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民族语教育的困境：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遗留问题
按：无任何不适宜内容，和时政无关，且b站有许多个人号投稿类似题材，望通过。
本文摘译自Peter Blitstein的论文Stalin's Nations: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between Planning and Primordialism, 1936-1953第二节Nation-Building or Russification? The Language Question in the Non-Russian School第四章，标题为Dilemmas of Native-Lanauage Education, The Legacy of the 1920s and 1930s。关于俄语教育可参见：
【译】民族建设还是俄罗斯化？1938-1953年非俄语学校的俄语义务教育
本文可以视为上一篇论文的延续，主要关注的苏联绍敏问题并不是今天“热点”中的苏联大绍敏（如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而是俄联邦境内人口少的自治共和国、加盟共和国的非命名民族等；在这里本土化进程比一般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哪怕是传统史观中被视为“转折”的1930年代后，本土化仍然是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很重要的一项工作。这些更边缘的小民族的本土化既要面对俄语作为苏联最大语言的影响，也要面对所在的加盟共和国命名民族影响，由于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发展的不平衡性，本民族语言的现代化表达受到严重限制，1990年以前俄语从来不是苏联的法定国语，可作为一种资阶法权关系它仍然难免在苏联取得类似“通用语”的地位。克服这一问题恰恰不能通过某种“自愿”在哪种学校学习（就像1958年后赫鲁晓夫式的“自愿”一样），恰恰需要强制力去和民族-语言关系上的不平等作斗争。不需要完全接受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我想仍可就此理解社义实践中的民族-阶级问题及其得失，并从中受益。
正文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关于教育本土化，教育人民委员部试图制定一项连贯的政策。面对几十个民族，其中许多民族缺乏标准化的文学语言和训练有素的教师，这被证明是一项真正艰巨的任务。官方地说，教育应以母语进行。实际上，教育官员需要决定母语教育系统的范围有多大。一旦政权在1928年开始规划普及初等教育的活动，教育人民委员部就会根据各非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和他们聚集定居的程度提出本土化计划。[1] 有时，习惯于将俄语作为教育语言的家长和教师会抵制政权的努力。[2]
然而，1928-1931年的文化革命促使教育官员为教育本土化提出了完全不现实的目标。教育人民委员部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实现100%的本土化。[3]它坚持让一些少数民族的学校本土化，如俄罗斯共和国的乌克兰人，这在后来引起了政治上的反弹。[4] 到了1933年，教育人民委员部变得更加谨慎，计划到1934年实现小学的本土化，1930年代末实现高年级的本土化。[5]根据文化发展水平对民族进行分类的做法被重新提起，忽视这些“客观”现实的本土化“机械”方法受到攻击。1933年末，教育人民委员部非俄罗斯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I.D.达维多夫提出了一个在整个苏联推行母语教育的计划，该计划基于五方面的分类。“没有字母的民族”，主要是极北和北高加索地区的小族群，将只在初级阶段进行母语教学。“字母不发达[малоразвитая]（主要是最近创造的）的民族”，主要是极北地区的其他群体和其他地方的小族群，将有两年的母语初级教育。拥有较发达语言或有发展前景的“相对较大的民族”，如极北地区较大的族群（涅涅茨人、汉特人）和欧洲俄罗斯、达吉斯坦和中亚地区较小的族群（拉特加尔人、莫斯科地区的卡累利阿人， 塔巴萨人、诺盖人、维吾尔人、东干人等）将有四年的母语教育。“生活在文化高度发达且有进一步发展前景的集中地区的大型民族”，包括北高加索、阿尔泰、哈卡西亚、土库曼、吉尔吉斯、雅库特、布里亚特、朝鲜、保加利亚和立陶宛的大多数民族，将可以通过七年的学校教育以及专门的中等教育和工人学院（рабфаки）的预备课程接受母语教育。最后，“具有高度发达的字母和文化并有进一步发展前景的民族”，包括伏尔加河流域的大多数民族（莫尔多瓦人、马里人、楚瓦什人、鞑靼人、巴什基尔人等），科米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奥塞梯人、主要的少数民族(芬兰人、犹太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除外)将享有完全本土化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学教育。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被允许在大学和技术学院进行母语教学。[6]
达维多夫的建议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因为他们根据民族群体的“发展”潜力进行分类，并利用这种分类来规划本土化的程度。然而，这种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无法继续下去，教育本土化的最终图景将以联邦制度的政治和制度分类为基础。例如，尽管根据1939年的人口普查，楚瓦什人和莫尔多瓦人的人数超过了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但后者的加盟共和国地位保证了他们接受十年的母语教育，而前者则仍然处于困境。根据达维多夫的计划，情况会恰恰相反。
到1936-1937年，就在政权似乎要戏剧性地改变非俄语学校的语言政策之前，它在教育本土化方面的成就似乎令人印象深刻。小学阶段的母语教育非常普遍，而且包括非常小的民族群体。它在高年级也在扩大，尽管有关的学生人数往往相当少。就所涉及的语言数量而言，这是教育本土化的高潮。然而，在接下来的学年里，母语教育在某些方面开始出现退步。首先，1937年颁布的废除少数民族学校的法令影响了那些家乡在苏联边界以外的民族的学校。其次，该政权放弃了某些较小民族的母语学校。[7]这些变化符合1930年代后期出现的巩固官方承认的民族群体的趋势。今后，母语学校将提供给那些与特定联邦单位有关的民族群体、一些特定的少数民族和最北部地区的“小民族”。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那样，除了废除对较小群体的本土化外，该政权采用俄语义务教育的做法也使人们对母语教育的原则产生了疑问，并导致中央官僚、地方官员、教师和家长之间就俄语和母语在非俄语学校中的相对作用不断进行辩论。到1938年，绝大多数加盟共和国民族的学生在普通教育学校的所有年级都用自己的母语学习。然而，对于具有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地位的民族来说，五至十年级的数字有所下降。[8]由于该政权宣布打算实施强制性的七年制教育，并试图扩大十年制教育，各自治共和国和地区名义上的民族完全本土化的问题仍未解决。中央，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官员，继续推动扩大俄罗斯共和国各自治共和国和地区的母语教育机会。它经常遇到来自地方当局的阻力，他们声称他们受到了要求改进俄语教学的家长的压力。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因为一些家长在1920年代也质疑过母语教育。现在不同的是，鉴于1930年代末也出现了行政管理本土化的退缩，掌握俄语的动机就更强烈了。[9]
由于在教育本土化问题上已经为是加盟共和国的命名民族（积极）和许多较小的民族群体（消极）达成了某种解决办法，因此关于教育本土化的辩论在俄罗斯共和国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的命名民族上最为激烈。本章的第二部分涉及这个问题。中央还面临着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试图限制或完全废除为非命名民族设立的母语学校。在这些情况下，家长和当地知识分子往往试图向中央呼吁，迫使各加盟共和国提供母语教学（应该指出的是，这与俄罗斯共和国的家长所关心的问题不同）。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只是在名义上由1937年的法令解决，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将在本章的第三部分进行阐述。
俄罗斯共和国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的本土化
从官方角度看，1938年3月关于强制性俄语教学的法令并不意味着教育本土化的进一步退缩，因为它宣布这种努力是“有害的”和“暂时的”。[10]许多中央教育官员认为改善俄语教学和扩大母语教育的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并多次引用1938年3月的法令来要求进一步实现本土化。在1940年9月提交给俄罗斯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关于法令执行情况的报告中，教育人民委员V.P.波将金用同样的篇幅阐述了俄语教学和母语教育的问题。他的结论是，俄罗斯共和国的母语教育状况不能令人满意，并提出了将俄语教学转为母语教学的渐进时间表。他预计，伏尔加鞑靼人、巴什基尔人、科米兹里亚人、马里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德意志人、莫尔多瓦人、乌德穆尔特人、雅库特人和楚瓦什人的学校将在1944-1945学年开始前用母语教学到十年级。到1943-44学年开始，瓦吉斯坦人、阿迪盖人、卡巴尔丁人、巴尔卡尔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卡拉恰伊人、科米-佩尔米亚克人、诺盖人、阿尔泰人、奥塞梯人、山区犹太人（塔特人）、哈卡斯人、绍尔人、切尔克斯人和布里亚特蒙古人学校将用母语教学到七年级。[11] 然而，波将金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即进一步使俄罗斯共和国的非俄罗斯学校本土化，并没有得到批准。[12]俄罗斯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萨夫罗诺夫反对这一计划，因为波将金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印刷教科书和培训扩大母语教育所需教师的费用估算。俄罗斯共和国计委坚持要求教育人民委员部与当地教育部门协商，以确定在规定时间内将教学改为母语的可行性。[13]地方当局在这方面的态度的迹象是，他们往往不愿意在教师培训机构中把母语和母语文学作为一个正式的专业，因为在扩大本土化之前，毕业生是没有工作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大学的负责人抱怨说，由于这个原因，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的教育机构“有压力要把母语和母语文学专业与俄罗斯语言和文学专业合并”。[14]尽管存在这些问题，教育人民委员部仍继续计划进一步的本土化。[15]
然而，战争打断了教育人民委员部为扩大母语教育而制定坚定计划的意图。教师短缺的情况进一步恶化；非俄罗斯人在俄罗斯共和国的教师培训机构中的代表人数严重不足。[16]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非俄罗斯学校部因未能完成其指定任务而受到攻击。[17]战争期间对教育的整体打击意味着在1948年之前在扩大母语教育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就。[18]事实上，在1945-1948年期间，中央委员会在维持各自治共和国和地区小学年级本土化的坚定立场上做出了相互矛盾的决定，正如以下例子所示。
1945年，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布里亚特-蒙古乌斯季奥丁斯克自治区（Округ）党委关于放弃母语学校教育的请求。自1930年以来，在该地区的布里亚特学校中，母语教育一直延续到小学的四个年级。在这些学校中完全废除本土化的决定，表面上是由于五至七年级的学生不及格率超过50%，据称是由于小学阶段的不良教学造成的。据宣传鼓动部负责人G.F.亚历山德罗夫说：[19]
乌斯季奥丁斯克地区的教师和知识分子接受的是俄语教育，他们对布里亚特书面语的了解很差。布里亚特文学语言主要是在东部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西部[伊尔库茨克]布里亚特人的口语与......的口语有明显的不同。布里亚特[在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小学的本土化的特点是纯粹的行政和形式上的，在实践中的教学是以布里亚特和俄罗斯的混合语言进行的。因此，从小学毕业的学生对俄语和布里亚特语都不太了解。特别是在转入不完全中学和中等学校时，学生会遇到困难，因为那里的教学只用俄语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屈服于地方当局的要求，他们自己也受到教师和家长的压力，认为放弃本土化是失败。这影响了苏联布里亚特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20]
与乌斯季-奥丁斯克地区布里亚特学校的决定相反，中央委员会学校部负责人N. N. 雅科夫列夫（应该记得，他也不是母语教育的大朋友）拒绝了切尔克斯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提出的用俄语取代切尔克斯语作为小学教学语言的要求，因为这“[违背了]在学校用学生的母语教学的原则。”[21]这里的问题也是母语学校教育质量差。一年前，马尔语言和思想研究所的副所长G.P.谢尔久琴科写信给中央书记A.A.库兹涅佐夫，讲述了对切尔克斯语和相关语言的研究状况。他要求在该地区重新建立一个研究机构：[22]
[切尔克斯的]的学校没有教科书，教师也缺乏训练。一种完全不允许的情况已经出现——学校的官方教学是用母语进行的，但事实上，学生没有教科书，教师也没有任何方法论文献……
谢尔久琴科要求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将教科书的制作、教育学和语言学集中在一个地方。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党委（切尔克西亚正式隶属于该党委）拒绝了这一想法，辩称缺乏合格的干部。雅科夫列夫站在斯塔夫罗波尔当局一边，这表明中央提出了它不愿用资源支持的政策要求。[23]同年，雅科夫列夫抵制了地方上废除格罗兹尼地区诺盖语学校的企图。[24]第二年，作为卡巴尔丁自治共和国本土化运动整体的一部分，中央委员会下令在那里的学校推行四年级以上的母语教育。
从1948年开始，中央似乎在追求非俄罗斯学校的改进，尽管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发现了一些分歧。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新任教育部长A.A. 沃兹涅先斯基（1948年上任）愿意为了俄语教学而在教育本土化方面退缩。他在中央委员会学校部的新同事L. S. 杜布罗维娜则不太愿意这样做。有一次，她为扩大远北地区“小民族”学校的本土化而斗争，认为“把汉特、曼西和涅涅茨儿童的教学改为俄语会对这些民族的民族文化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从教育学角度看是不正确的”。[25]大约在同一时期，沃兹涅先斯基指出，1948-1949年的教科书出版计划设想在某些自治区和共和国稍微扩大本土化。他解释说：“为了在今后几年里彻底解决所有共和国和地区的这一问题，”“中央委员会有必要作出特别决定。”[26]
中央委员会的官员们也认识到，有必要就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的教育本土化问题作出总体决定。杜布罗维娜在1949年中期提交的改善俄语教学的建议中，包括了改善和扩大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教育本土化的广泛建议。 她认为，为了改进俄语教学，还 “有必要采取措施改进母语教学，特别是5-7年级的教学......。近年来，许多自治共和国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有所减弱”。[27]这种弱化“违反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原则”。[28]就她关于本土化的建议与改善俄语教学的措施相联系而言，在这方面没有达成一致，因此没有任何结果。如同前些年一样，未能为本土化制定具体计划，这意味着它将继续受制于个别的、往往是考虑不周的法令。[29]关于非俄罗斯学校的政策将在个案的基础上被采纳，因为中央和各地区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斗争。
斗争不可避免地回到了教育中俄语和非俄语的平衡问题。1948年6月，中央监察部首长G. A. 波尔科夫和宣传鼓动部部长D. T. 谢皮洛夫提交了一份关于教育和行政本土化的总体调查。[30]他们的结论是，父母的压力是某些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本土化明显退缩的主要原因，并坚持认为必须在俄语和母语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两者都受益：[31]
为了进一步发展各自治共和国的民族文化，为了从当地居民中培养知识分子，七年制学校和中学的完全本土化是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为了成功地实现这些目标，必须果断地改善非俄罗斯学校学生的俄语和俄语文学学习......，以便这些学校能够为青年进入职业学校和大学做准备。
中央正在推动改善俄语教学和本土化，但地区当局却表现得好像这两者是不相容的。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发展充分显示了这一点。1947年5月，雅库特教育部下令，从1948-1949学年开始，在所有城市学校和一些农村学校试验性地用俄语而不是雅库特语教授五至七年级的数学和科学。[32]雅库特教育部长S. S. 苏尔斯基以教育学的理由为这一决定辩护:[33]
[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本土化政策不正确，或因为总体上不合理，而是因为雅库特语的科学技术术语还没有发展到可以用雅库特语教授所述科目的地步，而且在我们共和国，除了教育学院之外，没有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可以供我们的中学毕业生申请。因此，必须在我们的中学里培养一支能够在苏联的任何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的队伍。因此，用俄语讲授上述科目是一个例外，是考虑到我们的具体条件而允许的。
据雅库特教育部称，该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有些学校做得太过分了，在五至七年级把所有科目都改成了俄语，或者没有为这种转换做必要的准备。[34]
尽管新措施要解决的是具体的问题，但对本土化的退缩这一事实本身就开启了对其假设的辩论。在一次雅库特学校俄语教师会议上，苏尔斯基强调，这一试验并不意味着对本土化的拒绝。他说，有必要“彻底摆脱某些教师在政治上的不正确和理论上的错误判断，即科学基础教学的本土化......阻碍了雅库特学校学生对俄语的掌握。”[35]据苏尔斯基称，使用俄语教授某些科目不仅是一个例外，其目的只是为了改善某些科目的教学，而不是提高学生的俄语技能。尽管苏尔斯基提出了告诫，但会议上的一些教师提出了他所谴责的观点。一位教师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俄语在雅库特学校的作用是什么，是一门学科还是其他学科教学的媒介——并支持后者。[36]
当时在雅库特学校实施的另一项改革是在某些日子里实行“语言制度”，即学生在教室外只说俄语。在各自治共和国和地区，学校是仅存的几个让母语发挥作用的公共场所之一。要求学生在走廊上说俄语，使母语教育的目的本身受到质疑。但中央政策的国家主义逻辑鼓励了这种计划。正如一位雅库特教育官员所指出的：“我们必须知道俄语；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母语写作和阅读，但通过俄语我们加入了世界文化。......有些学校用雅库特语写报告......。你必须记住，在我们这些雅库特人中也有俄罗斯同志。”[37]一位雅库特教师用一句令人费解的话概括了这种困境：“在我看来，只有通过俄语知识才能实现本土化，而通过学习俄语，我们......加深了本土化。” [38]这怎么会发生，没有人能够解释。尽管中央继续支持教育本土化，但这次会议的审议结果表明，各地区的教师和教育官员对其目的本身提出了质疑。
虽然拉库特在本土化问题上的退却是对中央要求更好的俄语教学的信号的回应，但中央本身并不赞成。在1948年9月提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关于1947-1948学年结果的报告中，苏尔斯基将这一决定描述为“雅库特儿童实际掌握俄语的一个重要的额外、间接手段”。这与他公开宣称的情况相矛盾。当时俄语课程的通过率只有74%，将该措施报告为旨在改善俄语教学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策略。[39]然而，一个月后，当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部门召开会议评估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教育时，苏尔斯基对雅库特学校的管理受到了严厉的攻击。学校管理局的一名代表抱怨说，中央缺乏“关于雅库特共和国教学建设的基本数据”。一些小学采用四年制，其他学校采用五年制。[40] 教育家F.F.索维金抨击了削减母语教育的决定：[41]
苏尔斯基同志指出，薄弱的地方是母语教学。但我们不知道用雅库特语教学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课程、教科书的情况如何，用什么方法来教语言。雅库特学校必须是本土化的。但你们是用俄语教授物理、化学和数学。有必要在一至七年级恢复母语教育......。在本学年开始前，你们所有的七年制学校都必须用母语教学......。
管理部门的决定正式命令雅库特教育部“坚定不移地执行......科学基础知识教学的本土化，直到七年级......并与共和国的学术机构一起解决雅库特语言的正字法和术语的实际问题。” [42]次年雅库特部的报告没有直接提到他们是否执行了这项命令。[43]然而，两年后，当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部门再次审查雅库特的教育时，杜布罗维娜抨击雅库特教育领导层没有解决“与非俄罗斯共和国的条件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没有执行民族政策。“在这个共和国里，从作为教学基本语言的雅库特语本身开始，就有关于本土化[和]俄语教学问题的争论，这并非偶然。” [4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杜布罗维娜在中央委员会时还没有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在她发言之前，甚至没有其他在场的人提到过这个问题。教育部长I.A.凯洛夫在会议结束时说：“俄语和母语问题[以及]教学本土化问题非常严重，在这方面还不明确[и ясности в эт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пока что нет]。”[45]
杜布罗维娜所说的共和国内关于本土化的“争论”是对情况的正确描述。事实上，雅库特知识分子之间似乎在母语教育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冲突。1949年1月，原雅库特教育学院马列主义系主任A. E. 莫尔迪诺夫写了一封长信，就共和国内试图推翻教育本土化的行为向中央书记马林科夫提出意见。[46] 莫尔迪诺夫特别提到了1948年3月雅库特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A.I.诺夫戈罗多夫在雅库特最高苏维埃的讲话。诺夫戈罗多夫的讲话是对整个教育本土化政策的正面攻击，他批评了“极端摇摆”到用雅库特语教授所有科目的政策，这阻碍了雅库特学童获得“先进的俄罗斯文化”，他断言这是“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主要目标。[47]诺夫戈罗多夫提出了人们熟悉的论点，即本土化阻止了雅库特人继续接受教育：[48]
雅库特学校的学生在[七年级]毕业后不能进入[八年级]，或者在入学后辍学，没有完成中等教育。六年来，有三十五名七年制学校的雅库特毕业生进入通信职业学校，只有一人毕业。巨大的辍学率的原因是学生在农村学校的准备不足，那里的教学完全是用雅库特语。
鉴于这一事实，他对使用俄语作为科学和数学教学媒介的新政策表示欢迎，并呼吁为雅库特学校的学生开设俄语小学。事实上，他声称，与他交谈过的七年级学生“欢迎”将物理、自然科学和数学教学改成俄语。他们要求把历史教学也换成俄语。[49]诺夫戈罗多夫继续不点名攻击那些“曾经和目前在雅库特自治共和国教育系统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因为他们“宣扬一种‘理论’，即必须在中学的所有十个年级，甚至在教师和教育学院将所有科目的教学转换为雅库特语。”[50]
除了一个已经被解职地区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反对用俄语教授技术科目的决定外，很难知道这一暗示是针对谁的。据诺夫戈罗多夫说，莫尔迪诺夫本人显然在1944年就呼吁这样做，雅无疑是代表了一部分雅库特知识分子的意见。[51]改用俄语的倡议来自雅库特教育机构本身，莫尔迪诺夫指责它未能扩大本土化。[52]
莫尔迪诺夫指责说，诺夫戈罗多夫的讲话中没有提到教师、教科书和方法等技术问题，如果要改善雅库特学校的俄语教学，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据莫尔迪诺夫称，诺夫戈罗多夫对取消语言文学研究所的雅库特学校俄语教学方法部门负责。在莫尔迪诺夫看来，诺夫哥罗多夫属于“雅库特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主要是来自社会上的外来分子”，他们“染上了对党的民族政策的不信任。这表现在他们否认创造真正先进的、社会主义的雅库特人文化的可能性”。这种人企图“把党的政策分为对苏联大民族的真正的民族政策和对雅库特人这样的小民族的轻率的民族政策”。对莫尔迪诺夫来说，诺夫戈尔多夫的观点带有官方最新的顾虑，即 “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味道。
雅库特知识分子内部的冲突很可能是一个例外。有迹象表明，在其他共和国，当局屈服于家长和教师的压力，放弃了中年级的本土化教育。1952年5月，布里亚特党委第一书记写信给马林科夫，要求在“创造一切必要条件”之前放弃母语教学。布里亚特不完全中学的五至七年级在20世纪30年代的实验失败后，于1948年实现了本土化。[53]党的地区领导层注意到实施本土化的几个困难。布里亚特书面语仍处于形成阶段，学生们说的方言与它不一样。[54]没有足够的教师了解这种语言，无法用它进行指导。家长们对五至七年级改用布里亚特语教学的反应是“充满敌意[неблагозхелательно]”，并试图将他们安排到俄语学校。他们不认为本土化有什么意义。“许多布里亚特家长宣称，在六、七年级时用布里亚特语指导他们的孩子，会对他们掌握俄语和总体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家长们说，由于他们在集体农庄里每天都与俄国同志见面......而且集体农庄和农村苏维埃的所有业务都是用俄语进行的，所有布里亚特人都必须懂得俄语......。”他们断言，若布里亚特人的孩子不提高他们的俄语技能，他们就无法接受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55]确保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限制本土化。
在布里亚特当局要求限制本土化的同时，北奥塞梯也在这么做。1940年，奥塞梯学校的中年级已经实现了本土化，但据地方当局说，这做得太仓促了，没有考虑到缺乏合格教师的事实。12年后，当地教育学院仍然没有培训教师用奥塞梯语教授具体科目。[56]教育部长凯洛夫支持他们的要求，将母语学校教育限制在小学阶段。[57]由书记处下令审查该问题的中央书记M.A.苏斯洛夫主持的一个委员会支持此举，认为由于该语言“缺乏科学术语”，“高质量的教科书翻译”是不可能的。他们建议制定这样一个术语。[58]书记处在7月的一次会议上审议了两个共和国的请求。尽管苏斯洛夫、波诺马连科和赫鲁晓夫等书记明显同意，但此事没有下文。[59]
地方当局的理由是，由于缺乏教师和教科书，以及非俄语语言的“不发达”，所以改用俄语教学。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非俄罗斯学校的教科书是在当地编写、翻译和出版的。正如1948年对教科书出版的审查所指出的那样，当地出版机构的缺陷严重影响了用非俄罗斯语言进行教学的质量。地区教育当局都报告了一个悲惨的情况。自1940-1943年以来，楚瓦什、乌德穆尔特、马里和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没有出版过俄语和本地语言的学校读物。[60]布里亚特在为布里亚特学校印刷俄语教科书时遇到了问题，因为缺乏字体。因为印刷厂缺少字母“U”和数字“2”，所以延误了五个月。[61] 达吉斯坦的教科书编写者遇到了语言标准化的问题：[62]
拉克语语法的作者加兹耶夫同志认为，拉克语中只有4种格，而[文本]的审查者，语言学候选人穆尔克林斯基同志认为，不是4种，而是12种格。
在达尔金的语法教科书中给出了4个案例，但许多人断言有6个。这类争论至少可以说使起草教科书变得困难。楚瓦什自治共和国的出版部门负责人抱怨了更单调的问题：“楚瓦什国家出版社可以说没有真正的卡车。停着的时候比跑起来的时候多。没有一项维修费用是合理的。因此，出版部门用手推车把纸送到印刷厂。”[63]莫尔多瓦当局解释说，当地出版部门人手不足，编辑们抱怨工作负担重。[64]在北奥塞梯，当地出版部门批评了发行系统。奥塞梯学校的教科书被错误地送到了俄罗斯学校，而俄罗斯学校的教科书却送到了奥塞梯学校。他们被要求每年印制新的教科书，因为“出版部门和图书贸易组织都不能把教科书放在书架上，而教育部也没有能力购买这些教科书并保留到下一年。”无论如何，出版超过下一年所需的课本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有计划要再次对奥塞梯字母进行修改。如果这一点实现了，旧的文本就会失去作用。[65]
在一次关于教科书制作的会议上，地区官员要求有一个中央机构来支持和控制其学校的出版。[66]莫尔多瓦教育部长抱怨说，“在如此紧张的条件下不可能工作。非俄罗斯的出版部门缺乏一个中央。我们遇到问题时不知道该去哪里”。纸张供应、字体，一切都在其他机构的控制之下。[67]他们需要更多的钱和更多的工作人员。正如鞑靼自治共和国教育部长所抱怨的那样，中央经常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它要花很长时间来批准由当地作者起草的教科书。[68]总而言之，他们都抱怨中央控制太多，也抱怨太少。沃兹涅先斯基只能向他们提供后者。用他的话说，增加人员是“乌托邦”，而且他怀疑任何机构重组的效果。[69]杜布罗维娜似乎并不同意，因为她在1949年7月提出的改善非俄学校的建议中，确实建议在教育部设立非俄学校的“领导机构”，并在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设立全职术语委员会。她还呼吁恢复在莫斯科的苏联语言和字母研究所。对术语的关注尤其重要，因为正如她所说，“科学术语的发展不力导致了翻译的差异。每个译者都创造了对他来说最好的术语，并将其纳入教科书，这导致了混乱......”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她的建议并没有得到落实。[70]
从地区的角度来看，关键的决定是由中央做出的，但他们的责任是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实施这些决定。因此，他们通过请求中央允许在本土化问题上的撤退来寻求救济。只要政治和行政机构的语言本土化在俄罗斯共和国的大部分非俄罗斯地区被放弃，家长和学生就会质疑学习非俄罗斯语言的价值。实际上，这是对中央的国家主义信号的合理反应，它消除了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了解非俄罗斯文学语言的许多动机。但中央对民族成语的持续承诺，对现代化需要培养民族文化的信念，使它不愿意得出同样的结论。
在俄罗斯共和国之外，中央的态度有些不同。在其他加盟共和国，它遇到了限制非命名民族语言教育的压力。在这些情况下，家长们经常抱怨并要求当地学校本土化。中央对这些投诉的反应通常取决于有关少数民族的政治意义。
加盟共和国的非命名民族教育
20世纪20年代初，中央开始监督各加盟共和国对非命名民族提供的母语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少数民族学校的网络相当广泛，尽管在30年代中期，参加这些学校的学生人数明显减少。[71]这一切在1937年末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央委员会颁布了一项法令，废除了少数民族的母语学校。根据这项法令，在加盟共和国领土上“存在特殊的非俄罗斯语学校（芬兰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德语、英语和希腊语）”是“有害的”。他们的教育当局被命令将这些学校改组为“正常类型的苏维埃学校”。[72]教育人民委员P.A.秋尔金提供了一份在自治共和国以外的俄罗斯地区存在的非俄语学校的名单，并建议将它们全部改为俄语。据他说，这些学校是“随机出现的[стекхиино]”，往往是“人为建立的”，被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忽视，并且在没有课程、教科书和受过适当培训的教师的情况下运作。他们的质量差，导致许多家长要求他们的学生在俄罗斯学校学习，截至1937年9月1日，教育人民委员部已经允许超过12万名这样的学生这样做。[73]
然而，秋尔金对所有这类学校实行俄语化的计划并没有实施。该法令只影响到两类群体。家乡在苏联境外的“散居”民族，如波兰人、德国人、朝鲜人和芬兰人，以及那些在苏联联邦结构中没有代表权的较小的民族，如伊霍里亚人和维普人。每个加盟和自治共和国都在某种程度上随意决定哪些教学语言将被保留下来。乌克兰特别注重德语、波兰语、捷克语和希腊语学校，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把这些学校作为民族主义和反革命活动的温床加以攻击。[74]这些学校被改成了俄语或乌克兰语。不过，意第绪语学校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哈萨克当局为鞑靼人、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保留了十年级的学校，为维吾尔人保留了七年级。德国人、最近被驱逐的朝鲜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群体的学校被改成了俄语或哈萨克语。[75]同样，由于鞑靼人、楚瓦什人和乌德穆尔人主要生活在与其同名的共和国接壤的地区，因此马里党委保留了这些少数民族的学校。[76]在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俄罗斯人地区，也为自治共和国和加盟共和国的命名民族保留了学校。[77] 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和1950年代。事实上，苏联政府命令俄联邦共和国和中亚的地方当局在战争期间为撤离的乌克兰儿童提供母语教育。中央书记A.A.安德烈耶夫认为，组织这样的学校是“可能和必要的”，学校部下令采取的措施甚至超过了乌克兰当局的要求。只要能找到20个乌克兰儿童，就会建立教学。[78]
因此，1937年后政权对少数民族学校的态度是复杂的，不容易解释。这些学校的存在违背了1930年代末的两个主要趋势——国家集权和民族整合。政治原因最常被用来作为拒绝或提供此类学校的理由。被驱逐的民族，如朝鲜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通常不提供母语教学。例如，哈萨克当局解释说，截至1950年9月，共和国境内有184133名被驱逐的学龄儿童。大多数人都在上学，但由于他们分散在俄罗斯和哈萨克社区，所以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母语教育。[79]另一方面，布里亚特要求为1948年4月与父母一起被驱逐的580名立陶宛学童提供立陶宛语教师。马林科夫简短地下令——“必须帮助。采取必要的措施。汇报一下。”——立陶宛当局向布里亚特派来了教师和教科书。[80]1948年，朝鲜还在普里莫尔和哈巴罗夫斯克地区为朝鲜儿童开办了学校，从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引进了朝鲜教师，并从朝鲜进口了教科书。[81]
关于波兰语学校的政策反映了官方对少数民族学校的态度的矛盾性。所有的波兰学校和文化机构都在1937年被废除了。当苏联在1940年从波兰吞并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时，它把许多学校改成了乌克兰语或白俄罗斯语。然而，那里的许多波兰语学校仍然存在，而且还开设了意第绪语学校。[82]战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波兰儿童的学校问题仍然存在。尽管被迫进行了人口交换，但在这些地区仍有大量讲波兰语的人口。[83]白俄罗斯当局对波兰语学校最为敌视，认为建立波兰语学校的企图是反白俄罗斯和反苏维埃的。[84]然而，家长们向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保留波兰语学校。其中一项呼吁值得详细引述：[85]
根据[1944]年9月3日古多盖镇家长会议的决定[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会上选出的家长委员会向地区教育部门发出声明，要求在学校里用波兰语授课，或者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用俄语授课，以波兰语作为学习科目。该声明至今仍未得到答复，[而且]学校的教学是用俄语进行的，白俄罗斯语是学习科目......。根据斯大林宪法第121条，该条承认用母语教学的权利，我们请求你们给我们的孩子这个机会。我们学区的人口. ...90%是波兰人，[这一事实]在德国占领期间得到了动员委员会名单的支持，尽管德国人鼓励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民族运动...我们学校的教学是用波兰语进行的。民众的合理愿望仍未得到满足，这就造成了家长和学校之间的不和谐，这在已经举行的三次暴风雨般的家长会上得到了体现。
对德国占领的积极影射不可能对他们的情况有所帮助。地区党委学校部的负责人强烈否认当地居民是波兰人。相反，他声称：[86]
大多数人都是信仰罗马天主教的。由于不熟悉[не разбираясь]民族问题[和]受到波兰-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影响，他们自称是波兰人。事实上，这些人是白俄罗斯人；这是本地[коренное]的白俄罗斯人，尽管被波兰人殖民多年，但仍保留了本地的白俄罗斯语言和习俗。所有的人从年轻到年老都讲白俄罗斯语。1939-1941年，这里有一所白俄罗斯学校，从德国法西斯占领者手中解放后，又重新建立了白俄罗斯学校。要求波兰语学校是毫无根据的。
在白俄罗斯官方看来，"阶级异己分子 "和 "波兰-德国民族主义者 "正在竭力将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纳入波兰，从而寻求正式登记为波兰人。“某些信仰罗马天主教的落后阶层的白俄罗斯人”支持他们。显然，中央同意这一诊断，因为书记处在1944年2月19日的决定中赞同白俄罗斯的政策。[87]在苏维埃时代的剩余时间里，白俄罗斯很快就没有波兰语学校了。[88]
然而，几年后，中央在立陶宛以不同的方式处理波兰问题。1949年夏天，维尔纽斯一所波兰语学校的学生家长向马林科夫提出要求，不要把他们的学校改成俄语或立陶宛语。该地区的所有其他波兰语学校在前一年就已经改用了。[89]“我们认为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没有例外，”他们宣称，“并将继续守卫......立陶宛的波兰人，特别是维尔纽斯的波兰人。“[90]一年后，书记处命令立陶宛重新开放波兰语学校、报纸和其他波兰文化机构。[91]据中央委员会官员称，立陶宛当局的反波兰文化措施”对波兰人的政治情绪产生了负面影响，推迟了集体农场的发展，并使其他经济和政治措施的实施变得复杂“。[92]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民族地位的民族习语的必要条件——需要使波兰人居住的地区本土化。
立陶宛党领导层的两名成员抵制重新开放波兰文化机构的措施。其中一人写信给马林科夫解释自己的立场：[93]
我们在过去允许了一个错误，[因为]匆忙地在维尔纽斯地区的学校里取消了波兰语教学......。这必须得到纠正....。然而，没有必要......强调正在组织波兰语学校，[以及]正在为波兰人采取的措施，等等。在我看来，这些学校必须被称为用波兰语授课的学校。为什么我坚持这一点？因为我认为，生活在维尔纽斯地区的人口的民族的确定还不明确，[而且]没有必要急于求成...... 有些人误称他们为波兰人，只是因为他们信奉天主教[或]认为自己有”波兰信仰“，相互称呼为”pany“，并以波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混合方言交谈。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他们的工作很不顺利。有必要与他们进行大量的政治工作，毫无疑问，要用他们最容易理解的语言，即波兰语。但是没有必要每天都向他们重复说他们是真正的波兰人，因为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陷入另一个极端，即在立陶宛的首都继续推行旧的波兰化政策。我们必须让他们相信，今天他们是苏维埃土地的公民，是苏维埃立陶宛的公民，尽管他们的对话语言是波兰语。
中央决定，这种态度是立陶宛的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立陶宛领导层的其他成员则恭敬地拒绝了这种态度。[94]
如何解释中央对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本质上相同的地方政策的不同做法？1944-1945年，苏联西部地区的波兰人的强制遣返工作正在进行，并遇到了一些阻力。[95]白俄罗斯当局有兴趣确保西部地区的天主教农民——他们的民族身份可能还没有得到巩固——认为自己是白俄罗斯人。[96]立陶宛的案例发生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下，是在所有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时期。捍卫波兰的文化权利当时可以被看作是反对立陶宛民族主义的堡垒。此时的波兰也是苏联集团的坚定成员。尽管这样，波兰学校再也没有在白俄罗斯开设，只有少数学校留在了乌克兰。波兰学校在乌克兰的待遇可以与喀尔巴阡山下地区的匈牙利语学校进行对比，那里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系统，一直到七年级。[97]
少数民族教育的问题也延伸到那些在体制内有正式代表的民族。正如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地区的塔吉克学校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联盟-共和国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因教育问题而出现。1950年5月，一位来自布哈拉的乌兹别克语教师向一家塔吉克报纸投稿，攻击最近塔吉克语学校的”乌兹别克化“。据他说，在1925年中亚国家划界后，尽管布哈拉有许多讲塔吉克语的人，但还是被划入了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当局试图以”我们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土上“为口号，将乌兹别克语学校强加给讲塔吉克语的人。这被证明是失败的，1932年教学被改成了塔吉克语。然而，战后，以缺乏教师和课本为”借口“，这些学校的教学又被改成了乌兹别克语。据称，教育部副部长E.拉钦斯卡娅于1949年出现在地区教育部门，并宣布，由于有关儿童是乌兹别克族人，他们必须用乌兹别克语学习，即使他们的口语是塔吉克语。[98]
中央要求教师的信得到乌兹别克当局的答复。后者否认将乌兹别克语学校强加给不情愿的民众。他们声称，1949年以前，布哈拉市只有一所乌兹别克中学。1949年9月，”应家长的要求“，当局又开设了一所七年制学校，还在四所塔吉克小学开设了乌兹别克语的一年级。[99]当时共和国有58000多名学童用塔吉克语学习，大部分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地区。[100]最有趣的是以下的断言：[101]
根据已经形成的传统，布哈拉市的大多数当地居民都讲塔吉克语，因此大多数乌兹别克儿童在以塔吉克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学习。在谈话过程中，[该教师]表示，布哈拉市的当地居民讲塔吉克语，因此，家长有义务将孩子送到塔吉克语学校。他还认为，布哈拉当地居民认为自己是乌兹别克人是不正确的；他自己直到最近还认为自己是乌兹别克人，但现在得出的结论是自己是塔吉克人。我们认为[该教师]的结论是不正确的。我们向他解释说，对儿童的教育是以学生的母语进行的，在学校里选择教学语言的权利仍然属于家长。
1950年12月，中央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就关闭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档案。但中央收集的教育统计资料表明，这一时期在乌兹别克斯坦用塔吉克语学习的学生人数没有减少。[102]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央对乌兹别克当局的行动并无好感。
斯大林在1923年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交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中，对一些非俄罗斯民族的沙文主义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他举的一个例子是，格鲁吉亚人与阿布哈兹人和奥塞梯人的关系。这两个民族在格鲁吉亚境内都获得了自治地位，但这并没有阻止后来的“格鲁吉亚化”努力。20世纪30年代末，当大多数非俄罗斯语言从拉丁字母转为西里尔字母时，政权做出了一个奇怪的选择，将阿布哈兹人和奥塞梯人的字母改为格鲁吉亚字母。[103]随后在1945年将这两个地区的小学从母语改为格鲁吉亚语，这一决定引起了阿布哈兹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
从1945-1946学年开始将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奥塞梯学校“格鲁吉亚化”的决定，事先并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104]显然，1947年2月三位著名的阿布哈兹知识分子写给中央书记A.A.库兹涅佐夫的一封信是中央第一次听说此事。[105]这封信是对格鲁吉亚当局的几项决定的抨击，据称这些决定”在原则上与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相抵触[并]歪曲“。[106]在1945-1946学年之前，阿布哈兹小学的所有教学都是用阿布哈兹语进行的；从五年级开始用俄语教学，阿布哈兹语言和文学是学习科目之一。这种模式与俄罗斯共和国内的大多数自治共和国和北高加索地区的非俄罗斯学校相似。1945-1946年后，阿布哈兹语仍然是一门学科，其课时比俄罗斯共和国的类似学校少。
针对阿布哈兹知识分子的信，格鲁吉亚当局动员阿布哈兹的官员和教师为改用格鲁吉亚语进行辩护。据阿布哈兹地区党委学校部负责人说，1940年开始听到教育官员对阿布哈兹学校教学质量差的抱怨。1944年9月，区委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并于次年3月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在7月得到了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107] 该委员会报告如下：
关于[四年级以后]向俄语教学的过渡，阿布哈兹学校的学生由于缺乏[俄语]知识而遇到很大困难。学生的俄语水平很差，或者根本不懂，他们不理解教师或课本的解释。. . 在五年级，大量的时间被花在重复前几年讨论的材料上......。[因为]孩子们完全不熟悉俄语科目的术语。
这意味着阿布哈兹的儿童很少完成七年的教育，更不用说十年了。简而言之，阿布哈兹的问题与其他自治共和国的问题类似，地方当局受到压力，以牺牲本土化为代价来改善俄语教学。因为阿布哈兹是格鲁吉亚的一部分，而且正如阿布哈兹的两名地区官员所说，”格鲁吉亚文化比阿布哈兹文化发达得不可估量，对它产生了直接影响，并丰富了它的内容“，所以当局决定将教学改为格鲁吉亚语。[108]
没有证据表明中央就这一问题采取了行动。几个月后，在格鲁吉亚当局的压力下，给库兹涅佐夫写信的三名阿布哈兹知识分子收回了他们申诉中比较耸人听闻的内容。[109]尽管中央官员建议在第二年将阿布哈兹语（和奥塞梯语）恢复为格鲁吉亚的教学语言，但这要到1956年才会发生。[110]中央对格鲁吉亚缺乏压力的原因只能是推测。很可能是中央把格鲁吉亚看作是一个特例，也许是在贝利亚或斯大林本人的保护下。
自1930年代以来，教育政策的两个主要趋势——国家集权和民族整合——对建立非命名民族的学校起了作用。前者意味着俄罗斯化，后者则意味着被当地主流民族同化。然而，由于这两种趋势也是相互矛盾的，所以政权允许在它认为情况需要的地方建立这样的学校。
第二节的结论
随着战争匮乏的消退，非俄罗斯学校的教科书和教师短缺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即使只是部分解决。然而，非俄罗斯学校的问题超出了资源问题的范围。国家主义的标准化和民族的巩固之间的矛盾使政策的实施变得复杂。1938年后，尽管学校仍然是许多地区非俄罗斯语言发挥重要作用的唯一公共生活领域，但政权却不愿意在教育领域的国家-民族分界线的任何一边下定决心。在教育管理方面保持相对的权力下放，加剧了这种矛盾。
使俄语教学成为必修课的决定是一个半措施，而不是对非俄语学校的语言政策的全面修订。中央要求非俄罗斯人学习俄语，但它并没有拿出足够的资源来落实这一要求。人们普遍认为非俄罗斯学校的课程中包含的俄语数量太少。在对课表的边缘进行修补时，该政权坚持教育本土化。然而，它并没有投入足够的资源来发展和规范本土语言，培训教师，以及印刷教科书。在国家主义俄罗斯化的方向上对该法令进行更大幅度的修改，需要斯大林本人的干预，因为他对最初的决定负有个人责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修订并没有出现。也许这是因为斯大林在战后的几年里退出了更多的国家世俗事务。更有可能的是，他不相信加强俄罗斯化在政治上或实践上是可取的。只有在他去世后，随着1958年的教育改革，该政权才试图将平衡点转向俄罗斯化的方向。1958年后，各自治共和国和地区的教育本土化逐渐减少，并引入了一种新的学校类型——以俄语为教学语言的非俄罗斯学校，其中母语和文学只是一个科目。非俄罗斯人的父母也被正式赋予选择将其子女送往俄语学校的权利。[111]尽管出版物中充斥着斯大林主义的俄罗斯化政策的言论，但这种现象更应该属于后斯大林时期，而且主要限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自治共和国和地区。[112]正如伊莎贝尔·克林德勒所言，只有在1953年之后，俄语才”登上舞台中央，因为大多数官方努力[都]致力于扩大其作为’新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语言的作用“。[113]
中央满足于努力平衡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要求，但许多非俄罗斯地区对其信号有不同的解释。20世纪30年代末，行政部门在语言本土化方面的退缩，其后果是将非俄罗斯语言从许多公共场所清除。俄语成为党和国家官僚机构的通用语言，但主要在农村地区的地方一级除外。[114]同样，俄语也是许多高等教育机构的语言，特别是在技术和科学领域。因此，对于非俄罗斯人来说，很少有动力去学习他们的书面母语，甚至也没有动力去用母语进行早期教育。这对自治区和共和国的小民族来说尤其如此。鉴于俄语在苏维埃社会中所扮演的校外角色，那里的家长经常质疑母语教育的必要性。地方当局对家长的压力做出了回应，推动了母语教育的退步。
政策上的矛盾也因分散的教育管理而变得复杂。尽管俄罗斯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发挥着核心作用，但每个加盟共和国（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在教育事务方面都保留着行政自主权。在这个领域，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没有任何协调机制。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各加盟共和国的教育官员定期举行会议；相反，他们通过报纸文章和偶尔的会议来交流信息。最终负责教育政策的中央委员会机构依赖于来自各共和国的信息和其视察员的定期报告。它从来没有对当地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并且证明无法调和不同地区的教育官员的不同要求，特别是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之间的要求。在斯大林时期，建立全联盟教育部的建议在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官僚机构中搁浅，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才得以实现。[115]
表II.1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非俄语学校在选定学年中专门学习俄语语言和文学的时数
表II.2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非俄语学校在选定学年中专门学习母语语言和文学的时数
表II.3 :选定学年按年级划分的苏联非俄语教学语言
1 省略了瑞典语、英语、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学校。
2 1945年改用格鲁吉亚语教学。
3 基于不完整的数据。
4 1940年改用芬兰语教学。
5 未注明。
6 朝鲜语教学在1937年被取消，1948年仅在苏联远东地区有限地恢复。
7 库尔德语教学在1950-1951学年后被取消，当时有31名学生在小学阶段接受该语言教学。
8 用两种马里方言进行教学。
9 用两种莫尔多瓦方言进行教学。
10 对于用俄语和赫哲语平行授课的学校，没有按语言分类提供。
11 没有数据。
12 也被称为 "山区犹太人"。
13 在有阿塞拜疆语平行班的学校中教授。统计资料没有对这两种语言进行细分。
表II.4：1938-1939学年各年级非俄罗斯族学生使用母语学习的百分比
A. 具有加盟共和国地位的民族群体
B. 具有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地位的民族群体
C. 少数民族
1 “北方民族”被省略了。此时不再有母语教育的语言包括：亚述语、巴鲁兹语、保加利亚语、汉语、捷克语、爱沙尼亚语、芬兰语、希腊语、伊索尔语、库尔德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波兰语、塔利什语和韦普斯语。
2 表示用意第绪语学习的人。
3 也被称为“山区犹太人”。
表II.5：选定学年的8-10年级以选定的非俄语学习的学生人数
1 1940-1941 年，包括北奥塞梯和南奥塞梯。1945 年，南奥塞梯的奥塞梯学校改为格鲁吉亚语教学。
2 1940-1941 年，包括克里米亚和伏尔加鞑靼人。
3 图瓦于 1945 年并入苏联。
参考
^Давыдов, «О проблеме языков в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е сред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Г. В. Гасилов., «Всеобщее обучение среди нацменов (Итоги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后者计算出，要开办一所母语学校，至少需要30名学生。
^Г. В. Гасилов, «О построении плана всеобсхцхего обуцхенииа среди натсмен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доклада и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го слова на Совещаниях Автоном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 в феврале 1928 года) », в сб. Гасилов, изд., указ. тит., 197.
^Гамалов С. «О коренизац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педтехникумов».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6 (1933): 22.
^See Teny D. Martin, ‘An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582-605, 632-636.
^“Khronika,*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no. 1 (1933): 70-71
^И. Д. Давыдов, «О Нижайших этапах коренизации проветитеиь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и нацменьшинств РСФСР»*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no. 6 (1933): 15-21
^特定语言教学随时间的变化见表II.3。
^1938-1939年以母语学习的学生比例见表II.4。
^第六章介绍了行政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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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多数非俄罗斯学校只在四年级之前用母语授课。巴什基尔语、科米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学校一直教到七年级。只有伏尔加鞑靼语和伏尔加德语学校用母语教学到十年级。 ГАРФ a-259/38/350/26. See also Table II.4. 该表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本土化的程度，因为高年级学生用母语学习的人数往往微不足道。 For this, see Table II.5.
^与后来的计划相比，这个计划是雄心勃勃的，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达吉斯坦人的母语教育从未超过四年级，而波将金则计划将其扩大到七年级。同样，索尔人学校的本土化也是在这个时候结束的，尽管波将金曾计划保留它。
^V. Bystrov (俄联邦计委副主席) 致俄联邦人民委员会, «Об обязтель’ном изучении русского изика в школа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 и областей», September 19,1940. ГАРФ a-259/38/350/11 -12.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заседания ВКВШ», January 21,1939. ГАРФ r-8080/1/50/14.
^教育人民委员部1941年的工作计划设想了它。 «Свомик приказов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й по Наркомпросу РСФСР», no. 3 (1941), 5.
^第五章讨论了非俄罗斯人在高等教育中遇到的问题。
^Dunstan, Soviet Schooling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141, citing Учительская газета, October 23,1941, and August 17,1944.
^有关战时教育问题，请参见Dunstan, Soviet Schooling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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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1939 年的人口普查，伊尔库茨克地区的布里亚特人人口刚刚超过 64,000 人。 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人口约为 116,000。
^P. Dzaragazov (Secretary Cherkess AO) to M. Susiov, March 18,1948. РЦХИДНИ 17/125/626/188. Iakovlev’s response is at ibid, 189.
^G. P. Serdiuchenko to A. A. Kuznetsov, February 3,1947. РЦХИДНИ 17/125/556/48-49.
^Konopko (Head of Schools Department, Stavropol Kraikom) to N. Iakovlev, «Справка по вопросам открытия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в Черкесской автономной области И издания учебников на национал’ных языках», May 11,1947; ibid at 50-51; N. Iakovlev to A. A. Kuznetsov, May 24,1947, ibid at 52.
^格罗兹尼地区共有三个诺盖人聚居区。地方党委要求将一年前批准的五年制扩展到此类学校，并将四年级（五年级包括预科）的教学改为俄语。这一请求得到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批准。但雅科夫列夫拒绝了请求的后半部分，理由是这将“违反小学以学生母语授课的原则。”* P. Chepkalov (Secretary of the Groznyi obkom) to A. Zhdanov, March 1,1947, РЦХИДНИ 17/125/558/6-8; A. Kalashnikov (Minister of Education, RSFSR) to A. Zhdanov, March 5, 1947, ibid at 9-10; N. Iakovlev to A. Zhdanov, March 28,1947, ibid at 16.
^她拒绝了秋明地区党委阻止它的努力。 Chubarov (Secreatery of the Tiumen' Obkom) to Zhdanov,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о состоянии и мерах улучшения обучения детей народов крайнего Севера в Тюме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March 28,1948. РЦХИДНИ 17/133/51/127-135; Dubrovina to Orgburo, *«О докладной записке т. Чубарова», October 7,1948. Ibid,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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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rovina to Malenkov, *«Об улустиснени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школах автоном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 РСФСР»,* no date [July 1949]. РЦХИДНИ 17/132/189/9-10. 在对1949-1950学年成果的审查中，教育部的非俄罗斯学校部赞同杜布罗维娜的论点，但也指出了改进之处： 在战时和战后，由于非俄罗斯学校本土化工作的削弱，在某些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本土语言和文学的教学质量明显下降......。特别是，为非俄罗斯学校提供必要的母语教科书和合格教师的工作被削弱了。1947-1948学年开始实施纠正这些缺陷的严肃措施，但1949-1950学年必须被视为非俄学校工作的转折点。 ‘Отчет о работе нерусских школ за 1949/50 год.* ГАРФ a-2306/71/7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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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沃兹涅先斯基被批评在1949年3月7日的法令中，没有与当地党和苏维埃干部协商，没有考虑采取必要的措施培训教师和提供教科书，就下令在巴什基里亚的8-10年级实行本土化。 РЦХИДНИ 17/132/1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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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ul’skii, ‘О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якутской школ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Якутия, July 17,1948, cited in ibid. Emphasis in original
^Remarks of Deputy Minister Afanans’ev, ibid at 92.
^ Ibid, 6ob. Emphasis in original.
^Ibid, 28.
^lbid, 103.
^Ibid, 99.
^ Siul’skii, “Отчет о работе школ Якутской АССР за 1947-48 учебный год,* September 15,1948. ГАРФ a-2306/71/1015/16,18. 所引用的数字并不包括共和国的所有地区.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заседания коллег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о состоянии народ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лакутской АССР.” October 12,1948. ГАРФ a-2306/71/204/30-31.
^Ibid, 39-40.
^“Проект.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коллег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от 13.С.48 г. О состоянии народ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лакутской АССР.” ГАРФ a-2306/71/204/10.
^ ‘Отчет о работе школ Яакутской АССР за 1948/1949 год.” ГАРФ a-2306/71/1124; “Отчет о работе школ Якутской АССР за 1-ое полугодие 1949-50 года.” ГАРФ a-2306/71/1236.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заседаний коллегии Минси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и РСФСР,” October 20, 1950, ГАРФ a-2306/71/570/32. 此后，杜布罗维娜从苏共中央学校部门调任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
^Ibid, 38. 一位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官员在大约二十二年前就使用了相同的语言，“在非俄罗斯学校的母语和俄语的作用问题上，模糊不清[ne/asnosf]，在实际工作中仍然经常出现......”G. V. Gasilov, “Социальн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среди нацмен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обследований),’ ин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меньшинств в РСФСР, ed. G. V. Gasilov (Moscow: Tsentrizdat, 1928), 99.
^ Mordinov to Malenkov, ’Заявление,’ January 10,1949. РЦХИДНИ 17/132/203/4-11. On Mordinov’s long career see A. G. Novikov, ’ О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лауреат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ремии имени П. А. Ойунского, профессора А. Е. Мординова,* in Laureat Gosudarstvennoi premii imeni P. A. Oiunskogo A. E. Mordinov. Bibliograficheskii ukazatel', ed. V. N. Pavlov and L. S. Alebastrov (lakutsk: Natsional'naia bibtioteka Respubliki Sakha (lakutiia), 1996). 当时莫尔迪诺夫是莫斯科哲学研究所的一名博士生。自1930年代以来，他在共和国的文化生活中担任过各种职务。他是最著名的雅库特小说家N.E. Mordinov的兄弟。
^ ‘Рести’ депутата А. И. Новгородов на сессии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лаССР,* no date. РЦХИДНИ 17/132/203/12.
^Ibid, 16.
^ Ibid.
^lbid, 16-17.
^Novgorodov to Chair of lakut Supreme Soviet A. I. Zakharov, no date, РЦХИДНИ 17/132/203/23. 关于雅库特知识分子内部的冲突，见第二章。
^Mordinov to Malenkov, op. cit., p. 5.
^I. Malakshinov, ‘Бурятская средняя школа,’ Учительская газета, January 11, 1947, 2
^这种想法早在三年前就被苏联国家广播电台的一位专家所谴责：“在布里亚特-蒙古，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观点：布里亚特书面语对学生来说是很困难的。其中一个原因通常被认为是当地方言和书面语言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原因是不同的，它是由当地教育机构缺乏对母语的关注和不正确的教学造成的。” I. Malakshinov, ‘О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одного языка,' Учительская газета, July 9,1949,2
^A. Khakhalov to Malenkov, May 21.1952. РЦХИДНИ 17/119/982/53-57.
^K. Kulov (First Secretary, North Osetian obkom) to Malenkov, May 20,1952. РЦХИДНИ 17/119/982/40-41.
^ Ibid, 47-49.
^Suslov et al. to Malenkov, July 5,1952. Ibid, 38-39.
^7月19日的会议，决议639/5s，命令一个由党的官员和教育官僚组成的大型委员会来调查这个问题。我没有找到进一步的档案证据。РЦХИДНИ 17/119/982/36.
^Voznesenskii to Ponomarenko, October 30,1948. РЦХИДНИ 17/132/58/1.
^РЦХИДНИ 17/132/58/21-22.
^ РЦХИДНИ 17/132/58/67.
^РЦХИДНИ 17/132/59/95.
^РЦХИДНИ 17/132/58/119.
^РЦХИДНИ 17/132/59/24-28.
^地区官员呼吁对教科书的生产进行更多的集中管理，就像第三章中讨论的重新采用五年制学校一样，是对1930年代旧有辩论的回归。1931年，随着苏联民族中央出版社的废除，非俄罗斯语的教科书生产被分散了。当政权广泛恢复以教科书为基础的教育时，教育学家F.F.Sovetkin认为，地方出版社往往能更快地生产课本，因为中央缺乏了解当地语言的人。但这种权力下放导致了一些问题，因为当地的出版社缺乏资源来实施它。 F. F. Sovetkin, ‘Новому учебному году— стабильн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учебник,*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нацннальностей, no. 4 (1933): 15; idem, "Родной язык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школе," in Национаиьное школы РСФСР за 40 лет, ed. F. F. Sovetkin (Moscow, 1958), 18.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по нерусским школам пр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July 19,1948. ГАРФ a-2306/71/126/4.
^'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овещания министров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автоном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 заведующих областными отделами народ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управтяующких национал’ним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ми об издании учебников для нерусских школ,* July 28,1948. ГАРФ a-2306/71/135/18.
^lbid, 2.
^Dubrovina to Malenkov, ‘Об улучшени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школах автоном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 РСФСР,’ no date. РЦХИДНИ 17/132/189/8-10. 俄联邦教育科学研究院确实在1949年7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非俄罗斯学校研究所。 A. Valitov, *В институт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школ," Учительская газета, April 19,1950, 3.
^Martin, ‘An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901-903.
^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школах,* Protocol 75/7 of the Orgburo, December 1,1937. РЦХИДНИ 17/114/633/4. 这些民族的教师培训机构也被改用其他教学语言，或直接取消了。 ‘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училищах и институтах,’ Protocol 82/11 of the Orgburo, March 4,1938. РЦХИДНИ 17/114/640/6.
^Tiurkin to Zhdanov and Andreev, “О нерусских школах в русских районах (Справка)” November 28.1937. РЦХИДНИ 17/114/633/129-132.
^B. V. Chirko,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меньшинства на Украине (Киев: Общество "Знание*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СР, 1990), 22. 截至1938年7月，乌克兰共有888所少数民族学校，学生人数不到95000人。另见转载于《乌克兰政治局》的法令 Німці в Україні: 20-30-ті р. ХХ Ст.: Збімик документів державних архнрів України, цомп. Б. В Ширко (Київ: Інститут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1994), 210-211.
^相关法令转载于 G. V. Kan, Корейцы Казахста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Алматы: Казахстан, 1994), 208-213.
^Obkom decree of May 26,1938. In Культомоэ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в Марийской АССР, 1917- 1941. Книга первая. Свом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лошкар-Ола: Марий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83), 159-160.
^这从1940年代的报纸证据中可以看出。例如，在古比雪夫地区有楚瓦什语学校，在鄂木斯克和克麦罗沃地区有鞑靼语学校，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有亚美尼亚语学校，在阿斯特拉罕和古比雪夫地区有哈萨克语学校。仅在鞑靼ASSR边界之外就有3000多所鞑靼人学校，尽管其中许多是在邻近的巴什基里亚。‘Ова письма в адрес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Чувашии,* Учительская газета, August 24,1946,2; ‘Несколько вопросов отделу нерусских школ. Обзор писем в редакцию,’ Учительская газета, January 18,1949, 4; 'Снова И снова об отделе нерусских школ,"Учительская газета, March 5,1949, 2; ‘Знаете ли вы о нужда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школ вашей области?,* Учительская газета, October 28,1950,1; A. Petrov (Chairman of Astrakhan Oblispolkom) to Voroshilov, January 17,1949. ГАРФ r-5446/51/3740/148-147. 同样，秋尔金提议废除俄罗斯地区的所有非俄罗斯教师培训机构，但组织局只批准了那些针对侨民群体和较小少数民族的机构。那些具有自治和联盟共和国地位的团体仍然存在。Tiurkin to Andreev, January 9,1938. РЦХИДНИ 17/114/844/171-175; Tiurkin to Zhdanov and Andreev, July 9,1938. Ibid, 177-178. Tiurkin to Zhdanov and Andreev, September 4,1938. Ibid, 179. 所有这些证据在一定程度上与Terry Martin关于俄罗斯地区在1937年后完全成为俄罗斯空间的论断相矛盾。See Martin, ‘The Russification of the RSFSR,* Cahiers du monde russe 39 (1-2): 99-118.
^Pivovarova (Head of Schools Department) to Andreev,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учения детей на родном языке, эвакуированных из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СР,” November 22, 1942. РЦХИДНИ 17/126/5/117-118.
^I. Khramkov (Head of Agitprop, Kazakh TsK) to Zimin (Schools Department, TsK), January 29, 1951. InИз истории немцев Казахстана (1921-1975 гг.). Свом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комп. И. Н. Буханова эт ал. (Алматы: Готика, 1997), 160.
^A. Kudriavtsev to Malenkov, October 18,1948; Dubrovina to Malenkov, December 15, 1948. РЦХИДНИ 17/132/51/7, 10.
^Voznesenskii to Malenkov, August 4,1948. РЦХИДНИ 17/132/51/18-20.
^至少在白俄罗斯，当局此时对学校白俄罗斯化的热情超出了中央的预期。 一项中央检查发现，‘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地方组织为重组学校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在某些城市……对这个问题有一种未曾考虑过的 [!] 方法。 学校的建立没有考虑人口的民族构成。 结果，在格罗德诺市，有 600 多个请求从白俄罗斯学校 [转换] 为波兰语学校。* Gertsulin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School Youth and Pioneers, TsK VKLSM) to Mikhailov (Secretary, TsK VLKSM) and Romanov (?), April 9,1940. TsKhDM01/23/1423/156. 该政权在向这些学校提供教科书时遇到的问题很明显，因为 1930 年代的反波兰镇压要求它从头开始。参见S. Dzerzhinskaia to D. Manuilskii的备忘录,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September 19,1940. РЦХИДНИ 17/125/10/73-74. 同样，官方统计表明，在1940-1941学年，白俄罗斯有800多所波兰学校延伸到10年级，学生超过10万人，在西乌克兰有653所学校，学生117995人（此外还有85所波兰-乌克兰混合学校，超过143000名学生用波兰语学习）。他们还允许约200所意第绪语学校开办РГАЭ 1562/17/806/31,34。关于整个过程，请参见Jan T. Gross, Revolution from Abroad: 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26-130.
^遣返统计见 Jan Czemiakiewicz, Repatriacja ludnosd polskiej z ZSSR, 1944-1948 (Warsaw: Pan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1987).
^Lomtev (Head of Schools Department TsK KP(b)) to N. N. Iakovlev, ‘О состоянии народ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западных областях БССР,* no later than February 19.1944. РЦХИДНИ 17/126/16/31-34.
^ГАРФ r-7523/85/811/1-2.
^Ibid at 5.
^N. N. Iakovlev, ‘Spravka,’ February 28,1944. РЦХИДНИ 17/126/16/35.
^在1946-1947学年，白俄罗斯有23所纯波兰语学校，学生人数不到3500人。到1948-1949年，共和国没有波兰学校。后一年，在乌克兰只有6所波兰学校，学生人数不到2500人。这些学校在1951-1952学年仍然存在。РГАЭ 1562/17/1415/33 (1946-1947), 1562/17/1702/12, 14(1948-1949), 1562/17/2203/17 (1951-1952).
^战后波兰人从立陶宛遣返回波兰后，立陶宛仍有约200所波兰语学校，有4万名学生在其中。所有这些学校在1949-1950学年开始时都被废除了。 See D. Popov (Head of Propaganda Department TsK) and E. Pesikina (Head of Schools Sector) to Malenkov, no date. РЦХИДНИ 17/119/111/220-221. 另请比较РГАЭ 1562/17/1702/25,29 (1948-1949)，其中列出立陶宛没有波兰学校，拉脱维亚有一所。
^“Zaiavlenie,’ July 20,1949. РЦХИДНИ 17/132/199/25.
^‘О мерах улучшения работы среди пол’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в Литовской ССР.* 中央书记处决议 534/354S. July 16,1950. РЦХИДНИ 17/116/545/73-74. 关于这些措施的进一步实施，见1952年1月28日D. Shupikov（维尔纽斯党委书记）给马林科夫的备忘录，以及1952年2月4日部长会议第2148-r号法令（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ГАРФ r-5446/86/3253/71-74. 后一项法令延续了前一年批准的措施（1951年10月1日第339号法令）。到1951-1952学年，共和国有大约240所波兰语学校，有17,867名学生读到七年级。 РГАЭ 1562/17/2203/31.
^Popov and Pesikina, op. cit.
^M. Gedvilas to Malenkov, October 2,1950. РЦХИДНИ 17/119/111/222-223. Typed copy of handwritten original located at ibid, pp. 224-227. Emphasis in original.
^A. Trofimov and V. Niunka (Secretaries of the TsK KP(b)L) to Malenkov, October 3, 1950. РЦХИДНИ 17/119/111/228-230.
^Slepov to Malenkov, *Об ошибках партийных и советских органов западных районов Белоруссии в работе по переселению поль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в Поиьшю,* July 12,1945. РЦХИДНИ 17/88/647/130-132. 这意味着许多 "白俄罗斯天主教徒 "被误认为是波兰人而被遣返。关于西乌克兰的类似问题，见 Slepov to Malenkov, “О ходе переселению в Польшу поляков, проживающих в западных областях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СР," July 23,1945. Ibid, 143-144; ‘Информация о ходе переселения поль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с Львова в Птишу И настроении поляков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no date. РЦХИДНИ 17/88/451/33-35. 关于立陶宛, 见Stephen R. Burant, “Belarus and the ’Belarusian Inredenta' in Lithuania.' Nationalities Papers 25, no. 4 (1997): 651.
^关于这些人群的身份问题，请参见Gross, Revolution from Abroad.
^1948年至1952年期间，大约有100所这样的学校，有15000至17000名学生。见同上。苏联部长会议还授权举办有津贴的特别培训班，为这些匈牙利学校培训教师。 Korotchenko (Secretary TsK KP(b)U) to Voroshilov, October 19,1950; Voroshilov to Beriia, December 16, 1950; Rasporiazhenie SM SSSR no. 20649-r, December 18,1950. ГАРФ r-5446/80/3306/15-19.
^作者是R. Khalimov; 文章是从乌兹别克语原文翻译过来的，由该报的编辑发给苏斯洛夫。РЦХИДНИ 17/132/369/49-50. 如果后一种说法是真的，那就违背了该政权长期以来的定义，即“母语”是指儿童所讲的语言，而不是他据称所属的族裔群体。
^M. Khalikov (Head of Uzbek Propaganda and Agitation Department) to Klimov (Head of Schools Sector, TsK), July 7,1950. РЦХИДНИ 17/132/369/57-58. Emphasis mine.
^Mukhitdinov (Secretary, TsK KP(b)Uz) to D. Popov (Deputy Head of Propaganda Department, TsK VKP(b)), August 29,1950. РЦХИДНИ 17/132/369/54.
^Ibid, at 56.
^在此期间，在塔吉克语学校学习的学生人数一直徘徊在4万人左右。РГАЭ 1562/17/1702/16 (1948-1949), 1562/17/1910/25 (1949-1950), 1562/17/2040/22(1950-1951), 1562/17/2203/21 (1951-1952).
^这一点特别奇怪，因为奥塞梯人生活在北奥塞梯，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的一个自治共和国，却被赋予西里尔文字。一位疑惑不解的奥塞梯作家给Izvestiia写了一封信，对此提出质疑，但没有得到回应。我在中央档案馆没有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文件。ГАРФ r-7523/9/99/12-13 (December 17,1938).
^至少，我没有找到这样的证据。这个问题从未出现在组织局或书记处的议程上，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唯一文件（以下内容所依据的）是位于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收藏的格鲁吉亚当局的事后解释。所有这些文件都是复印件，其中许多似乎是对格鲁吉亚原件的翻译。
^G. A. Dzidzariia, B. V. Shinkuba, and K. S. Shakryl to A. A. Kuznetsov, February 27, 1947. РЦХИДНИ 17/125/558/112-119. 对这份文件的进一步参考将在文中按页码引用。这封信和围绕其命运的其他几份文件已经发表在 Igor Marykhuba, ed., Abkhazskie pism'a (1947-1989): Sbomik dokumentov, tom 1., Abkhaziia v sovetskuiu epokhu (Akua [Sukhumi]: Elbrus, 1994)
^Ibid.
^S. Sigua, ‘Сведения о работе и состоянии абхазских школ,’ n.d. (1947). РЦХИДНИ 17/125/558/119-122.
^РЦХИДНИ 17/125/558/126.
^他们为没有先向格鲁吉亚当局表达他们的担忧而向苏共中央提出上诉表示歉意，并强调他们反对学校改用格鲁吉亚语的方式，而不是反对事实。 August 2,1947. Ibid, 110
^G. A. Borkov and D. T. Shepilovto Zhdanov, Kuznetsov, and Shepilov, О положении дел с преподаванием в школах и дел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ом в учреждениях на родном языке в автоном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ах,* June 15,1948. РЦХИДНИ 17/88/902/96
^对于 1958 年的改革及其影响，请参见：Yaroslav Bilinsky, “The Soviet Education Laws of 1958-59 an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Soviet Studies 14, no. 2 (1962): 138-57; Brian D. Silver, The Status of National Minority Languages in Soviet Education: An Assesment of Recent Changes,” Soviet Studies 26, no. 1 (1974): 28-40; idem,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the Russification of Soviet National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68, no. 1 (1974): 45-66.
^关于这类文献的一些例子，见本节脚注13。
^Isabelle T. Kreindler, ‘Soviet Language Planning Since 1953,* in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Soviet Union, ed. Michael Kirkwood (London: Macmillan, 1989), 46. 根据Kreindler的说法，这种转变“被赫鲁晓夫时期相对自由的氛围所掩盖”。* Under Brezhnev, that camouflage would be completely removed. Ibid, 51.
^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细节，请参见论文的第六章。
^1947年，高等教育部长卡夫塔诺夫起草了一份关于组建苏联部长会议教育委员会的提案，但没有任何结果。РЦХИДНИ 17/125/557/173-182, 201-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