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孚，是兔是虎？
司马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复杂人物，试详悉之。
正史对司马孚的评价很高，主要是因为一个“忠”，著史者认为他忠于曹魏旧主。
《晋书》中说司马孚“内弘道义，外阐忠贞”，重点夸了两件事，一件是高贵乡公被弑，他跑去枕尸痛哭；另一件是晋武帝受禅，陈留王被赶去金墉城（位置在洛阳西北角，是魏晋两朝的皇家监狱），他握着陈留王的手哭得稀里哗啦，说：“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晋书》评论这是“疾风彰劲草”，在“赞论”部分给司马孚下了六字定语，“立节，雅性贞亮”。
立节，是立臣子之节。贞亮，是忠贞诚信。就如刘勃老师所说的，“曹魏忠臣的名声他占着”。
然而如果仔细审视司马孚的一生，这个“忠”字其实并不牢靠。
司马孚出仕的时间、起点都与哥哥司马懿差不多，都是曹操有意培养的储备人才。司马懿起家文学掾（《晋书》没有明说，我怀疑是曹丕的文学掾），后任太子中庶子；司马孚则起家曹植的文学掾，因为脾气与曹植不合，改任太子中庶子，兄弟俩一起为曹丕效力。
魏文帝时，司马孚担任侍中、中书郎、结事常侍等内官，魏明帝时担任度支尚书，后来历任尚书右仆射、尚书令。度支尚书掌管全国钱粮调度、尚书台是当时的权力中枢，司马孚干得都不赖，并因此被封为亭侯。在时人的评价中，司马孚被视为小一号的司马懿。
然后就到了改变曹魏政权与司马氏一族命运的高平陵政变
高平陵政变是一场豪赌，而司马懿竟然赌赢了，这是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南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感概世事的诡异：
“嘉平之役，极是异事。曹氏造基立业，虽无两汉本根之固，然自操至此，已五六十年，民志久定。司马懿再世受遗，信非忠贞，何遽盗夺？而况虚位无权，势同单庶，一旦因人主在外，闭门截桥，刦取事柄，与反何殊？此至愚者不敢为。懿号有智，而披猖妄作，自取族灭。然竟以胜，一异也。曹爽兄弟，昬庸童竖，无足深责。然崇、信、何、邓，惟其所为。晏等皆胜流名士，并居要职，命令所由出。方天子朝陵，爽、义扈徔，未知晏、颺之流安在？而变起仓猝，但有桓范拔剑南奔，其余竟无一辞。懿奏既通，骈首受戮，而魏事已去矣。懿一旦侥幸，於至愚而成至智，晏平时自许以上智，而终成下愚。苟无人心，忍而就此哀哉？二异也。昔韩馥让州於袁绍，竟走厕求死。当危亡之际，举国无人，乃至於是。孟子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何太甚乎 ？”
所谓“虚位无权，势同单庶”，是说在高平陵政变时，司马懿已经离开权力很久了。景初二年（238年）魏明帝驾崩，司马懿与曹爽受顾命辅佐幼主。但不久之后，司马懿就被任命为太傅，名为升职，实际是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到了正始八年（247年），司马懿索性称病，不再参与朝政。高平陵政变是在249年，距离司马懿淡出权力中心已有十年，距离司马懿彻底告别权力也已有两年。政权、军队、皇帝，都在曹爽兄弟手中，而司马懿竟然发动了政变。
司马懿以他四朝老臣、两度顾命、西拒诸葛北灭公孙而建立起来的威望与人脉，争取到了蒋济、高柔等老臣的支持，但当时蒋、高等人跟司马懿一样，已全都靠边站。政变的核心团队是这四个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司马孚。
《晋书.景帝纪》里说，早在高平陵政变之前，司马师就已招募刺客三千，散在民间。正始九年（248年），河南尹李胜转任荆州刺史，到司马懿家辞行，司马懿故意装作病得不久人世——这都说明，司马懿、司马师父子在很早以前就开始策划政变。但是司马懿父子口风很严，连司马昭都是政变前一天晚上得知。
那么，司马孚呢？他是早已知情，还是像司马昭一样，到了图穷匕见那一刻才得知？这事史书中没提，不好妄加猜测。只能通过次日政变时的部署，来进行揣测。
由于兵力实在有限，政变当日，司马懿按重要性，设了四个必须攻占的军事要地：
1、武库。武库是国家储存兵器的地方。按律，禁军平时将武器交到武库保存，遇事统一发放。占领此地，既然可使已方士兵得到装备，又可切断敌方的武器来源。所以这是最最重要的军事要地，由司马懿亲自前往占领。
2、司马门。占领司马门可以切断皇宫内外的联系，让宫外的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又可将殿中禁军堵在宫城内部，内外军不能通气联合。这是第二重要的军事要地，司马懿派了司马孚、司马师两个人去。
3、二宫。当时皇帝已随曹爽、曹羲兄弟离开洛阳，去城南九十里的高平陵拜祭魏明帝，宫中只有郭太后。司马懿派司马昭去守住郭太后。在司马门被占领之后，这个任务的难度被减轻了不少。
4、曹爽、曹羲兄弟麾下的武卫营。司马懿派去了老臣高柔、王观。
——由这部署可知，司马孚的重要性更在司马昭之上。司马师手里有兵，但是搞政变光有兵是不行的，司马懿担心司马师威望不够，所以要借同样德高望重的司马孚去镇住场子。
既然司马孚的作用如此重要，对他实行消息封锁就显得不可思议。而且，司马懿策划政变多年，很难想像他是一个人，他肯定要找人分析形势、权衡利弊，这个人会是谁？司马师？司马师还不够，最合适的人是司马孚。
事实上，即使司马懿想对司马孚封锁消息，想必也不能够。《晋书.山涛传》中记载了正始八年，司马懿刚开始称病不朝时，山涛跟同僚石鉴的一次夜谈，山涛：“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睡得着。知道太傅为什么要称病不朝么？”石鉴：“宰相三日不上朝，一尺诏书就可卸任回家。有什么好多想的。”山涛叹了口气：“石生你最好祈祷以后不要尽在马蹄间奔走啊！”山涛不久就弃官而去。《晋书.列女传》记杜有道妻严氏对时势的判断：“何晏等骄侈，必当自取其败。司马太傅兽睡尔，哪天他醒来，何晏等人只怕会像阳光下的积雪一样销融掉。”山涛是司马懿夫人的表亲，杜有道与姻亲傅玄都是司马氏一党，由此可知在司马氏一党中，多多少少是有些风声透露出去的——只是具体什么时候动手，这是高度机密。
如叶适所言，司马懿“一旦因人主在外，闭门截桥，刦取事柄，与反何殊？”谋反是要夷三族的，其他人可以袖手旁观，司马孚可不行。司马孚的作法显示司马氏兄弟在政治上是共进退的。
高平陵政变前，司马孚担任尚书令。魏晋时期尚书台是一个实权部门，尚书令是能够位列最高决策层的，但因为司马懿，司马孚同样受到排挤。司马孚的反应并不是像后世的钟毓那样，向当权者表忠心，预先跟弟弟钟会划清界限，给自己求得一份赦免状，而是“不事庶事，但正身远害而已。”
可知兄弟俩的戏路是一样的。人前装老白兔，人后就跳起来做猛虎扑食。
所以说司马孚不是主谋之一，只是临时拉来串戏的，我还真不敢相信。
司马孚再次发挥重要作用，是在嘉平五年解新城之围。
合肥之战的背景，是嘉平三年八月司马懿病死，司马师接班。司马师想立战功来提升威望，于是在次年十一月，以司马昭为都督大举讨伐吴国。但是被诸葛恪大败于东关。
嘉平五年，尝到甜头的诸葛恪进攻淮南，围攻新城。恰在当年，蜀汉的费祎被刺身亡，姜维得志，再次对魏国采取攻势。东、西两个方向同时攻击，曹魏政权与司马师的统治同时面临危机。
西边战线，司马懿曾经经营多年，根基牢固，姜维很快就粮尽而退，威胁主要来自南边。领兵出征不是司马师兄弟，而是司马孚，征发士兵多达二十万。两军耗在淮南，最后吴军退走，危机解除。司马孚也在这一役中建立起威信，以至于两年之后毋丘俭叛乱时，众人都提议让司马孚前往征讨。最后司马师听从钟会等人的建议，带病出征，暴毙在淮南。
总的来讲，司马懿、司马孚兄弟的关系，颇像《冰与火之歌》中的泰温.兰尼斯特与凯冯.兰尼斯特。泰温在世时，凯冯隐在身后，悉心辅佐。泰温死了，凯冯就需要站到前台来。
若说司马孚是曹魏忠臣，魏武帝、魏文帝、魏明帝三人在泉下，肯定都不答应。
但是，司马孚在司马氏篡魏的其他事件中确实表现得十分消极。
高平陵政变之后、齐王芳被废前后，司马氏都有一系列铲除异己的举动，从来没见司马孚参与。齐王芳被废、高贵乡公被弑、陈留王禅位，这些场合都可以看到司马孚哭泣的身影。入晋之后，司马孚受到的恩宠为诸臣之首，但他不以为荣、常有忧色。临终时，给自己的盖棺定论是：“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
不仅是司马孚本人，他的那些儿子也似乎求尽量避开司马氏-曹魏之争，不将出卖故主看作立功受勋的好机会。司马孚有司马邕、司马望、司马洪、司马辅、司马翼、司马晃、司马瑰、司马珪、司马衡、司马景十个儿子，司马邕、司马翼没有入晋就已去世，余下诸子碌碌无为，建立事功的是司马望与司马晃二人。其中在曹魏时期就已闻名的是司马望。
司马望曾跟随司马懿征讨王凌，因此受封亭侯。后来司马昭安排他与裴秀、钟会、王沈三人一起，到高贵乡公身边监视皇帝。裴秀、王沈后来都成为西晋的开国元勋，被封为公爵，王沈更是告发高贵乡公、导致高贵乡公被弑的直接责任人，钟会如果不造反，估计也少不了封个公爵——但司马望显然对这个职责感到恶心，他主动申请调离富贵安全的洛阳，去关中前线跟姜维打仗去了。
这些姿态也不能武断的判断地认为是作伪。
后人的评价分化成两端。
一种观点，是对司马孚在篡魏过程中的实际作用视而不见。
如《晋书》里那样，夸他立节贞亮。
或者如叶适这样，为了夸司马孚，不惜把他塑造成反晋的人物。“安平献王仁不遗亲，义不背君，耄期称道，本末可考，孰谓司马氏之门乃有斯人乎！至顺族人子，当化家为国之时，光艳翕赫，不以自喜，执意求实，非其所立，以至困穷，悲夫！”
另一种观点，则说他是个伪君子。
比如王应麟《困学纪闻》：“司马孚自谓魏贞士。孚，上不如鲁叔肸，下不如朱全昱，谓之正，可乎？”
鲁叔肸是鲁宣公的同母弟弟，两人都是鲁文公的庶子。大夫襄仲杀鲁文公嫡子，立鲁宣公。鲁叔肸为表示反对，织履而食，终身不食鲁宣公的俸禄；朱全昱则是朱温的亲哥哥，曾公开反对弟弟篡唐——按王应麟的高标准，司马孚既然没有反对司马懿父子，那就是个不忠的，还装什么贞洁！
可能是因为“文章千古事”，古人有种一提笔就上头的臭毛病，在生活中，他们对于人性暧昧难言的那部分、世界中非黑非白的复杂程度，都是门清，但是一拿起笔，他们往往就圣人上身，留诸书面的思维往往非黑即白。
我们今天跳出那种思维陷阱看待司马孚，不过是一个夹在信仰与门户利益之间左右为难的可怜人罢了。
司马孚的出现是有时代烙印的。因为汉末魏晋时正是世家大户势力兴起、门阀政治开始形成而并未最终定型的时候，儒生忠君的信仰与门户利益对他的影响力相对持平，形成拉扯，使他踌躇。
倘若司马孚早生一百年，那他要么学王莽的儿子反对自己父亲，要么附逆赌上一把；倘若司马孚晚生一百年，落在东晋，那也好办，万事以门户利益第一，皇帝算个屁！
偏偏司马孚生得不早不晚，落在时代变更的门缝里，成了尴尬人。顶着忠臣的名，却做过叛逆的事，得到来自家族的高额馈赏。看似是人生赢家，但事情也可以倒过来看。说你是曹魏忠臣呗，你帮着兄长侄子篡了国；说你为家族劳苦功高呗，你心里明明还念着旧主。
晋武帝对司马孚其实是很有意见的，只是看他是爷爷辈，不好发作而已，气都撒在司马孚的子孙身上了。泰始八年司马孚薨，孙子司马隆嗣位，咸宁二年司马隆薨，没有子嗣，晋武帝就任由它绝嗣国除。咸宁三年，晋武帝大规模调整诸侯分封，可能是因为不好意思，又重新建立安平国，立司马隆的弟弟司马敦为安平王。那将分封中，其他诸侯普遍增邑，安平国却被大幅减邑，从食邑四万户降为一万户，从“超大国”降为“次国”。
遗祸子孙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