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

（一）张宗昌（1881年2月13日  —1932年9月3日）字效坤，山东省掖县（今山东莱州）人。奉系军阀头目之一，长期盘踞山东。张宗昌生于1881年2月13日，由于这一天是上元节，又称灯节，而民间有“初一的娘娘十五的官”这一说法，因此给张宗昌起个小名叫“灯官”。张宗昌幼时曾接受短暂的私塾教育，为后来张宗昌能读书、写字打下基础。塾师祝修德为其起名张宗昌，乃昌盛张氏家族之意。少年时代的张宗昌经常衣食无着，饱尝挨饿受冻之苦。为了度日糊口，张宗昌放过牛，当过放铳手、酒计等。痛苦不堪的童年生活既让他过早地饱尝人间的冰凉，又磨练他的意志，增强、提高他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1897年胶东一带又遇荒年，民不聊生，张宗昌逃荒关外。在东北流荡期间他在东北打过零工，扛过长活，与扒手、胡匪为伍。1899年张宗昌应招到中东铁路当筑路工，在这期间当过装卸工，干过扳道工。由于张宗昌身材高大，勇于干重活，宽厚大度，重义轻利，所以在工人当中很有威信，也逐渐得到俄国人的青睐。并且学会说一口流利而又发音准确的俄语，为人也挺仗义的。所有的华人警察都听命于他，华人在那里大小事情都会找他，连俄国人也让他三分。后前往西伯利亚淘金充任总工头，在金矿任总工头时不仅学得一手颇为出色的淘金技术，而且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出众的射杀猛兽猎手，锻炼出极准的枪法。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俄国报纸不断报道中国革命的消息，经人介绍后张宗昌与革命党人张西曼、胡金肇等发生联系，加之张宗昌在海参崴时即已经接触过革命思想，经宣传鼓动后拉队伍回国参加革命，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久即随军到上海，在陈其美部下任光复军的团长。1913年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二次革命时江苏是国民党人讨袁的主要省份，张宗昌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然而张宗昌却在前线倒戈，投降北洋将领冯国璋，从此成为直系之一部。1916年11月冯国璋出任代理总统，张宗昌则任侍卫武官长。1918年护法运动爆发后张宗昌又出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随张怀芝赴湘参加对南方军队的作战，结果大败而逃，改任暂编第一师师长。

（二）1921年张宗昌又奉命率部入江西，与江西督军陈光远交战，结果在吉安地区被陈光远打败，所部也被陈光远解散。张宗昌在江苏已无立足之地，只得只身北上直隶省城保定，投靠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曹锟本想收留张宗昌，但吴佩孚等将领容不得这位土匪出身的师长，一怒之下张宗昌和曹锟手下一名失意军官许琨远赴奉天投靠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由直系转到奉系。1921年投靠奉系之后张宗昌也只能从头干起，先任宪兵营营长。不久吉林军旅长高士傧（原吉林督军孟恩远外甥）联合胡匪卢永贵要和张作霖作战，当时张作霖刚在直奉战争中战败，无大兵可派，便决定派张宗昌率宪兵营去应战。这本来是一场势力悬殊的较量，但由于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很多都是和张宗昌当年一起闯关东的同乡，此外还有不少山东老乡，不是黄县人就是掖县人，大多久闻“张长腿”的名号。凭着这种关系，张宗昌兵不血刃即把胡匪收编成三个团，张宗昌又吸收从俄国逃到中国国内的俄国白军。张作霖很高兴，任命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这样张宗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不久俄国内战，白俄卫军败逃到中国，大多投靠张宗昌，不多久张宗昌已有近万人马。由于人多、枪多，张宗昌的军费开支庞大，虽然张作霖不断从奉天拨款资助也是入不敷出，无奈张宗昌便在自己辖区内让士兵种植鸦片来弥补不足。这事引起奉军各部不满，要求张作霖遣散这支队伍。加之张宗昌的部队一向匪气极重导致声誉甚差，张作霖便有心裁撤。1923年秋张作霖趁陆军各部演习，派出校阅委员郭松龄到张宗昌第三旅，视察张部的演习情况，名为校阅演习，实则伺机遣散，演习过程相当苛刻。后张作霖对张宗昌大加宠爱，把他从吉林调到沈阳，并将张宗昌部改为奉天陆军第三个旅，下辖四个团。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宗昌被任命为镇威军第2军副军长，立下军功。战后段祺瑞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张宗昌被任命为宣抚军第1军军长，驻扎上海。

（三）正当张宗昌还在上海寻欢作乐时段祺瑞政府任命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张宗昌想夺取江苏地盘的愿望落空，一怒之下把部队撤往江北，集中徐州。张宗昌撤兵，张作霖着急，向段祺瑞求情，要求把由皖系郑士琦管的山东让给张宗昌。当时段祺瑞要靠张作霖抗衡冯玉祥，以维持自己执政的地位，迫不得已免去郑士琦的军务督办而改任张宗昌。郑士琦虽被免职，但并不离任。张宗昌等了三个月，最后派许琨率两个旅入山东，又派参谋长王瀚鸣到济南拜会郑士琦，软硬兼施下郑士琦不得已离开济南。1925年2月张宗昌被任命为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驻扎徐州。1925年4月张宗昌从徐州率大队人马进入山东，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接着张宗昌又武力逼走省主席龚伯衡，自兼省主席，由此张宗昌支配山东省。但任内因苛酷残忍，对民众处以刑罚，而被民众呼为“狗肉将军”。张宗昌和奉系的其他将领一样都以日本为后盾，1925年5月张宗昌镇压青岛的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酿成“青岛惨案”。在统治山东省期间张宗昌积聚大量私财，存入大连的日资银行内。1925年4月底青岛发生1.8万纱厂工人参加的大罢工，5月遭到日本军舰和北洋政府血腥镇压，镇压共造成8人死亡、17人重伤。75人被捕，数百人被通缉，3000多名工人被遣送回原籍，史称“青岛惨案”。1925年4月底青岛发生1.8万纱厂工人参加的大罢工，5月10日罢工胜利，各纱厂复工。这时日本厂主不但不履行复工条件，反而勾结军警封闭工会，于是青岛各纱厂又举行第二次联合大罢工。罢工发生后日本政府一面派遣军舰开进胶州湾，准备登陆屠杀工人；一面强迫北洋政府出面镇压。1925年5月29日山东督军张宗昌和胶澳督办温树德出动军警2000余人包围3家日商纱厂和工人宿舍，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当场死8人、重伤17人。75人被捕，数百人被通缉，3000多名工人被遣送回原籍，此为震惊中外的"青岛惨案"，领导这次工人运动的中共青岛党组织负责人李慰农和支持工人运动的民主人士、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惨遭杀害。

（四）从1914年日本第一次占领青岛到1925年日人在青先后开办六家大型纱厂，六大纱厂的中国工人长期遭受着日本资本家的压榨和虐待。他们工资低廉，同时要受“押薪制”（即工人每月发薪时厂主扣除20%作为押金，3-5年后发还。期间如果工人离厂或被开除，押金则被没收）的盘剥。他们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劳动条件极端恶劣，几乎没有任何劳动保障。如病假超过十天即行除名，女工经期不准休息，结婚生孩子不再雇佣等等。他们要遵守苛刻的管理制度，其中包括侮辱人格的搜身制。他们更要忍受日本人的种族歧视，钟渊纱厂规定：中国工人不能与日本职员同走一个大门，为此专为中国工人挖了一条地下隧道，隧道上下各有9级台阶，被中国工人称为“十八层地狱”。为了改善待遇，争取权利，青岛日本纱厂的工人们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1925年初他们在中共青岛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成立自己的工会，4月19日工会在向纱厂厂主提出包括承认工会为工人之正式代表、增加工资、取消押薪制、工伤工资照发、延长吃饭时间、不得打骂工人、保护女工及童工等21条要求，没有得到答复后大康纱厂5000名工人举行罢工。在工会的发动下到4月底罢工总人数已达2万人，这就是青岛第一次同盟大罢工。这次罢工得到全市各界乃至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同情，他们不仅积极声援、捐钱、捐物，还派代表来青慰问，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特别开辟《工潮专号》来支持罢工。尽管日本资本家使用各种手段破坏罢工，但收效甚微，最终被迫与工人谈判。在青岛商会和日本领事馆的调停下劳资双方于5曰日签定复工协议，工人提出的主要条件基本得到满足。5月10日1万多工人在四方召开庆祝大罢工胜利大会，同时举行工会挂牌仪式。工人复工后日本厂主却一方面以种种借口拖延履行复工条件，一方面策划对工人进行报复。他们开除51名罢工骨干分子，并向胶澳商埠当局施压要求取缔工会。

（五）5月25日大康、内外棉等几大纱厂工人再次举行罢工，这就是第二次同盟大罢工。日本政府立即向北洋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中国当局镇压罢工，同时把本国军舰开进胶州湾，准备随时登陆自行镇压，在日方的威压利诱下亲日派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训令胶澳督办温树德派遣军警镇压罢工。5月28日夜2000多名警察及海军陆战队员包围四方的日本纱厂，29日凌晨军警冲入内外棉纱厂，要求工人退出工厂，遭到工人拒绝后海军陆战队根据温树德“打死人不要紧”的训示向工人开枪，当场打死8名工人、打伤10多人，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五·二九”青岛惨案。大康纱厂5000名工人举行罢工，在工会的发动下到4月底罢工总人数已达2万人，这就是青岛第一次同盟大罢工。这次罢工得到全市各界乃至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同情，他们不仅积极声援、捐钱、捐物，还派代表来青慰问，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特别开辟《工潮专号》来支持罢工。张宗昌虽然当上军长，但在奉系控制的东北及直隶、山东等省都没有自己的地盘，要想当个督军、省长，唯有向南争夺江、浙。当时江苏督军是齐燮元，浙江督军是孙传芳，江、浙是直系的势力范围。段祺瑞任命亲信卢永祥为江浙宣抚使，准备消灭齐燮元，夺加地盘。张作霖也想向江南扩张，于是支持张宗昌南下。1925年10月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冯玉祥的国民军开始携手挑战奉系，张宗昌迎击（浙鲁战争）。随后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一度势弱的直系吴佩孚参战，形成国民军对直系和奉系联盟的局面。12月张宗昌自任直鲁联军总司令，开始攻击北京的国民军，张宗昌与参谋长王瀚鸣、随军参谋长李伯仁以及部将许琨、毕庶澄、吴致臣、褚玉璞等商议后即率部从天津动身南下。

（六）直军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原为张宗昌部将，受过张宗昌很多恩惠，这次张宗昌南下时他不忘前恩、让出大路，使张宗昌长驱直进江苏。齐燮元仓惶逃离南京，张宗昌轻而易举得到江苏，命部前进驻苏南要地，自己亲率一部进入上海，摆出大举进攻浙江的姿态。孙传芳知道自己的实力难以抵抗奉军，早已派人向张作霖输诚，张作霖也有意笼络孙传芳，保证消灭齐燮元后停止向浙江进军。当张宗昌进入上海后孙传芳知道他流氓成性，即派心腹赶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赌场、酒市都包下来，供张宗昌天天花天酒地、寻花问柳。随后孙传芳亲到上海结识张宗昌，并尽力拉拢，还结拜为兄弟，这样张宗昌放弃攻取浙江的打算。1925年张作霖的奉军几次入关，取得很多利益。继李景林、张宗昌先后任直隶、山东军务督办之后奉军以天津为据点向南扩张至长江下游，以邢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师驻南京，后又派刘翼飞、赵鸣臬两旅开赴上海。9月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至此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然而就在奉系得意忘形之时孙传芳联合陈调元突然起兵反奉，10月奉浙战争爆发，奉军毫无准备，大败而逃，东南半壁全数丢失。张作霖不甘心失败，召集张宗昌及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等将领开会，即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领兵南下收复江苏、安徽。12月张宗昌、施从滨等在北京领到大批饷银和给养，张宗昌任命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兵攻安徽蚌埠，自己则率白俄军由济南沿津浦路东侧开进，掩护施部向南急进。结果施从滨部在蚌埠遭惨败，张宗昌的白俄军也受到重创，施从滨本人也被孙传芳俘虏后斩决，张宗昌率部逃回山东。不久李景林被冯玉祥国民军打败，由天津退往山东，与张宗昌联合组织直鲁联军，张宗昌任总司令，李景林任副总司令。1926年夏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吴佩孚首先遭到沉重打击，孙传芳决定和奉系重新修好，共同对付北伐军。

（七）11月孙传芳派杨文恺先后去见张宗昌和张作霖，取得谅解。随后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齐集天津，由张宗昌、孙传芳联合提议，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任命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同时决定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孙传芳。1927年初张宗昌调集十余万军队南下援助孙传芳，进驻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中直鲁联军大举屠杀工人、学生，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但是随着北伐军向华东的进逼，北洋军将领陈仪、周凤岐、陈调元、王善、张克瑶等先后归附北伐军，北伐军占领浙江及安徽的安庆、芜湖等地，直取南京、上海。孙传芳见大势已去，遂将宁沪防务移交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自己率部逃往江北扬州。张宗昌的王翰鸣第十一军在寿州遭到惨败，张宗昌亲征合肥，围了三个月也未攻下。3月下旬北伐军先后占领南京、上海，后又渡江北进，直鲁联军节节败退，5月北伐军攻下蚌埠、徐州，张宗昌率残部退回济南。对张宗昌的败退时张作霖十分恼怒，要追查责任。就在这时张宗昌得到一个情报，说第八军军长兼海军司令毕庶澄和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暗中有联系，于是决定杀毕庶澄。由于毕庶澄手握军权，张宗昌不便明杀，更不愿自己下手，便指使时任直隶军务督办的部将褚玉璞于1927年4月4日在济南将毕庶澄诱捕杀害。张宗昌既借刀杀人，又搪塞南下战败的罪责，把失利原因推到毕庶澄通敌之上。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两支军阀势力在北伐军的打击之下已被消灭瓦解，剩下奉系军阀还想负隅顽抗。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大元帅，并宣布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宗昌被任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团军团长。张作霖趁宁、汉分裂之机派张宗昌率军开赴陇海线一带对付冯玉祥军队，双方在徐州交战，张宗昌部损失惨重。

（八）张作霖急电严斥张宗昌“久战无功”，张宗昌恼羞成怒，于10月上旬与冯军再激战于河南兰考一带。张宗昌师长潘鸿钧用计诱降冯军之旅长姜明玉率部倒戈，逮捕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押解济南。张宗昌获胜，大喜，下令枪杀郑金声。众幕僚劝阻，但张宗昌执意要杀，而这一杀也像孙传芳斩杀施从滨一样使自己在数年之后招来杀身之祸。1928年春国民党四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奉军节节溃败，张宗昌在山东的日子已很不好过。山东地方势力多派联合，逼张宗昌脱离张作霖，自成山东省保安总司令部。不久又听说南京政府委任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宗昌受到内外逼迫，只得于4月底率直鲁联军离开山东撤入直隶之德州、天津至冀东滦州。直鲁联军是民国时期奉系军阀直隶督办李景林部和奉系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部组成的联军，1925年12月奉系军阀直隶督办李景林部和奉系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部组成联军，分任正副总司令，并与冯玉祥部国民军展开激战。国民军攻占天津，李景林逃往山东，与张宗昌会合，企图东山再起。1926年初直鲁联军对天津冯玉祥部发动反攻，此后李景林下台，张宗昌接任直鲁联军总司令。后直鲁联军南援助直系军阀孙传芳，与北伐军作战。1927年3月在上海工人发动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直鲁联军驻防上海的部队被逐出上海，直鲁联军驻防南京的部队被第二、第六军击溃。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在山东击溃直鲁联军，9月直鲁联军残部在河北滦东地区再次被击溃，余部被白崇禧部改编，至此直鲁联军退出历史舞台。直鲁联军中部分改编为第21师（整编第21旅），1949年在师长张伯权率下在北平接受和平改编，部分改编为第41师（整编第41旅），1949年在上海被歼灭。部分改编为第48师（整编第48旅），1949年12月于四川德阳起义。部分改编为第58师（整编第58旅），后改隶第74军，在孟良崮战役中被歼灭，其后又有重建，1949年5月撤销番号。

（九）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火车离开北京，于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即“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死后张宗昌悲痛万分，手下尚有五万人马不知何去何从。他向张学良恳求出关，张学良深怕他出关后取而代之，不但不允许出关，反而派于学忠等部将其控制。北伐军占领京、津后9月白崇禧率部到达冀东，包围张宗昌部。张宗昌感到大势已去，化装从一条小巷走出，找到一条小渔船从滦河口逃往大连，再乘船东渡日本，残部五万人被白崇禧全部收编。张宗昌虽然流亡日本，但仍不甘心失败，寻机卷土重回。1929年张宗昌仍贼心不死，妄图东山再起，他冒充中华民国代表与谢米诺夫订立所谓的《中俄军事协定》议寻求外援。逊位清帝溥仪为他不断打气，派人到旅顺慰劳他，还送给他《臣鉴》一部，以示厚望。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纠合鲁东余部在烟台登陆，结果遭到失败，仍逃回日本。张宗昌仓皇逃往日本，住在自己在东京购置的别府，在这里他虽然表面上当起寓公，但是暗地里仍没有停止政治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张学良率东北军退入关内，出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春张学良担心张宗昌充当汉奸，电邀他立即返回中国，暂居北京铁狮子胡同。1932年9月张宗昌又以回籍扫墓为名从北平窜到济南，当时的山东省主席是国民党冀豫鲁“剿匪”总指挥、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不能让张宗昌卷土重回，韩复榘发现他阴谋重新占据山东，然而便决心除之 。8月张学良召集华北驻军诸将领到北平参加军事会议，在会议期间经石友三的介绍后张宗昌认识韩复榘。其后又经石友三的撮合，张宗昌、韩复榘、于学忠、张学良结成盟兄弟。张宗昌比韩复榘年长几岁，遂以大哥自居，曾在席间向老弟说了这么一段话：“俺的许多老部下现在都散驻在山东各处，俺只要去招呼一下，立即可以汇合成一支队伍！”听了这话后韩复榘表面不动声色，只陪笑敷衍，然而内心已动杀机，他知道张宗昌会对自己在山东的统治构成威胁。

（十）两天后韩复榘由北平返回济南，又过了几天张宗昌便收到韩复榘派出人送来的许多礼物和一封亲笔信，邀请张宗昌速到济南来“共谋大事”。张宗昌看信后觉得机会来临，决定南下山东。然而张宗昌的旧部金寿昌、徐晓楼、他的母亲祝巫婆、下野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还有张学良等全都反对张宗昌回山东，认为韩复榘不怀好意。但张宗昌东山再起之心急切，并不理会众人的劝阻，于8月底携带原参谋长金寿昌到达济南。张宗昌到济南后受到韩复榘的盛情款待，石友三也被邀来作陪，但是几天下来也没听韩复榘提到“共谋大事”，张宗昌感到很失望。再说张学良得知张宗昌南下山东后十分着急，1932年9月2日张学良借张宗昌姨太太之名给张宗昌发一电报，假称祝巫婆病危，让他马上返回北平。3日上午张宗昌接到电报后万分焦急，即向韩复榘说明及辞行。韩复榘也显得很焦急和同情，当即派人为张宗昌订了下午5点37分的火车票。下午5点钟韩复榘通知山东省军政要员在济南火车站为张宗昌送行，张宗昌与韩复榘等握别，返身登车时突然遭到刺客的枪击，当即死亡，刺客就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早在1927年11月郑金声被张宗昌杀害，郑继成早就发誓要为先父报仇，如今机会来了，郑继成欣然领诺。不久张宗昌被几个所谓把兄弟骗至济南“旧地重游”，韩复榘也假意隆重接待，每日都有酒肉宴请。1932年9月3日郑继成与好友陈凤山提前埋伏在济南火车站内，这天下午张宗昌带两个护兵要回北平。6点开车前张宗昌站在车厢口向送行者招手告别时身穿灰色大褂的陈凤山从人群中一跃而出，举枪瞄准张宗昌，但枪未打响。身高近两米的张宗昌见势不妙，随身携带的新式德国造手枪又在饯行宴会上送了别人，只好掉头就跑。跑到餐车尽头后张宗昌启门跳下，向北逃命。此时四面枪声大作，郑继成、陈凤山紧追不放，追至三站台北面7股道时连向张开数枪，击中要害，张宗昌随即毙命。

（十一）1932年9月4日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投案自首的消息传遍全国，郑继成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大公报》、《中央日报》、《山东民国日报》等报纷纷撰文说明张宗昌实在祸鲁不浅，郑继成杀他是人民公意，社会各界、各民众团体也纷纷发表电文希望特赦郑继成。经冯玉祥等奔走帮助后在一个月后郑继成被国民政府特赦，郑继成无罪释放。1922年2月张宗昌从在黑龙江五站一带平定奉军后方之乱可侧厄重于奉张，被委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绥宁镇守使，同时收编由苏俄流亡来我国东北的白俄部队，实力大增。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被拥为镇威军（奉军）第二军副军长，率部先奉军嫡系部队入关，大收直军，为奉张立下汗马功劳。继之他奉命临时改称宣抚军第一军军长，驱兵沿津浦线南下，直掏南京、上海。旋又被任为苏皖鲁剿匪总司令，回驻徐州。张宗昌自1922年在东北五站起家时就开始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并信奉“有兵则有权”的原则，在其后的军事生涯中拼命地扩充和培植这支军队。督鲁后所部号称40万，实际也有20万。他虽隶属奉系，一些事不得不听命于奉张，但奉张始终是将张宗昌所部作为“异已”（非嫡系部队）来看待的。张宗昌独掌山东军政大权后利用山东的富庶大力扩张自己的武装力量，很快达十万余人马。同时他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如镇压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造成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但是在当时中国政局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张宗昌要保住自己的地盘也不容易，他到山东不久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兵临直隶，紧逼李景林。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的国民二军也趁机进攻山东，兵锋直指山东南大门徐州。张宗昌准备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谁知他在济南尚未动身时徐州镇守使孙钵传已弃城逃路，济南危急。张宗昌率部奋力反击，死伤惨重，总算把济南保住，把国民二军赶出山东。

（十二）张宗昌督鲁后于1925年9月在济南设立山东省银行，以发行纸币，并代理省库。此前张宗昌在山东各地就推行使用奉票，发行金库券，随后更是大肆滥发山东省银行票、军用票、金库券、公债。1926年5月发定期有息金库券1000万元，督鲁三年前后共发行金库券1600万元。省银行初发钞票300万元，共计发行2300万元，在本省发行1300万元。张宗昌先后两次滥发军用票，第一次发行时间为1926年1月至1927年1月，共印制军用票总额1030.9万元，面值分为一元、五元、十元、一角、二角、五角等六种，实际发行750.9万元。第二次发行时间为1926年11月至1928年4月，面值仍分六种，发行额增至1025万元。张宗昌在济南期间最重要的文化功绩是主持合并组建新的山东大学，当时他有意聘请王寿彭出任山东教育厅长来整顿山东教育，但王寿彭也不是那么好请的，张宗昌三次才将王寿彭请出山，接到济南后聘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原山东大学堂（后曾先后改名山东高等学堂、山东高等学校）于1914年停办，王寿彭任山东教育厅长后首先在济的六个专门学校的基础上重新申办“省立山东大学”，在济南东郊筹备建校，与此同时张宗昌和王寿彭在山东省范围内大办洋学。1926年在张宗昌的命令下山东6个公立专门学校合并，在济南建省立山东大学，自此历史上正式有了“山东大学”的名号。当年8月5日王寿彭到职视事，挂出校牌，9月5日举行开学典礼，王寿彭在会上发表“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训词，“山大”即正式开课。学校设文、法、工、农、医5个学院，计有中国哲学、国文学、法律、政治经济、商学、机械、机织、应用化学、采矿、农学、林学、蚕学、医学13个系，并有附属中学。

（十三）校设评议会，院设教务会，系设教授会，定期研究教学、人事、经费等问题。大学部有教师320人，其中教授200人，除专业课外并开设选修课，学生毕业授学士学位。而张宗昌对予山东大学的投入是很舍得的，山东教育厅当时每月拨给山大2.5万元，教职工的待遇是校长月薪400元，系主任及教授月薪300元至360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但是好景不长，学校开学的第二年王寿彭便因教学理念保守被逼辞职。其后张宗昌曾内定著名学者辜鸿铭为校长，以接替王寿彭。但辜鸿铭当时已是病情危急，不久即去世，未能到任，由张宗昌亲自挂名校长。到了1928年国民北伐军进抵山东，奉系军阀败逃，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制造震惊中外“五、三”惨案。在动乱中学校经费无着，随即停办。除了写诗和扶持教育外张宗昌还主持印刷出版过《十三经》，据看过张版《十三经》的印刷业人士说那是历史上印刷和装帧最好的《十三经》，据考证其印刷出版《十三经》和当时名士杨度有关。20世纪20年代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聘杨度为总参议，杨度与其感情甚洽。张宗昌曾向张作霖保杨度为教育总长，因杨宇霆反对而未实现。其时张宗昌在山东提倡复古，为朋友计，杨度力劝张宗昌要多做好事，并建议他重刻《十三经》。张宗昌有的是钱，一听之下立即照办，指令找一部好版，限时完成。杨度代张宗昌写了一篇序文，写成后由张宗昌用薄纸蒙在原稿上，一笔一笔地摹写，算督办亲笔，刻入书中。《钦定春秋左传读本》为张宗昌所出《十三经》中之一种，在开篇的《重印十三经序》中此序最后署名即为“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督办山东军务兼省长张宗昌”。

吴佩孚

（一）吴佩孚（1874年4月22日—1939年12月4日）字子玉，山东蓬莱人。民国时期直系军阀首领，中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官至直鲁豫两湖巡阅使，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1874年4月22日吴佩孚生于山东省蓬莱县，1879年入私塾读书，次年被父亲送到私塾就读，置身喧闹中仍静心背诵功课，格外受先生器重。1883年开篇做文章，1886年念完四书五经。1890年父亲因病去世，吴佩孚与母相依为命，家境渐寒，乃到蓬莱水师营当学兵。1891年春到登州府从宿儒李丕森学习，成绩平平，1896年吴佩孚高中登州府丙申科第三名秀才。1897年秋由于掀反鸦片台指责男女同台演戏，吴佩孚被革去秀才功名，避祸外逃，冬天到北京，以写春联、卜卦为生。1898年春吴佩孚得堂兄吴亮孚资助，投天津武卫左军聂士诚部，在管带沈某处任戈什哈，受知于文案郭绪栋。1901年2月吴佩孚考入开平武备学堂步兵班，9月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将开平武备学堂迁到保定，成立“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吴佩孚放弃进学堂继续学习的机会，投天津陆军警察队任正目，旋升额外初等官。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使馆副武官青木宣纯（曾任北洋军教官）与袁世凯面商中日联合组织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袁世凯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精干士官，与其组成联合侦探队。这些北洋军官大多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故工作颇有成效，其中就有后来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吴佩孚原是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军官，参加日军的谍报活动后几次进出东北，其间曾被俄军俘获，但拒不招供。被判死刑后跳车逃生，战后晋升上尉军衔，日军授勋以资表彰。1906年投奔清军第三镇统制曹锟，以其才智和灵活逐渐得到曹锟的赏识和重用，并开始他的政治生涯。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29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曹锟第三镇假造兵变，吓走四位迎接袁世凯南下的专使，吴佩孚随同行动。9月改任中央陆军第三师（曹锟）第六旅（张鸿逵）炮兵第三团团长，驻南苑。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21日袁世凯下达“赐爵令”，曹锟被封为一等爵位。吴佩孚被曹锟提升为第六旅少将旅长。

（二）1918年1月14日吴佩孚向襄阳的黎天才靖国军进攻，24日黎天才、刘公战败自襄阳西走，25日吴佩孚进占襄阳，30日任第一路（总司令曹锟）前敌总司令，进攻湖南。2月6日曹锟自天津南下，在湖北孝感设南征大本营，在汉口刘园成立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命吴佩孚为第三师署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率军入湘作战。3月27日占领长沙，但北京政府却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而曹锟只获得一块“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吴佩孚得了一块“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以资鼓励。并有消息说段祺瑞拟以徐树铮代替曹锟为直隶督军，湖南的胜利没让吴佩孚当湖南督军，反而要把已得的地盘、职位让出来。曹锟为此极其不满，4月4日电辞两湖宣抚使，请假“养疴”，吴佩孚以饷械供应不及也按兵不动。为分化直系，6月3日段祺瑞授吴佩孚“孚威将军”称号，以拆曹锟的台。此次曹锟虽然主战，但不愿亲自出马。北京政府在6月20日特派吴佩孚为援粤军副司令，8月7日吴佩孚在曹锟支持下致电江苏督军李纯，痛斥“武力统一”，指责安福国会。21日又致电冯国璋，要他颁发罢战令。与他相配合，曹锟则接连不断地向北京政府催索欠饷。28日段祺瑞召集主战派密议对付曹、吴办法，决定催派奉系、皖系的军队前进，维持张敬尧的湘督地位。之后吴佩孚连发停战通电，博得一片赞扬声。为壮大反段声势，9月26日发表由吴佩孚起草，有南北双方将领签名的通电，要冯国璋颁发停战命令。1919年秋冬之际在曹锟串联下直系的河北、江苏、湖北、江西四督和奉系的东三省结成反皖同盟，12月28日冯国璋病死，曹锟成了直系首领。吴佩孚因打下的地盘被皖系张敬尧所夺乃决定罢战主和，并与南军通款携手。是年11月28日吴佩孚与陆荣廷、莫荣新、谭浩明、谭延闿等在衡阳会议上组织所谓“救国同盟军”，1920年1月17日吴佩孚以前方经济困穷、官兵思归为由要求撤防北归，以后又多次发电，措词也越来越激烈。段祺瑞为阻止吴佩孚军北撤，强行撤换河南督军赵倜，改派其妻弟吴光新。

（三）吴佩孚通电反对，他不管北京政府批准与否，在3月上旬派人将700余名直军家属送回北方，并电请张敬尧来接收直军防地。5月25日吴佩孚率军全部北撤，31日到达汉口。6月7日吴佩孚到达郑州，将部队主力布置在京汉铁路沿线。13日吴佩孚又电反皖的八省督军，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奉军为策应直军也将部队零星开进关内。1921年4月14日河南成慎、孙会友在彰德起事反对赵倜，吴佩孚本来支持倒赵，但赵倜勾结张作霖，张作霖威迫曹锟，吴佩孚不得已出兵，18日平定彰德之事。4月27日曹锟、张作霖、吴佩孚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广州选举总统，7月间因湖北督军王占元只顾私囊而激起兵变，湖南、四川出兵征讨。29日湘鄂战事开始，湖北部队节节败退，王占元向吴佩孚请援。吴佩孚令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30日到达汉口，在刘家庙守候不前，坐视王占元兵败。湘鄂战争爆发于1921年，由湖南赵恒惕、夏斗寅发兵攻袭鄂南开始，最终湘军被水陆夹击，败退长沙，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议和。1921年湘鄂战争爆发，湖南赵恒惕、夏斗寅发兵攻袭鄂南，王占元任命孙传芳为新嘉蒲通警备司令，率第二师应战，总司令部设赵李桥车站。孙传芳派孟昭月及张允朋两旅在得胜山、铁山咀、官山口一带与湘军对抗，大战10昼夜，受挫，退而集结于武穴（广济）休整。湖北督军王占元虽系北洋旧人，但曹锟、吴佩孚见王占元庸懦无能、克扣自私，早有更换之意。此次抵御湘军作战不利，加以当时财政窘困，饷不以时发，在武（穴）、宜昌、沙市、武昌等地先后激起兵变多起，于是便决计迫王占元下台。在湘鄂战争初起时曹锟、吴佩孚即发兵援鄂，由吴佩孚亲任援鄂总司令，派萧耀南率二十五师开赴武汉三镇，第八混成旅旅长靳云鹗为前敌总司令，率部进驻茶庵岭。曹锟、吴佩孚名为援鄂，实为驱王，曾有“援鄂不援王”之语。

（四）援鄂大军开往前线，靳云鄂部向湘军猛攻，吴佩孚又亲自率兵乘兵轮直捣岳阳，湘军被水陆夹击，败退长沙，与吴佩孚议和。王占元（1861年2月20日—1934年9月14日）在湖北的残酷统治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由于他克扣军饷，1921年前半年湖北境内连续发生兵变十多起，其中以武昌、宜昌的两次为最大。变兵烧杀抢掠，人民遭受惨重损失，因此湖北倒王运动迅猛高涨。7月底倒王运动主持人李书城等联络湖南军阀赵恒惕，以湘军第一师师长宋鹤庚任援鄂总指挥，统率第一、第二两师，由岳州进攻湖北。王占元任命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担任前敌指挥，进行防御和抵抗，但不到十天，防线就全面被突破。8月7日王占元被迫辞职，携带他在湖北搜括的大批财物，逃往天津。王占元被逐出湖北后派人串通张作霖、曹锟、吴佩孚、靳云鹏等军阀政客，企图东山再起。他经常往来京奉道上，极力巴结张作霖。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又把赌注押在曹锟、吴佩孚一方，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曹、吴失势，张作霖重返北京，对王占元极为冷淡，王占元的活动才稍加收敛。1926年9月王占元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邀请到南京就任孙传芳的训练总监，与孙传芳共同抗拒北伐革命军，并一度幻想北伐军和吴佩孚两败俱伤，由孙传芳坐收渔利，让他再回湖北。北伐战争的胜利摧毁王占元的美梦，但他还要做垂死挣扎，配合英、日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偕同靳云鹏奔走于南京、天津之间，撮合张作霖、张宗昌和孙传芳捐弃旧嫌，共同抗击北伐军。但历史作了无情的回答：北伐胜利了，北洋军阀被打垮了。王占元只好逃回天津，托庇英国租界的保护。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吴佩孚在两湖迅速失败，9月13日靳云鹏、王占元运动张作霖、孙传芳合作，援吴佩孚“讨赤”。王占元应孙传芳的邀请，到南京出任“五省联军训练总监”，抗击北伐军。11月北伐军击败孙传芳，王占元只好逃入天津租界。

（五）1928年4月17日任陆军检阅使，24日与内阁总理潘复一起到济南与张宗昌、孙传芳等商议军事。6月北伐军攻克平津后王占元隐居在天津英租界14号路（今烟台道新华路交口），经营实业。1931年王占元以王子春名义任天津救济水灾委员会干事、天津市慈善事业委员会委员，他还是河北省各省水灾筹赈分会的会员。1933年夏鲁西水灾损失惨重，王占元等16名在津鲁籍名人准备救灾。1934年5月王占元等联名以山东旅津同乡水灾急赈会的名义向天津商会发函催捐，为家乡赈灾出力。1934年9月15日王占元在天津寓所病死，终年74岁。到1921年底经过一年多的扩军练兵，吴佩孚已拥有十余万兵力。同年北洋军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率大军南下平息两湖战争。此时吴佩孚的官职已与曹锟相当，势力日渐坐大。此间直、奉两派争夺中央政权、势力范围的斗争日趋激烈，直系军阀先占直鲁豫地区、夺取江苏、陕西地盘。后吴佩孚又夺得两湖，直系显然占有中国的半壁河山，直皖战争后张作霖在关外的势力得到迅猛的发展。1922年1月2日吴佩孚电北京索饷，梁士诒未能应。4月底至6月初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48岁的吴佩孚任直军总司令，使张作霖12万人的奉军败北山海关外。赫赫武功让吴佩孚声名鹊起，这个有着“一嘴短短的红胡子，长脸高额，鼻相很好”的直系军阀被当成“中国最强者”，1924年9月8日成为首次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周刊封面的中国人。是时吴佩孚掌握着直系最多的兵力，拥兵数十万，虎踞洛阳，其势力影响着大半个中国。人们普遍看好吴佩孚的前途，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约翰·鲍威尔甚至认为他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1922年10月10日晋授为陆军上将，16日吴佩孚电责王正廷迎合日意，接收鲁案延期。

（六）10月18日徐树铮在福州通电依据其所著之《建国真诠》设官分职，并以制置府名义任王永泉为福建总抚，统辖军民两政。北洋军队征讨屡败，吴佩孚令孙传芳为“援闽军总司令”，配合其他部队击败徐树铮。11月18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私用众议院名义向黎元洪密告财政总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黎即手谕捕罗文干并转送地方检察厅拘押。20日吴佩孚电黎元洪，责逮捕罗文干之违法。11月23日曹锟查知半年来内阁交通总长高恩洪拨交洛阳的军费超过保定的两倍有余，乃指使直系及其势力下的各省军阀、皖系军阀、洛阳系的一部分军阀通电痛击财政总长罗文干丧权辱国、纳贿渎职，主彻底追究，借以打击吴佩孚。24日吴佩孚通电：“对曹锟使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对罗案不再置喙。”30日电曹锟声明与王宠惠、罗文干素昧平生，12月9日曹锟六十一岁寿辰上国会议员纷赴保定，吴佩孚未到，派萧耀南为代表，直系诸将已离心离德。12月27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伊丹松雄到洛阳，愿助吴佩孚练兵，吴佩孚拒之。12月31日授为“孚威上将军”名号，1923年1月8日萧耀南、张福来、孙传芳等直系将领承吴佩孚之意劝告曹锟暂勿做总统运动，1月31日吴佩孚召京汉铁路工人代表自郑州到洛阳，声明禁止开会。2月7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大量军警镇压京汉铁路工人于2月4日开始举行的大罢工，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制造震惊中外的著名“二七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告全国工人书》、《警告国民书》，揭露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和屠杀工人的罪行，号召全国工人和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全国铁路工会筹备会、青年团中央也发出通电和宣言，谴责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及其他各站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1924年吴佩孚处于其一生之中的巅峰时期，9月8日吴佩孚以“中国最强者”成为首次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周刊封面的中国人。

（七）1925年1月1日吴佩孚抵汉口，吴佩孚不肯入租界，萧耀南不愿其留鄂，1月3日登“决川”舰赴黄州。1926年3月11日湖南唐生智驱逐赵恒惕，30日唐生智军已入岳州，叶开鑫退湖北境，吴佩孚派重兵警戒鄂南。4月19日吴佩孚委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彭寿莘为湘鄂边防督办，由湘鄂边境向岳州进攻（张其锽、蒋方震劝吴佩孚勿对湘用兵，不听）。1926年6月28日张作霖、吴佩孚在北京会晤，联合起来组建北京政府。直奉联合攻下北京南口后吴佩孚向南进攻广东，张作霖向北进攻北方的国民军，双方企图南北齐下共分天下。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连连得胜，10月10日攻下武昌城，吴佩孚逃往河南信阳。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二次北伐，吴佩孚在国民军和北伐军的夹击下彻底失败，率残部逃往四川托庇于杨森。1928年初吴佩孚逃至云雾山笠竹寺，5月邓锡侯部下师长罗泽洲包围笠竹寺，吴佩孚残部被缴械。12月21日四川再次爆发内战，杨森、罗泽洲、李家钰、黄隐联合进攻刘湘，31日吴佩孚自四川绥定通电声明与川乱无关。后因蒋介石的追逼，1931年5月22日在刘湘“保护”下出四川，年底到北平。1932年1月31日到北平定居，吴佩孚受到张学良的优待，以种花、养鸟、著作、研究佛学安度晚年，唯与曹锟交情淡薄。他倡办“救世新教会”，自任教统，江朝宗任副教统，暗地纠集北洋直系势力，乘时局动荡之际，借“抗日”为名妄图再起，此举受到蒋介石指责。1933年1月18日上海各团体忠告段祺瑞、吴佩孚勿受日人利用，段祺瑞应蒋介石之请南下，吴佩孚仍滞留北平。1934年11月2日吴佩孚和蒋介石在北平黄郛之宴会席上相遇，1935年12月20日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五省自治”，请吴佩孚上台当傀儡，冀察政务委员会聘吴佩孚为高等顾问，他坚决拒绝。1939年12月4日他因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入日本医院治疗，受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指使，日本牙医将其杀害。

（八）1940年1月21日国民政府于吴佩孚移灵之日举办吴佩孚将军追悼大会，蒋介石亲临致祭并送挽联一副：“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194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为吴佩孚举行国葬，葬于北平玉泉山，由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主祭，民国军政要员等近万人参加。吴佩孚原是追随冯国璋的“和平统一”，但实际上跟着曹锟是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力。1918年正当“武力统一”和“和平统一”的焦灼状态时段祺瑞将他辛苦打下的湖南，拱手送给嫡系的张敬尧，吴佩孚一怒之下退出衡阳，打起“和平统一”的旗号。吴氏罢战主和，自是北方每一政治问题发生必为吴左右，中间倒张敬尧，击败安福系，赶走王占元，击破奉军，左驰右突，靡不如志。然而到了1923年直系业已独揽大权，吴佩孚却又步了段祺瑞的后尘，开始武力统一的道路，这下成了众矢之的。但是吴佩孚最大的政治失误便是对曹锟的愚忠，吴氏受曹锟的信任和提拔，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生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情感，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所以尽管津洛分歧已久，吴氏亦有独领一系的能力，但吴氏始终未有取而代之之心，维护着曹锟的地位。曹锟贿选丑闻一出，直系众叛亲离，吴佩孚对此怒发冲冠，但还是从洛阳赶回北京，戎装上阵。1919年全国爆发反对“巴黎和约”的五四爱国运动，面对民族危亡时皖系力主签约，直系坚决反对，奉系则乐得坐山观虎斗。吴佩孚直接通电大总统徐世昌：“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并表示：“卫国是军人天职，与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背城借一。如国家急难有用，愿率部作政府后盾，备效前驱。”当北洋政府对爱国学生进行大肆逮捕时他认为：“大好河山任人宰割之时这些学生不顾自己的生命，为国家、民族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让大总统释放学生，否则众怒难犯。吴佩孚在五四运动中的行为深得国人的赞许，认为他是一个富有胆略的爱国军人。直奉战争期间故宫三大殿幸免一劫而言不能不说吴佩孚还是利用他的影响力的，1923年北京政府为解决国会会场狭小问题决定拆掉三大殿改建为西式议院。

（九）吴佩孚听闻后立即给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发电报：“据云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计，亦何忍以数百年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维一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辛盼祷之至。”各报刊争相登载吴氏通电，举国上下坚决拥护，故宫二三大殿得以保护。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集团的后起之秀，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吴佩孚提出“救国同盟条件”这一军事密约的目的是要北以共同对付皖系军阀，南以排斥孙中山，镇压革命。这一方面反映吴佩孚的政治本质与政治野心，同时也说明他后来能成为“八方风雨会中州”的重要人物绝非偶然。蒋自强在《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看吴佩孚的军事谋略》一文对吴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排兵布阵、指挥作战等作了专门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吴佩孚颇著声名的军事谋略才能的一般情况。吴佩孚可以称得上是北洋军阀中最善战的骁将，被誉为常胜将军，秀才用兵，颇用心计。秀才出身的吴佩孚是弃笔从戎十分成功的例子之一，吴氏深明韬略、长于治军，故其所部操练勤奋、纪律严明，绝非他项军队所能及。1918年至1919年间直系兵力日趋强大，从5个混成旅扩大为9个。在军事、政治条件皆成熟的情况下曹、吴决定与段祺瑞决一雌雄，问鼎中央政权。为加大取胜筹码，曹、吴力争欲雄霸中原的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1920年4月吴佩孚密联与曹锟及其他一些军阀结成八省反皖同盟，5月为增强北方直军的实力，积极配合曹锟夺取北京政权，吴佩孚率领第三师及三个混成旅撤离驻守的衡阳北上，沿途突破张敬尧等皖系将领的封锁、堵截，顺利抵达武汉，曹、吴南北呼应。徐世昌当政时为安抚势力强大的军阀特设巡阅使制度，各巡阅使兼管数省的军事和民政大权。

（十）直皖战争结束后曹锟由原来的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的虚职改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晋授为镇威上将军，北洋政府进入到由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时期。直皖一战中吴佩孚虽只是区区的一个师长，但却引起国际上的关注。1920年9月吴佩孚升任鲁豫巡阅副使后便率领他的第三师开进军事重镇洛阳，并招贤纳士、筹饷练兵，扩充实力。他把军事指挥机构中心设在原袁世凯的离宫，在其东西两侧新建50多间房屋作为参谋本部给他的幕僚策士居住，在其南修建“继光楼”专门接待中外重要访客，除此之外还为学生兵修建1千多孔窑洞作为宿舍。同时设立无线电台、修建飞机场、购买飞机，开洛阳航空先河。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授予吴佩孚军事指挥全权，代表直系以洛阳之师为主力迎战张作霖。第一次直奉战争使吴佩孚达到其军事生涯中的顶峰，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虽然直系完全掌握北京政权。就当前形势所应采取的方略而言吴佩孚与曹锟意见相左，力主以武装统一为当前的头等大事。而曹锟却迫切想当总统，认为做了总统再统一也不迟。吴佩孚对其“恩君”曲进谏言，以挽救其失，万不可动辄谋叛，以陷于大不忠之地步。在苦劝无果的情况下吴佩孚回到洛阳集中精力继续苦心经营自己的大本营，1923年吴佩孚虎踞洛阳，在其最鼎盛时期拥兵数十万人，其中直属部队五个师和一个混成旅十余万人，控制着直隶、陕西、山东、河南、湖北等省地盘。当时全国有18个省的督军、总督的代表机构就设洛阳，洛阳成为各方所仰望的中心，被时人称为“西宫”，吴佩孚五十寿辰时全国各地来洛阳向他祝寿的达官显贵、文化名人及各国驻华使节就有六七百人之多。由于吴佩孚当时已成为北方实力最大的军阀，洛阳实际上成为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按曹锟所言：“只要洛阳打个喷嚏，北京天津都要下雨。”主要思想：政治思想方面是传统性的民本思想，传统性的国家统一观，带有传统性的对外关系思想；军事思想既具有传统性，又有现代色彩。在治军中利用传统的忠孝观念思想教育，取得一定效果。但由于社会秩序混乱，传统思想的灌输无法阻挡官兵对个人生存和利益的追逐。对舆论战、立体战、情报战有一定的认识；文化思想是中体西用，倡言中国文化优越论，十分重视作为体的中国传统的忠孝观、夫妇观。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一）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罢工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进一步显示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影响。1923年2月7日在吴佩孚的命令下湖北督军萧耀南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会代表到江岸工会会所“谈判”。工会代表在去工会办事处途中遭到反动军队的枪击，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前后牺牲52人、被打伤300多人 ，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在工人中宣传自己的主张，教育、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京汉、陇海两铁路自然成为共产党重点活动的地方，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一成立即在京汉路的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次年春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赵子健来到郑县（今河南郑州），任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教员，在工人中传播新思想并发动、组织工人。不久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来到郑州，给工人讲革命道理，讲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1921年8月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为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而发动全路大罢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京汉铁路等地工人的大力支持下罢工最终取得彻底的胜利，并诞生河南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洛阳党组织。1922年河南工人运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作为交通枢纽的郑州已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这年京汉铁路郑州机务处工人因机务厂长陈福海“任意剥夺工人的自由，对待工人如牛马而举行罢工。他们发表宣言，列举陈福海16条罪状，提出提高工人资格地位、加薪等五项条件，得到江岸、长辛店等地工人的支持。斗争实践教育工人，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组织起来是战胜敌人的力量所在。4月9日京汉铁路各工团代表在长辛店召开发起成立全路总工会的筹备会，江岸代表杨德甫被选为筹备主任。8月10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4人。

（二）河南境内各站参加的有彰德（今河南安阳）代表戴清屏，黄河北岸代表吴昌义，黄河南岸代表韩松亭，许州（今许昌）代表柳胜友，郑州代表凌楚藩、高斌、刘庚和，郾城代表杨志清，信阳代表王复生等。会上代表们汇报各地工会的组织情况，起草“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会议定于9月20日前在郑州成立总工会，推举凌楚藩为总工会临时委员长，并在全路各地开始整顿工会组织。为支援长辛店工人反对工头压迫和争取工人权利的罢工斗争，郑州京汉路工人在党组织领导下于8月25日、26日举行同盟罢工。至26日晨7时郑州工作状态完全宣告终止，各车均停，罢工宣言已散布全埠。同时许州、郾城、信阳等地也积极响应，陇海铁路工人发表声明支持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的罢工，如三日内不答复工人的要求，陇海路将一致以罢工支援。长辛店罢工胜利后郑州铁路工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燃放爆竹万余，游行示威张贴标语，使广大人民群众莫不表示：“钦羡工人阶级之忱，有欢呼者，有鼓掌者，大有万人空巷之势。”显示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也取得各界群众及下级兵士的支持。长辛店罢工的胜利对彰德、新乡等地产生极大的影响，不到10天时间里彰德铁路工人俱乐部即由原来的72人发展到1000多人，由俱乐部改为工会。道清路于9月11日晚召开第一次工人俱乐部筹备会，14日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新乡车站于12月4日独立建立工会（原属彰德工会），会员有200余人。信阳工人俱乐部遵照总工会新章程改组，黄河南岸、许州、郾城等地工会也都得到发展。李大钊在《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一文中写到：“1922年初关于京汉线的工会在大体上又分成南段和北段，这里工会组织比较发达，工人运动也有相当的成效。”到1922年底在河南境内的京汉、陇海两铁路上的主要城镇基本上都已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或有党员在开展工作。

（三）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认为建立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1月底各地代表数百人陆续到达郑州。正当即将开会之时1月28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警察多人到总工会筹备处宣布吴佩孚的电令，禁止铁路工人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大会，次日吴佩孚从洛阳电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对铁路工会活动实行监视，不准工人举行集会。此时的吴佩孚已经掌握北京政权，其势力扩展到中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开始武力统一中国的行动。京汉路的收入是吴佩孚军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京汉工人的斗争直接威胁着他的利益。京汉铁路又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动脉，京汉路工人运动的高涨必然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以他们操纵军阀代表吴佩孚开始向工人进攻了。面对军阀的镇压时领导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和各地工人代表并没有退缩，1月30日共产党员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及工人代表凌楚藩、杨德甫等代表全体工人到洛阳面见吴佩孚，提出：“根据约法和吴佩孚1921年的政治主张，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佩孚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代表们回郑州将吴的态度告诉全体工人代表后工人们无比愤怒，一致同意冲破一切阻力，按时召开大会。2月1日清晨京汉铁路各站区和兄弟铁路的代表430多人和郑州铁路工人1000多人抬着各地赠送的匾额整队向会场进发，沿途军警荷枪实弹、关卡层层，妄图阻止大会的召开。双方相持数小时，工人代表终于不顾敌人刺刀、棍棒的威胁，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普乐园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登上讲台，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这时军警已层层包围会场，会议代表很快被驱散，各地工会赠送的匾额被捣毁。旅馆、饭馆、总工会办公的地方等到处都住满军警，他们逼迫工人离开郑州，工人代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四）京汉路是党的力量比较强，工人运动开展比较好的地方。成立大会上与军阀发生冲突后党在京汉路的主要领导人及时召集会议，决定把总工会的临时办公处迁至汉口江岸，在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抗议吴佩孚的镇压。李震瀛、杨德甫等主要领导人在江岸指挥全局，高斌、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吴汝铭、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林祥谦、罗海城、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信阳负责的是分工会委员长胡传道和副委员长、共产党员徐宽，新乡负责人是分工会委员长杜石卿，彰德负责人是分工会会长、共产党员戴清屏。2月4日总工会一声令下，全路开始大罢工，京汉路变成一条僵死的长蛇。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五项条件：要求交通部撤革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要求吴佩孚、靳云鹗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要求路局赔偿成立大会之损失6000元；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将所有当日被军警扣留之一切匾额礼物、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新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价，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向总工会道歉；要求星期日休息，并照发工资；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并照发工资。在党组织和总工会的领导下罢工有秩序地进行，罢工工人向旅客散发传单，说明工人的自由权被摧残而不得已而罢工，取得旅客的同情和支持，向全国各界揭露吴佩孚等反动军阀的罪行。工人内部的组织也十分整齐严密，因为全路工人自司机、升火以至小工无有不是工会会员的。各会员听命于各分会，各分会听命于总工会，秩序井然。维持秩序则有全路各分会素有训练之纠察队，刺探消息则有罢工期内各分会临时组织的调查队。罢工爆发后吴佩孚、萧耀南、曹锟、赵继贤等反动军阀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往返电商、密谋策划，血腥镇压罢工工人，4日敌人采用高压手段强迫复工。

（五）5日在郑州逮捕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和姜海士、刘文松、王宗培、钱能贵等人，对他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甚至严刑拷打，威迫他们开车复工。他们始终坚持非得有总工会命令不能开车，高斌惨遭酷刑，不久牺牲。信阳分工会委员胡传道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时不屈不挠、拒不复工，7日吴佩孚对京汉全路罢工工人实行大规模的镇压，制造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在河南郑州中有6人被捕，1人被迫害致死，300多人被开除。彰德、信阳、新乡等处都有被杀的，广大工人受到迫害，郑州党组织也被破坏。在河南领导工运的党的负责人李震瀛、赵子健、徐宽、姚作堂、戴清屏、解长春等被迫离去，工人在斗争中争得的权益全部被剥夺，工会全部被封闭。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代，但并没有被敌人的屠杀所吓倒，继续领导着人民进行战斗。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告全国工人书》、《警告国民书》，揭露吴佩孚一伙的反动面目，号召全国工人和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全国铁路工会筹备会、青年团中央也发出通电和宣言，谴责吴佩孚罪行。正太路等各路工人不但在罢工中声援和支持京汉路工人，罢工失败后还为救济死难工人的家属和失业工人募捐。为援助京汉铁路的斗争，郑州豫丰纱厂工人中也建立以李文甫为组长的党小组和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向资本家进行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声援和物质支援京汉路工人的斗争。2月4日为支援京汉路工人，道清路工人举行同情罢工，提出加薪、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人待遇等条件。在共产党员贺道培等领导下罢工组织严密，二七惨案后道清路工人仍无所畏惧地支持罢工。

（六）2月9日路局动用军队封闭工会，捕走工会领袖王惟俭等4人，强令工人复工，但工人坚持9天，有力地支援京汉铁路的阶级弟兄。京汉铁路大罢工充分显示中国工人阶级最勇猛的奋斗精神和最伟大的牺牲精神，它以工人的头颅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中国人民，使人民更加认识到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这次罢工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罢工血的事实也告诉人们要推翻反动的军阀统治单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必须发动广大的农民阶级，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反对军阀；如何开展农民运动，结成工农联盟。在罢工斗争中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阀时赤手空拳的工人只能遭到残酷的屠杀，这就为共产党党提出武装斗争问题。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人并没有消沉，而是在积蓄更多的力量，准备进行更大的斗争，党的一大之后党成立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达到30万以上，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演最为壮烈的一幕。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1923年2月1日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各铁路工会代表、汉冶萍总工会代表、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以及北京和武汉等地的学生代表近300人齐聚郑州。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派出张国焘、陈潭秋、罗章龙、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出席大会。

（七）2月1日上午军阀吴佩孚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在郑州全城戒严，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是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在郑州普乐园剧场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当天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密地包围会场，强行解散会议，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并驱赶代表。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并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举行总罢工。2月4日全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铁路顿时瘫痪，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次罢工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育南等。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引起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镇压罢工工人，制造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1923年2月8日《申报》4版刊登《京汉路工潮益烈》专电：“东方通讯社六日汉口电云京汉铁路之同盟罢工工人组织决死队，因破坏刘家庙附近之轨道数十条遂与武装之军起冲突。”在汉口的2月7日当夜天降大雪，反动军警把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木桩上，让他下令复工，遭到断然拒绝，林祥谦英勇就义，在武昌中共产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被杀害。大罢工中工人52人牺牲，300余人受伤。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它进一步显示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中国人民，使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孙传芳

（一）孙传芳（1885年4月17日－1935年11月13日）字馨远，山东省泰安府泰安县人，教育家孙复之后。直系军阀首领，与张作霖、吴佩孚并称为“北洋三大军阀”。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恪威上将军。人送外号“笑面虎”，号称“东南王”，是直系后期最具实力的大军阀。1885年4月17日生于山东省泰安府泰安县下乔庄（今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下乔庄），早年父孙育典病故，生活陷入贫困。1889年4岁的孙传芳一家受其婶母虐待，随其母逃荒至济南历城谋生。长姊嫁商河县程姓，次姊适历城县逯姓。1895年10岁的孙传芳一家又随其母去商河，就食于程家。1899年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孙传芳又随其母及三姊避居济南。适有山东巡抚袁世凯部下武卫右军执法营务处王英楷的妻子患疯癫，经人说后合娶孙传芳之三姊为王英楷二房，并供养孙传芳母子生活。时孙传芳年已15岁，附读于王家，从此他把出生地改为山东历城。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调保定，孙传芳及其母亲跟着姐夫王英楷迁往保定居住。1902年夏袁世凯创练常备军，设陆军练官营于保定东关外，以冯国璋任练官营总办。是年8月孙传芳经王英楷荐入练官营当学兵，编入步兵科第三班。孙传芳天资聪敏且知用功，所有军事课程一读便通，故而学科与操法之考试往往名列前茅。同年在陆军练官营毕业后孙传芳又经冯国璋准予免考保送入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其同学好友有蔡玉标（蔡玉标后来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教官，其学生有叶挺、邓演达、陈宝仓等）。1904年夏孙传芳从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毕业后北京练兵处考选陆军学生派往日本留学，速成武备学堂选40余人去京应试，其中就包括孙传芳、周荫人、卢香亭等人。经考试录取并于同年8月由留学监督赵理泰率领各省留日生百余人，由天津转上海乘“大智丸”赴日。抵日后先入东京牛达区振武学校，1906年孙传芳毕业后派入日本陆军第十师步兵联队充候补生。

（二）1907年11月孙传芳入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步兵中尉冈村宁次任中国留学生的区队长。1908年12月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回原步兵联队见习3个月，于清1909年3月回国。1909年回国后孙传芳先返回济南结婚，娶妻张氏，然后来天津到直隶督练公所报到。同年8月留日士官生在北京接受陆军部考试，由陆军部尚书铁良任主考官，同时参加考试的留日士官生有阎锡山、厉尔康、李烈钧、唐继尧、张凤翙、刘存厚、赵恒惕、尹昌衡等人，孙传芳被授予步兵科举人，并授步兵协军校。孙传芳经陆军部复试后返天津督练公所候差，旋派充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教练官。当时第二镇的统制为马龙标，驻保定；第三协的协统为王占元，驻永平；第五标的标统为王金镜。孙传芳为人健谈，善于应对联络，不仅在本协、本标内与人相处融洽，还对于他镇、他协亦常有来往，因此颇受协统王占元的赏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镇改为第二师，孙传芳调任第二师辎重第二营营长。1912年孙传芳曾随王占元在河南省固始一带参加追剿白朗农民起义军的战役，1913年王占元提升孙传芳为该师步兵第六团团长，此时孙传芳与师参谋长何佩瑢成为王占元之左右手。1915年王占元代湖北将军，当以何佩瑢为参谋长，因何常驻北京联络，王占元乃派孙传芳代行其职。1916年王占元任湖北督军，调任孙传芳为第三旅旅长，不久升为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1917年孙传芳又升任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在王占元的提携下孙传芳得展才干，颇受王占元的信任，倚若智囊。时常充当湖北代表对外接洽公务，有时甚至代表督军检阅师旅，在湖北大有一手遮天之象。1920年夏湘军袭鄂，王占元命孙传芳率兵迎战，湘军败退，旋孙传芳接任第二师。同年7月直皖战争起，皖军战败，王占元秉承直系首领曹锟意旨将皖系之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扣押武昌，以孙传芳代替，并由孙传芳改编皖系残余部队。

（三）1921年湘鄂战争又起，湖南赵恒惕、夏斗寅发兵攻袭鄂南，王占元任命孙传芳为新嘉蒲通警备司令，率第二师应战，总司令部设赵李桥车站。孙传芳派孟昭月及张允朋两旅在得胜山、铁山咀、官山口一带与湘军对抗，大战10昼夜后受挫，退而集结于武穴（广济）休整，王占元下台。第八混成旅旅长靳云鹗为前敌总司令，率部进驻茶庵岭。曹、吴名为援鄂，实为驱王，曾有“援鄂不援王”之语。援鄂大军开往前线，靳云鄂部向湘军猛攻。吴佩孚又亲自率兵乘兵轮直捣岳阳，湘军被水陆夹击，败退长沙，被迫与吴佩孚议和。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奉军战败，直系势力日盛。曹、吴既置齐燮元于江苏，又置萧耀南于湖北，惟福建、浙江仍在皖系手中，势在必取，于是有援闽之议。直皖战争后福建督军李厚基试图依附直系，后徐树铮从北京逃来福州，策动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驱李，以帮办代行职务。同年秋曹锟召孙传芳至京，命其发兵援闽，由江西蔡成勋为之后援，并偕同驻赣第十二师周荫人一同前往。孙传芳受命后赴洛阳见吴佩孚，吴佩孚面允由湖北萧耀南接济开拔军饷，由汉阳兵工厂补充枪支弹药。为此孙传芳又来武昌，从财政厅领到军饷30万元，从汉阳兵工厂领到约值7万元的弹药。1923年初一切布置就绪，孙传芳即由宜昌赴南昌，约定周荫人并邀请督署参谋长刘宗纪一道入闽。复由九江秘密赴南京，与江苏督军齐燮元达成在适当时机夹攻浙江卢永祥的协议。福建帮办王永泉是直隶省人，亦是留日士官生出身，当时在直系大军压境下何去何从、举棋不定。孙传芳致电王占元说明周荫人援闽，希双方合作，王占元当即复电欢迎。周荫人率部由南昌经抚州（临川），由杉关入闽，经邵武，沿闽江而下，直抵福州，与王永泉同学相晤，畅叙旧谊。孙传芳亦督第二师两个旅并配备炮兵工程相继入闽，留张俊峰旅驻扎邵武，由孟昭月旅直驱福州，孙、周二师在王永泉、王永彝昆弟未抵抗之下顺利地进驻福建。

（四）1923年3月孙传芳被任命为福建军务督理，孙传芳以刘宗纪为参谋长，王永泉仍留任帮办，周荫人任闽北护军使。孙传芳与王永泉虽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彼此政治背景不同，关系并不融洽。加以福建军政实权仍多掌握在王之手中，因此孙传芳决计驱王。1923年10月周荫人袭击王永泉，王军驻扎在福州甚少，无力抵抗，逃泉州其弟王永彝处。又奔厦门，后声明下野，逃往上海。王永泉被驱后臧致平、杨化昭及王永彝等在闽南兴兵反孙传芳，意欲联合粤、浙、奉系各方面力量，联合发起倒直战争。1924年春孙传芳抽调兵力，交由周荫人、卢香亭率领，并联合福建地方势力高义、谢定国、张毅等民军向闽南臧、杨发动进攻。双方在同安一带展开鏖战，臧、杨败退，经由漳州、龙岩，最后由汀州入江西，逃入浙江，投奔卢永祥。闽南民军纷纷通款于孙、周，闽事大定。臧致平、杨化昭率残部退入浙江境内，为卢永祥收编，对江苏齐燮元有所威胁，成为齐燮元进攻浙江的借口。1924年9月江浙战争起，双方陈兵于淞沪之间。孙传芳与齐燮元原来就有合力夹击浙卢之密谋，在此江浙战端初启之际孙传芳即令其驻洛代表王金钰向吴佩孚请缨，入浙援苏，吴佩孚允其所请。孙传芳以闽浙联军总司令名义出兵援齐，是时奉天张作霖提兵西向入关，援助卢永祥，通电讨直。孙传芳挥师北上，直指闽浙界上之仙霞岭。孙传芳派卢香亭及谢鸿勋两个旅向仙霞岭挺进，命孟昭月旅为后继。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以后曹锟、吴佩孚兵溃失势，曹锟被冯玉祥囚于中南海延庆楼。同年11月段祺瑞上台执政，但北京政府实际上处于冯玉祥、张作霖的共同控制之下。1925年孙传芳被授予恪威上将军勋位，同年春孙传芳派人去北京奔走于段祺瑞门下，以取得段对他的谅解与支持。段祺瑞也有意拉拢他，在孙传芳得第三个男孩时曾遣龚维疆（与孙在日本同学）来杭致贺，并以翠根小玉牛相赠。孙传芳表示段祺瑞为其师辈，自当竭诚拥戴。

（五）为了讨好粤方北伐军，复令赴沪面见章太炎，晋贽2000元。又访国民党要人张继，试图与南方联络，以缓后顾之忧。孙传芳一方面积极打通各方关系，一方面整顿内部实力，等待机会，再图扩张。孙传芳主浙以后在浙尚有皖系王宾镇守使及陈乐山第四师的部队，孙传芳派卢香享、谢鸿勋、张俊峰出兵清除，段祺瑞对此亦无可奈何。其后他又对部队加以整饬扩充，兵力益强。1925年秋奉军陈师长江，以邢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驻南京，其后复派刘翼飞及赵鸣皋两旅开赴上海。同年3月孙传芳即派人前往福州，授意周荫人筹措军费，接济浙江。4月又衔命去张家口会见冯玉祥，说明孙传芳准备进攻奉张之决心，并转达孙传芳愿与冯结为金兰之好。5月他的手下去开封会见河南办理军务收束事宜岳维峻，商定如何共同夹击奉军。其后又前往岳阳，代表孙传芳敦请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并携款5万元赠吴。在返回杭州途中又分别会见江西军务督办方本仁和赣北镇守使邓如琢，劝说他们拥戴吴佩孚，合力讨奉。同年8月他又派人去南京，劝说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共同驱奉，定下里应外合之密谋。1925年10月孙传芳出敌不意，骤然响起反奉号角，由江浙边境分三路出击：以李宝璋师直扑上海，以卢香亭师渡太湖袭占丹阳，以谢鸿勋师经宜兴攻取南京。孙传芳向钱塘进军，一举夺得松江、上海，长驱直入，直抵石头城下，沿途溃军尽为孙传芳所俘获。孙传芳督师抵南京，不暇入城，随即渡江逐北。是时张宗昌任山东督办，屯兵济南，孙军北上后与张宗昌南下之部队交锋于津浦线上。11月初孙军谢鸿勋师与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济南镇守使施从滨部遭遇，施部一击而破，谢师遂占领蚌埠。施从滨在固镇以南被俘，解至蚌埠，孙传芳决定立即处决。当时他的朋友对他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押送南京监禁。”孙传芳不听，命李宝璋在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

（六）孙军继续乘胜北进，直达山东边境。孙传芳既席卷苏皖，筹划建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体系，壮大声势。孙传芳在徐州大摆庆功宴会，意态骄盈，不可一世。10月孙传芳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又派手下为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刘宗纪为参谋长，陈阁为秘书长兼浦口商埠督办，张世铭为副官长，万鸿图为政务处长，孙基昌为军务处长，程登科为军需处长，陈锡璋为军法处长，金振中为军医处长，赵正平为宣传处长。各省省长的安排为：江苏省长为陈陶遗，浙江省长为夏超，安徽省长为王普，福建省长为萨镇冰，江西省长为李定魁。孙传芳为笼络地方耆绅，聘请江浙知名人士为顾问，其中有张謇、吴士鉴等人。又聘日本军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月支薪800元，优礼有加。孙传芳原来的基本队伍为二师及一师，入闽又增置两混成旅，入浙又扩编四个师与一混成旅，此次组织联军除皖陈、赣邓所属部队外闽、浙、苏三省共建立十余师之众，足以控制闽、江、淮、赣诸水流域。财政最上赖有善于理财的蔡朴任总部军需总监，筹划军饷政费，应付裕如。1923年以来三年之内孙传芳由鄂援闽，由闽入浙，今又进据五省。孙传芳进而又想夺取中央政权，企图推倒段祺瑞，捧出江苏巨绅张謇（民初曾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任北京政府临时总统，以便于操纵，为此孙传芳曾以出巡为名亲往南通拜访张謇。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从广东誓师北伐，在一年多以前奉张大军南下时孙传芳曾派手下往见冯玉祥商议携手反奉，同时联系直系将领拥戴吴佩孚出山。去年10月吴佩孚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起初讨贼指的是讨伐张作霖，后来竟与奉张言归于好、偷梁换柱，一变而为联合张作霖讨伐冯玉祥了，孙传芳对此甚为不满。同年4月吴、张共同进攻国民军，南北夹击，冯玉祥部被迫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孙传芳作壁上观。

（七）1926年正当吴佩孚在长辛店指挥军队攻击南口时国民革命军北伐直抵岳阳，吴佩孚以武汉为大本营之所在，仓皇南返抵御。在北伐军锐不可当进军下，吴军连遭惨败，退师死守武昌，以待援兵。吴佩孚连电孙传芳请援，并派翟殿林到南京见他，促他出兵。孙传芳则希望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坐收渔利。吴佩孚待援兵急如星火，孙传芳则按兵不动。直到吴佩孚从两湖败退河南，北伐军于9月初挺进江西后孙传芳才出兵迎战，并亲赴九江督师。当时双方之军事部署大体如下：国民革命军入江西以取南昌、九江为目标，兵力的部署一路由广东韶关趋赣南，一路由湘西进赣中，又一路由湘北、鄂南袭赣西北；孙传芳的应战，以夺取武汉、长沙为闻标。兵力的部署：谢鸿勋第四师挡赣西北，卢香亭第二师、郑俊彦第十师及杨赓和独立旅、彭德铨混成旅沿南浔铁路前进，他亲率陈调元第六师、周凤岐第三师及武铭卫队旅屯兵九江、武穴。两军对阵，战幕揭开。在西北一路上国民革命军攻占修水、铜鼓等县，谢鸿勋中流弹重伤，死于医院，因而兵败。在中路上国民革命军李宗仁、白崇禧等部从赣南、赣西合力夹击，孙军溃退，南昌失守。卢香亭进兵南浔铁路，命郑俊彦师、杨赓和旅星夜过赣江出击，将南昌收复，又南进至丰城，即与国民革命军对峙。在北路上孙传芳驻九江督战，总部设在江新号轮船上，旋因江永轮被间谍纵火焚毁，孙传芳存戒心，遂白天在江新轮办公，夜宿决川号军舰上。陈调元屯兵武穴，并不进军武汉，因陈已秘密派其总参议范熙绩与北伐军唐生智暗通款曲，表示保持中立。当时的局面是：谢鸿勋战死，左翼断折；陈调元中立，右翼瘫痪；唯有卢香亭、郑俊彦部尚可一战。在双方互相袭扰鏖战进退达45天之后孙军后方增援部队走火，于是谣诼纷起、草木皆兵，各部蜂拥撤退，不可遏止，纷向九江逃奔。孙传芳急乘决川号赴武穴，意在促陈调元进攻武汉以解九江之危，但陈调元成竹在胸、按兵不动。

（八）他又返航九江，停泊于对岸小池口，时北伐军已破城而入。又驶至湖口，见卢香亭部战败，乱成一团，溃不成军。至此已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孙传芳立命决川号舰长陈至宾鼓足马力东折，狼狈逃回南京。1926年11月卢香亭随孙传芳东征战败而归，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何应钦部由广东攻入闽南，周荫人战败，被迫退出福建，暂屯浙江。孙传芳返回南京后宣称放弃赣、闽，保守江、浙、皖三省。但实际上安徽陈调元已经依附北伐军，浙江孟昭月腹背受敌，危在旦夕，暂时可以控制的惟江苏一省而已。孙传芳战败归来，检点兵马，重新整编为15个师，准备再战。他感到国民革命军声势浩大、步步紧逼，如欲挽回颓势必须谋求北洋各系之大联合，于是乃有段、吴、孙三角联合之议。1926年冬孙传芳曾邀请段祺瑞、吴佩孚派代表在南京集会，商讨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参加会议的有靳云鹏、吴光新代表段祺瑞，熊炳琦代表吴佩孚，以及孙传芳、刘宗纪。会上靳云鹏吹捧段祺瑞，大骂吴佩孚，熊炳琦大为不满，反唇相讥，吵得不欢而散。孙传芳在段、吴、孙三角联合的幻想破灭以后不得已掉转头来，乞怜于奉系。1926年11月孙传芳派手下去济南见张宗昌，取得张宗昌对孙传芳的谅解。又前往天津见张作霖，申明合作之意，张作霖表示既往不咎，双方同意共同联合抵抗国民革命军。1926年11月孙传芳秘密前往天津，亲自向张作霖表示捐嫌修好，共同对敌。孙传芳抵津后立即派手下往见张作霖，约定会面时间，张作霖当即派张宗昌、张学良同手下迎孙传芳。人们陪同他来到蔡家花园，孙传芳见张后先行一礼，说声：“对不起大帅。”张作霖接着表示：“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二人遂化敌为友。经共同商议后决定成立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今，孙传芳、张宗昌任副司令。张作霖面允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并允为他接济军械，孙传芳乃如愿以偿，返回南京。

（九）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杭州，在四个月前孙传芳在九江作战时浙江省长夏超谋变，为孙传芳处决，改派陈仪继任省长。陈仪是浙江绍兴人，与蒋介石有同乡之谊，孙传芳曾利用这一点指使陈仪暗中与蒋建立联系，任命陈仪为浙江省长，似有借陈居中缓冲之意。讵料陈仪一向主张“浙人治浙”，对孙传芳早已离心离德，何应钦率部进入浙江后陈仪开门迎降，归附北伐军。这时安徽陈调元倾向国民革命军一事在孙传芳亦微有所闻，为了拉拢陈调元，他特送陈20万元，但无济于事，陈调元终于归附国民革命军。1927年3月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开到南京，孙传芳将宁沪防务移交，苏督一职亦让与褚玉璞继任，又由毕庶澄驻守上海，自率总部人员退驻扬州。在直鲁联军立足未稳之际国民革命军即展开浙、皖钳形攻势，于3月下旬先后占领上海、南京，褚玉璞、毕庶澄皆大败，仓皇北逃，孙军亦被迫渡江北撤。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又派张群通过朋友劝孙传芳反正，参加北伐，孙传芳不从。国民革命军渡江北进，于5月攻占蚌埠、徐州。此时冯玉祥出潼关抵洛阳，与蒋介石合流北伐，直驱直隶、山东。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参加，他怂恿张成立安国军政府，出任大元帅。其后孙传芳奉张作霖之命反攻徐州，任郑俊彦为前敌总司令，李宝璋为副总司令，分率第十师、第二师沿津浦路南下。此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排共清党，暴露其反革命真面目，因而其所率之北伐军人心涣散、士无斗志。李宝璋第二师鼓勇前冲，一战而夺回徐州。北伐军守徐州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退出徐州后据云罗山顽抗，当时孙传芳、蒋介石均亲临前线督战。相峙未久郑俊彦率部增援，王天培部溃败，蒋介石南逃。蒋介石恼羞成怒，杀王天培以泄愤。李宝璋率部乘胜追击，兵不血刃而攻克蚌埠。孙传芳进驻蚌埠，兵据浦口，两军隔江对阵。张宗昌闻捷报，特赍30万元劳军，蒋介石受挫后二度辞职赴沪。

（十）1928年春他奉命任鲁西前线总指挥，设总司令部于济宁。先后经过两次战：一次在金乡、鱼台北侧，与蒋介石军之贺耀组、夏斗寅、张克瑶等部相遇，激战两日一夜后贺部等被击溃，孙军占领金乡、鱼台、丰县等地；另一次在济宁及其附近，对手为冯玉祥军之孙良诚、方振武、吉鸿昌、石友三等部，双方激战达七八日之久后互有进退、伤亡皆多，陷入胶着状态。正在这时津浦铁路战线张宗昌失利，溃退济南。孙传芳因后路空虚而不敢恋战，立即收兵撤回济南，形势急转直下，从此孙传芳即一蹶不振。孙传芳撤回济南之后将懈兵乏，已无振作南下之望。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共同举兵北进，发动总攻，孙传芳及张宗昌率残部过黄河北逃，至此败局已定。而孙传芳心犹不死，赴京面见张作霖，请允其率兵出关，奋战到底。孙军从济南北撤后驻扎在大城、任邱、河间、宝坻一带，他下令开拔东去，将领士兵均不愿出关、议论纷纷、军心涣散。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孙军退缩在冀东滦州一带，后由阎锡山派人收编。孙传芳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寄人篱下，以待时机。国民革命军北伐告成后派人去沈阳劝说张学良归附，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在此以前张学良曾多次与孙传芳交换政见，孙传芳意在东北应成一割据形势，以日本为靠山，伺机再度进关，与蒋介石争夺天下。奉系将领杨宇霆亦主张反蒋，于是他曲意与杨宇霆捐嫌修好、引为同调，二人过从甚密，意在全力劝导张学良就范。杨宇霆自张作霖死后以前辈自居，目中无张学良，张学良急欲除之。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命高纪毅杀杨宇霆、常荫槐于督署老虎厅内，孙传芳怕祸及自身，翌晨即潜赴大连引避。孙传芳在大连时仍迭次建议张学良固守东北，以图东山再起。

（十一）至1930年阎、冯倒蒋，爆发中原大战，孙传芳又劝张学良与阎锡山、冯玉祥取一致行动。张学良不仅不从，反而出兵助蒋，至此他依奉再起之迷梦彻底破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在天津的日本势力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便开始拉拢孙传芳投靠日本，冈村宁次利用同窗关系多次登门造访，动员他出任伪职。而孙传芳作为中国人的良心尚未泯灭，内心还是不愿意当汉奸，因而严词拒绝。1934年4月孙传芳在天津组织佛教居士林，自任理事长。1935年11月13日国民党军统局利用被孙传芳处决的施从滨之女施剑翘为父报仇的心态，通过各种渠道使施剑翘得到一支勃郎宁手枪。同年11月13日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于天津居士林佛堂，孙传芳终年50岁。孙传芳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爱国情节，比如为史学界所乐道的“孙传芳醉打冈村宁次”就是其中的一个实例。而且孙传芳面对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时多次给与严词拒绝的实例也很多，他力主将帝国主义的特权收回，并废除不平等条约，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在尽最大努力维护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利用帝国主义的。孙传芳曾言：“本帅抱定三爱主义，三爱主义曰爱国、爱民、爱友，爱国、爱民为人人应尽的天职。”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迹，因此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他们总的来讲还是有一定的民族气节的。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人民等角度看待孙传芳，他表现的比其他军阀更好一些。在军阀混战的20世纪20年代孙传芳口碑相对较好，他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统治江南五省。孙传芳虽然被国民政府骂为“残暴”，但他治理的南方五省却一片升平。他裁减赋税，善待农人，颇得时人爱戴。孙传芳重用地方贤达陈陶遗、张嘉璈，优礼章太炎、张謇，获得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好感。

（十二）他还重用丁文江等学者，委以建设大上海的重任。后来乡绅主动进言，希望增加赋税以助军费，但他坚决不许，因此在他失败后江浙老百姓无不感伤。曾有军事家对孙传芳作过这种评价：“孙传芳为北洋后起军阀之最狡诈且有机警纵横之才者。孙传芳并非仅仅是在军事上想有所作为，更想在政治权术上表现他过人的才能。他使江南许多社会名流对他有好感，甚至投靠到他的麾下，除了丁文江外尚有蒋百里、陈仪、刘厚生等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孙传芳成为直系后期最大军阀，治理的南方五省却一片升平，为后来的军事改革奠定必要条件。孙传芳组织多位军事专家共同制定军事改革方案，拟定出一个很现代化的军制改革草案。草案认为当前国内的作战单位仍然是以步兵为主力，其他各兵种为辅，根据需要设置特种兵，至于编制单位如师、旅、混成旅、团、营等因为沿袭已久不必做更动。改革方案几经修改，并充分考虑五省的财政状况、地区特点，重点在于加强部队的技术力量，以适应战争发展需要。然而由于时间紧迫，在北伐战争开始之前这些方案并未真正落实，成了尘封的历史档案。不过也有几项完成的，比如军装。根据南方气候炎热的特点，统一定制联军的服装，类似于后来国民政府的童子军军服、大檐帽。既轻便，又美观，与全国其他部队别具一格，被江南人呼为“大帽子兵”。还有就是上海兵工厂，孙传芳对其进行进一步完善、扩建，派亲信负责督促生产，以满足五省军队的需求。同时还改建老旧的金陵制造局，以生产更多的武器。孙传芳出身正途，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又留学日本，因此非常重视人才的积累与培养。他用人唯才，不分省界，特别是从外国留学归来者，大量高薪网罗，联军中营长以上的军官基本是各种军校的毕业生。即使如此仍感到人材匮乏，为此专门筹建一所金陵军官学校，培养下级军官。在军饷方面一改北洋陋习，要求各省每月一日按时关饷，不得拖欠。而且经济公开，不得克扣、挪用士兵的饷项，到1926年3月五省联军基本做到统一号令、统一着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