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桥抗战

（一）江桥抗战是1931年11月4日发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江桥蒙古族镇的哈尔戈江桥，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1885年11月30日—1950年11月29日）带领东北军阻击日本侵略军的战争，它标志着黑龙江战役的序幕。1931年11月4日日军满铁守备队进攻，被击退。11月6日关东军以主力第2师团投入作战，马占山亲赴前线指挥，日军以优势炮火和飞机、坦克掩护，形成拉锯。在江桥抗战中南京政府蒋介石多次发电对马占山奋勇抵抗行为予以嘉奖，并命令张学良迅速增援马占山。11月12日日军又从朝鲜调来援兵，加强进攻。马占山孤军奋战，因部队伤亡过大，后援无继而撤退。为激励马占山部的抗日士气，国民政府于1931年11月17日，正式任命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而江桥抗战时马占山军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张学良虽然电令马占山死守勿退，但张学良驻锦州部队毫无战斗准备。但因敌强我弱，1931年11月19日日军占领省会齐齐哈尔，省会迁至海伦，江桥战斗结束后张学良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抨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辽宁、吉林，继续向黑龙江省进犯，那时黑龙江省省会在齐齐哈尔，日军要占领齐市必须经过洮（洮南）昂（昂昂溪）铁路上的嫩江桥。齐齐哈尔位于东北大、小兴安岭南麓，松嫩平原北端，嫩江水域东畔，是东北及黑龙江省的战略重镇之一。嫩江是日军进攻齐齐哈尔的一道天然屏障，位于嫩江泰来段的铁路桥长853.2米、高30.6米，距齐齐哈尔市80公里，它既是齐齐哈尔的南大门，也是从洮南北进克服水障的唯一通道。刚刚受任的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指挥马占山以约3个旅的兵力布防于嫩江北岸，扼守嫩江桥。

（二）“九一八”事变时齐齐哈尔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珂将军在获悉日本关东军将向省城进攻的情报后从9月下旬起果断采取一系列阻击日伪军的战略措施：调朴炳珊炮兵团的两个营布防齐齐哈尔，并委任其为齐齐哈尔警备司令；调程志远第二骑兵旅的朱凤阳团从小蒿子站（今泰康）进抵泰来附近，担负对洮南方向的警戒；将驻拜泉的吴松林第一骑兵旅调齐齐哈尔城南布防；由徐宝珍率卫队团及配属炮兵一个营、工兵及辎重各一个连2000余人进驻江桥北端阵地，构筑战斗工事，在桥南端布设地雷场，并把库存的近百挺捷克式轻机抢装备给第一线守备部队。同时电告黑河马占山和省防军第一旅旅长张殿九、省防军第二旅旅长苏炳文各派一个步兵团进驻昂昂溪，电令驻满洲里的程志远旅做好准备待命而动，至此江桥阻击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1931年10月叛军张海鹏派徐景隆率3个团从白城子出发向江桥进犯，15日到泰来，日军飞机飞抵龙江上空助威。16日拂晓叛军进抵江桥南端，在战斗轰炸机的支援下与守军徐宝珍部发生激烈战斗，其3个团在守军的反击下伤亡惨重，一齐溃退，在江桥以南地区与守军对峙。守军遂将江桥破坏3孔，阻止日军再犯。1931年10月16日马占山接到张学良任命其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军事总指挥的电令后立即从黑河昼夜兼程前往省城，19日15时抵松浦后即乘火车于当夜到达省城齐齐哈尔市。20日上午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亲赴前线激励抗日将士，同时发布告悬赏索取张海鹏首级，并宣布成立黑龙江军临时总指挥部，以便统一指挥。马占山任总指挥，以副司令公署参谋长谢珂任副指挥。1931年10月22日马占山针对日军集结重兵妄图侵占黑龙江省事发表宣言：“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求危亡。虽我黑龙江一隅尚称一片干净土，尔后凡侵入我省者誓必死一战。”

（三）马占山在听取谢珂等将领关于江桥作战情况的报告后立即调整部署：委朴炳珊为省城警备司令，以加强省城防卫；任王南屏为黑河警备司令，接替马占山的遗缺；将东北屯垦军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1个炮兵营编为步兵第1旅，开驻大兴以南布防，其中骑兵到富拉尔基以西对景星方向警戒。至1931年10月29日基本完成从江桥到榆树屯和昂昂溪的以铁路为轴线，纵深约40公里、宽约10公里的三道防御阻击阵地布置。原宁安公安总队长刘万魁率所部1000余人于15日在宁安以西接受整编，整编为自卫军第五独立团。关东军在张海鹏叛军失败之后即准备直接出兵，认为中国军队破坏嫩江桥是最好的借口，遂以洮昂路的修建有日本投资为理由决定以第2师团第16联队的步、炮各1个大队和1个工兵中队组成嫩江支队在独立飞行第8中队协助下以武力掩护修桥来挑起事端、发动进攻，但当时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苏联尚有所顾忌，因而不同意关东军进攻，金谷范三曾电令关东军：“为修江桥，可以出动。但如向远离嫩江的北满出兵，无论有何项理由，非经我批准都不许出兵。”但当从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口中得知苏联副外长加接罕已于10月29日向日本声明苏联对交战双方都不提供任何支持，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时日本陆军省等的态度才有所改变，转而采取支持关东军的态度。1931年11月2日本庄繁令齐齐哈尔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马占山军在1931年11月3日正午前必须自嫩江铁桥后撤至10公里以外地区，在日军修桥完竣之前不得进入该地区。如不接受上述要求，则日军将使用武力。”马占山决定对日军修桥不予干涉，但如进攻中国军队则采取自卫措施。1931年11月4日上午日嫩江支队先遣中队在飞机掩护下从江桥车站北进，通过嫩江桥后向大兴车站以南的中国军队阵地进攻，是时马占山卫队团徐宝珍部、张竞渡部共2700人奋起迎击，将敌击退。

（四）下午日军集中兵力4000余人，由滨本大佐指挥，在飞机坦克和重炮掩护下向江桥发动进攻。日军先突入江桥左翼阵地，继而向江桥正面大兴线主阵地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日军一度突入中国阵地，双方展开白刃战，日军不支遂撤向江岸，遭到预伏在芦苇中的中国军队截击。此时日军援军赶到，在立足未稳之际又被守军骑兵夹击，被迫退回。战到20时日军败退遗尸400余具，是日夜日军连续炮击后乘船百只偷袭，待船近北岸时潜伏在芦苇内的中国军队突然开火，日军死伤落水者众，余皆退回。此日中国军队伤亡300余人，日伪军伤亡1000余人。日军集中兵力，在飞机和炮兵的支援下连续进攻，均被守军击退，日军低飞投弹的飞行员大针新一郎中尉亦被击伤。1931年11月5日上午日军集中全力再次发动进攻，战斗极为激烈。上午6时日军以数十门大炮对守军阵地炮击，7时日伪军8000余人在大炮和飞机掩护下日军从中路、伪军从左右两路渡江，当船到江心时中国军队猛烈还击，日伪军虽伤亡很大，但仍挣扎强渡。10时日军占领江岸第一线阵地，守军分撤至左、右两翼阵地，日军继而向第二道防线大兴阵地猛攻，遭到守军顽强抗击。 中午马占山赶到前线指挥吴德霖团和徐宝珍团从正面反攻，急调骑兵第1旅萨布力团从两翼包抄日军，从15时血战到日暮。日本人承认：“中国军队用步兵及骑兵实行包围式反攻，日军蒙受极大之损失，而不得不向后撤退。”日军被迫向后撤退，由进攻转为就地防御，其后方勤务分队大部被中国迂回的骑兵所歼灭。此战中国军队伤亡200余人，日军死亡167人，伤600余人。当日夜日军第29联队的1个大队前来增援，到达后立即发动进攻，但很快亦被马占山军所包围，本庄繁再急调第16联队的1个步兵大队和3个炮兵中队来援。

（五）1931年11月6日晨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在飞机轮番扫射、轰炸支援下发动猛攻，试图解救被围日军。当日马占山亲自到阵地督战，双方伤亡均众。日军在马占山军的顽强抗击下攻击受挫，进展困难。本庄繁当即又令第2师团多门二郎率在沈阳地区的第29联队、骑兵第2联队、野炮兵第2联队、临时野战重炮兵大队、工兵中队和混成第39旅团的1个大队急开江桥附近增援，对守军进行强攻并占领大兴主阵地。中国军队拼命冲杀，白刃格斗杀声震天，几次夺回失去的阵地。此日中国军队伤亡1850余人，毙日伪军2000余人，击落飞机1架。日军滨本支队几乎被全歼，高波骑兵队伤亡殆尽。由于士兵连战三日两夜，无援军替换，异常疲困。加之大兴阵地已被摧毁，马占山将军下令将主力撤至距大兴站18公里的三间房第二道阵地，以骑兵第1旅与步兵第1旅重新组织防御。7日晨大批日伪军在10架飞机掩护下向三间房南汤池猛攻，马部张殿九旅和苏炳文旅1个混成团赶到反攻，战至午后将日伪军击退。此战中国军队伤300余人，毙伤日军600余人、伪军千余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敌机连续俯冲扫射、狂轰滥炸且中方完全没有高射炮火拦击的被动局面下智勇双全的将士们竟表现出惊人的聪明才智，以20人为一组仰卧地上，用步枪向上射击，创造性地击落敌机一架。事后检查其残骸两翼有26个子弹洞，是为中国对日作战史上所击落的第一架敌机，以此之故在后来的战斗中日本飞机再也不敢低飞。见日军损失惨重，本庄繁下令多门二郎停止前进，返回原驻地。日军为掩盖自己失败的真相，散布苏联向黑龙江守军提供弹药的谣言，还以各种谎言遮掩日军损伤数目，唯恐日本国内反战势力占上风，马占山曾通电驳斥日军谣言。日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伤亡很大，为尽快打破僵局抓紧调兵遣将，极力准备再次进攻。同时通牒马占山进行施压，要求其立即下野，让出权力并撤出在齐齐哈尔的中国军队，遭到马占山的断然拒绝。

（六）关东军向日本陆军中央部提出速增派一个师团的兵力，本庄繁下令第2师团全力向大兴方面集结。至11日日军在嫩江北岸有长谷旅团司令部；步兵第16联队、第4联队（欠第3中队）、第29联队第1大队（欠第3中队）；骑兵第2联队及配属的第28联队之第2中队；野炮兵第2联队（欠第8中队）；工兵第2中队。嫩江南岸有野战炮兵第26联队第3大队，临时野战重炮兵大队等，总兵力超过3万人。针对日军的调兵遣将，1931年11月7日晚马占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应敌措施并确定调整部署，重新设置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汤池、乌诺头、新立屯一带，其前线阵地在后依里巴、前官地、后官地等地，由骑兵第1旅吴松林部两个团防守，14日后骑兵第2旅程志远部全部投入汤池等地战斗；第二道防线在英老坟、三间房、大兴屯、小兴屯、霍托气等地，是黑军正面防御的主阵地，由暂编第1旅苑崇谷部4个团、步兵第2旅吴德林团、步兵第3旅李青山团、骑兵第1旅王克镇团、朴炳珊炮兵团还有工程兵等保障分队防守，14日后步兵第1旅孙洪裕团和绥化保安大队2000人加入正面防御作战；第三道防线在朱家坎、富拉尔基、昂昂溪、榆树屯等地，由步兵第1旅张殿九部2个团、骑兵2旅全部和卫队团防守，总兵力1.3万余人。三间房是洮南至昂昂溪铁路线上的一个车站，北距齐齐哈尔70里，南距嫩江桥60里，是中国军队保卫黑龙江省省会的重要防御阵地。日军要侵占黑龙江省必占三间房才能直达齐齐哈尔，因此争夺三间房就成江桥之战第二阶段的焦点。1931年11月12日上午日军先头部队步骑兵500人向马占山部前沿阵地前官地、后官地、张花园进攻，守军吴松林部奋起抗击，战至13时阵地被日军占领，守军600余人撤向第一线阵地。

（七）1931年11月13日晨5时日军500余人在两架飞机配合下向新立屯进攻，遭到守军反击，战到10时被守军击退。当日中午被炸坏的嫩江桥修复为日军大规模进攻提供有利条件，中午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第三次下达增援令：“将第2师团剩余部队及混成第39旅团的步兵3个大队及救护班派往大兴附近。”并令第2师团长多门中将一并指挥嫩江支队。日军大本营急增3个飞行队至黑龙江省，并把准备在大连登陆的第4混成旅团改在朝鲜釜山登陆，进快进抵黑龙江。下午日军步骑兵3000余人在炮兵配合下向汤池、乌诺头、新立屯发动猛攻，守军奋起抵抗，战至午夜12时日军占领乌诺头。1931年11月14日晨日军在两架飞机和重炮掩护下向汤池阵地猛攻，被马占山部击退。10时日军2000余人在长谷指挥下分步、骑两支部队，采用大包围的战术从左、右两个方向攻击汤池，马军且战且退，激战至15日晨日军攻至拴马。马占山早已令两个骑兵团悄悄包抄敌两翼，一声令下正面卫队团首先冲入日军阵地，骑兵团从两翼呼啸而至，日军仓皇撤退。马占山部缴获炮2门、马70匹，毙日军300，俘获200，伪军伤亡及携械逃亡者2000余人。守军为增强防御力量将绥化保安大队2000人编为独立团，加入正面阵地。15日本庄繁奉日本陆相南次郎命令：“再次向马占山提出马军撤出中东铁路以南，该区由洮昴局管理，马占山不得妨碍等三项要求。”被马占山拒绝。1931年11月15日晨7时30分日军第2师团司令多门中将率师团主力到达大兴前线，1931年11月16日11时在10架飞机和重炮、坦克支援下日军步骑兵4000人向新立屯、三家子等阵地发动猛攻。守军奋力抵抗，战至15时将日军击退，双方伤亡惨重。

（八）17日10时10分本庄繁接到陆军参谋总长关于“向齐齐哈尔以北推进，尽力以果敢行动使敌陷于溃灭”的指令，下令第2师团一举攻占齐齐哈尔。又令混成第39旅团除1个步兵中队和工兵中队外将其余部队调集大兴，人列于第2师团长指挥。13时多门师团长在后衣里巴列车内向日军各部队下达向黑军全面进攻（重点进攻三间房）的命令，1931年11月17日22时得到补给增援的日军兵分三路向马部阵地展开狂攻。右翼部队在天野指挥下从乌诺头出发向新立屯一带左翼阵地进攻，守军吴松林旅虽连战数日疲惫不堪，但面对数倍强敌仍竭死抵抗，打退日军进攻十余此。战至日凌晨守军战壕多被毁坏，各团、营阵地被切断数十处，难以扼守，遂退往大兴屯一带第二道阵地。17日22时40分日军左翼部队在长谷指挥下向汤池一带右翼阵地进攻，守军程志远旅与之殊死奋战。翌日2时日军增加攻击力量，以坦克8辆、大炮30余门肆恣猛击，守军难支，遂撤向三间房主阵地。1931年11月18日凌晨3时日军集结各部按预定部署进至待击地域，6时30分飞机和炮兵先后向三间房一线阵地轰击1小时，守军以炮还击，彼此炮声隆隆，震撼整个朔北荒原。彼时日军重炮射程30公里，马军重炮射程15公里，吃亏不小。8时日军在坦克掩护下开始总攻，守军奋力抵抗，日军进攻受挫。9时20分多门下令预备队增援，又发动疯狂进攻。战至10时守军右翼部队虽浴血对抗却难固守，便退至昴昴溪。10时30分守军左翼阵地小兴屯失守，部队且战且退至红旗营子、榆树屯一带。此时长谷指挥步、骑兵在飞机、坦克配合下向三间房主阵地进攻，守军苑崇谷旅及张殿九旅顽强抗击。14时日军第39混成旅团续到一个联队从三间房西侧三家子加入战斗，并与正面进攻的长谷旅团全力夹击。15时日军又增加飞机12架、坦克12辆、大炮30余门，以猛烈炮火将战壕全部摧毁，中国军队由于无增援而导致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

（九）马军由于粮食仓储地被日机炸毁，守军不得饮食，疲饿过甚。空腹苦战的中国守军面对数倍之敌毫无惧色，与敌拼死肉搏，喊杀之声惊天动地，三间房一带的战事更是彻夜未停。尽管中国军同仇敌忾，个个奋勇异常，但连续鏖战让很多士兵几日未睡，粮食断绝，得不到任何增援。当时使用的弹药系黑龙江守军长期库存，很多因发霉而不能用。在侵略军源源不断地得到大量补充和增援的情况下敌强我弱的局面日趋严重，加之阵地被毁，实在无力支持下去。18日下午马占山将军不得不痛苦地下令撤出战斗，19日日军5000余人侵占齐齐哈尔，江桥之战结束。江桥抗战时马占山孤军奋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张学良虽然电令马占山死守勿退，但张张学良驻锦州部队毫无战斗准备。江桥战斗结束后张学良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抨击，上海救国联合会说：“黑省马军孤军抗日，效忠疆场，张学良未能拨援。”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张学良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学良，克日出兵”。在江桥抗战中南京政府蒋介石多次发电对马占山奋勇抵抗行为予以嘉奖，并命令张学良迅速增援马占山。如1931年11月12日蒋介石致电马占山：“此次日本借口修理江桥，忽复进寇黑省，我方采取自卫手段，其属正当。幸赖执事（指马占山）指挥若定，各将士奋勇效命，得以催败顽敌，保全疆土，虞电驰闻，何胜愤慨。执事等为党国洒耻（雪耻），为民族争存，振臂一呼，全华轰动。人心未死，公理难泯，莽莽前途，誓共努力。临风雪涕，不尽欲言。”再如1931年11月19日蒋介石致马占山电：“巧电诵悉，悲愤填胸，莫可言宣。我军连日奋战，为国争光，威声远播，中外钦仰，至堪嘉慰。兹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矣，临电驰念，不胜依依。”为激励马占山部的抗日士气，国民政府于1931年11月17日正式任命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

哈尔滨保卫战

（一）哈尔滨保卫战的时间为1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2月6日，由于哈尔滨是东北的铁路枢纽，1932年2月3号大批日军在飞机、坦克从西，南方向进攻哈尔滨，哈尔滨自卫军奔赴前线。李杜（1880—1956）、冯占海（1899年—1963年9月14日）是总司令，但自卫军边打边退，损失掺重，二天后日军获胜哈尔滨沦陷。哈尔滨为东北门户，是北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既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枢纽，又是华洋杂处的国际市场，该市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署所在地（道里为东三省特区所属，道外为吉林省所属）。“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一度想进攻哈尔滨，但日本政府担心苏联的干涉而遭到陆相南次郎的阻止。日军侵占齐齐哈尔后抵近苏联国境，由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日本重申实行不干涉政策，因而助长日本的侵略气焰。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于9月27日宣布成立“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叛国投敌，并利用日军供给的大批军火，招募伪特区警察部队，扩充武装力量。同年11月以诚允为主席的吉林省抗日政府在宾县，以马占山为主席的黑龙江抗日政府在海伦相继设署办公。驻吉林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拒绝投降日军，率全团3000余人宣布抗日讨逆，由吉林省永吉县境开赴舒兰县城，然后联合宫长海、姚秉乾2支以绿林武装为基础编成的救国军，组成吉林抗日救国军，冯占海任司令。11月12日吉林省临时政府在宾县（今属黑龙江省）成立，冯占海被任命为警备司令兼第1旅旅长，宫、姚两部也分别编为骑兵旅，归冯占海指挥，这一系列抗日举动极大地鼓舞吉、黑两省人民的抗日斗志。

（二）日本关东军为进攻哈尔滨，首先要以武力“讨伐”抗日武装。日伪当局为消灭冯部抗日武装，派吉林“剿匪”司令于深澄指挥伪军向北进攻，夺取哈尔滨，作为控制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中心。冯占海部主动放弃舒兰城，诱敌深入。伪军中计，向驻防水曲柳的姚秉乾旅大举进攻，遭到姚旅顽强抗击。当天宫长海旅绕到伪军后方发动突袭，姚旅也从正面发起反击，伪军马锡麟旅溃逃，日军督战队也不能制止。此时冯占海又率1个旅参加战斗，追击伪军马旅，又经7小时激战后将舒兰收复。此战斗中警备军共毙伤日伪军近1000人，俘数百人，另有伪军数百人反正，取得水曲舒兰战斗的胜利。1932年1月16日于深澄部伪军在榆树被东北军第25旅击溃，冯占海鉴于舒兰态势孤立，被迫放弃舒兰城，将部队撤退到五常以北。1月19日冯占海为取得部队急需经费率1个营冒险自阿城抵拉林仓，被日伪军重兵包围。次日在增援部队配合下击退日伪军，部队损失200余人，被迫放弃拉林仓，返回阿城。25日冯占海、李杜率部进至哈尔滨东郊，第22、第26、第28旅先后宣布起兵响应。26日晨冯、李两部分四路进入市区，将5个警察总队强行解除武装，共缴枪3000余支和重武器一批，并将第26、第28旅和1个团置于上号地区。冯占海部4个旅和两个支队置于三棵树、南岗地区，将第22旅置于双城堡，准备抗击日军进攻。同日午后日军飞机向哈尔滨散发传单，公然限令抗日军即日退出哈市。日本驻哈领事馆也向各国领事馆发出通告，声言日军将于28日3时进入哈市。1932年1月26日冯占海联合依兰镇守使李杜进驻哈尔滨，27日凌晨伪吉林“剿匪”司令于深澄指挥2个旅向上号、三棵树、南岗地区发动进攻，日军飞机对三棵树、南岗地区狂轰滥炸，担任该地区防御任务的2个旅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

（三）不久冯占海等率预备队投入战斗，一边开展政治攻势，一边猛攻，伪军不支，向拉林仓方向败退。担任上号防御任务的部队战斗十分顽强，毙伤大批日伪军，击落飞机1架，并争取伪军团长田德胜率部起义，到傍晚将伪军击退。1月28日上午抗日军进至极乐寺、文庙一线，在炮火支援下攻占新发屯附近有利地形。骑兵旅绕至伪军侧后发动猛攻，伪军全线溃败，向阿城方向逃走。宫长海率骑兵追击15公里，俘大批伪军，经27日、28日两天激战后击退日伪军对哈尔滨的第一次进犯。日本关东军鉴于于深澄等部伪军的失败，1932年1月28日晨本庄繁借口护侨直接出兵进攻哈尔滨，命关东军第3旅团长谷部照率第4联队、炮兵大队及坦克2辆从长春乘火车去哈尔滨作战，29日又下达作战命令：“第2师团向长春集结，尔后以车运至哈尔滨。混成第4旅团一部从齐齐哈尔以车运至安达、肇东，从哈尔滨北面策应第2师团作战，关东军飞行队第1、第3、第8、第9中队掩护第2师团集结、开进和进攻。”长谷部率第4联队从长春乘火车出发，由于铁路多处被东北军破坏，29日拂晓其列车到达松花江南岸的老哨沟一带时即受到东北军的攻击。日军立即改为攻击前进，在不断遭到阻击的情况下于当晚进至三岔河以北的石头城子村。29日夜赵毅旅得知日军进攻哈尔滨的消息，立即作好战斗准备。30日拂晓旅长赵毅率6个营轻装急进，突袭十里铺，一举将伪军刘宝麟旅击溃，俘其700余人，缴枪600余支，随即返回双城堡，准备歼击北上日军。20时许日军第3旅团长谷部支队、军车2列先后开进双城车站，拟在双城宿营，翌日再向哈尔滨进攻，赵毅部正在此设伏。

（四）日军先头部队军车2列到站后日军下车集结，准备部署对哈尔滨的进攻。设伏部队乘敌架枪吃饭、毫无准备的有利时机突然从三面发起攻击，以猛烈的火力将敌压迫于站台上下，继而以刺刀、手榴弹与敌展开白刃战。日军措手不及，死伤甚重。次日日军由长春派出重兵，在飞机、大炮和坦克支援下向双城堡发动进攻。赵旅困守孤城，伤亡团长以下600余人，被迫放弃双城堡，退到哈尔滨。双城失守，哈尔滨门户洞开。自卫军将大部兵力配置于哈市城南及东南、西南的顾乡约屯、病院街、旧哈尔滨城、拉拉屯一线，同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吉林省警备军司令冯占海、第26旅旅长邢占清、第22旅旅长赵毅以及代理护路军司令兼第28旅旅长丁超、吉林警务处处长王之佑等决定联合编成吉林省自卫军，公推李杜为司令，冯占海为副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并决定以第22、第24、第26、第28旅担任哈尔滨城防，以冯占海率第1旅等部绕道袭击吉林和长春，以阻止日军进攻。日军第2师团各部于1932年2月3日先后到达苇塘沟河地区，以多门为师团长的日军第2师团开始进攻哈尔滨外围自卫军前哨阵地。第2师团之第3步兵旅团和伪吉林“剿匪”司令于深澄指挥5个旅为右翼纵队向秦家岗、南岗、上号地区中国守军进攻，日军步兵第15旅团为左翼纵队经松花江畔八里堡向顾乡屯进攻。经战斗后自卫军前哨阵地全部失守，退回基本阵地。4日晨日军发起总攻，自卫军全部投入战斗。下午日军展开于铁路两侧的顾乡约屯以南、永发屯、杨马架一线，第3旅团在铁路以东，第15旅团在铁路以西，炮火准备后日军发起攻击。

（五）吉林自卫军利用工事和村庄房屋顽强抵抗，炮兵集中火力对进攻的敌军实施歼灭射击，杀伤大量敌人。日军攻击顿挫，转为就地防守。至16时杨马架至永发屯地段被日军占领，自卫军顽强抵抗，日军转为重点进攻，其左翼纵队猛攻顾乡屯。防守该地自卫军第28旅利用民房、墙垣坚决抗击，但旅长王瑞华却临阵脱逃，部队失去指挥，只得放弃阵地退入市区。日军右翼纵队猛攻自卫军26旅防区，旅长邢占清率部拚死抗击，终因装备悬殊被迫放弃南岗阵地，退到十六道街江坝上，在此前后王之佑指挥西、南防线也相继失守。在此紧急时刻总司令李杜亲临前线，组织部队在市区边缘构成第三防线，战至天黑将日军阻止于原地。1932年2月5日拂晓自卫军开始反击，首先以炮兵实施火力准备，对铁路以东的日军第3旅团阵地集中射击，尔后步兵开始出击，第一线日军陷于苦战困境。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急令炮兵对反击的自卫军实施拦阻射击，并将坦克队和预备队投入反击。飞行队的4个中队从双城临时前进机场起飞，轮番轰炸、扫射，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均众。由于自卫军没有空军支援，日军飞机威胁甚大，于5日下午全线撤至哈尔滨以东地区，日军进入哈尔滨市，哈尔滨随即沦陷。6日其余自卫军得到哈尔滨失陷的消息，遂放弃偷袭日军的原计划，返回宾县、方正，沿途收容一部由哈尔滨退出的散兵，到方正县同李杜会合。哈尔滨的沦陷标志着在东北三省的抗日政权和东北军的瓦解，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抵抗活动趋于消沉，代之而起的是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哈尔滨被占领后日本最臭名昭著细菌部队731在此建立，开始一系列罪恶历史。

一二八事变

（一）一·二八事变又称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称上海事变或第一次淞沪战争。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图谋侵占中国东部沿海富庶区域，而在1932年1月28日蓄意发动的侵略事件。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日军对中国军队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发动四次总攻，却均遭败绩。蒋光鼐指挥军队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浏河、八字桥一带展开多次战役，日军先后四次更换主帅，死伤近万人。1932年2月14日蒋介石命令由前首都警卫军87、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增援十九路军参战。1932年3月初由于日军偷袭浏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1932年3月3日日军司令官根据其参谋总长的电示，发表停战声明，同日国联决议中日双方下令停战。24日在英领署举行正式停战会议，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停战协定》是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外交次长郭泰祺与日本陆军中将植田谦吉分别代表本国政府于1932年5月5日在上海签订的停战协定，又称《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32年1月28日进攻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等部奋起抵抗。日本的军事行动同时损害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欧美各国对日表示不满，于29日出面进行调停。2月国际联盟作出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战谈判。中日双方于3月14日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举行停战谈判，于5月5日签订该协定，共5条和3个附件。主要内容有：自1932年5月5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西方国家的代表进行调查；中国军队在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地域，如“一・二八”事变之前的状态；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与会西方国家代表列入委员。该委员会协助布置撤退的日本军队与接管的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二）除协议正文外会议记录还作三项对中国极为不利的谅解：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第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据此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江湾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该协定使日本躲过外交危机，为其再次侵略中国积蓄力量，同时也维护欧美列强的在华利益。根据协定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布防，从而使上海门户大开，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条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量土地，并试图扶植前清朝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满洲国。但此一行动刚开始就受到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于是日本决定在上海这一国际性的大都市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除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大佐外东京的昭和天皇的文官党羽“十一人俱乐部”（成员包括木户幸一、近卫文麿、牧野显声等）也参与“一二八事变”的策划，该组织主张日本在完成对中国东北的征服前需有一个“思考间歇”期，以应付国内外的许多问题，为此在这期间日本需要在上海发起一场“假战争”。1932年1月5日板垣征四郎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得到裕仁天皇破格接见，并向天皇和日军参谋本部报告侵占东北的情况。随后板垣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拟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上海的田中隆吉接电后将2万日元经费交给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即金壁辉），让她具体策划实施。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2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3名日本信徒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去生事，日方5人在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投掷石子挑衅，故意引发冲突。

（三）而之前川岛芳子早已经雇佣打手扮成工人模样混入人群，冲突中日方5人遭到不明人士攻击，事后日本总领事馆声称日方有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然而警察并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中国人的工厂纠察队所为，此即所谓“日僧事件”。日僧事件是1932年日本在中国上海蓄意制造的一起中日冲突事件，此一事件成为“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索。日僧事件是指1932年在沪的日莲宗和尚与上海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工人冲突事件，日莲宗是13世纪以僧人日莲为宗师的日本一佛教流派，近世分左右两翼。上海日莲宗是其右翼，与日本极右组织“血盟团”关系密切。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密谋，通过制造日莲宗和尚与上海三友实业社工人的冲突来激化事态，挑起中日冲突。田中在战后供认：“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交给他两万日元，要求其在上海制造事端，上海有一个叫三友实业公司的毛巾厂，这个公司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据地。就托她（川岛芳子）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果然这样干了。”1月18日天崎启升、水上秀雄、藤村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5人在途经三友实业社时故意寻衅闹事，与实业社工人发生冲突，当时流浪到上海的日本浪人立即跑去拔刀相助， 使事态扩大。结果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被殴成重伤，事后日本总领事馆声称有一人于24日死亡，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田中隆吉少将对于日僧事件作出证言：“所谓的惨案是由板垣征四郎委托其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少佐制造事端，实际执行则委托宪兵上校重藤宪史与田中之情妇、满清皇族川岛芳子，雇用杀手攻击在上海的日莲宗僧侣，煽动日本侨民情绪制造混乱。”1948年川岛芳子以汉奸罪名被处决。1932年1月20日凌晨2时许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趁夜放火焚烧三友实业社，又砍死一名、砍伤两名前来组织救火的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四）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1月21日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承诺缉拿焚烧三友实业社的凶手之余同时提出无理的四项强硬要求：上海市长对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逮捕和处罚作案者；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声称上海市长如果对松井所提4点要求不做令日方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之前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本部早就安排好“假战争”的准备，“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由首先调兵遣将，向上海增派军舰。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驶抵上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本土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上海，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航母，1.4万吨，载机6架）也驶抵上海。1月22日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取适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机处置之。25日日本海军省首脑与外务省首脑联合举行会议，协议如中国方面不表示诚意，不实行日本之要求，决以实力务期要求之贯彻，并协议万一时的具体方策。26日海军省召开级会议，决定在一二日中发挥实力，其方法如下：驻沪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舰队；就地保护留沪日侨；自吴淞至上海航路由日海军保护；在吴淞口外拘留一切华籍轮船；加派军舰到南京、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等埠，并使浪人同时暴动。日海军的军事行动得到裕仁天皇的许可和批准，26日裕仁的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主持下，训令在上海的盐泽幸一行使“自卫权利”。同日（26日）日本海军省又命令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开沪，并于28日下午到达。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军舰24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1月28日日海军省又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3艘及水雷舰4艘从本土出发开赴上海）。

（五）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对四项要求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国军是粤军的十九路军，由蒋光鼐（1888年12月17日－1967年6月8日）任总指挥、蔡廷锴（1892年4月15日—1968年4月25日）任军长，十九路军的领袖是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1889~1965）。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张应付日军挑衅，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做了错误的判断，将日本掩护伪满洲国建立的“假战争”行为误判为日军将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认为战火将迅速扩展至全国，中国重要各地亦随时均有重大危险发生，甚至认为国亡即在。有鉴于这种严重判断时国民政府认为国家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而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所以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1932年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在与汪精卫、蒋介石详商后急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同日军政部长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亦致电吴铁城，重申：“沪市为我经济中心，总以和平应付、避免冲突为是。”23日何应钦还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布防，一二八事变前四天张静江（1877年9月19日—1950年9月3日）邀请蔡廷锴到杜月笙（1888年8月22日 -1951年8月16日）家中，劝第19路军撤退到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蔡廷锴猜测张静江是受蒋介石所授意，在得知国民政府的态度后蒋、蔡等人感到沮丧，但是也表示会服从军令撤出上海。蒋光鼐说：“遵照政府命令就是。”1月27日下午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宪兵第6团接替第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地区的防务，该团27日晚8时从南京车站上车，28日正午抵达真如，其先头一个营下午到达上海北站，准备次日（29日）拂晓接替十九路军第78师第156旅第6团在闸北的防务。1932年1月27日村井向中国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后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南京国民政府和上海各界的要求下乃于28日13时45分复文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

（六）1月28日夜11时零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日方村井给吴铁城和上海市公安局长的回信，对上海方面接受日方四项要求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吴铁城接到该回信已经是11时25分。夜11时30分不等中方答复，日军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第十九路军第78师156旅翁照垣部随即起而抵抗（前来接防的宪兵第6团一部也一起奋而抵抗），第一次淞沪战争爆发。一·二八事变发生时驻京沪地区的中国军队是第十九路军，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与粤方进行谈判，宁粤谈判中粤系提出由粤籍人士陈铭枢担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1931年9月30日蒋介石通电同意，陈铭枢麾下的第十九路军遂由江西赣州（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停止“剿共”留驻在当地）调戍京沪地区，并于11月全部部署于京沪沿线。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戴戟任京沪警备司令。全军下辖第60师（师长为沈光汉，驻防苏州、常州一线）、第61师（师长为毛维寿，驻防南京、镇江一线）、第78师（师长为区寿年，驻防上海、吴淞、昆山、嘉定一线），全军共3.3万人。11月初十九路军卫戍京沪后在上海人民坚决抗日行动的推动和影响下抗日决心是坚定的，1932年1月15日十九路军从各方情报中判断出日军发动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为此开始进行应战的军事部署，而此时距日军发动进攻的时间尚不足两周。1932年1月19日蒋光鼐召集在沪十九路军军官开会，据蔡廷锴回忆会上决定应付时局的几项方针：最近敌人或有骚扰，我军须无形的戒备；万一有事发生，第一线兵力之配备若干，区寿年师最低限度死守五天；各防区赶紧构筑工事，后方各驻地亦须预选抵抗线；六十、六十一两师增援时须于战斗开始后五日内到达上海附近；对上海租界决定态度；由明日起各部官兵除因公外一律不准在租界住宿。十九路军进入战斗准备状态。1月23日面对日方越来越严重的压迫时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宣示要以伟大牺牲精神来战胜一切。同日十九路军发出关于作战部署的密令，要求：“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备战。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十九路军做好在淞沪地区抵御日军入侵的准备。

（七）1932年1月24日蔡廷锴等到达苏州，又召集驻苏部队高级将领沈光汉等人举行紧急会议，传达和解释23日发出的密令，驻军将领也一致拥护。但因国民政府力求妥协避免开战的命令，蒋、蔡等最后同意遵令撤出上海，并令驻闸北的守军29日晨与宪兵第6团换防。因形势紧张，第78师156旅旅长命令闸北守军第6团继续保持警惕，28日晚11时戴戟也下令防止日军趁中国换防之际占领闸北，命令各部进入阵地严密警戒。1932年1月28日夜11时30分盐泽少将统率之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北四川路西侧突然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十九路军156旅第6团（团长张君嵩）当即予敌猛烈还击。此时日军以二十余辆铁甲车为前导，分兵五路，从闸北各路口发动进攻。第19路军总部在接到关于日军发动进攻的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星夜步行赶至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部署，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天亮以后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日机也由航空母舰“能登吕”号起飞，对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漫延。守军第156旅所部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以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组织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阵地，并在炮火掩护下适时向敌实施反击，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据日军自供：“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上午10时日机投掷炸弹，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大火焚毁，包括众多古籍善本在内的30多万册馆藏图书被付之一炬。日军千余人在强大炮火和装甲车掩护下向宝山路、虬江路各路口猛烈冲击，企图占领上海火车北站。北站为上海陆上交通枢纽，其得失关系整个闸北的安危。29日下午2时日军趁北站火起向北站猛攻，中国守军宪兵一个连与日军激战1小时后退出北站。29日17时第156旅主力加入战斗，进行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并乘胜追击，一度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日军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

（八）日军进攻受挫后29日下午英、美国领事出面调停（上海市政府称是日本领事请求，国联报告书则称系上海市长所请），中日两军达成在29日夜20时停止战斗的协定。十九路军明知其为缓兵待援之计，只因本军也需调整部署而同意停战。同时十九路军也加强部署，急令驻镇江以东之第60师进驻南翔、真如一线，并将第61师调沪。驻沪之第78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严阵以待。日军停战后竭力增兵，日本海军省立即命令佐世保第二十六队驱逐舰4艘由巡洋舰“龙田号”统率，于1月30日抵达上海并于黄浦码头登陆，随舰而来的包括佐世保第三特别陆战队士兵474人及大批军火。1月31日晨日本航空母舰“加贺号”（2.6万吨）和“凤翔号”（7470吨）搭载第一航空队约30架飞机抵达上海，停泊于上海以东约130公里的马鞍列岛海面。下午4时巡洋舰“那珂号”（5195吨）、“由良号”（5100吨）和“阿武隈号”（5100吨）及水雷舰4艘抵沪，并载陆战队2000多人，分批登陆，2月1日日本邮轮“照国丸”载来横须贺第一特别陆战队525人于上海汇山码头登陆。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将长江一带第一遣外舰队之外的舰船以“出云号”为旗舰（“出云号”2月6日抵达上海），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为司令官，组成第三舰队，统一指挥投入战斗。日军兵力增加后于2月3日开始再度向闸北、八字桥等地的中国守军猛攻，仍被中国守军击退。2月4日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战火扩大到江湾、吴淞一线，激战竟日后吴淞露天炮台虽被敌狂轰滥炸摧毁，但在中国守军抵抗下日军始终不能登陆。当时调归十九路军156旅第4团指挥的第88师高射炮连击落日机一架，此次总攻被粉碎后盐泽幸一被撤职调回本国。接替盐泽职务的是新组建的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野村到职后日军开始增援陆军。早在上海局势紧张时日本就曾打算派遣陆军，但是为海军所拒绝，可随着战事不利，海军不得不向陆军求援。2月2日日本内阁便决定正式派遣陆军，由于上海战况告急而决定派出上海派遣混成旅团（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与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并先行运送上海派遣混成旅团和独立战车第二中队等部（此后称混成第24旅团）。

（九）同时日本海军也增派横须贺第2特别陆战队赴援上海，混成第24旅团于7日午后在吴淞登陆，至此日本海陆空军已增至万人以上。2月8日拂晓日军混成第24旅分3路向张华浜、蕴藻浜、吴淞镇进攻，均被中国守军击退。2月8日日军在吴淞遭受重创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根据日本天皇批准的敕令，日军参谋总长载仁急令陆军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火速增援上海。2月13日午后第九师团主力到达上海港，2月16日该师团全体官兵于吴淞登陆完毕，由此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接替野村的统帅职务。此时日本侵略军海陆空兵力已达3万余人、野炮七十多门、飞机60余架，并有舰艇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植田首先于13日深夜发表声明，宣称：“如有妨害本师团执行任务者必将采取果断措施，决不踌躇。”18日植田又向蔡廷锴提出最后通牒，内称：“贵军应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并应在2月20日午后5时前从下列地区撤退完：在黄浦江西岸地区，从连接租界西端曹家渡镇、周家桥镇及蒲淞镇以北撤退；在黄浦江东岸地区，从连接烂泥渡及张家楼镇线以北撤退，各撤退至距离各租界边界线20公里地区（包括狮子林炮台）以外。同时撤除在以上地区内的炮台等其他军事设施，并不得再设置。以上各条如不见实行，日军不得已将对贵军采取自由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蔡廷锴、蒋光鼐接到植田的最后通牒后下令前线部队向日军阵地猛烈开炮，作为对植田最后通牒的回答和警告。2月20日晨植田令日军全线总攻，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卷击的战法，以第9师团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围攻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日军先以大炮轰击，继之以步兵协同坦克部队，分两路进犯张华浜一线和杨树浦一线，均被中国守军击退。闸北日军千余人和坦克十余辆，因触地雷，死伤枕藉。2月21日植田亲自指挥步兵数千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冲击，双方伤亡均重。战斗延至23日黎明，日军试图从江湾车站包抄江湾镇，中国守军英勇抗击、多次冲锋，生俘日军空闲升少佐及士兵数百人，日军不支始溃退。

（十）日本主力第9师团抵达上海后准备对上海守军发动第二次总攻，其计划是从闸北到吴淞实行全线攻击，以牵制中国军队兵力。主力则集中指向江湾、庙行，企图占领这两个要点，实现中间突破，切断第5军和19路军的联系，然后各个击破。2月20日拂晓日军出动飞机十余架，不断在庙行阵地上空往返侦察轰炸，海军舰炮及陆军重炮向庙行阵地猛烈轰击。与此同时日军炮火猛烈轰击蕴藻浜阵地，企图强渡蕴藻浜，以策映庙行作战。上午9时日军一部接近小场庙至麦家宅阵地前方，即对中军阵地实行火力搜索。中午日军3000人向中军发起攻击，防守麦家宅、竹园墩阵地的527团官兵奋起还击，庙行战役由此打响。经3小时的激战后日军伤亡累累，无力再战，遂退回原有阵地。随后日军2000余人向小场庙、金家塘阵地进攻，523团官兵掩处于战壕内，开展进展，击退日军。黄昏后日军步兵停止进攻，但海陆炮火继续向中军阵地轰击，企图摧毁中军工事及有生力量，以便第二天继续发动攻击。2月21日日军炮火继续向庙行第五军88师阵地进行狂轰滥炸，随后日军步兵数千人向严家宅、庙行镇之线发起进攻，待日军接近后523、524团官兵奋勇还击，击退日军。随后大批敌军以纵深配合，向庙行以南麦家宅、竹园墩、小场庙、严家宅之线不断发动全线进攻，523、524、527团与敌军开展激战，其中麦家宅、徐旭所在竹园墩前线战斗尤为激烈，经一天的奋战后暂退敌军。2月22日日军第九师团倾巢出动，进犯第五军88师之庙行阵地，飞机轰炸竟日不停，数千发炮弹轰击中国守军阵地。但在张治中亲自指挥下由孙元良旅、宋希濂旅和十九路军61师的三面夹击下敌遭惨败，庙行阵地终于转危为安，日军第九师团及久留米混成旅团之精锐伤亡惨重，此即为“庙行大捷”。此后数日敌军虽不断轰击和进攻，但均被守军击退。日军遭受重创，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被迫中止进攻，至25日植田的总攻计划也宣告破产。

（十一）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时任陆海空军总司令、行政院长的蒋介石就下令预防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1931年12月蒋介石因九一八事变下野，由孙科接组南京政府。但孙科政府软弱无力，难以应付九一八事变后复杂困难的局面，尤其是财政陷入严重困境导致军费已积欠2个月未发，因此1932年1月25日孙科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辞职。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接受孙科辞职，南京国民政府再度改组，以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当夜一二八事变爆发，1月29日之前因九一八事变而于1931年12月下野的蒋介石复出，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军委会委员（同时任命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为委员），负责调动军队，指挥沪战。同日蒋介石制定对日应对原则，即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并且规定：“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同时蒋介石在军事上作出“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即87、88师）全力守南京”的军事部署。蒋介石于当日（29日）的日记中写下：“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蒋在日记中亦做出迁都洛阳的决定，以避免城下之盟：“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29日蒋介石致电驻武汉的湖北省主席何成濬、第4师师长何庭瑶：“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闸北十九路军防线袭击，至此刻尚在对战中。我军决与死战，其在汉浔海军必有军事行动，务望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第四师应集中武汉严防，切勿分散。以后军费困难，惟有地方自筹也。”另有内容相同的电文致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同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驻蚌埠的第47师（师长上官云相）调驻南京浦口，防范日军进攻南京。

（十二）1月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他说：“沪战发生后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视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蒋介石要求：“全国将士踔厉奋发，敌忾同仇，枕戈待命，以救危亡。”并表示：“本人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此电发布后影响甚大，人心士气，为之大振。同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表示绝不屈服，并自该日起将国民政府部门迁往洛阳，但军委会和外交部留驻南京，同时命令前方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共同指挥。2月1日国军第88师师长俞济时致电蒋介石主动请求将所部调沪增援，蒋介石答：“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同日蒋介石指示何应钦：“如日军再攻正式开战时飞机亦应参战，请照军委会电令办理为盼。”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4日军委会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北，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第二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以蒋介石为司令长官；第三防卫区，其区域为长江以南与闽浙两省，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四防卫区，其区域两广，陈济棠为司令长官。并决定：“各司令长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与暴日相周旋，同时并电令川、湘、赣、黔、鄂、陕、豫各省出兵做总预备队。”军委会还决定在淞沪前线除由第三防卫区负责外并动员第二防卫区兵力为后继部队，同时计划以第一防卫区部队（司令长官张学良）向东三省挺进以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的余裕（但张学良并未积极行动，川、粤等省也未积极行动，可见不统一难以抵御外侮）。同时命令沿江、沿海严加戒备，并从浦口开始沿津浦路北上达徐州，西折沿陇海路至洛阳，全都大筑工事。

（十三）2月2日何应钦向蒋光鼐等人转来汪精卫电报，内称：“昨已电广州同志，对于淞沪驻军急速设法增援助饷，军委会亦已决定增派军队淞沪，决不以十九路军独立苦战，敬祈诸兄激励将士始终坚决抵抗。”2月5日蒋介石指示：“如倭以两师以上陆军参战，则我方应另定计划与之正式作战，飞机与陆军需预定协同作战计划，突然进攻，使敌猝不及防也。”5日蒋介石就作战计划向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电，并电慰十九路军：“兄等恶战苦斗已经一周，每念将士牺牲之大，效命之忠，辄为悲痛。”并表示：“如有必要，中正可亲来指挥也。空军参战时陆军需与之预定各种符号切实联络，俾得协同动作。”5日上午9时中央空军第6、7队的飞机9架（轰战机5架、战斗机4架）在第二大队长石邦蕃率领下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奔赴上海参战，机群经过昆山时与日军海军航空队发生短暂空战。11时中国战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正加油挂弹准备出击日舰，突然日机来袭，中国战机随即升空迎战。战斗中刚刚完婚的副队长黄毓铨因机械故障坠机牺牲，成为中国空军对日抗战殉国第一人（后广东空军组建混合机队的第8队，以丁纪徐为队长，北上增援。一二八事变期间中央空军飞机25架参战，广东空军飞机15架参战）。5日国民政府电调九一八事变前在江西剿共的国军第9师（师长蒋鼎文）赴沪增援，同日第88师师长俞济时自苏州致电蒋介石，称：“全师除一团外（527团）已经在苏州集结完毕，但是职师经费元月份只领到十天，给养断绝，乞请速拨款维持伙食。”2月6日蒋介石由洛阳来到南京浦口，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前往迎接，表示愿率中央部队增援上海。同日蒋介石下令第88师进抵南翔，第87师261旅自南京东移到昆山（7日抵达昆山），7日由财政部税警总团改编而成的第88师独立旅的2个团集中于虹桥。2月1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下令将当时中央军精锐第88、87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五军，由张治中任军长，隶属十九路军总部参加沪战，16日张治中率第五军军部和第87师259旅从南京出发夜间抵达南翔。

（十四）2月7日蒋介石应陈铭枢请求批示何应钦调炮兵一个营增援十九路军，2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告十九路军已饬令财政部拨款5万元慰劳前线将士，2月9日蒋介石调动陆军第1师（师长胡宗南）、第7师（师长王均）准备增援上海十九路军。2月10日为避免中央军88师在作战时出现不服从粤军系统的十九路军的指挥的情况，蒋介石特地致电88师师长俞济时，嘱咐：“贵部作战须绝对服从蒋总指挥（指蒋光鼐）命令，并与友军共同进退为要。”2月11日何应钦派中央军校炮兵一个排开赴南翔，归蒋光鼐指挥，同日军政部派往上海的地雷队一个中队抵达十九路军总部，军政部并且拨工兵教导队的架桥爆破两个队及中央军校野炮一个连来沪助战。2月14日陈铭枢按蒋介石嘱托，致电蒋光鼐称：“若和平无望，敌来犯时予以一极大惩创，然后别作良图。现已准备加调八十七师孙元良部增援，总司令（指蒋介石）并电韩向方（韩复榘）、刘经扶（刘峙）、上官云相、梁冠英共选现役徒手兵三千，输送来补充代募五千新兵矣。”随后15日、17日、19日蒋介石分别令十九路军接收自上官云相、梁冠英、刘峙等部挑选而来的增援上海的徒手兵2000人。2月15日汪精卫致电已至全州的张发奎第四军（张在九一八事变后原计划北上支援黑省马占山）称：“兄部援黑，志在抗日。今日军近在淞沪，不如放弃援黑，径来淞沪，与十九路军共同作战，较为直截了当。”当时因连年战乱，又逢去岁1931年江淮大水灾，国民政府财政窘迫。早在1932年1月下旬时国军各将领就纷纷致电称：“粮弹缺乏，已到断炊地步。”但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准备将九一八事变前在江西剿共的国军部队调浙转沪，又迁都洛阳，皆需款甚急。2月5日中央军嫡系88师师长俞济时就致电蒋介石，称给养断绝。2月11日中央军嫡系第18军军长陈诚也自江西吉安致电蒋介石，称部队已经欠饷近2个月，伙食无着。

（十五）故2月16日蒋介石不得不致电财政部长宋子文，苦苦哀求经费：“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而江西与河南伙食必日紧一日，接济必完全断绝。请兄能在南昌运存一千万元，郑州运存二千万元之中央钞票，则政府尚可活动，军队亦可维持，或能渡此难关，不致崩溃。此为中正最后之哀求，望兄设法助成之。”2月16日为敦促第五军和十九路军加强团结并努力杀敌，蒋介石致电第88师师长俞济时并转第五军张治中军长：“今日兄等决定在淞沪原阵地抵抗到底，奋斗精神，至堪嘉慰，望兄等努力团结，为我党国争光。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指蒋光鼐）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吾人若不于此处表现民族革命精神，决意牺牲，更待何时？可将此意转告全体将士，努力保持本军之光荣历史为要。”2月18日蒋介石再电张治中、俞济时，要求第五军与十九路军加强团结，切莫因争战功而闹不愉快，还说：“抗日为民族存亡所关，绝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誉问题，我前方将士应彻底明了此义。故十九路军之荣誉即为我国民革命军全体之荣誉，绝无彼此荣誉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之所畏忌，且亦必为反动派（指反南京中央政府者）之污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18日日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该通牒的要求已经超过南京囯民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囯民政府外交部乃表示：“中国在沪驻军，为保卫中国土地计，迫不得已，亦惟有从事自卫，奋斗到底而已。”蒋介石同意中央驻蚌埠的4队飞机、留江西的2队飞机全数连同广东方面支援上海的飞机飞沪参战。2月21日蒋介石调第14军卫立煌部第10师（师长李默庵）、第83师（师长蒋伏生）星夜兼程入浙增援沪战，同时命陈诚第18军：“如不得已，先击退红军对赣州的攻打后迅速增援上海。”

（十六）2月22日蒋介石致河南省主席刘峙，命令驻河南的第1师胡宗南部自当夜起秘密启程，每夜只开一团至两团为止，到滁州与浦镇间各车站下车，徒步行军至江边过江，24日蒋介石再次命令第1师务必在27日前抵达浦镇。2月23日蒋介石下令第9师（师长蒋鼎文）3月3日前星夜兼程集中至杭州，不得有误。2月25日蒋介石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在乍浦、镇海、温州等地加强防务，严密警戒。同日鉴于浏河一带河岸适宜日军登陆，蒋介石特地致电嘱咐十九路军，注意浏河方面防务，应准备3团兵力。2月26日因前几日庙行大捷，蒋介石致电张治中、俞济时：“各师经费与给养品尚足用否？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后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也。”同日下令驻浙赣边界的第36旅（旅长戴岳）调沪杭沿线东侧地区，以资戒备。2月27日蒋介石下令第14军军长卫立煌所部第10师、第83师尽数乘民船秘密东下至荻港以东、芜湖以西登岸候令，2月29日原驻蚌埠、一二八事变后调至南京镇江附近的第47师（师长上官云相）之第4团抵达昆山。3月1日47师主力齐集昆山，并于当晚驰赴嘉定、太仓间增援。3月2日因日军于浏河登陆攻击中军侧背，十九路和第五军被迫撤退至第二防线，蒋介石致电指示蒋光鼐：“现军既移至南翔、嘉定、太仓一带，为便于长期抵抗起见，急应构筑预备阵地，以资准备。”3月3日第9师先头部队抵达常山，4日第9师、第10师部队抵达杭州。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担任京沪铁路方面防卫，为左翼军总指挥，蒋鼎文为右翼军总指挥。蒋鼎文率领第二军、第十四军自江西移师沪、杭，在川沙、枫泾、吴江构筑第一线阵地，并于嘉善、平湖、乍浦构筑第二线阵地，积极布防，策应十九路军抗战。

（十七）此时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被十九路军敢死队潜水炸伤，日本国内震动。且因劳师动众，战事难以速决，为此23日经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后火速派遣陆军增援。于是参谋本部决定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由前田中内阁陆相白川义则大将接替植田，增派第十一师团（师团长厚东笃太郎中将）、第十四师团（师团长松木直亮中将）和飞机一百多架来华，以便在上海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过多次增兵后白川统率下的上海日军兵力已达9万余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战斗力骤增。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5万，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后伤亡比较严重，左侧太仓浏河地区江防薄弱。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指挥第9师团等部正面进攻淞、沪，以第3舰队护送第11师团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3月1日日军在闹北、江湾、庙行各方面都发动进攻，用重炮、野炮、钢炮以及飞机连续轰炸，步兵则乘势进击，白刃相搏，双方伤亡均重。与此同时白川密令第11师团，利用浏河方面中国兵力单薄的弱点，在七丫口、杨林口、六滨口等地强行登陆，侵占浏河。浏河的失陷使中国军队侧、后方均受严重威胁，于是不得已于3月1日晚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2日日军攻占上海，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上海抗战发生后南京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因此在抵抗之际照会欧美各国和国联，要求履行其条约之责任。由于上海战争直接威胁到各帝国主义利益，因此迫使他们采取比对待九一八事变较为积极的态度，正因如此在上海战争过程中由英、美、法出面奔走的调停一直不断，事变第二天（29日）驻上海的英美领事即出面调停，中日述成停战三天的口头协议，但实际上日军并未停止进攻。

（十八）2月2日英、美、法、意、德五国各自照会中日两国，提议停止冲突：双方根据下列条件，立即停止各种暴力行为；两国间此后不再有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在沪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接触地点；设立中立区，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项地区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各种办法由领事团拟定；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约后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十二月九日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者或参与者协助之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之事宜。南京政府对于这一有损中国领土主权的提议基本表示同意，而日本却提出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青岛等大商埠周围划一不住兵区，宽15至20英里，以对抗英、美等五国共管上海的计划。1月29日中国驻国联总代表颜惠庆受国内指示在国联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发言，就日本进攻上海提请国联关注并联系到东北事件，主张国联章程第十条（关于尊重联盟各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条款）和第十五条（关于联盟理事会对有断交之虞的纠纷进行审查的条款）应适用于日本的对华侵略。国联理事会不顾日本反对受理中国提案，次日国联秘书长提议组织“国联委员会”赴上海调查中日冲突，后又决定成立“上海调查委员会”，中方代表当即表示同意。南京政府对国联干预上海战事抱有很大的希望，2月4日蒋介石日记云：“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接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我反出以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国民政府为及早结束淞沪战争，除欧美列强的调停外还另辟一条直接谈判渠道，何应钦在报请蒋介石同意的情况下派军政部次长陈仪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直接与日军谋和，王俊10日同日军第九师团参谋长（原日本驻沪使馆武官）田代皖一郎少将谈判。2月12日中国代表依据国联盟约第十五条第九款请求召集国联特别大会处理中日纠纷，国联理事会不顾日本代表的极力反对，20日决定将中日冲突移交国联大会处理，并以3月3日（日内瓦时间）为大会开会日期。

（十九）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也再次出面警告日本，重申《九国公约》等必须维护。2月23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以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的书信的形式申述维护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及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重要性，重申“不承认主义”的立场，表示：“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影响其政府及人民在华权利的任何局势，或任何该两国所订立的违反此等公约条款的条约或协定。”24日美国政府将这封信转交给国联秘书长、中日两国政府及英法等国，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讨论中日问题的国联特别大会，希望促成中日双方的停战谈判，尽早结束上海战争。但另一方面就在日本准备加派军队援沪时史汀生又对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表示，美国政府不鼓励制裁日本的行动。2月28日晚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应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之请，偕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到英舰“肯特号”与日海军司令野村及日本首相私人代表松冈洋右会晤。在凯莱的居间调停下双方磋商三小时，达成谅解事项五项：双方同时撤退；不得提议永久卸除吴淞或狮子林炮台问题；双方之撤退由中日委员会会同中立国视察团监视之；撤退区域照旧由中国官吏治理，并由中国警察维持治安；中国军队退至真如，日本军队退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俟双方上述撤退完竣，中国军队退至南翔，日本军队退回舰上（此最后一点交由将来续开之会议讨论之）。又议定如中、日政府赞同此项假定谅解，则双方正式外交军事代表再举行一正式会议，以完成此项办法。29日中国政府对五项内容做了同意的回复，但日本政府却未予回复。但“肯特号”会谈也非毫无意义，国联理事会主席彭古获悉“肯特号”会谈详情后于2月29日召开国联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上通过调停上海事件的四点计划，大意为：在各国驻上海文武官员的帮助下迅速缔结停战的地方性协定，然后由在上海有特殊利益的各国代表召开圆桌会议，就公共租界、法租界及居民的安全保证措施和为解决其他问题而进行措施。随后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代表一致表示赞同该计划，中国代表颜惠庆、日本代表佐藤尚武也都原则上表示大致同意。

（二十）但在3月2日因日军迫使中方后撤到第二防线，日方态度又强硬起来，提出四项苛刻条件。再次要求中国军队先行后撤才停止攻击，日军撤兵只先撤至上海及吴淞地区，并不愿受中立国监督撤军，中国政府对此明确表示拒绝。3日日军再次发动进攻，同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召见日驻美大使出渊，指责日本一面接受国联2月29日决议，一面又继续扩大军事行动的做法。1932年3月初由于日军偷袭浏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3月3日日军司令官根据其参谋总长的电示发表停战声明，同日国联决议中日双方下令停战。24日在英领署举行正式停战会议，中国代表为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军事代表戴戟、黄强等七人，日本代表为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军事代表植田、田代等九人，英、美、法等公使和武官也列席会议。谈判中双方争论之点颇多，而在日军撤退时间、地点问题上尤为激烈。27日兰普森对各款提出折衷方案五条，28日至30日双方连续讨论无结果，会议陷于停顿，中国遂将上述问题提交国联特别委员会解决。4月19日国联特委会通过决议草案十四条，但日方对于其中第十一条联合委员会职权之规定时陆军认为干犯统帅权而表示坚决反对。经兰普森的调解后提出折衷方案，日本代表才以在投票时弃权，表示默认。于是30日在国联大会上将兰普森修改的决议草案通过，由此《中日停战协定》得以在5月5日予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昆山、苏州一线；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区，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代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协定之二、三、四条均有附件，附件一规定中国军队驻扎之具体地点；附件二规定日本军队驻扎和可以使用之地区；附件三规定共同委员会之组成。

（二十一）中国代表在宣读《协定》条文时发出两次声明，但并未作为附件而附属于《协定》文件之内。中国的声明一是关于《协定》第二条的声明，说中国方面在停战会议讨论此条时曾声明：“双方了解本协定内对于中国军队在其领土内之调动并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并说：“当时双方同意此项声明于该项会议时业经接受。”而是关于《协定》第三条的声明，说：“双方了解按照第三条，日军暂驻区域内之市行政权包括警察权在内仍由中国当局行使之。日军之暂用该项地点，于上海市政府之工作，不得有任何妨害。”此外中国政府同日在南京发表一个有关《协定》的书面声明，宣布将设置特别警察队，以维持临近上海租界的撤兵区域内的治安与秩序。日军的撤退分为四批实施，第一批自5月6日起日军主力部队向连接狮子林—杨行—大场—真如之线以东地区撤退；第二批至5月9日中午止撤出嘉定、南翔、浏河等地；第三批至5月10日中午撤出罗店；第四批从狮子林—杨行—大场—真如之线全部撤退。5月12日中国首都保安队接管闸北，19日接管江湾，23日接管真如，24日京沪铁路恢复全线通车，同日接管吴淞炮台。5月31日日军除海军陆战队及宪兵共2500人以外，全部撤离上海。中国调北平保安队1000人由瑞士教练统带赴上海维持治安，另派国军第二军精锐步兵2营驻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在地龙华。至6月17日淞沪铁路以东、沙泾港以西、公共租界以北、虹口方面越界筑路周围地域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全部撤入越界筑路地域以内，至此除《停战协定》所允许日军暂驻的丁区（闸北日本坟山）内的警察权尚未恢复外所有日军退出地区，完全恢复上海市政府的行政区与警察权。至7月17日日军最后撤离丁区，由中国方面派保安队予以接收。至此日军全部撤出公共租界和虹口越界筑路以外之地区，全面恢复“一二八事变”前之原状。

（二十二）参战军队：日军约9万人，包括第三舰队，混成第二十四旅团，第九、第十一、第十四师团；中国军队不足5万人，包括十九路军、第五军（张治中）。据中方战报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一共毙伤日军10254人，而据日方资料在侵略上海的战争中合计伤亡3091人，其中日军陆军战死620名，负伤1622名；海军战死149名，负伤700名。据中方战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合计总伤亡14104名，阵亡4274名，受伤9830名，其中十九路军伤亡官兵8792名；第五军伤亡官兵5312人。淞沪抗战中国民政府先后补充十九路军枪弹1060余万发、手枪弹49.8万余发、各种炮弹7.34万余颗、手榴弹16.7万余枚、步枪1500支、机关枪130架、各种火炮73门；补充第五军枪弹760余万发，手枪弹3万发、各种炮弹1.6万余颗、手榴弹5万枚、步枪1600支、机关枪12挺。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民被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后死亡6080余人，受伤2000余人，失踪10400人，共计损失16亿元的财产。战争一开始日军就出动飞机，有目的地对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文化部门施以滥炸，使中国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全部被烧毁，东方图书馆所收藏的数百万卷书籍资料包括“涵芬楼”所藏的10多万册宋版、元版珍贵古籍图书和清乾隆年间缮写的四库全书先遭炮火焚烧，后又被日军劫掠，据当时新闻报道日军以卡车抢运烧剩的书籍达7天之久。1932年5月5日双方在上海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又称《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可进驻若干军队。国民政府一味地依赖外交手段和依靠大国来解决争端，坚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导致最终局面，而英美等大国没有及时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也将引火烧身、自食其果。一·二八淞沪抗战激起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显示中国人民不畏侵略的精神。

（二十三）在民众抗战热情的鼓舞和推动下国民党内一批要员冯玉祥、孙科、吴铁城、李宗仁、陈铭枢等以通电、讲话等形式催促国民党政府支援19路军也坚定中国守军的抗日信心，就连阎锡山也赠送急需的重迫击炮数门、炮弹600发，被守军视为贵物。中国守军能够支持月余与全国民众的坚决支持是分不开的，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曾感动地说：“淞沪之役中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奖饰，永不敢忘。此同仇敌忾之心，使吾人感奋欲涕。”在中国十四年抗战中一·二八淞沪抗战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它是十四年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十四年抗战的重要起点之一。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团结一致、不畏强暴、敢于牺牲、追求正义的精神不仅激发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意志和决心，是十四年抗战中中国军队第一次与日军的全面对抗和较量，也是局部抗战阶段给予日军沉重打击的一次战役，还遏制日军的嚣张气焰，为全面抗战争取宝贵的备战时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日军在东北如入无人之境。由此日本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竟扬言2小时占领闸北、12小时搞定上海，气焰甚为嚣张。但是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将士发扬御侮卫国的爱国精神，抱定“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的决心，气吞倭寇，血溅沪野，造成日军伤亡过万。这一战局的出现让不可一世的日军在国际上的所谓声誉一落千丈，不得不最终接受国际调停。一·二八淞沪抗战使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第一次高潮得到空前体现，共赴国难、抗日图存的凝聚力转化为同仇敌忾、奋勇抵抗的战斗力，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自信得到增强。中国军人的英勇抵抗与九一八事变后的溃败逃跑、气象截然不同，使得全国上下弥漫的亡国灭种低落情绪一扫而光，使得十四年抗战开始赢得国际关注和支持，改变国际人士对中国抗战形势的认知，有力推动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有力展示抗战主张、决心和组织能力的重要时机，以构建领导全民抗战的重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