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血汗工厂剥削纪实。报告文学传世之作《包身工》创作历程。

1995年2月21日，我国《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活得洒脱，去得从容，记夏公》的短文，此文出自夏衍先生生前秘书李子云女士之手，李子云女士通过这篇短文对同年2月6日逝世的夏老表达了纪念和缅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广电部为他做95岁生日之后，他和我聊天的第一句话是'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这话让我悚然一惊，很少有作家能这样严于衡量自己的作品。”

作为共和国文坛影坛的泰斗级人物，夏老一生留下了大量经典作品。可是，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回首自己一生的时候，他最看重的，却还是那篇仅有不到9千字的报告文学《包身工》。

1930年初，鲁迅先生主编的《文艺研究》创刊号中刊出了中文版《蟹工船》的出版预告，这是这部无产阶级文学经典第一次在中国正式出版。在预告文中，鲁迅先生毫不吝啬对这部小说的赞美，他写道：“日本普罗列塔亚文学迄今最大的收获，谁都承认是这部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

同年四月，陈望道先生主持的大江书铺出版了潘念之译的《蟹工船》，虽然很快被国民党当局以“普罗文艺”的罪名封禁，但依然在当时的中国文艺界造成了巨大影响。

在为数众多读到这部小说的人中，有个名叫夏衍的青年共产党员。《蟹工船》中描写的日本渔工们所经受的残酷的剥削和折磨，一下子让他回想起了在与上海做工人运动的同事们交谈时所了解到的那些当地日资纱厂女工们所遭遇的非人待遇，夏衍一直致力为底层人民，特别是底层女性争取权益，以此为契机，创作一部像《蟹工船》一样反映日资纱厂女工真实生活情况的作品的想法一下子出现在了他脑海中，他立刻付诸行动，展开调研。

调研结果可谓触目惊心，夏衍年轻时曾留学日本，亲眼见证过被认为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生活水平最低的日本国内纺织纱厂女工的悲惨生活，而民国日资纱厂女工的处境则还要更加恶劣，当时有句俗话说女工的工作是“从鸟叫做到鬼叫”，一天工作时间至少有12个小时，因为机器持续运转，工房内不但极其潮湿，温度更是高达45度以上，在这种环境下，只要不是受伤，伤口很快就会感染溃烂，且机器轰鸣震耳欲聋，空气中总是弥漫着连续的碎屑，很多人因此听力受损，甚至失聪，患上严重的肺病，就算在工作中受伤，女工也经常无法得到应有的赔偿，如果动作慢了，轻则遭遇辱骂或被扣工钱，重则要挨包工头的殴打，而这些甚至还不是最糟糕的。

在这些工厂中，还有一种处境远比普通女工更为凄惨的特殊工人包身工。所谓包身工是当时工厂实行的一种定期卖身的雇佣制度，大部分出现在日资工厂内。在这之前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中，纱厂的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工厂主们觉得城市的工人越发不听话，但他们又需要大量人力，便把魔爪伸向了各种边远地区。他们派出包工头前往江苏，浙江等地的贫困农村，专找那些家里有十五六岁女孩的人家招女孩进城做工，包工头会尽量把工厂的待遇说得如何优厚，令那些贫困的女孩家人或女孩本人信以为真，以此哄骗他们签下一份包身文字契约，契约中会写明包工时间，一般为三年，这三年中，女孩做工的工资都归包工头，女孩本人的吃住则由包工头负责，而包工头每年会给女孩父母一些钱作为包身费，可当这些签下契约的女孩来到工厂，却发现等待他们的是牛马不如的奴役式劳动，在极其繁重的工作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摧残下，很少有人能活到契约结束。夏衍对包身工的处境十分好奇，可包身工的人身自由受到包工头的严格限制。加上长期受到虐待的包身工们也普遍不信任外人，调查陷入僵局。

时间一晃到了1932年，导演沈西苓想要拍一部以上海女工生活为题材的电影，根据之前收集到的资料，他和夏衍合作创作了电影剧本《女性的呐喊》，这是中国史上第一部涉及到包身工生活的文艺作品。但是由于资料有限，加上国民党当局对电影创作进行干涉，最终的成片质量并不理想。但是这次收集资料，撰写剧本的过程还是让夏衍深受震撼，他觉得自己有义务继续去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于是他决心去写一篇关于包身工生活的作品，可是因为这时的革命工作十分繁忙，这件事情就只能暂时搁置了。

直到1935年，国民党当局大力搜捕在上海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夏衍幸免于难，组织要求他暂时隐蔽起来，他便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开始了针对包身工的调查，夏衍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一次，一方面他自己“做夜工”每天凌晨到包身工们上工的地方蹲点取材调查，坚持了足足两个月；另一方面，他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老朋友，在当地青年学会办工人夜校里教课的女青年“冯先生”冯秀英来帮忙，冯秀英女士为他介绍了一个夜校学生，在日本纱厂里做工的杏弟，杏弟性格机敏，用夏衍自己的话说“她有工人阶级共有的率直和单纯，在她这种率直和单纯的背后，还隐藏着一种常人不能企及的应付事态的才干”，在杏弟的掩护下，夏衍多次成功混进纱厂，亲眼见证了包身工们所遭遇的种种苦难和折磨，带着满腔的悲愤，1936年年初夏衍完成了这篇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的丰碑级作品《包身工》。

《包身工》有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开场，凌晨4:15，大部分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在上海杨树浦福临路某日资纱厂里那些被骂作“猪猡”的“生物”就已经被工头们呼喊着上工了，这些几乎已经失去了身为人所应有的羞耻心和尊严的少女，便是文章的主角“包身工”。他们大多是遭到同乡人哄骗，签下包身契约来到这里的，他们住的是臭气熏天的集体宿舍，吃的是喂猪的豆腐渣和碎米煮成的粥，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当时，这种哄骗未成年少女到工厂进行奴役劳动的现象愈发常见，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一二八”事变之后，一方面，日资工厂对工人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思潮已经在普通工人中蔓延，这些工人逐渐地团结一致，为改善待遇而斗争了，可工厂主们是绝不肯为工人让利的，于是，他们便开始寻找更听话，更廉价的劳动力，夏衍指出包身工与传统工人有三点不同，第一：根据契约，包身工的身体属于带工老板，老板因此可以肆无忌惮地虐待包身工。第二：保身工都是乡下出身的少女，几乎不可能接触到外界的进步思想，便于管理和监禁，是绝对“安全”的“罐装劳动力”。第三：包身工的工价低廉，一个包身工的工资还不到同时期男工的1/3。

对于当时的工厂主来说，有着三大优势的包身工毫无疑问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夏衍在叙述包身工“优势”的同时，举出了一个因过度瘦弱而得名“芦柴棒”的少女的例子，“芦柴棒”害了重伤风，下不了床，可是他凄惨的境遇换来的竟是监督的殴打和一盆浇头的冷水，这种堪称触目惊心的虐待，在当时的工厂里只是个“常有的例子”，用工头的话说，对待包身工的方式就是“尽管打，打死不要紧，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在这种情形下，包身工自然是人人得以欺之了。有个名叫小福子的包身工因为工作失误，先是遭到工头毒打，之后又被工厂里的日本女人罚站，而如果因为惩罚耽误了做工，做不出一天的活儿，那之后更是免不了受到变本加厉的折磨，想要指望工头发善心或者逃走，那更是万万不可能的。

靠着这种用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日资纱厂在中国的规模迅速扩大，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日资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下面，却都附托着中国奴隶的冤魂。夏衍说这件事例让他想到船户养的“墨鸭”，“他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他的颈子上轻轻的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可是，至少船户并不会去虐待和折磨墨鸭，而当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时候，居然连这一点点的关怀都不存在了。最后，夏衍发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索罗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包身工》初稿完成后，夏衍又委托杏弟帮自己收集更多关于包身工身世的资料，希望能进一步充实文章内容，可杏地这次一去，就很长时间没有再联系夏衍。

1936年6月，《光明》半月刊杂志创刊，急着要稿，夏衍便把《包身工》给了这家杂志。《包身工》一经发布，便在文坛引起了热烈反响，大多读者惊异于文中描述的骇人听闻的折磨和剥削，可是，因为工厂主严格封锁消息，终究还是没有在包身工群体本身中掀起太大的波澜，杏地也不知道这回事。一直到当年十月，她又一次通过冯秀英联系到夏衍，交出了新一份调查资料。为了取得包身工们的信任，本就生活极不宽裕的杏弟，自费给包身工们买东西，送食物，才能让调查进行下去。

夏衍对这项调查本来已经没有什么期待，看到杏地如此努力，他既感慨又愧疚，他想起近其上海爆发了一系列罢工事件，便赶忙发问，这些事情是否在包身工中产生了什么反响？杏弟却摇摇头，“这样的事，包身工是不会知道的，外头工人知道了，有哪个敢在厂里讲？今年纱厂生意好，日夜赶工还来不及，厂里定了新花样，叫做车间比赛，车间和车间都有工作比赛，生活做得快，可以有奖赏。”夏衍追问奖赏的内容，杏弟苦笑着回答，所谓的奖赏根本不是什么实质性奖励，只是一张“名誉奖状”而已。夏衍听了，心情十分复杂，也不再继续追问，专心读起资料来。

杏弟这次收集到了11位包身公的详细出身信息，看到这些活生生的案例，大家产生了从法律上帮助包身工的念头，恰好当年10月25日的《立报》介绍了这样一个案件：一个纱厂包身工，因为请假问题被包工头的老婆毒打，包身工出逃，却遭包工头诬陷盗窃，因此被告上法庭，在法庭上包身工将两腿亮出，让人们看到他被殴打的伤痕，法庭最后判包身工无罪。这个案件的结果让大家精神为之一振，杏弟也觉得自己可以到包身工们中间去，教她们用法律维权，可夏衍担心杏弟做得太过，会遭到厂方打击报复，他有些迟疑地对杏弟说：“即使这是犯法的事，可世界上成为公开秘密的犯罪不是多得很吗？”杏弟坚决地回答：“要是真的犯法，我们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地告诉每一个包身工，她们要性命，吃不起苦的时候，自会到巡捕房里去告的，我不怕，顶多杨树浦不做，到沪西去做也可以。”杏弟的回答让夏衍大受震撼，原来世界上真正的同情和善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阶级感情，正存在于这些连自己衣食都无法保证的人们心中。

第二天，夏衍便去找到了一位以正直敢言闻名的郑姓律师，郑律师听了夏衍的陈述，十分震惊，他表示这种无意识的强迫劳动绝对是构成犯罪的，所谓的包身契约在法律上也无效，可是却有一个问题，当时的法律规定，必须当事人自己主张，法院才会进行调查和判决，可毫无法律常识，人身自由还受到极大限制的包身工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更糟糕的是，国民党当局根本就不敢得罪开纱厂的日本人。当时沪西白里南路有三家鼎足而立的工厂，中国人开的某新纺织厂，白俄人开的某远版材厂和日本人的丰田纺织会社，而一旦出了问题，国民党当局也许敢于处理某新，干涉某远，却决计不敢碰一碰丰田。夏衍大失所望地感慨：”到当时的任何一家工厂去看看，称得上犯罪的压榨工人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而在这些底层人民饱受折磨和剥削的同时，本应保护人民的国民党当局又在哪里？“郑律师听了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苦笑应对。

至此，夏衍只好把自己从郑律师这里了解到的法律依据写信告诉了冯先生和杏弟，可是，对于这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却始终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哪怕他一直认为社会是必然进步的，毕竟，在巨大的黑暗面前，几个人能做的事情实在是有限，现实也确实如同夏衍的担忧一样，虽然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中国本土厂家几乎不再使用包身工，但缺乏监管的日资纱厂依然是肆无忌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日资纱厂被接收改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包身工制度才终于被完全废止。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地位和待遇都得到了极大提升，野蛮残忍的包身工制度似乎已经彻底成为了历史，但写作《包身工》时所见证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惨剧，却一直在夏衍的心中挥之不去。

1959年，年近60的夏衍写了一篇名为《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的文章，夏老说：“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人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和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虽然中国已然是换了人间，但夏老心中还是有所担忧，野蛮残忍的包身工制度究竟会不会随着人们的懈怠而卷土重来？所以直到1995年夏老临终时，心中所记挂的依然是《包身工》，让《包身工》留下来，可以看做是夏老的遗愿。可是，在某些领域，让《包身工》”留下来“的过程却并不是那么的顺利，在夏老去世后不久，原本作为高中语文课文的《包身工》便被”请“出了语文教科书，之后，更是在教科书中反复留留去去，虽然我并不理解其中的原因，但当然，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无论《包身工》在未来是否作为中学语文课文，毫无疑问，他也会凭借其中体现的社会价值和革命生命力必然是“可以留下来”代代相传的。

《包身工》可以留下来，一定会留下来，留在亿万劳动者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