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哲学的童年 

金观涛

第四章 康德哲学的宏伟结构

康德哲学诞生的背景

        康德哲学中蕴含的方法能否真的带领人类走出现代真实心灵消失的困境呢？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方法，我必须先以简短的篇幅勾勒出康德哲学的整体结构。康德哲学向来以难懂闻名，其之所以难以为今人所欣赏，是因为康德用了很多形而上学的概念和论述。

        其实，康德哲学之意义在于其宏伟壮丽的理论结构，而非具体论述正确与否。换言之，这座哲学大厦上沾满了形而上学的污泥。接下来我尝试用高压水龙头冲掉这些污泥，以呈现出康德哲学的宏观结构。在此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下康德哲学的诞生背景，以理解其问题意识的历史和思想根源。

        康德出生于1724年，这时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已30多年了，经典力学的世界观已经建立，启蒙运动刚刚开始。1804年康德去世，这一年正值法国大GM冲击欧洲，天ZJ文明开始现代转型。也就是说，康德在世的80年恰逢欧陆理性主义如日中天，并有可能压倒英美经验主义的时期。

        如前所述，笛卡儿作为欧陆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创立了解析几何，开启了用数学精神（几何般清晰的思考）来解释自然现象、自我意识以及人类社会制度和行动的思想理论，并用其取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亚里士多德式）形而上学。

        康德是在对牛顿用数学精确地解释天体运行规律的惊异中长大的，目睹了法国启蒙运动中理性对天ZJ传统的颠覆。作为一个力图用启蒙运动的火焰取暖而不是被其焚毁的哲学家，康德毕生致力于重建形而上学，维系西方现代性中对SD的XY和认知理性分离并存的结构，从而保持真善美的统一。

        需要强调的是，康德生活在科学和经济远比英国、法国落后的边远地区——德国柯尼斯堡，在那里可以知晓现代科学的成果，也会受到法国越来越激进的启蒙思潮影响，但身为一个“乡下知识分子”，康德只能作为现代科学研究和启蒙运动的旁观者而存在。可以说，康德在发表《纯粹理性批判》以前所做的任何工作都是不重要的。

        德国历史学家赖因哈特·科塞雷克把1750——1850年称为世界历史的鞍型期。我认为科塞雷克通过概念史的分析得到的结论对德语区的欧洲更为合适。因为这正是德意志民族国家建立前的100年。当时德国的经济和科学远比法国和英国落后，但在思想上受到现代观念的巨大冲击。德意志民族国家建立前，日耳曼诸邦已建立了统一的现代教育ZD和法律系统。康德正活跃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段。

        康德从事的第一项研究工作是“活力”的测量，1749年他完成了首作《活力的真正测算》，实际上是参与“应该用还是作为能量表达式”的争论。康德在开展该项研究时，不知这个问题已被法国科学家解决了。

        此外，康德还发表过《一般自然史和天体理论》（1755年）、《把负数概念引入哲学的尝试》（1763年）、《试论大脑的疾病》（1764年）等科学研究成果。另外，当时特异功能在欧洲非常流行，康德研究了各种特异功能记录，并写了一篇《以形而上学的梦来阐释一位视灵者的梦》（1766年），证明特异功能是不可靠的。

        以上是康德在50岁以前所做的研究，其中诸如宇宙起源的星云说之类的猜想虽不无原创性，但这些研究之所以被后人记住，只是因为它们是康德所著，而非源于其本身在现代科学确立中的地位。1770年，康德获得柯尼斯堡大学的教授职位，开始了“沉默的十年”，酝酿《纯粹理性批判》。

        康德思想的成熟是受到两件事情冲击的结果，分析这两次冲击的含义对理解康德哲学极为重要。

        一是休漠经验论对笛卡儿理性主义的批评。前文已经详细描述过休谟对笛卡儿理性主义的质疑，康德曾表示：“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作者注：欧陆理性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二是卢梭思想的刺激。卢梭对康德的巨大影响，则集中在法国启蒙运动对个人自主性的注重。康德意识到个人自由是现代价值系统（特别是个人权利）的核心，立足于这一价值的契约社会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康德虽然不同意法国大GM这种建立现代社会的方式，但完全接受了启蒙价值。

        康德是启蒙价值的支持者，他在1784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公众之自我启蒙是更为可能的；只要我们让他们有自由，这甚至几乎不可避免。”但与此同时，他并不赞同GM的方式：“凭着一场GM，或者将摆脱个人独裁及贪婪的或嗜权的压迫，但绝不会产生思考方式的真正革新，而是新的成见与旧的成见一起充作无思想的大众之学步带。”

        在法国大GM之后，尽管康德一直保持关注和支持，但在1797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中，他对于处决路易十六一事依旧持有不同意见：“对这样的处死的赞同实际上不是出自一个想当然的法权原则，而是出自对也许有一天东山再起的国家对人民进行报复的恐惧，而且采取那种正式的处死，也只是为了赋予那种行为以惩处的色彩，因而赋予一种司法程序的色彩（这样的程序就不会是谋杀了），但这样的掩饰是不成功的，因为人民的这种僭越还是甚至比谋杀更可恶，在此这种僭越包含着一个原理，这个原理甚至必然会使得重建一个被颠覆的国家成为不可能的。”

        对于康德的这一复杂态度，哲学家托马斯·西博姆认为根据康德的理论，GM本身并不具备道德正当性，但GM者及其支持者在这一过程中一直试图建立一个共和体制，康德支持的是他们的奋斗目标和理念。

        康德的目标是重建形而上学，一方面响应休谟的怀疑论，另一方面找出不同于欧陆理性主义的哲学作为现代价值的基础。我认为，康德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进行以人为中心的“认识论”转向，建立了一种以“判断”为基础的新哲学，力图重新证成现代性，给出一种真善美统一的理论。

        康德将形而上学比喻为一只船：休谟是将他的船弄到岸上（弄到怀疑论上）来，让它躺在那里腐朽下去；而自己是给它一个驾驶员，这个驾驶员根据从地球的知识里得来的航海术的可靠“原理”，并且备有一张详细的航海图和一个罗盘针，就可以安全地驾驶这只船随心所欲地到任何地方去。

        这一切造成康德哲学的复杂性及其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形而上学已经过时，是一种早已死亡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康德利用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转向，开启了现代哲学。直到今天，西方哲学家依旧认为严格的道德论证无法离开形而上学。

 

“三大批判”的结构

        康德在处于土崩瓦解的形而上学中注入了哪些新要素，从而使其“起死回生”，成为一种能够容纳现代性的哲学呢？这就是“先验观念论”。暂且撇开“先验观念”是什么不谈，“先验观念论”一个极为重要的功能是成功响应了当时科学GM对哲学的挑战。

        康德哲学并没有像经验论和怀疑论那样，仅仅划清“应然”和“实然”、“事实”和“价值”之界限，以防止科学进入终极关怀和价值领域就心满意足了。它将理性归为某种先验观念，实现了本来以宇宙为中心的理性向以人的主体为中心的转化。

        康德认为自然科学（物理学）和数学本是同源的，它们都蕴含在理性之中。根据康德的定义，“数学和物理学是理性应当先天地规定其对象的两门理论的理性知识，数学完全是纯粹地规定，物理学至少部分是纯粹地、但此外还要按照不同于理性来源的另一种知识来源的尺度来规定”。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牛顿力学可以用数学来认识天体运行，引发了近代科学GM。据此，康德哲学重新界定了道德的基础和终极关怀的位置，再一次像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那样，实现了真善美的统一。

        由此可见，先验观念论的意义是在欧陆理性主义和英美经验主义的对立中找到一条新路，把两者都超越了。正因如此康德哲学才能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沿各自内在逻辑展开都碰到困境时，成为20世纪晚期的期待。

        康德超越两者的做法是实现理性中心的转化，这必须通过批判欧陆理性主义展开其哲学论述。康德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开启了思想理论的“批判范式”。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中走过来的读者或许对批判哲学印象深刻，实际上它是康德创造的。

        我要强调的是，“批判范式”本是在欧陆理性主义具有不可动摇地位时，通过剖析其内在缺陷彰显自己主张的一种方法，而不是批判本身一定会导致创新。

        为什么康德的主要哲学著作叫“三大批判”？这是因为他致力于否定欧陆理性主义，所以，只有以欧陆理性主义为标靶，才能看清康德哲学的论述方向。

        根据欧陆理性哲学，数学是理性的纯粹形态，用它来推出自然规律就是自然科学（物理学），牛顿力学就是例子。这集中反映在笛卡儿的“普遍数学”观念中，笛卡儿将其界定为“可以解决秩序和度量所想知道的一切”的普遍学科，其包含着其他学科（如算数、几何学、天文学、音乐、光学等）“之所以也被称为数学组成部分的一切”，以及人类理性的初步尝试，是一切学科的源泉。理性不仅支配着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还可规定终极关怀。康德对此的否定就是《纯粹理性批判》，也就是“第一批判”。

        按照欧陆理性主义，理性在人类社会中的表征是法治、个人权利和道德规范，现代社会本质上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ZD和社会行动。对其进行反思即重新界定“实践理性”，这构成康德的“第二批判”。

        欧陆理性主义不仅主张知识和社会必须处于理性的主宰之下，还提出审美和艺术也必须是理性的。17——18世纪欧洲绘画和音乐的主调都是理性主义，情感在西方艺术传统中被认为是边缘低下、难登大雅之堂的。对此进行再思考就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也就是“第三批判”。

        简而言之，康德哲学的本质正是破除理性主义用理性（数学和基于几何公理的推理）笼罩一切领域的谬误，指出理性在认知、实践和审美中各自的位置与前提。

        三大批判的基础是“第一批判”。因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提出了先验观念论，以澄清数学和自然科学（物理学）的关系，从而重建了新的理性哲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必须先简略介绍牛顿力学的主要成果及其对当时欧陆思想界的巨大冲击。

        牛顿力学可谓是横空出世，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用几何和数学方法证明天体运动规律的精美理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力学（特别是天文观察，也就是数理天文学）十分强调观察的精确性，而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框架的数理推导，特别是公理化论述更多地被等同于心灵的建构。牛顿以《几何原本》为模板将数理天文学公理化，写出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力学居然通过牛顿三定律公理化了！这有点匪夷所思，并不容易为时人所接受。

        实际上，牛顿力学直到18世纪40年代才逐渐被欧洲社会普遍接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首版大约只印了300本，而欧陆科学界对这本书的态度也以批评为主。后来牛顿对书稿进行了修订并增补了注解，于1713年和1726年分别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1729年这本书由拉丁文翻译成英文，之后又翻译成法文。1739——1742年，两个法国牧师出版了该书第三版的注释版，也就是所谓的“YS会注释版”。自此之后，这本书才得到广泛流传。

        牛顿力学被普遍接受与一件事有关：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指出，根据万有引力原理，地球的赤道半径略长，两极的半径略短，地球的形状是椭圆的而非圆的。1735-1744年，法国巴黎科学院执行了一项探测计划，以检验牛顿理论。如果地球是椭圆形的，同样弧度在赤道附近和极区附近所对应的弧长会不同，实验的结果是高纬度地区（芬兰）的弧长小于低纬度地区（秘鲁）的弧长，牛顿的预言得到最终证实。

        1744年康德正值大学生涯，可以想象这项探测结果对康德心灵的震动有多么巨大，而康德的大学老师兼学术引路人马丁·克努岑，借给康德自学的第一本书就是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几何和数学层面的心灵创作居然能与自然界的天体运动相吻合？这构成康德先验观念论诞生的重要历史和思想背景。

 

哲学的“哥白尼GM”

        在数学家心目中，即使没有自然科学实验，数学表达依旧为真。问题的难点在于，牛顿力学通过结合数学符号推理和科学经验观察居然可以预见自然科学（物理学）定律。

        对此，康德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物理学）统一在“先天综合判断”的原则之下，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数学界定为关于人先天具有的整理感觉模式（先天直观形式，即时间与空间）的知识。

        康德举过一个例子：我们通过在纸上画一个三角形（经验性直观）来构造三角形的数学概念，在经验直观层面，三角形存在大小、边长、角的差异，但在数学知识中，这些不会改变三角形概念的差异都会被抽象掉。

        数学之所以可以被用于认识宇宙规律，是因为感觉经验被纳入先天的整理经验模式（时间与空间）之后，才能产生确定的知识。这一感性必须与理性结合才能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即自然科学知识。在此意义上，客观的“物自身”永远是不可知的，科学只能解释现象。换言之，康德在这里用“经验”或“现象”来确定了理性的边界。

        这里所谓的康德“理性”包含知性和理性两个范畴。简而言之，康德区分了感性、知性和理性，即“我们若是愿意把我们的内心在以某种方式受到刺激时感受表象的这种接受性叫作感性的话，那么反过来，那种自己产生表象的能力，或者说认识的自发性，就是知性。我们的本性导致了，直观永远只能是感性的，也就是只包含我们为对象所刺激的那种方式。相反，对感性直观对象进行思维的能力就是知性”。

        而“知性尽管可以是借助于规则使诸现象统一的能力，而理性则是使知性规则统一于原则之下的能力。所以理性从来都不是直接针对着经验或任何一个对象，而是针对着知性，为的是通过概念赋予杂多的知性知识以先天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可以叫作理性的统一性”。

        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康德是最早明确地提出知性与理性的区别的人。他明确地指出，知性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而理性则以无限的和无条件的事物为对象。”换言之，康德是将过去哲学讨论中的“理性”分解为了“知性”和“理性”的部分，由此实现了理性中心的转化。

        由于本书重点在于为读者勾勒康德哲学的基本结构，为了避免烦琐概念使用带来的混淆，这里统一用“理性”来指代康德关于知性和理性的讨论。借用邓晓芒的说法，“知性或者可以称为理性知识，广义的理性知识包括知性和理性”。我在方法篇中将指出，理性本质上是数学符号真实的代名词，更广义上说，它是真实性结构的符号系统。康德对“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实则表明这一符号系统既可以反映经验世界，也可以与经验没有任何联系。

        康德认为自然科学的发现源于（先天的）理性强迫自然回应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让自然牵着走。即“理性必须一手执着自己的原则（唯有按照这些原则，协调一致的现象才能被视为法则），另一手执着它按照这些原则设想出来的实验，而走向自然，虽然是为了受教于她，但不是以小学生的身份复述老师想要提供的一切教海，而是以一个受任命的法官的身份迫使证人们回答他向他们提出的问题”。

        此外，康德还借此一举回应了休谟对因果律的质疑，因为因果性来自理性，同时又通过“物自身”的不可知化解了理性主义中科学对ZJ的直接否定。更重要的是，康德由此实现了理性中心的转化。理性原本是整合数学、宇宙和人类社会法律的客观外在的法则，这时却变成人处理感性知识的一种模式，人自此成为科学理性的中心。

        邓晓芒指出：“康德所做出的一个惊人的GM就在于把数学（算术和几何学）与知性脱钩，而划归‘感性’。这种理解与当时几乎一切理性派和经验派的哲学家都是完全不同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中提出，纯粹数学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在于认识主体中的先天直观形式，即时间和空间，时空不是概念，而是直观。而直观对于我们人类只能是一种感性的接受能力，因为我们只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形式下才能够接受一切感官杂多的材料。

        所以数学的直观并不是智性的直观，而是属于感性的直观，当然不是感性直观的内容，而是它的形式，又叫作‘纯粹直观’。但纯粹直观最终不能离开‘经验性直观’而有任何意义，数学知识只是作为可能经验的形式、即自然科学（物理学）知识的形式才能被看作是知识。”

        康德自称这是哲学从“地心说”向“日心说”的大转化，也就是将理性（认识论是其一部分）从符合客体转向以个人主体为中心。康德哲学因此被视作哲学界的“哥白尼GM”。

        问题在于，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对吗？难道数学真的是“先天综合判断”？天体运行符合数学定律是人用理性处理感性知识的结果吗？这种对数学、科学和因果律的认识是否正确？事实上，数学和现代科学的本质是如此深奥，远不是康德时代可以回答的。

        但康德将《纯粹理性批判》称为理性主义的“哥白尼GM”。这并非虚言，因为它虽然在科学上不正确，但有助于建构容纳现代性的哲学。这种颠倒的真正价值是康德据此提出了他的“第二批判”，即《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的原话是：“这里的情况与哥白尼的最初的观点是同样的，哥白尼在假定全部星体围绕观测者旋转时，对天体运动的解释已无法顺利进行下去了，于是他试着让观测者自己旋转，反倒让星体停留在静止之中，看看这样是否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现在，在形而上学中，当涉及到对象的直观时，我们也能够以类似的方式来试验一下。”

        根据康德的“第一批判”，理性是人先天具有的，这样一来，法律和道德的存在并不是理性主义所说的外在理性法则（自然法）在人心中的反映，而是人的一种先验观念。据此，康德实现了一个哲学上的伟大跳跃，即人必须将理性上升到自觉层面，意识到自己应当服从理性（包括理性规定的法则）。

        “实践理性”是指人意识到自己必须自觉遵循道德规范，人的道德自律成为理性的最高实现，其基础是人的自由意志。更重要的是，只有这种自律才能证明人是自由的。如果沿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万物趋向自己的目的）的提法，道德（理性）本身就是目的。如此一来，道德价值在现代社会中获得了新的位置，真善美的统一由此具备了基础。

        “第二批判”全面展开了休谟“实然”不能推出“应然”的观点，指出理性的社会实现，其本质是自由的个人遵循道德，并服从正义的法律。道德和自由是无法认识和证实的，其只具备实践的可能性。这与宇宙法则以及用理性认识宇宙（实然的世界）是两回事。

        康德在历史上最早把道德定义为向善的意志，从而将“道德律令”和“自然法则”区分开来，道德哲学从此诞生，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事。在古希腊哲学中，追求道德和认知理性（自然规律）不可分离。JDJ则将道德视作神授之法。

        唯有康德通过“第二批判”才建立起基于形而上学的应然世界法则。从此以后，无论是正义的法律，还是自然法、人权，抑或是伦理美德，都可以立足于实践理性，与神学无关。这无疑为整个现代价值系统找到一个与笛卡儿理性主义完全不同的基石，其建立在个人自由和主体性之上，且与理性主义的一元论划清界限。

        现代价值系统最初只能立足于ZJ和理性的分离并存，ZJ是道德和个人自由不可抽离的基石。康德将现代价值系统归为独特的、理性的形而上学分析，这样一来，康德哲学中科学（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亦呈分离并存的结构，康德哲学的信奉者可从两个方向走向SD：一是作为“道德律令”的道德，二是神秘的“物自身”。一种可以容纳现代心灵的哲学出现了。

        “第三批判”进一步将“第一批判”和“第二批判”对认知理性的限制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从而阐明“第一批判”和“第二批判”的关系。《判断力批判》由《审美判断力批判》和《目的判断力批判》两部分组成。前者属于艺术哲学，讨论判断的本质和普遍性;后者进一步凸显出主体内在的自由，论证道德追求和自由互为前提。

        如果用人们熟悉的说法来解释，“第一批判”的内容是“我能知道什么”，“第二批判”的内容是“我能做什么”，“第三批判”的内容是“我能期待什么”。三者共同构成了“人作为人的条件”，即“人是什么”。其中，个人自由成为整个哲学系统的“拱顶石”。

        康德的墓志铭是《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一句名言：“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这句话道出了康德哲学的精神：

        第一，康德实现了真德律善美的整合，星空和道德都是永恒的、值得探索和敬畏的对象，二者不同貌，但同源，而美学则是作为“真的哲学”（星空）和“善的哲学”（道德）的逻辑延伸;

        第二，17世纪最令人惊奇的事情是数学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运用，康德凭借先验观念论证明数学和自然科学（物理学）本质上的一致性，对此做出令当时人信服的解释。

 

为什么康德能够制造“旷世奇迹”

        在历史上，康德第一个用“判断”而不是“本体”作为哲学的基础。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传统中，判断只是知识表达的形式（先天逻辑），它没有被单独抽出作为哲学的基础。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康德借重他那个时代依然流行的逻辑形式的研究方法：凡是知识都具备逻辑判断的形式，用符号语言表达为“S是P”。换言之，普遍有效的知识是一种“判断”，确定判断的性质就是研究的第一步。

        此外，康德进一步提出先验（而非先天）逻辑，即逻辑虽然在经验之先（先天），但必须与经验相结合。借用邓晓芒的说法，“先天的”是说我们在一件事情发生之前就可以先天地断言它;“先验的”除了指可以先天断言外，还是关于这个断言在经验上如何可能的知识。

        一旦以“判断”为哲学基础，康德哲学大厦的结构就很容易理解了。

        从内容上，可以把判断分为先天的（不借助任何经验的）和后天的（必须借助特定经验的）两类。康德举过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从先天或纯粹直观中构造一个圆锥，但这个圆锥的颜色只能由后天或经验的直观给予出来。

在（逻辑）推理过程中，又可把判断分为两种：

        分析的（谓语P的内容已经包含在主语S中）；（公民市民）

        综合的（谓语P给主语S增加了新的内容，即P外在于S，但又与S有联系）。（内外移民）

        一个世纪后，德国数学家弗雷格给出了进一步的定义：分析命题是依赖一般逻辑法则和定义而得以确证的命题;综合命题是依赖特殊科学的原理得以确证的命题。

        这样，数学和自然科学属于先天综合判断。在康德哲学中，只存在先天综合、先天分析、后天综合这三类判断，那为什么没有后天分析呢？康德举过一个分析判断的例子：一切物体都有广延，这个判断只需要从“物体”这个概念中就可以得出，这时候它不需要有任何外在的、经验性的证据。换言之，一切分析判断都是先天的。

接着康德指出判断的形式有四个方面，每个方面又各含三个部分：

        “量”（全称、特称、单称）

        “质”（肯定、否定、无限）

        “关系”（定言、假言、选言）

        “模态”（或然、实然、必然）

不同判断类型的划分承袭了当时的逻辑学家的做法：

        把判断区分为全称判断（‘人皆有一死’）、特称判断（‘有人终有一死’）和单称判断（‘苏格拉底是会死的’）在当时是老生常谈了。

        同样，逻辑学家也把判断划分为肯定的（‘灵魂是可朽的’）、否定的（‘灵魂不是可朽的）和无限的（灵魂是不朽的）。

        再者，判断可以是定言的（用康德的例子，‘存在着完满的正义’）、假言的（‘如果存在完满的正义，则冥顽不灵的恶人将受惩罚’）或选言的（‘世界要么根据难以理解的偶然性而存在，要么根据内在的必然性而存在，要么根据外在原因而存在’）。”

        这样，也就得到12组纯粹概念的范畴，康德用“判断”重建了哲学，这是一座包含逻辑、理性和一切范畴的宏伟大厦。

        为什么用“判断”作为哲学基础会有如此功效？这是因为“判断”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占据特殊的位置。两个判断之间的推理属于形式逻辑（三段论），判断哲学必定以形式逻辑作为其理想形态，而形式逻辑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第一个力图用形而上学来理解数学真实的观念系统。

        我在第二编中将详细论证，亚里士多德发明以三段论为中心的形式逻辑，是为了把基于柏拉图理型论的古希腊数学（几何）方法纳入形而上学。这样一来，康德的先验观念实际上是把柏拉图理型论纳入人的心灵中：

        一方面，这使得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成为先验观念的一部分。保证了康德哲学能够实现真善美的整合;

        另一方面，判断的哲学由于其自身的性质，具有某种程度的现代色彩。使得康德哲学今天仍有吸引力，创造了其包含的形而上学至今没有被否定的旷世奇迹。

        为什么可以这样讲？一方面，“判断”无疑是以主体为中心的，而且有着“S是P”这样的基本结构，其中S（主语）和P（谓语）是符号所指涉的不同对象。“S是P”构成了康德哲学的基石，而上述判断的基本形态是以语言学和主体存在为前提的，这使其具有不同于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性质。研究者由此可对“事实判断”、“逻辑判断”和“价值判断”做本质的区别，建构不同的哲学分支，并且可以把现代符号学研究引进判断哲学中。

        另一方面，“S是P”来自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其表达的原本是理型之间的关系。康德将其转化为判断的理性形态，本来形而上学中客观存在的理型就变成了约束判断的先验观念了。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今日“观念”（idea）一词确实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型”（ideal ），但康德开创的观念论和古希腊的理型有本质的不同。理型是客观存在的，即使它在亚里士多德以后演变为经验理性亦是如此。康德观念论的核心是离不开主体的先验观念。

        正因如此，康德用观念论批判理性主义时，必须颇为费心地与爱尔兰哲学家乔治·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但一旦划清界限，康德就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中找到一条构建现代真实心灵的道路。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把康德哲学定位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转型。既然康德哲学的整个内容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我们就能理解其中最困难的问题：支配所有判断的先验原则是什么？

        在今日哲学家看来，这个问题没有太大意义。既然判断是哲学的出发点，那么哲学家要做的是去寻找支配不同类型判断的原则，而不是去寻找存在于所有判断之中的先验原理。当判断来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时，问题就不同了。亚里士多德把理型视为万物最后趋向的最终目的，当理型转化为先验观念时，它必定仍然支配着判断。所以，康德一定要找到支配一切判断的先验原则。

        康德的答案是指涉的有效性和普遍性。因为“S是P”的终极意义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指涉本身，二是任何判断都被纳入可普遍化的框架，因为在古希腊哲学中任何理型必须先是普遍的。而且，判断的本质是把理型转化为先验观念，判断的机能也就必定受制于“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

        此外，道德作为向善的意志，虽然是实践理性，但离不开感情和价值，因为“善”是“好”的普遍化，“好”直接与感知愉快相关。这样一来，判断哲学还必须处理人的价值判断中的先天限定。

        因此，“第三批判”是“三大批判”的中心环节，唯有判断力才能将理型转化为先验观念，判断力的形成受到“目的因”（理型的自我实现）的支配，以上构成了康德哲学方法的基础。

        正因如此，黑格尔认为康德哲学是目的论的。他如此评论康德目的论式的判断力：“康德开始从这样的原则去看有生命的东西，在有生命的东西里，概念或普遍性包含在特殊性内。作为目的，这普遍性不是自外而是自内决定着个别的和外在的东西，决定着有机体各部分的构造，这就是说，个别的方面自然而然地就适应目的。”

        综上所述，康德哲学作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转型，在深层结构上具有现代哲学倾向。如果用今天准确的语言来表述康德哲学对形而上学之改造，可以发现它存在两个基本的潜在发展方向：

        一是将哲学论述符号化；

        二是把数学等同于逻辑。

        为什么可以这样概括？只要把判断作为哲学的基础，在“S是P”的基本表述中，S（判断的主语）和P（判断的谓语）都必须是符号，并被用以指涉不同的对象。这样，只要把思维严格化，就会发现哲学论述的正确与否，首先取决于符号系统表达是否有意义。换言之，哲学只要发生语言学转向，并研究符号和指涉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能确认哪些哲学问题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没有意义的。

        更重要的是，在“S是P”的基本表述中，蕴含着三段论形式逻辑。此外，康德把数学视为先天综合判断，其潜台词是把数学等同于逻辑。因他认为凡是知识都具备“S是P”的逻辑判断形式。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则是其中一个分类（先天综合判断）。

        可以说，把数学视为先天综合判断，恰恰是20世纪关于数学基础讨论中逻辑主义的“数学即逻辑”这一基本观点的含混表达。

        众所周知，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以及对数学基础的大讨论正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它们的不断展开给人类思想以巨大冲击，奠定了当代哲学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