个体商户的利益，政府被迫做出让步，规定对于某些商品如书籍时维持零售价格仍然是合法的。转售价格维持是上游企业为保留产品价格的控制权，要求销售其产品的下游企业维持一定销售价格，若有违反即予惩罚的一种合约安排。是纵向约束的一种形式，通常发生在生产商和零售商之间，所以有时又称为零售价格维持，其主要类型有固定转售价格、最低转售价格维持、最高转售价格维持。这些维持售价的纵向约束行为同样具有促进和限制竞争的双重效果：一方面可消除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双重加价，防止零售商之间在销售服务方面的搭便车现象；另一方面也可能因削弱竞争而引发产品价格上升，对消费者福利构成损害，世界各国对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的法律规制也存在较大差异。

（四）英国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使用理想模型指导科学研究与发展，即认为科学与国家经济进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线性模型”，并为之制定相关科学发展政策，将科学与国家安全富足联系在一起，几代政府的共识也是为科学及其管理的投入都必将转化为经济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成果。到1960年科学与技术已经被看作是实现现代化、解决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以及经济衰退问题的法宝，在霍姆执政时期政府持续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到1964年对民用科学研发的投入已经超过2.2亿英镑（自1939年起占政府总体民用开支的3.9%）。此外对于各研究理事会政府也加大投入，1963—1964年英国政府平均每年对自然保护、医学、农业、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的经费投入超过1800万英镑，平均年增长率达16%，在这样大的投入下英国科学有了长足进步，在国际学界的地位也取得发展。成果方面艾伦·劳埃德·霍奇金与安德鲁·赫胥黎于1963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多萝西·克劳福特·霍奇金于196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1972年10月霍姆访问中国，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时任外交大臣。在上海期间霍姆夫妇接受宴请时按中国习惯，服务员在霍姆吃光面前的盘子里的菜肴后就继续给他添菜，以示礼貌。而霍姆也不清楚在中国不吃完盘子中的所有菜不是一种失礼行为，于是便吃了整整六道菜，在饭后霍姆不得不消食和休息很久才恢复正常，而在霍姆回到下榻的宾馆后他发现宾馆正好位于“反帝路”。在与英联邦的关系上霍姆主张通过技术援助、教育文化联系、扩大贸易等方式加强与英联邦各国的联系，1963年英联邦对英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30%，1964年英国对英联邦提供的政府援助达2亿英镑，相较前一年增加八千万英镑。在其他问题的合作上霍姆政府派遣英国1.8万名卫生、教育、农业、机械等领域的专家在英联邦39个国家中当顾问，派出1.9万名英国男女在海外特别是英联邦国家充当”志愿服务队“。此外英国接受四万两千名英联邦留学生到英国学习，并资助其中的五千人。1963年英国派六百名教师赴英联邦支援，并接受四百名英联邦教师赴英国学习，这些都有效改善英国与英联邦之间的关系。

爱德华·希思

（一）爱德华·理查德·乔治·希思 （1916年7月9日-2005年7月17日）是英国军人、保守党籍政治家，英国第46任首相。1916年7月9日爱德华·希思出生于英国肯特郡的布罗德斯泰斯地区，1926年至1935年就读于肯特郡塔内特拉姆斯盖特的“查塔姆研究所文法学校”。1935年凭借自身努力获得奖学金进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其间加入保守党。1937年成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1939年希思成为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主席，并获得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位，同年夏天前往但泽（现波兰格但斯克）准备攻读法律学位。但是随即希特勒领导德国向波兰发动攻击，全面拉开二战的帷幕，希思的学业也就此终止。1940年8月应征加入英国皇家炮兵队，1940年至1941年任少尉、上尉、第107重型高射炮兵团团部副官。1942年冬升任少校，赴欧洲参加横渡莱茵河等战斗。1943至1946年任本土防卫军中校，指挥皇家炮兵队第二团。1944年参加诺曼底登陆作战，后又曾任伦敦塔炮台监守三年，1946年8月复员。二战结束后由于希思在公务员考试中名列前茅，被派往民航部，成为一名文官，在长期计划管理局工作。1947年11月辞去公务员工作，以便在1950年大选中竞选议员。1948年1月任《教会时报》新闻编辑，1949年10月进入布朗-希普利银行当试用员，同时参加竞选活动。1950年在伦敦贝克斯利选区以25854票对25721票的成绩成功当选下议院议员，1951年2月任保守党助理党鞭（即助理督导员），12月辞去在布朗-希普利银行的工作。1951年11月至1952年5月任财政部首席专员，1952年5月至1955年5月任保守党副总党鞭，1955年5月至1959年10月任财政部政务次官、保守党党鞭。1959年10月至1960年7月任劳工大臣，1960年7月至1963年10月任掌玺大臣，主要负责欧洲政策。1961年至1963年任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谈判的英国代表团团长。1963年10月至1964年10月任工业、贸易和地方发展大臣，1964年10月至1965年2月任影子大臣、保守党政策咨询委员会主席，1965年2月至1965年7月任影子财政大臣。1965年8月希思竞选保守党领袖一职获得成功，并且成为英国自19世纪到当时最年轻的保守党领袖。1970年6月在英国大选中保守党获得330个席位，比工党多出30席，成功成为执政党，而党首希思得以入主唐宁街10号，出任首相。

（二）1974年2月在伦敦锡德卡普地区再次当选英国下院议员，1974年在罢工风潮中希思主动发起名叫“谁来管理英国”信任投票，结果输给工党的哈罗德·威尔逊，随后在与自由党的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未果后希思被迫于3月辞任首相。1975年希思在保守党党首竞选中输给撒切尔夫人，1983年6月在伦敦老贝克斯利和锡德卡普地区再次当选英国下院议员。1992年4月因在当时的下议院中希思为任职最久的议员（42年），当选为“下议院之父”，并保持这个头衔到2001年。2001年希思在担任议员50多年后退出政坛，2005年7月17日因为严重的肺栓塞，希思在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地区的家中去世，享年89岁。1971年2月希思政府发表题为《英格兰的地方政府》的白皮书，提出较为保守的改革意见。翌年9月议会通过新的《地方政府令》，将全国地方政府分为2~3级。高一级为郡，低一级为区，其中乡郡又划分为教区。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53个郡，包括6个城市郡、47个郡和大伦敦市，它们共辖36个市区、333个郡区、36个伦敦市区和伦敦城。这次改革将原先的数百个郡级市撤销，大多并入它们周围的郡。新设6个城市郡是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布雷福德、设菲尔德和纽卡斯尔-桑德兰，每个城市郡都是以一两个较大城市为中心，包括若干小城镇和郊区，形成专门的城市管理系统。城市郡之下的市区也比先前的城区大得多，拥有更多的权力和实力。除了6个城市郡之外英格兰设39个郡，威尔士有8个郡。新的郡比以往要大些，类别简单划一。教区依旧存在，大多由几个教区合并而成，教区议会能够提供体育设施和村公所。在威尔士中各社区设有议会。早在1963年原来的伦敦郡就已改为大伦敦，并且作了区划调整。1972年的改革承认这一现实。《1972年地方政府令》颁布后政府又做了一些准备工作，自1974年4月开始实施。同年还颁布《北爱尔兰地方政府令》，将北爱尔兰原来的73个地方机构减至26个，按照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1973年希思政府继续颁布《苏格兰地方政府令》，将苏格兰1929年以来的400多个地方政府机构重新划分，设置2级3类区域机构，它们是9个大区机构，下辖53个区机构和3个岛区。其中最大的斯特拉斯克莱德区又称格拉斯哥大都市区，人口多达250万，全区分为20个行政区，其中最大的行政区有85万居民。

（三）人口最少的大区仅有10万居民，居民最少的高地行政区仅有9000居民，3个岛区居民各在2~3万之间，在第二级行政区之下是1350个社区。1973年，希思政府主持修订并通过新的“社会保障法”，取代60年代以来的“国家保险法”。其内容规定失业者可依靠失业保险金和补充补贴来解决生活困难，但前提是失业者必须在失业前曾缴纳超过50个星期的国家保险印花税。如果失业者不具备领取事业保险金的条件，或者失业保险金（只能领取1年时间）已经领完却仍未找到工作，则可以领取补充补贴。但是如果由于自己故意失业或行为不轨而失业的，或者在本地区能得到其他工作而不去的则将受到处罚。属于前两者的取消6周的补贴金，属于后者的只发给其4周的补助金。希思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养懒汉或福利欺诈现象的出现，但是在判断当事人是否是故意失业这一问题上补贴管理机构却往往不能做出准确判断，这也就导致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生活上依赖补充补贴的英国人已经增加到400万人左右，这一数字在英国总人口中占7.5%。二战结束以来英国政府面对因战争导致的住房问题，不断改革，将立法重点放在构建完善住房建设制度。同时承继战前住房管理经验，探索国家住房管理新方法，构建多元多样的住房管理法律制度。希思政府执政时期陆续推出1972年《住房法》、1973年《房租减免法》、1974年《住房法》，以完善住房制度。1972年住房法着重关注对贫困家庭的住房补助这一方面，过去贫困户往往享受“标准住房福利”和“住房补助”双重待遇，分别由社会保障部和地方政府负责，而这在管理上极为不便。而新法将二者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它规定设立一个“托管计划”。社会保障部把贫困户的住房补助交由地方政府管理，并向受益人开具证明，使之成为“住房困难户”，可持证明到地方政府申请住房补助。1974年住房法则将重点落在提升住房质量、改善住房条件上其开头就指出：“本法是为改善、修整住房而制定。”而这一部住房法的出台也标志着英国住房法的指导思想由保证居民“有房住”转变成保证居民“住的好”的层面上。20世纪60年代末期英国经济状态低迷，其平均年增长率仅为2.2%，在主要工业国中最低，而同期通货膨胀率高达12.5%，失业率也继续上升。政治上政府权威不断削弱，工会权力不断上升。

（四）在这一背景下，1965年作为反对党保守党的新领袖希思提出税费改革、劳资关系改革的新思想，这一在当时带有强烈“右倾”色彩的“希思式保守主义”政策与传统的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干预经济形成鲜明对比，轻松帮保守党赢下1970年的大选。在希思执政后根据其竞选纲领，希思政府很快便修订并于1971年颁布新的劳资关系法。其原则是劳资双方集体谈判达成的合同在法律上应当是强制性的，设立国家工业法庭监督执行，国家劳资关系法庭有权在发生严重威胁社会和国家经济的罢工前规定一个为期60天的“冷却期”。历史上工会在民事诉讼中享有的法律豁免权应大大缩小，而且只限于“注册工会”。新的劳资关系法案被冀望于遏制支持不合理的工资要求、增加通货膨胀压力的非正式罢工，但由于工会的不支持与不配合，导致政府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紧张。1972年开始许多行业进行罢工，例如码头工人、邮政工人、电力工人甚至清洁工人。这使得政府的政策实施受到巨大阻力，不得不选择搁置法案，最终该法案于1974年被废除。1971年的劳资关系法假定：如果工会权力从总体上得到确认，那么工会就要在劳工行动方面规范它们的会员行为，例如减少未经工会同意的“野猫罢工”。但法案也包括加强个人权力的条文，使会员的行动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它造成指导思想一部分是保守主义，一部分是自由主义，这也决定它在实践中的矛盾与失败，最终使希思的构想化为泡影。而不可否认的是，希思政府的经济改革是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自我调整和改革的典型反映，是试图重新界定国家与市场关系一次重要的改革尝试。希思企图利用市场增加企业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即实质上是重新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然而在整个凯恩斯主义的大背景下货币主义理论还不成熟，在面临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时希思政府不得不选择撤退，丧失坚持改革的决心，从而没有像“撒切尔夫人改革”一样重塑英国。但是它也充分发展保守主义，对英国保守党“左转”和后来撒切尔主义的形成影响重大。二战结束以后英国和美国建立起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特殊关系”，作为冷战时代大西洋联盟的核心，这一双边关系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中的突出现象，但在希思政府时期这一特殊关系的发展却充满曲折。1970年大选结束后希思政府执政，尼克松便与希思建立起亲密的私人友谊。

（五）10月希思邀请尼克松到其位于契克斯的首相乡间别墅做客，英国寻求利用这次机会一方面试图构建英美首脑间的紧密私人关系，使尼克松总统对希思与英国尊敬有加；一方面在不使用“特殊关系”这一术语的前提下向尼克松表明英国的欧洲政策既不会影响它对美国的基本态度，也不会减少它对世界事务的兴趣。在新政府领导下英国在政策上会与美国走得更近，这也要求它得到美国的相应信任。而尼克松虽早已意识到英国因衰落而无法指望其发挥稳定世界形势的作用，但仍十分看重英国承担的欧洲义务对美国的价值，因此也乐意通过这次访问向外界展示尽管英美关系因世界形势变化存在着某些潜在问题，英国为加入欧共体可能会“疏远”与美国的关系，并使共同体与美国的经济纠纷变得更为棘手，但英国尤其是希思政府仍是美国的亲密伙伴。在这次非正式峰会上由于英美双方都表现出延续合作关系的强烈意愿，会面取得成功。12月希思访问美国，在两国元首会晤的华盛顿峰会上希思表示：希望避免强调具有排他性意味的英美“特殊关系”，而代之以象征分享共同文化遗产与利益的“天然关系”。但在后来的中美关系改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三次印巴战争、欧洲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及石油危机中美国并未仔细考虑英国的立场，未着力于维护英美关系，从而使得英美关系大幅倒退，陷入低潮。越南战争的失败加剧美国经济衰退的步伐，尼克松上台后美国对外贸易已面临自1893年以来首次出现逆差的局面，国际收支赤字更是扶摇直上。1973年英国、爱尔兰、挪威和丹麦加入共同体，美国实现多年的外交目标。但是共同市场的扩大使美国在国际经济方面面临更大的竞争对手，因此尼克松决定迅速协调与西欧盟国的关系，重新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大西洋联盟。1973年4月23日基辛格在纽约举行的美联社编辑年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1973年是“欧洲年”。基辛格建议美国和西欧拟订新的大西洋宪章，陈述共同的目标，双方在防务、贸易和东西方关系上协调各自的政策，但是欧洲盟国对此反应冷漠。经过一段时间的故意拖延之后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在从未与美国协商的情况下于7月份在哥本哈根决议，即在共同体形成各自的方案以前各国不得单独与美国就大西洋关系进行磋商，尼克松欧洲政策严重受挫。1973年9月开始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成员国东京回合的谈判中欧洲共同体九国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它们声称如果不确定能保护世界贸易的货币体系，西欧将不会实现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西欧经济独立的趋势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六）“天然关系”作为希思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具灵活性与弹性色彩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希思政府试图抓住历史机遇、与时俱进，重新调整并确定自身在西方阵营乃至世界事务中的位置的产物。就其成效而言它在短期内虽成功地为英国加入欧共体铺平道路，却未能进一步实现其“构建平等大西洋伙伴关系”，并让英国从中受益的长远目标。大体而言“天然关系”并不曾背离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人对大西洋关系的一贯看法，即任何形式的欧洲共同体除了应该作为自我约束的联盟外更应该作为大西洋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而英国通过特殊的盎格鲁-撒克逊关系及其欧共体成员身份将成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枢纽。希思是欧洲团结理念的坚定支持者，而英国虽然本身不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始成员国，但它也意识到游离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损害自身的利益。于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两次提出加入共同体的申请，但都因法国的否决而未能如愿。1970年希思入主唐宁街10号后新内阁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开加入欧共体的谈判，这时的法国领导人已经换成蓬皮杜。1971年5月希思访问法国并于蓬皮杜会谈，希思强调自己对欧洲的认同，表示自己一直在为蓬皮杜的“大欧洲”概念而做着努力，而对于英美的特殊关系时希思表示英国看起来更多的和美国联结在一起，但是英国实际上仍是欧洲的一部分。一个月后各国对英国加入欧共体达成共识，1972年1月希思在布鲁塞尔的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从1973年1月1日起英国正式成为欧共体的一员。 在此前的1972年4月24日欧共体为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对经济衰退造成的负面影响，出台所谓的“蛇形机制”，即让共同体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控制在2.25%（部分为1.5%）以内。一周后希思为降低其他欧共体对英国忠诚度的担心，在正式加入欧共体前即选择加入这一机制。希思本希望通过这一机制增强英国在欧共体内的博弈地位，但由于英国作为后来加入的成员国而不得不面对一些不利的财政机制。随着对共同体预算的贡献率不断增大，英国需要面临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问题。同时希思政府认为英国经济表现不佳是英镑估值过高造成的，加入“蛇形机制”可以有效转移对内采取强硬经济社会政策所要承受的压力，维护英镑币值的稳定。但事与愿违，希思的愿望不仅落空，而且在强大的投机压力下遭受重大外汇储备损失，被迫于数周后就退出这一机制。

（七）而后由于英镑带来的危机，1973年3月欧共体的”联合浮动“机制最终也没能让英国加入其中。英国历任首相中希思是一个鲜明的亲欧派，他希望英国加入欧共体后能够在欧洲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但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英国并未能推动欧共体事务发展的“法德联合发动机”转化为“英法德三驾马车”。而由于英国在能源政策、设立地区发展基金等问题上也与其他成员国有着很多分歧，为此这一时期的英国也获得“难以对付的伙伴”的封号。在希思担任首相后他的外交政策以务实利民为指导，而对于中国时希思看到中英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即都面临着苏联霸权的威胁，同时个人而言希思很喜欢中国与中国文化，在这样观念的引领下希思上台伊始就希望同中国恢复全面外交关系，大力推动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进程。1971年中英大使就焦点性问题展开谈判，但由于英国在台湾问题上与加入联合国问题上的模糊立场，两国多次进行磋商，最终英国决定放弃“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原则，支持“一个中国”原则。4月英国关闭驻台的淡水领事馆，1972年3月13日中英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其中明确英国将完全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也标志着两国恢复全面的外交关系。1974年开始在希思卸任首相后的27年里26次访问中国，到访过包括西藏拉萨在内的中国所有重要城市。他也是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与中国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有过密切交往的政治家之一，而和邓小平更是经常见面，结下特殊的友谊。不仅如此，邓小平和希思还一直保持着通信往来，希思曾在通信中介绍英国远程教育情况，受到邓小平的重视，直接推动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他还积极促进中国和国际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与当时中国国有航运和运输公司“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保持着密切联系。在20世纪70年代希思的访问对中国而言有着打破多年坚冰、恢复和西方世界交往的重要意义，在80年代他的访问对香港问题的解决发挥重要作用，1982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希思时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港人治港和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等解决香港问题的原则。

（八）1985年4月在与邓小平谈到台湾问题时希思认为中国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九点方案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他完全支持“一个中国”原则。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爱尔兰的爱尔兰族人民不断发动民权运动，北爱尔兰的新教徒也逐渐参与进来，经过几次反复后到1969年4月伦教德里爆发20万天主教徒同警察之间的大搏斗。同年八月伦教德里又多次发生两个教派之间的武斗，面这种紧急形势时新上台的希思政府一面出面安抚，甚至屡次撤换北爱的总理；一面派军队进驻北爱尔兰，直接进行控制。1971年8月北爱当局在英政府支持下宣布实行《预防性拘留法令》，可任意逮捕被怀疑的人，这更激起天主教徒的反杭。1972年1月30日民权协会不顾当局的禁令，在伦教德里组织有两万人参加的争取民权示威游行，惨遭英军镇压，于是各地爱尔兰族人纷纷举行罢工、罢市、罢课等抗议活动，并筑起街垒和袭击军事目标。北爱尔兰的这一事件在爱尔兰共和国引起一片愤怒，在其首都都柏林有4万人举行示威，焚烧英国使馆。爱尔兰政府向英国提出强烈抗议，并决定全国为死难者致哀。英国政府被迫于3月24日暂停北爱政府的职权一年，由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北爱。它在增兵北爱的同时逐步释放被拘留的群众，许诺政治改革和提供财政援助，并重申北爱的归属问题必须经全北爱公民投票决定，而1973年3月的投票结果显示大多数公民赞成北爱仍留在英国。英政府即公布《北爱制宪建议》的白皮书于6月28日选出新的议会，并于11月筹组起第一个由英爱两族“温和派”分掌权力的地方自治联合政府，由原来统治北爱多年的统一党党魁福克纳任总理。同年12月英国政府又与爱尔兰共和国及北爱举行三方首脑会议，达成《桑宁代尔协定》。英国为要拉拢爱尔兰合作来镇压“爱尔兰共和军”，它与北爱同意由南北爱尔兰政府部长组成拥有一定行政权力的“全爱尔兰委员会”，爱尔兰则承认北爱现状，并同意只有在北爱多数居民的同意下才改变北爱的地位。南北爱还成立“共同法律委员会”，双方不分国境国籍就地审判被捕的恐怖分子，但不引渡。1974年元旦英国对北爱实行为期20个月的直接统治宣告结束，让地方自治政府正式上台执政。但很快由于北爱尔兰人民对《桑宁代尔协定》的不满，接连举行罢工，使北爱社会经济生活陷于瘫痪，最终1974年5月上台的工党政府废除这一协定。

货币学派

（一）货币学是研究货币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货币发行的价值总量不能大于商品价值总量，否则会引起物价全面上涨。货币学派亦称“货币主义”，是西方经济学派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在美国兴起，因强调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大作用故名。创始人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弗里德曼，主要代表有美国布伦纳、安德森和英国莱德勒、帕金等。认为货币供应量及其变动是影响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最主要的因素，声称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把失业率降至自然失业率以下，是导致经济不稳定和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因而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越少越好。认为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公开宣布一个在长时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这一增长率应与实际国民收入预计在长期内会有的增长率大体一致，以保持基本稳定的物价水平。货币学派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方面，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布伦纳于1968年使用“货币主义”一词来表达这一流派的基本特点，此后被广泛沿用于经济学文献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等国家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扩大有效需求的管理政策，虽然在刺激生产发展、延缓经济危机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时却引起持续的通货膨胀。弗里德曼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相标榜，向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挑战。他在1956年发表《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文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说作了新的论述，为货币主义奠定理论基础。此后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们在理论细节方面不断进行琢磨补充，并且利用美国有关国民收入和货币金融的统计资料，进行大量经济计量学方面的工作，为他的主要理论观点提供论据。自6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日益剧烈，特别是1973～1974年在所有发达西方国家出现的剧烈的物价上涨与高额的失业同时并存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理论无法作出解释，更难提出对付这一进退维谷处境的对策。于是货币主义开始流行起来，并对美英等国的经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货币主义的代表在美国有哈伯格、布伦纳和安德森等人，在英国有莱德勒和帕金等人。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命题：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意指平均经常自愿在身边贮存的货币数量与决定它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自变量（如财富或收入、债券、股票等的预期收益率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等）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并且可以借助统计方法加以估算的函数关系。

（二）弗里德曼还在1963年出版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与施瓦茨合著）中估算出两个经验数据，其一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0.15，即利率增（减）1%，对货币的需求量减少（增加）0.15%，于是认为利率的变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另一个数据是货币的收入弹性为1.8，即人们的收入增（减）1%，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减）1.8%，这就意味着从长期趋势来看货币的流通速度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有递减的趋势；引起名义国民收入发生变化的主要（虽然不是唯一）原因在于货币当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假如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反方向变化，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于物价和产量会发生什么影响将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的。弗里德曼突出强调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函数，正在于尽可能缩小货币流通速度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及其对产量和物价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便在货币供应量与名义国民收入之间建立起一种确定的可以作出理论预测的因果关系；在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主要影响产量，部分影响物价，但在长期内产出量完全是由非货币因素（如劳动和资本的数量，资源和技术状况等）决定的，货币供应只决定物价水平；经济体系本质上是稳定的，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调节经济的作用，经济将能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失业水平条件下稳定发展。凯恩斯主义调节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减少经济的不稳定，而是加强经济的不稳定性。因此弗里德曼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实行一种"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这就是把货币存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由政府公开宣布一个在长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这个增长率（如每年增加3～5%）应该是在保证物价水平稳定不变的条件下与预计的实际国民收入在长期内会有的平均增长率相一致。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意指人们平均经常自愿在身边贮存的货币数量，与决定它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并且可以借助统计方法加以估算的函数关系。弗里德曼在1963年出版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中估算出两个经验数据：其一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0.15，即利率增（减）1%，对货币的需求量减少（增加）0.15%，于是认为利率的变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另一个数据是货币的收入弹性为1.8，即收入增（减）1%，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减）1.8%，这就意味着从长期趋势来看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有递减的趋势。

（三）货币主义指出引起名义国民收入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当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假如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反方向变化，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于物价和产量会发生什么影响将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的。在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主要影响产量，部分影响物价，但在长期内产出量完全是由非货币因素（如劳动和资本的数量，资源和技术状况等）决定的，货币供应只决定物价水平。弗里德曼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实行一种“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这就是把货币存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由政府公开宣布一个在长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这个增长率应该是在保证物价水平稳定不变的条件下与预计的实际国民收入在长期内会有的平均增长率相一致。20世纪70～8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理性预期学派指出预期在决定物价和产量的进程中居于最重要地位，因为企业和居民将及早懂得判断经济事变，从而会完全预料到政府的行为，并在事前采取行动来抵消政府的政策措施。所以任何具有稳定作用的经济政策的前途都是黯淡的，甚至在短期内也只有未被预料到的政策行动才会对真实产量有影响，这样理性预期就与极端货币主义观点联在一起。 单一规则货币政策是指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并制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数量法则，使货币增长率同预期的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是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按一个稳定的增长比率扩大货币供应，又称稳定货币增长率规则。货币派的理论特点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过多干预：货币学派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他们坚持自由市场和竞争是资源和收入合理分配的最有效方法，是导致个人和社会最大福利的最佳途径。如果政府干预经济，就将破坏市场机制的作用，阻碍经济发展，甚至造成或加剧经济的动乱。因此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特别是反对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除了货币之外政府什么也不必管。特别重视货币理论的研究：承袭芝加哥学派坚持货币至关重要这样一种理论研究方法，认为货币最重要。他们从现代货币数量说出发，把货币推到极端重要的地位，认为当代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货币信用形式，一切经济政策和调节手段都要借助货币量的变动（扩张或收缩）来发挥作用，因此一切经济变量的变动都与货币有关。

（四）货币推动力是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而货币推动力最可靠的测量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取决于货币当局的行为，因此货币当局就能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节整个经济。主张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减低到为自由市场经济能自如地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支架，这就需要政府有效地将货币供应的增长控制在既适度又稳定的水平上，方法是实行“单一规则”（即固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货币政策），除此以外不应该也用不着对经济多加干预。弗里德曼对货币需求诸因素的分析，研究为什么需要货币入手？他指出对于货币的需要就像对别的商品和劳务的需要一样，故同样可采用消费者选择理论来进行分析。一般消费者在对诸多商品进行选择时必然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第一是效用，第二是收入水平，第三是机会成本。与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一样，对货币的需求同样受这三类因素的影响。他对影响货币需求的这三类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影响因素：收入或财富的变化：弗里德曼指出收入或财富的变化是影响货币需求的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可用收入来代表财富总额。他指出应该采用长期收入的概念，即“永恒收入”的概念作为财富的代表。永恒收入是表示一个人所拥有的各种财富在相当长时期内获得的收入流量，相当于观察到的过去若干年收入的加权平均数。弗里德曼进一步把财富分为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两类。一般说来人力财富带来的收入是不稳定的，很难转化为非人力财富。由于这两类财富在总财富中的不同构成比例，制约着它们所带来的收入的不同比例，进而影响货币需求。因此现金的保有不是与总财富相联系，而是主要与非人力财富相联系，非人力财富占总财富的比率即来自财产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是指“货币与其他资产的预期报酬率”，货币的名义报酬率在通常情况下为零。其他资产的名义报酬率一般不为零，它们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收益，主要指预期的固定收益的报酬率如债券利率，包括债券价格的预期变动。还指预期的非固定收益的报酬率，如股票的收益率，包括股票价格的预期变动；第二部分是预期的商品价格变动率，当通货急剧变动时各种商品的价格会随之剧烈波动，静态的物质财富就会给持有者带来收益或损失。例如发生通货膨胀时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贬值带来的损失就是持币的机会成本。因此物价上涨越快，持币的机会成本越高，对货币的需求越少，这样物价变动率也是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之一。

（五）持有货币的效用：对于个人或企业来说持有货币既可以用于日常交易的支付，又可以应付不测之需，还可以抓住获利的机会，这就是货币所提供的效用。这些效用虽然无法直接测量出来，但人们的感觉和现实证明它确实是存在的，这种流动性效用以及影响比效用的其它因素如人们的嗜好、兴趣等是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之一。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其动向是可以预测的，理由是影响货币供给和需求的因素相互独立。弗里德曼指出影响货币供应的若干主要因素并不影响货币需求，货币需求主要受制于函数式中的那些变量，在函数式的变量中有些自身就具备相对的稳定性，有些只在很少情况下才影响货币需求，因而它们不会破坏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货币需求函数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是收入与利率，货币需求函数的倒数“货币流通速度”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的函数。弗里德曼认为从实证来看货币流通速度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规则性，有规律可循。依据经验时流通速度往往与收入保持“正一致性”，即同方向变动关系，收入提高，流通速度加快，反之亦然。弗里德曼通过对美国货币史的长期研究，论证出货币流通速度在长期内是十分稳定的，至于在短期内用永恒收入的概念来考虑也是稳定的，所以货币流通速度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都是一个稳定的函数。明确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弗里德曼指出货币论者不但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有稳定性，还认为它在决定对整个经济社会分析中具有重要性的变数（如货币收入或价格水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由于货币收入或价格水平都是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供给函数相互作用的结果，论证并强调货币需求函数具有稳定性，其目的在于说明货币对于总体经济的影响主要来自货币供应方面。弗里德曼指出货币数量公式的实质是有关供需失调的原因及解决途径的经验主义的命题，它阐明货币需求量是少数变量的函数，而货币供给量则可以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发生急剧的变化，因此供需不平衡主要发生在供给方面。据此货币学派提出以反对通货膨胀、稳定货币供应为主要内容的政策主张，所以说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成为货币学派理论及政策的立论基础和分析依据。弗里德曼指出正确确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需要解决好三个问题：如何界定货币供应指标的范围：关于货币供应指标范围的界定问题，弗里德曼认为M0、M1、M2都可以作为政策指标，因为他相信不同定义的货币量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但相比之下他认为货币供应指标的范围选定为流通中的通货加上所有商业银行的存款，也即M2较为恰当。M0=流通中现金，指银行体系以外各个单位的库存现金和居民的手持现金之和。

（六）M1是指狭义货币，它把货币的范围限定在人们接受的充当交易媒介的资产，包括现金和商业银行体系的支票存款。这种定义的依据是认为货币的主要职能就是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因此只有充当交易媒介的资产才算是货币。广义货币供应量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和狭义货币相对应，货币供给的一种形式或口径，以M2来表示，其计算方法是交易货币（M1，即社会流通货币总量加上活期存款）以及定期存款与储蓄存款。如何确定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弗里德曼指出货币供应增长率的确定应与经济增长率大体相适应。货币供应增长率在年内或季节内是否允许有所波动：关于货币供应增长率在年内或季节内是否允许波动的问题，弗里德曼反对季节性地调整货币供应增长率，货币供应的增长率一经确定是不能任意变动的，若遇特殊情况必须更改时应该事先宣布并尽量缩小变动的幅度。弗里德曼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理论和“单一规则”提出后得到理论界的重视，并逐步被英、美等国政府采纳或部分采纳。1982年弗里德曼进一步完善有关货币供应增长率的确定理论，并相应地提出以下的对策建议：改变法定储备计算办法，用即期储备计算取代滞后储备计算；使贴现率成为一种惩罚性的制动率，并将它与市场利率相联系而自选变化，削弱贴现率在货币供应调节中的作用；取消任何对货币供给量季节性调整的尝试，因为它是造成货币错觉的最主要原因；对选定的货币总量例如M2或货币基数采取一定若干年不变的长期增长目标；对作为控制目标的货币总量的各组成部分实行统一的法定准备率；根据货币总量的长期增长目标，对联邦储备银行在一定时期（3个月或6个月）中所应持有的债券额作出估计，并转为周平均数（如分为13周或26周），使联邦储备银行每周购进的债券额扣除抵补到期的债券，加上原有未到期的债券，恰好等于这个周平均数额；取消所有的回购协定及类似的短期交易；提前详尽地公布联邦储备银行的购进计划并加以坚持。上述建议扩充控制货币供应增长率的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单一规则，成为货币学派货币政策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凯恩斯指出货币供应量变化后对国民收入有实质性影响，增加货币的结果使利率降低从而增加投资，因此货币供应量增加可以引起实际产出的增加，货币是非中性的。弗里德曼则指出货币供应量变动只能在短期内影响实际产出，从长期看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只能影响名义变量，而不能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从长期看是中性的。

（七）凯恩斯注重狭义的市场资产和市场利率，他的传递渠道主要是货币市场上金融资产的调整，增加的货币量通过两条渠道被吸收：一是货币收入增加后所增加的货币交易需求量；二是随着利率下降后增加的货币投机需求量。弗里德曼指出应该考虑广义的资产和利息率，就是说传导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同时进行，通过物价普遍上涨吸收过多的货币量。凯恩斯非常重视利率的作用，指出利率是传导机制的中心环节，货币量变动后首先引起的是利率的变动，货币供需和总体经济的均衡是通过利率的变化来调节的。而弗里德曼则重视收入支出在传导中的作用，指出个人主要根据收入来确定现金持有量，因此货币供需求均衡只能通过支出来调节。而货币量与利率之间存在着步调不一致的关系，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增长加速时起初会降低利率，但是后来由于它增加开支刺激价格上涨，这便引起借贷需求的增加，从而促使利率上升。正因为如此利率不能成为传导机制中的主轴，却往往是误导货币政策的指标，所以弗里德曼不仅不重视利率在传导机制中的作用，而且坚决反对把利率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向导。时滞是时间滞后的简称，货币时滞是指货币行动与其效果之间的时间距离，即从货币供应量增加到物价普遍提高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传导过程。弗里德曼认为因个人经过相当时间才扩散其调整，其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是非常缓慢的。初期货币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因而须经相当长久的时间才会达到全部资产，支出的影响也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会扩散。正因为调整、传导、涉及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故采取货币行动后必然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生真实效果，这就是时滞效应。时滞效应的特点不仅表现为行动与效果之间存在时间差距，而且表现为传导过程中初始效果与最终真实效果之间存在差异。弗里德曼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平均需要6-9个月后才能引起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变化，再过6-9个月后价格才会受到影响，因此从货币增长率变化到物价变化一般有12-18个月的时滞。弗里德曼指出时滞效应对于货币理论与政策有重要意义，对于预期理论来说由于时滞的存在，使以现有知识为基础的预测产生相当大的误差。因此预期只能是适应性的，随着不断变化的情况调整自己的预期和行为。对于货币政策来说由于时滞的存在，它经常导致对货币政策效果的错误解说，也往往导致货币政策的错误决定。因为货币变动的作用并没有同时发生，货币政策就被认为是无效的。

（八）弗里德曼指出由于没有认识到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而产生种种误解，弗里德曼以时滞效应为武器，坚决反对凯恩斯学派“逆经济风向行事”的反循环政策，他指出货币当局没有认清其行动对经济活动发生影响的时间差距，便根据今天的情势去决定他们的行动，而他们的行动却是影响6个月、9个月、12个月或15个月以后的社会经济行为。例如当前的衰退是为制止前一个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性货币行动后正在传导的中间过程或初始效果，如果针对当前的衰退而采取扩张性政策，必然返回通货膨胀。因此由于存在政策效果的时滞，其结果常使为反循环目的而采取的行动转变为额外的、不必要的纷扰。认识并正确理解时滞效应的政策性，就应该制定一个长期稳定的、连续一致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将通货膨胀定义为：“通货膨胀是引起物价长期普遍上涨的一种货币现象。”弗里德曼的这个定义坚持两点：（1）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而非一般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发生总是与货币量的多少直接相关；（2）通货膨胀所表现出来的物价上涨是长期的和普遍的，因此探讨通货膨胀问题离不开对货币因素的分析，如果不是货币量出了问题，是不会出现物价长期普遍上涨情况的。基于这个定义，货币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判定是否发生通货膨胀时需要注意区分两个界限：相对价格变动和平均物价水平变动的界限：相对价格变动是指由于某些原因造成某些商品的价格上涨、某些商品价格下跌的状况，相对价格的变动属于物价体系内部的调整，只要货币量不发生变化，相对价格此涨彼跌的变动一般不会影响总体物价水平。而平均物价水平的变动是指所有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或下跌状况，这种状况的出现通常是由于货币量过多造成的，因为所有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或普遍下跌导致的是物价水平的变动。而根据货币数量说的原理时物价水平的上下变动与货币量的增减变化之间存在同比例变动关系，因此相对价格的变动不能算作通货膨胀，只有平均物价水平的上升时才能看作是通货膨胀。一次性物价上涨和持续性物价上涨的界限：一次性物价上涨通常由某种因素造成，具有临时性和偶然性的特点。而持续性物价上涨是指物价持续不断地上涨，带有长期性和经常性的特点。根据货币学派的观点时一次性的物价上涨通常是由某种特殊原因造成的，与货币量无关，因此不能算作通货膨胀。而持续性的物价上涨只有在货币量发生变动后才可能出现，通常是由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长造成的，因此只有持续性物价上才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九）从上述分析可见货币学派的通货膨胀定义特别注重货币因素，他们指出个别商品的价格变动和一次性的物价波动可以由多种原因造成，但只要货币量不增加，平均物价水平是不会发生长期、普遍上涨的。因此通货膨胀首先是一个货币问题，出现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就是货币量过多。没有货币因素导致的价格变化就没有通货膨胀性，只有因货币量过多造成的物价水平普遍地和持续地上涨才是通货膨胀。弗里德曼指出通货膨胀对政府存在着强大的诱惑力，这种诱惑力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来自通货膨胀给政府带来的收入：弗里德曼指出政府来自通货膨胀的收入途径有三条：（1）扩大货币供应量直接增加政府的收入，无论采用什么方式增加货币供应量都能直接使政府增加货币购买力，政府可以用这部分增加的购买力作为收入去进行支付、弥补赤字或偿还债务。（2）增加税收收入，通货膨胀能够在现行税率下自动提高政府的税收收入，这是因为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在名义上将得到增加，尽管他们的实际收入不变甚至下降。但在普遍实行累进所得税的情况下名义收入的增加，使他们进入更高等级的税率组，也就得按较高等级的税率纳税，从而增加政府从个人和企业那里收取的所得税收入。（3）减少尚未偿还的国家债务的实际数值，在通货膨胀过程中由于货币购买力不断下降，政府偿还债务时的货币购买力必然小于借入时的货币购买力，这种通货贬值的差额，等于减少国家实际负债的偿还额。来自其货币传导过程中的初始效果：货币学派对传导机制的分析表明在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初期（即通货膨胀刚刚开始时）由于整个过程中的时滞效应，货币量增加不是直接表现为物价上涨，而是使利率下降、生产扩大、失业减少、收入增加，政府可以多花费而无需让公众少消费，大家都可以多花钱，成皆大欢喜之状。通货膨胀这两方面诱惑力使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持续推行这一政策，但是从长期看这一政策却是危险的。因为通货膨胀带来的繁荣是极为短暂的，它只是货币冲击传导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当传导继续进行下去后人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手中的货币虽然数量多了一些，但可购买的东西却少了。工商业企业主发现销售收入虽然扩大了，但成本上升了，这就迫使他们把工资和物价抬得更高，否则将遭受通货膨胀的损失。

（十）于是恶果开始呈现：被抬高的物价、有效需求的衰退、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连在一起。如果不是采取强硬措施有效地制止通货膨胀，这种恶果将越演越烈，不仅破坏市场活动的正常进行，导致经济混乱和危机，而且将带来政治动荡。因此弗里德曼指出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是一种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疾病。如果不及时医治，它可毁掉一个社会。无数史实已证明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恶果，所以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弗里德曼常常把通货膨胀比作酗酒问题，酗酒者开始饮酒时的初始效果是令人兴奋、兴致勃勃，喝醉酒的不快感是在第二天早晨才表现出来。如果继续以酒解酒，将加剧酒精中毒，再不悬崖勒马就会走向死亡的深渊。通货膨胀亦是如此，如果对通货膨胀的诱惑设有足够的抵御力，其后果正象酗酒者一样痛苦。弗里德曼指出特定的物价和总的物价水平的短期变动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是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却随时随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于货币数量的增长超过总产量的增长所引起的。强调指出承认并正视通货膨胀是货币量过多所引起的货币现象这个命题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指导人们去寻找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和确定治疗方案，因此它是正确认识通货膨胀和有效防治通货膨胀的开端。弗里德曼指出货币量过多的直接原因有三个：第一是政府开支增加：当政府的收入相对稳定，但同时因各种原因日益增加名目繁多的开支时必然需要筹措新的资金来源用于应付日益扩大的开支。弥补支出扩大的资金来源有三种方式：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向公众借债；三是增加货币供应。前两种方式取得的资金来源，虽然因政府支出增加被私人消费和投资减少所抵消而不会产生通货膨胀。但却在政治上不得民心，因此被绝大多数政府舍弃而采用第三种方式，即增加货币数量，其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第二是政府推行充分就业的政策：30年代大危机以后人们对失业比对通货膨胀怀有更大的戒心，因此只要政府许诺执行充分就业政策就能拉拢民心，争取选票。为了讨好公众，政府一方面制定不恰当的过高的充分就业目标，另一方面采取增加货币数量，扩大政府支出的办法来提高就业水平。于是一旦出现经济衰退的迹象时政府就立即实行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当制止通货膨胀的措施在短期内不能增加就业时政府又立即放弃制止手段，而采用更高的通货膨胀来换取就业的微量增加，以致形成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

（十一）第三是中央银行实行错误的货币政策：其错误首先是货币政策的目标偏移，例如美国的中央银行把维持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在要求增加就业的压力下联邦储备系统的货币政策也有着与政府财政政策同样的通货膨胀倾向，而中央银行扩大就业的唯一手段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使商业银行有能力进行更大规模的贷款。但这样做的结果无法保持长期真正的充分就业，却带来通货膨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另一错误是把中介指标定在它不能控制的利率上，弗里德曼指出中央银行应该控制而且有能力控制的是货币供应量，而不是利率。弗里德曼指出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在于货币供应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而货币量过多的原因都是出自于政府的错误政策和行为，是他们一手造成通货膨胀，却还要嫁祸于人。通货膨胀所表现出来的普遍、持续物价上涨就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所致，垄断货币发行权的政府无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弗里德曼相信制止通货膨胀的办法只有一个，出路只有一条，即减少货币增长。他认为只有把货币供应增长率最终下降到接近经济增长率的水平，物价才可望大体稳定下来，而后政府采用单一规则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就能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其它制止通货膨胀的办法诸如控制物价和工资都是行不通的，不仅因为药不对症而无效，反而会加剧病症。弗里德曼指出制止通货膨胀是“知易而行难”，制止的方案虽然简单明了，但实施起来却因存在着许多障碍而困难重重，这些障碍主要来自于医治通货膨胀在短期内所产生的不良副作用。由于时滞效应的存在，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最初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增加，而物价下降幅度却不大。传导机制分析表明货币供应量变动后同适应这一变化而进行的产量和物价的充分调整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通货膨胀的发生有一个时间过程，通货膨胀的制止也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初始效果和最终效果是不同的。与发生通货膨胀的初始效果是暂时的繁荣相反，制止通货膨胀的初始效果是暂时的衰退，这种暂时衰退的副作用是治疗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传导反应，是人们的信息传播不灵敏，预期缓慢地变化、调整没有迅速跟上所致。因此这种初始效果是暂时的，当制止通货膨胀的传导继续进行下去，人们的预期适应变化的形势，并根据修订的预期采取调整行动后治疗的良好效果就出现了：生产恢复并稳定上升，就业增加，通货膨胀率下降，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经济进入稳定发展的正常轨道，这种结果才是长期的、真实的。遗憾的是许多人看不到这种时间上的延迟所引起的失真现象，把初始效果误以为是制止通货膨胀的结果，当局也因此而中断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又继续增发货币提高货币增长率，企图制止这种短期衰退的初始效果，结果却导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十二）因此弗里德曼指出制止通货膨胀最重要的政治障碍：第一，美国、英国及其它许多政府都对充分就业做出许诺；第二，一般公众不认识制止通货膨胀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或暂时的副作用；第三，政治领袖们不愿或不能说服公众接收这些副作用。弗里德曼指出面对通货膨胀时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使物价上涨继续下去，或者加速上涨，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受到打击。另一种选择是你经历一个困难时期，而这个困难时期是为了有效地治好物价上涨带来的副作用。对每个人来说这意味着一年或更长时期的低经济增长，相对多的失业人数和收入的缓慢增长。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作后一种选择，因为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选择，在短期内没有任何制止通货膨胀的办法既能产生良好效果，又不使每个人有所损失，长痛不如短熬。制止通货膨胀不仅需要决心和适当的政策，还要有耐心和远见。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如果采用减轻其副作用的措施，就能够使治理通货膨胀的不良初始效果降到最低限度，从而有利于对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治理。弗里德曼指出减轻副作用的措施主要有两条：第一减轻副作用最重要的方法是事先宣布一个逐步稳定地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并坚持执行，使政策得到公众的依赖。逐步进行和事先宣布是让人们有时间调整其安排，并促使他们这样去做。只要坚持执行，人们就会从长期考虑来安排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调整资产组合，从而减少因通货膨胀而产生的生产滑坡、就业下降等临时副作用；第二广泛地使工资合同及其他合同指数化，即长期合同应包括名义价格可以自动调节以抵销通货膨胀的条款。这一措施的实质是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使契约按实际量而不是名义量来缔结。存贷款利率也应采取这一措施，保证实际利率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其好处是无论通货膨胀高低，契约双方（雇主与雇员，借者与贷者）都可以受到保护而免受损害，使他们在不受通货膨胀的干扰下按照本行业的条件去谈判，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当然以上两条措施都只能相对地减轻副作用而不能完全消除它，制止通货膨胀的最好办法是不要沿着通货膨胀的道路滑下去，坚决采取固定货币供应增长的货币政策，有效地进行预防，这才是上策。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目标不能放在充分就业上，他提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稳定货币，从而保证经济的稳定。

（十三）为了达到稳定货币的目标，首先要保证其自身的稳定性，避免货币政策的重大错误。货币当局需要改善货币机器，以减少故障的机会及运用权力使之保持良好运作状态，其次应该抵消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尽管如此，但弗里德曼也认为不能高估货币政策的抵消力量，从实践中看货币政策只能抵消那些已经明显出现的危险。在排除来自本身和外来干扰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任务就是：为经济社会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货币政策最明确的目标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以保证币值或一般物价水平的稳定。弗里德曼认为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私人经济的内在稳定性主要取决于货币的稳定，如果币值不稳必将造成物价动荡，破坏市场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而引发经济的混乱。因此只有稳定货币才能稳定物价、稳定经济，才能为经济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稳定应该成为、也必须成为货币政策唯一重要目标。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弗里德曼坚决反对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弗里德曼认为汇率也不能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弗里德曼认为价格水平也不能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根据现代货币数量说的基本理论时弗里德曼指出货币政策的最佳中介指标应该是货币供应量，其理由主要有：货币供应量在经济中具有极端重要性，因为一切经济变量都是由货币供应函数和货币需求函数交互作用决定的。经验和实证研究表明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影响经济变量变动，进而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将通过社会净财富、资产结构调整、信用供应量以及预期变化等传导过程影响整个经济的就业、产量、收入和物价等宏观经济变量，因此稳定住货币供应量就能稳定经济变量和宏观经济，特别是从防止通货膨胀的角度看，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保持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稳定的根本措施；中央银行作为管理和调控货币的机构，其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稳定货币，只要货币供求是稳定的，货币就能稳定。由于货币需求本身具有稳定性，因此只要稳定住货币供应量就能实现稳定货币的政策目标；在现代信用货币和中央银行制度下货币供应量虽然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但仍在中央银行的控制中中央银行可以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调节高能货币和存款准备比率等来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可以明确地反映出货币政策的松紧，因为在理论上银根的松紧主要取决于货币供应与货币需求的对比关系，弗里德曼指出由于货币供应与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调控货币供应的政策将不会影响实际货币需求，而且根据实证分析货币需求函数相当稳定，因此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可以作为反映银根松紧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恰当指标。

（十四）所谓“单一规则”就是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弗里德曼指出这不仅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最佳选择，也应该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基本规则。“单一规则”在内涵上强调以下三点：公开宣布：其目的是告示于众，减轻人们心理上的不安定感，避免因不同预期引起的紊乱和矛盾，同时也将货币当局的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长期采用：其意图在于消除频繁的相机抉择变动而引起的经济波动，避免因人为因素导致的错误决策给经济造成的扰乱，并且可以消除时滞效应中不同时期的不同反映，促使初始效果和最终效果趋于一致。固定货币供应增长率：以利于加强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以其自身的稳定性抵御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这三个要点相互呼应、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弗里德曼指出只有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才能确保稳定货币、稳定币值，实现物价、经济长期稳定的目标。弗里德曼坚持认为货币政策必须保持其单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稳定货币、稳定经济、而不是维持某一失业率或其他什么目标；货币政策只能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控制指标，而不能盯住利率汇率、物价或其他经济变量；货币增长率一经正确订定，就应该长期固定，而不能因长期经济波动或其他因素作随便调整。只有切实坚决地实施单一规则才能有效地稳定货币，克服货币政策的摇摆性和失误，赢得公众对货币政策的信任，真正为经济社会提供稳定的货币环境，对此弗里德曼是坚信不移的。70～8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理性预期学派指出预期在决定物价和产量的进程中居于最重要地位，因为企业和居民将及早懂得判断经济事变，从而会完全预料到政府的行为，并在事前采取行动来抵消政府的政策措施，所以任何具有稳定作用的经济政策的前途是暗淡的。中介指标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中介或桥梁，比较短期的可以明确衡量的数量化金融指标。中介指标五大特点：可控性：即是否易于为货币当局所控制，通常要求中介指标与所能适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之间要有密切的、稳定的和统计数量上的联系。可测性：其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央银行能迅速获取有关中介指标的准确数据；二是有较明确的定义并便于观察、分析和监测。相关性：是指只要能达到中介指标，中央银行在实现或接近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方面不会遇到障碍和困难，也就是说要求中介指标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要有密切的、稳定的和统计数量上的联系。

（十五）抗干扰性：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常会受到许多外来因素或非政策因素的干扰，只有选取那些受干扰程度较低的中介指标才能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达到最终目标。与经济体制、金融体制有较好的适应性：经济及金融环境不同，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政策工具不同，选择为中介指标的金融变量也必然有区别。芝加哥经济学派是众多芝加哥学派中最著名的学派之一，产生了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成员主要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罗纳德·科斯、加里·贝克尔等等。   他们继承了富兰克·奈特以来芝加哥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作用，相信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能力，认为市场竞争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他们还认为企业自身的效率才是决定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基本因素。另外芝加哥学派对政府产业规制的分析，开创经济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规制经济学。规制经济学也称管制经济学，是对政府规制活动所进行的系统研究，是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与其它学科的发展类似，规制经济学也随着规制活动的发展不断演变，体系与内容不断扩展。国外的规制经济学发展已相对成熟，体系较为完整，基本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芝加哥学派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之一。其成员主要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的一批经济学家，也有个别不曾在该校任教，但因其学术观点和政策倾向而被认为是该学派成员。该学派的主要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有雅各布·维纳（1892－1970）、富兰克·奈特（1885－1972）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乔治·斯蒂格勒（1911－1991）、罗纳德·科斯（1910－2013）、加里·贝克尔（1930年－2014年）等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员坚定地支持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经济分析，在其政策建议中频现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时采取一贯反对滥用数学形式主义，并乐意放弃精密严谨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逻辑推理而倾向于更具有结果导向的部分均衡分析的方法论。“芝加哥经济学派”与“经济学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指将经济推理的应用方法推向传统上认为是其他领域的特区，如政治科学、法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经济学帝国主义指用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研究和解释其他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经济学主要有三大分析方法，即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边际分析方法。经济学帝国主义以其独特的视角分析问题，往往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富有新意的解释。

（十六）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贝克尔出版《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尝试用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概念（如理性选择、利益最大化行为、交换等等）来解释一些非经济问题（如犯罪、家庭、教育等），并取得出于意料的好效果。这种成功不仅表明许多传统意义上的“非经济学”研究领域被纳入经济学研究范畴的可能性，而且在更高的层次上也意味着经济学家向原来的学科分工发起挑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克尔的这本著作被视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最强音，是经济学家“入侵”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号角。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主要有：极端强调个人自由：极端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个人专断和“权威”。在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情况下强调“法治”，反对“人治”。例如西蒙斯在30年代关于改革美国货币金融体制的主张，其中包括商业银行必须对其吸收的存款保持100%的现金准备这一建议；哈耶克始终主张金本位制是现实可行的理想的货币制度，反对任何人为地扩大货币流通量的政策措施；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等。尽管这些主张所处的历史条件各不相同，理论根据差别很大，但其共同的实质是主张建立一种货币体制，在该体制下一国的货币信用流通量取决于某种以法律形式规定的“规则”，而不是取决于货币当局相机抉择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如根据实际经济情况随时和及时调整贴现率，改变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率，以及中央银行买卖政府债券的公开市场活动等）。强调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功能：特别强调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重大功能，强烈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应减少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例如奈特和西蒙斯都十分强调私人企业的自由竞争在经济生活中应起的作用。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不仅能够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即取得最大经济效率，而且能够保存个人自由，防止政策决策人专断的干涉。他不仅把经济计划与个人的自由选择完全对立起来，甚至声称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也因为各人特有的价值判断，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以后在政策主张方面表现很大差别。在30年代西蒙斯不仅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也强烈反对垄断，包括所谓工会的“垄断”，而在战后弗里德曼则着重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又如在30年代初为了对付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瓦伊纳、奈特和西蒙斯等都曾经主张借助赤字财政举办公共工程，但在理论上依然认为尽可能减少政府开支，保持预算平衡是健全财政的基本原则。战后为了对付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造成的通货膨胀，弗里德曼不仅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也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采用的传统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持否定态度。

（十七）三个政策目标此长彼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经济自由、经济效率与分配均等这三个政策目标经常是此长彼消、顾此失彼、不可得兼的，例如为了减缓失业，必须承受一定的通货膨胀，而要稳定物价，又必须让更多工人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失业状态。又如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和保障社会福利支出，有助于减缓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带来的收入分配的不均和阶级矛盾，但为此必须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在一定条件下妨碍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对这类进退维谷的难题时芝加哥学派更多地关注自由与效率，相对较少地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理论特点芝加哥学派所据以得出其政策主张的理论观点，一般具有如下一些特点或者暗含着如下一些假定或前提：①强调经济学应是一门实证科学，所以芝加哥学派的许多成员被称为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者。②理论分析着眼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均衡，忽视经济政策的短期效果，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一般认为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资本主义有充分就业的必然趋势。③在理论分析中往往忽视自由竞争条件下的社会福利与私人利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会出现的差别，或者认为这种差别与经济效率或经济自由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这使他们不重视国家在调节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面的重要作用。芝加哥学派成员一般都特别强调19世纪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的有效性和实际应用中的有用性，所谓“芝加哥传统”的这一特点比较突出地表现施蒂格勒的科学工作中。施蒂格勒毕生从事价格理论和动态的市场结构的研究，他吸取和运用自斯密到马歇尔的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在纯粹竞争或纯粹垄断前提下分别考察消费者为获得最大效用和生产者为赚得最大利润的最优化行为在生产和分配方面的规律性），结合对不同产业部门的统计资料的调查分析，来考察现实的非纯粹竞争市场的经济问题（被称为应用微观经济学），从而在肯定传统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又对传统理论作出必不可少的有效的补充和发展。施蒂格勒通过引进“不完全信息”这个因素，对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一些现象如价格刚性、排队与资源未能充分利用，同种商品除运输费用外在不同地区有不同销售价格，以及一个产业部门为什么同时并存着规模大小差别很大的许多企业等等作出通过严密逻辑推理，并可用经验材料加以检验的理论解释，并为70年代以来有关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理论提供微观的理论基础。施蒂格勒认为“不完全信息”和“非完全竞争市场”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是内在于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因而不是能够通过国家干预所能解决的。

（十八）施蒂格勒通过对美国政府管制市场运行的立法（如最低工资立法、租金管制、证券管理法等）的研究，得出结论：这类立法事实上并未达到原来旨在达到的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效果，制定实施这类立法乃是适应特殊利益集团（公司、工会和专业人员）的要求的政治上的产物，因而施蒂格勒被认为是“管制经济学”的开创者。价格刚性是指价格在确定后就不易变动的现象，即价格缺乏弹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市场竞争被垄断所替代，出现市场的不完全性，因此物品的价格是由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公司操纵的，因而形成价格“刚性”，即价格在确定后不易下降，导致物价经常处于较高的指数上。累进所得税是指税率随个人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其作用为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属于自动稳定的一种财政政策。转移支付是指政府或企业无偿地支付给个人以增加其收入和购买力的费用，主要形式：政府的转移支付：大都具有福利支出的性质，如社会保险福利津贴、抚恤金、养老金、失业补助、救济金以及各种补助费等，农产品价格补贴也是政府的转移支付。由于政府的转移支付实际上是把国家的财政收入还给个人，所以有的经济学家称之为负税收。通常在经济萧条时总收入下降，失业增加，政府拨付的社会福利支出也必然增加。这样通过增强购买力，提高社会总体需求，从而抑制或缓解萧条。当经济中出现过度需求时政府可以通过减少转移支付量，抑制总需求水平的升高。企业的转移支付：通常是指企业对非营利组织的赠款或捐款以及非企业雇员的人身伤害赔偿等等，转移支付在客观上缩小收入差距，对保持总需求水平稳定，减轻总需求摆动的幅度和强度，稳定社会经济有积极的作用。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一般是上一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补助，确定转移支付的数额一般是根据一些社会经济指标（如人口、面积）等以及一些由政府承担的社会经济活动（如教育、治安等）的统一单位开支标准计算的。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平衡各地区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的政府收入的差距，以保证各地区的政府能够有效地按照国家统一的标准为社会提供服务。纯粹垄断指在一个行业中某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完全有一个卖主独家经营和控制，相机抉择是指政府实现宏观调整目标，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根据市场情况和特点，机动灵活地采取某种宏观调控措施，进行需求管理，保证经济在合理范围内运行的一种方式。相机抉择分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机动的决定和选择不同类型的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工具，干预经济运行，实现财政目标。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又称权衡性货币政策，是指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依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为达成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权衡性措施。

（十九）弗里德曼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得出，居民长期平均消费是稳定的，其货币需求也必然是稳定的，那么政府发行的货币也应该保持和货币需求一样稳定，即保持定量的货币发行规模，施行单一稳定的货币政策。单一规则是由弗里德曼提出的货币政策，它又被称为“简单规则”。所谓单一规则货币政策，即排除利息率、信贷流量、自由准备金等因素，而以一定的货币存量为唯一支配因素的货币政策，公开宣布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三个问题：第一，如何界定货币数量的范围；第二，如何确定货币的增长率；第三，货币数量增长率是否允许在年内或季节内有所变化。关于货币数量范围：弗里德曼认为应确定为流通中的货币加上商业银行的存款，亦即M2。关于货币增长率的确定应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他根据美国近百年的历史资料的实证研究提出美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就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2%。若货币供应量不增加，工资水平的增长率计算会下降1%-2%，再加上3%的年经济增长率作用，物价将下跌4%-5%，造成通货紧缩、消费减少。但若货币过多就会带来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因此如果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以每年4%-5%的速度稳定增长，就可望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物价水平，避免经济波动。关于货币增长率在年内或季节内是否允许变动：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增长率一经确定是不能任意允许变动的，如遇特殊情况必须更改时应该事先宣布尽量缩小变动的幅度。单一规则是美国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作为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即权衡性货币政策）的对立面提出的，弗里德曼认为由于货币扩张或紧缩对经济活动从而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有“时滞”，故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必然产生过头的政策行为，对经济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这是西方国家产生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因此主张应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数量保持不变，即货币增长率为零。由于美国每年经济实际增长率约为3%，人口增长率约为1～2%，因此将使物价每年下降4～5%。名义工资与物价水平均下降，在通货紧缩条件下也能充分就业。但名义工资下降会遭到工人反对，难以顺利进行。按劳动力的增长率确定货币量的增长率，保持货币工资不变。由于经济增长率约为3%，商品价格水平将降低3%，这将遭到资本所有者的反对，亦难顺利进行。以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以美国为例，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为4～5%，这样既可以保持物价水平稳定，也不会使名义工资下降，可以保证经济的均衡发展。弗里德曼认为这是“最适当的规则”，他建议美国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应稳定在4～5%，除此之外政府不用对经济进行其他形式的干预，完全让市场自发调节，保持经济均衡。

（二十）主要内容：要确定货币量的定义是广义货币量定义还是狭义货币量定义，当代货币学派常采用广义货币量定义，但他们认为狭义定义也可以表现这一规则；要确定一个货币量增长的百分比，多数货币主义者认为每年货币数量的增长率除满足实际经济增长的需要之外还必须满足由于长期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而引起的对货币量的追加需要，从美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货币量的年增长率宜保持在3～5%；季节变动的操作问题，在一个年率内不同季度或月份对货币需要量是不同的，在季节变动的操作方面较难处理。弗里德曼主张可按每月增加率为每年增加率的1/12，或每周增加率为每年增加率的1/52来解决。西方经济学界对“单一规则”有两种不同的反映，赞同此规则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当前人们对经济周期的原因及货币在形成周期中的作用尚缺乏科学缜密的说明，西方国家不具备成功执行反周期货币政策所需要的技术知识，而且多重货币政策目标难以兼顾，相机抉择会导致过头的政策行为，因此单一规则是可取的。反对此规则的经济学家提出如下理由：单一规则以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为条件，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金属铸币流通制度，金属铸币流通制度虽具有自动调节功能，但仍不能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单一规则忽视供给突然发生变化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例如石油提价和农业歉收使粮食价格上涨都会破坏这一规则；单一规则是假设货币流通速度按稳定的比率递减，但实证表明并非如此；虽然货币政策时滞会降低反周期效果，但不会使其效果为零。而且货币当局可以吸取经验教训，改善操作技术，提高权衡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基于以上理由，各国的货币当局仍多以权衡性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是西方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宏观经济政策，其原则是：当总需求低于充分就业产量时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特别是刺激投资需求，以消除失业；当总需求高于充分就业产量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以抑制总需求，消除通货膨胀。“相机抉择”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政府经济决策的主要依据，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滞胀现象，即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凯恩斯对此一筹莫展，于是凯恩斯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严重动摇了，“相机抉择” 也受到批评。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认为财政政策是无效的，而 “相机抉择” 的货币政策亦由于政策效果的滞后性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唯一的出路是实行货币供给按一个固定比率增长的单一政策规则，理性预期主义则认为“相机抉择”政策具有主观任意性。

（二十一）在凯恩斯学派兴起之前西方经济理论界基本上信奉“萨伊定律”，即供给（生产）会自行创造需求，市场机制能使经济均衡发展，失业只是“摩擦性”和“自愿的”，不存在非自愿的失业。凯恩斯则认为市场机制不能完全保证经济均衡发展，市场经济在其运行过程中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产生危机与失业。要避免危机与失业，国家必须干预经济。干预的基本方式是需求管理，即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节社会需求，使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均衡，保证经济均衡发展。原则：当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即总需求低于充分就业产量，失业扩大时政府就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扩大财政赤字；或者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即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降低利率的廉价货币政策；或者同时实行这两种政策，以刺激社会需求，特别是刺激投资需求，使需求与供给均衡，消除失业。当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即总需求高于充分就业产量发生通货膨胀时政府就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压缩财政支出，减少财政赤字；或者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以提高利率；或者同时实行这两种政策，以抑制社会需求，使需求与供给均衡，消除通货膨胀。在反危机的政策措施中凯恩斯比较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主要原因是凯恩斯认为当利率低到一定水平时人们会无限呆藏货币，而不用于投资或消费，即所谓流动性陷阱。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增加供应的货币量会被货币流通速度降低所抵消，不导致社会有效需求的相应扩大。而财政支出多直接用于投资，由于投资乘数效应，它具有较强的刺激有效需求的作用。凯恩斯主义曾长期在西方经济学界居统治地位，西方国家货币当局亦多采用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即权衡性货币政策。为了实现这一政策，采用众多的政策工具。凯恩斯学派认为权衡性货币政策是有效的，是正确的货币政策，它优于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国家开始出现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对于这一现象时凯恩斯学派缺乏深刻的理论分析，也未提出有力的解决措施，从而引起其他学派对相机抉择货币政策的批评，指出：“相机抉择”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由于货币政策时滞长且不稳定，往往导致过头的政策行为，加深对经济的干扰，况且货币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矛盾，难以兼顾。有的学者甚至还认为6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滞胀就是由于实行相机抉择货币政策造成的，但是多数国家仍实行权衡性货币政策，有少数国家在治理通货膨胀时则主要实行稳定货币增长率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