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二十三章 “个人主义必须消除”(c)
从1959年1月取得的所有成果看来，人民社会党显然越来越从属于卡斯特罗了。现在，据说赫鲁晓夫在5月份发给他一封私人信件，大意是克里姆林宫不想任何党派作为卡斯特罗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中间人，这更让卡斯特罗的地位凌驾于人民社会党之上了。不论是否是共产主义，正在古巴兴起的是老套的个人崇拜。
随着美国的总统选举进入最后阶段，华盛顿和哈瓦那之间的对阵也升级了；古巴成了两名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的中心议题，这两名候选人分别是副总统尼克松和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他们都承诺自己将比对方更加强硬地对待古巴。肯尼迪奚落说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不作为”政策带来了目前的危机；他的政府将采取强硬的措施，恢复古巴的“民主”。
肯尼迪的话触动了一根神经。白宫通过了法案，对使用美国贷款购买古巴蔗糖的国家实施制裁，对给古巴提供帮助的国家停止安保支持。随后，美国国务院爆发了一场“谁丢掉了古巴”的争论。接下来，美国在美洲国家组织的部长会议上暂时搁置了新的对外援助计划的承诺，通过了一份大家一致同意的圣何塞宣言，谴责“西半球大陆以外的强权”对西半球的干预，这显然直指古巴与苏联日益密切的伙伴关系。
卡斯特罗愤怒地对《圣何塞宣言》做出回应。9月2日，他发表宣言，指出古巴是西半球的革命典范。他声明古巴决定与剥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保卫受压迫人民的权利，不过他没有使用到社会主义这个词。他还说，如果美国胆敢攻击古巴，他“欢迎”赫鲁晓夫提供的导弹。最后，他宣布古巴政府将正式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这篇宣言被称为《哈瓦那宣言》。
发表《哈瓦那宣言》后，卡斯特罗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这是一次争吵不休的旅程。他这一次要尽力激怒华盛顿。他在哈莱姆酒店外露营，这座酒店位于纽约第125大街①，他说这是为了显示他跟受到压迫的美国黑人是团结一致的。他招待赫鲁晓夫，并且和克瓦米·恩克鲁玛②、纳赛尔和尼赫鲁等所谓的“反帝国主义者”见面。波兰、保加利亚等苏联阵营的国家领导人也和他见了面。在联合国大会上，卡斯特罗和赫鲁晓夫站在了一条阵线上，他们的讲话互相呼应，赞颂古巴革命，指责美国侵略，号召在全球范围内解除核武器，而且建议联合国改革，建设一个更加中立的联合国。
此时，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正在处理朝鲜战争以来对联合国影响最大的冷战危机，危机出现在刚从比利时的统治下独立的刚果。内部权力斗争、武装叛乱部队和铜矿资源丰富的加丹加省的分裂活动彻底破坏了这个国家。苏联、比利时、美国和联合国纷纷支持刚果国内的不同势力，对刚果进行干预。在如此紧张的气织下，赫鲁提头做出了可以载入史册的惊人之举。在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发表演讲，呼吁改善东西方关系的时候，赫鲁晓夫愤怒地拿起鞋子敲打苏联代表团面前的桌子。卡斯特罗也做出了故意惹人生气的举动，不过没那么富有戏剧性，他发表了联合国历史上最长的演讲，时间超过了3个小时。
——————
①哈莱姆区的居民大都为黑人。
②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1909-1972)，加纳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加纳人民大会党主席，非洲著名社会活动家，“非洲社会主义”倡导者和代表人物之一。
——————
回到哈瓦那后，卡斯特罗开始清除最后一丝美国的影响，同时他也加强了控制。9月28日，捍卫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市民组织网络，古巴每个城镇每个街区的居民组成一个委员会，确保革命法令的实施，为国家安全机关提供民间治安维持网络。
讽刺的是，想要拿起武器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现在反倒让中情局的招募工作碰到了麻烦。迈阿密的胡斯托·卡里罗脱离了美国人的反卡斯特罗联盟，因为他对联盟中不断增加的前巴蒂斯塔支持者感到失望。现在约600人在危地马拉的营地接受培训，还有少数在巴拿马和路易斯安那接受专门的游击战培训。在哈瓦那，曼努埃尔·雷的队伍变得积极起来，对拉卡巴纳发动了一次大胆的进攻，解救出了几个和尤伯·马托斯一起坐牢的军官；雷后来设法逃到了美国。这些各自为政的活动缺乏某种凝聚力，或者说缺乏一个足以团结其他人或让其他人服从其意志的领导人；简言之，反卡斯特罗的团体中间没有一个卡斯特罗这样的人。
10月初，一群古巴人和一个美国人在奥连特与政府军队发生枪战后被捕。几天后，古巴士兵缴获了一批由一架中情局的飞机空投到艾斯卡姆布雷山区的武器弹药。目前在艾斯卡姆布雷山区有1000名叛乱分子，靠中情局空投的武器和供给维持，他们得到了美国老兵威廉·摩根和前第二阵线军阀耶稣·卡里拉斯的帮助。因为有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艰苦经历，卡斯特罗深知其中的教训，他命令军队和民兵队伍整体疏散这一地区的农民，完全断绝叛乱者的食物和情报来源。不久后，大部分叛乱分子被清除或者在被捕后被处决，其中包括摩根和卡里拉斯，不过艾斯卡姆布雷山区在之后的几年中仍然是反革命活动的中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切、劳尔和卡斯特罗与一个访问古巴的中国贸易使团领队一起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的庆典。古巴还和匈牙利以及保加利亚签订了贸易协定。
还是在10月，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应卡斯特罗的邀请再次来到古巴。不过这一次他们对古巴没有那么着迷了。“哈瓦那变了；再也没有夜总会、赌博和美国游客了；国家酒店有一半房间都空着，一些民兵正在这里开会，他们都非常年轻，有男有女。民兵在道路两侧进行操练。”
可以明显地看出，强制性的整齐划一已经渗透进古巴人的生活。当萨特和波伏娃问一个制衣厂的工人革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时，一名工会领导很快站上前来替工人回答，不过他完全是在重复政府的教条。文化圈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席卷而来，作家们对法国人说他们已经开始进行自我审查了。
萨特和波伏娃几天后离开哈瓦那，波伏娃总结说：“(古巴的)欢乐气氛少了，自由少了，不过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对于进步的方面，她举例说，他们参观的一个农村合作社让她印象深刻；不过，“革命的蜜月期’已经过了”。
10月11日，切请古巴首富、糖业巨头胡里奥·罗伯到他的办公室见面。罗伯拥有大片的富饶土地和13座糖厂，虽然土地已经被没收，可是罗伯的实力仍然不可小觑。
罗伯这个人不可捉摸。他很有修养，有很多名贵的私人收藏，他拒绝离开古巴或者发表任何反对卡斯特罗的言论。现在，考验他的时候到了。卡斯特罗几天后就要没收他的糖厂，切想要说服他留在古巴，让他在古巴发挥专长。切打算给罗伯的条件是每月2000美元的薪水，并且让他保住豪华宅邸。
给一个拥有上亿美元资产的人发工资，这个想法似乎有点可笑，不过这恰恰反映了切对理想的极度投入。为了防止古巴流失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一直坚持说服像胡里奥·罗伯这样有专长的人留下，答应给他们与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水平相当的工资。事实上，在“新古巴”，切向罗伯提出的工资水平是相当高的；他自己拒绝领取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1000美元月薪，只接受作为司令官的250美元的月薪。
切对罗伯说，是他做出决定的时候了：古巴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作为资本家，他不可能保持原状；他可以留下，成为革命的一分子，否则必须离开。罗伯并不屈服，他指出赫鲁晓夫认为世界上对抗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之间可以“和平共处”。切对此的回答是，这个提议“在国家之间也许可行，但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是不可行的”。
随后切提出邀请罗伯执掌古巴蔗糖业，他将失去产业，但是可以保留其中一个糖厂的收入。罗伯说他需要时间考虑，切同意了。不过罗伯已经做出了决定。他回到家里，两天后飞往迈阿密，随后前往西班牙。第二天，古巴政府将古巴所有的银行以及大型商业、工业和运输企业收归国有。罗伯的糖厂和豪宅也都被没收。
第二项城市改革法案禁止古巴人拥有超过一处以上的房产，政府接收所有出租房产，这些出租房里的居住者都成了国家的租户。古巴政府近期集中没收的举动影响了很多美国公司，10月19日，华盛顿做出反应，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禁止向古巴出口除食物和药品以外的所有商品。10月25日，卡斯特罗将166家美国人拥有的公司收归国有，这等于向古巴所有剩下的美国商业利益集团签发了死亡证明。
10月28日，美国政府向美洲国家组织提出抗议，指责古巴从夏季开始就不断收到苏联阵营运来的“相当数量”的武器。第二天，利普·彭塞尔被召回华盛顿进行磋商，可是他再也没有返回古巴。那时，切正在布拉格，他正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
11月7日，切光荣地站在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身边，在冬日的红场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3周年的阅兵仪式。尼古拉·列奥诺夫担任切的翻译。
之前，切正和列奥诺夫一起在刺骨的严寒中瑟瑟发抖，一个信使来告诉切他受邀和赫鲁晓夫一起观看阅兵仪式。“切拒绝了，”列奥诺夫回忆说，“他认为自己的地位不足以让他站在那个对他来说如此神圣的地方。”信使走了，可是很快又回来了。苏联总理很坚持。切问列奥诺夫他该怎么做，列奥诺夫让他去。据列奥诺夫所知，这是第一次一个不是国际元首或“至少是政党领导”的人受邀站在最高苏维埃神圣的主席台上，主席台下方就是红色大理石搭建的列宁墓。
在当天切认识的人中有一个消瘦的玻利维亚人，他叫马里奥·蒙赫·莫利纳，和切同岁，他是玻利维亚共产党的领袖。他们这次见面可以说是例行公事——莫利纳后来回忆说，切只说了一句“我到过你的国家”，然后就被拥向前介绍下一个人了。之后两个人就各自干各自的事了，他们都没有想到几年后他们的命运会多么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这是切第一次到共产主义阵营访问。为期两个月的行程里他来往于布拉格、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伊尔库次克、北京、上海、平壤和柏林之间。在他旅行期间，激烈的美国总统竞选终于落下帷幕，约翰·F·肯尼迪最终以微弱优势击败尼克松。
切这次出行的主要目的是要推销古巴即将收获的糖类作物，在艾森豪威尔下令在1960年停止购买所有古巴蔗糖后，这个任务就显得更为紧迫了。切知道这只是美国全面禁止进口古巴蔗糖的前奏，但是他对前景并不灰心。
10月22日，切离开哈瓦那，三天后，美国宣布禁运。陪同切一起出访的有保镖莱昂纳多·塔马尤、帮他和米高扬传话的埃克特·罗德里格斯·罗姆帕特以及几位古巴、智利和厄瓜多尔的经济学家。
他们的第一站是布拉格，切参观了一家拖拉机工厂，得到了200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在古巴修建一座自动装配厂。在莫斯科的时候，在与经济、军队和贸易官员谈话以及参观工厂的间隙，切游览了这座城市。他参观了列宁博物馆和克里姆林宫，向列宁墓献了花圈，和米高扬一起听了一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会，还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了一场表演。列奥诺夫全程陪同。
“他做事很有条理，”列奥诺夫回忆说，“从这个方面看，他完全不像拉丁美洲人，反而更像德国人。精确、守时，对我们这些了解拉丁美洲的人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不过他的代表团里的其他成员的确很散漫。一天，(糖业)谈判定在上午10点。切一个人下楼，走到汽车等候的地方。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还没有下来，他们都还没完全睡醒。我问他：‘切，我们要等吗？别担心，我会告诉部长，让他们等15或20分钟。’他说：‘不用了，我们自己去。’于是只有我一个人陪着他去谈判。我们到达的时候，苏联人很吃惊，因为他们全体代表都出席了，可是对面坐着的只有切。”
会议开始了，大约20分钟后，古巴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才赶到，他们上气不接下气，而且都没戴领带。列奥诺夫说：“切什么都没说，一句批评的话都没有，甚至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丝毫变化——什么都没有。不过当晚，他对我说：‘听着，尼古拉，明天组织我们参观列宁博物馆，叫导游特别强调列宁当时要求政治局成员遵守的纪律，让他把那段全讲出来。’”
列奥诺夫按照切的吩咐安排好了一切，第二天代表团全体人员兴高采烈地去参观博物馆。年轻的女解说员开始讲述列宁的管理纪律。她解说道，如果在部长会议上有人迟到，第一次的处罚是严重警告。第二次迟到就会被重重地罚款，而且迟到的事情会被刊登在党报上。第三次再犯，则会不由分说解除其职务。切的同伴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列奥诺夫说，这之后在切的随行人员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纪律散漫的现象。
切带着列奥诺夫一同前往朝鲜，让他担任翻译，可是他们一到平壤就被分开了。“他们不让我和他一起工作。”列奥诺夫说。他被留在了苏联大使馆，切被接到了政府的招待所。切在去中国的时候，列奥诺夫也一直留在大使馆，直到他们再次碰头一起返回莫斯科。
第二天，切离开莫斯科返回古巴，中途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做了短暂停留。他得知儿时好友、从西班牙共和国流亡出来的费尔南多·巴拉尔在匈牙利居住。他们上次见面是在巴拉尔因“进行共产主义煽动活动”被捕之前，距离现在已经有10年了。巴拉尔被驱逐出阿根廷后，在匈牙利读了医学院，成了一名医生。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一直对古巴的消息很感兴趣。切在布达佩斯停留期间，派古巴大使馆的人寻找巴拉尔，不过他们没有找到。切留下了一封短信问候巴拉尔，后来这封信送到了巴拉尔的手上。
就和格拉纳多一样，巴拉尔恢复了和切的联系，这为他的人生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对于巴拉尔来说，匈牙利刻板、官僚的社会主义体制已经让他厌倦了，他对参与“新兴”的古巴革命很感兴趣；他给切回了信，表达了他想到古巴工作的愿望。1961年2月，切再次给他写信，欢迎他到古巴。1961年11月，巴拉尔移民古巴。
在这次旅程中，切在柏林认识了一个22岁的德裔阿根廷姑娘艾黛·塔马拉·邦克。在切跟德国官员见面时，塔马拉担任他们的翻译。塔马拉很快成了一名官方译员。塔马拉希望能到古巴工作，她和切见面后，她的愿望成真了；1961年5月，她飞往古巴，她很快就会在切的拉美大陆革命计划中担任重要角色。
在飞回古巴的途中，切一定对自己很满意。他见到了社会主义世界的领袖们，为古巴争取到了大笔订单和贷款。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一直帮助促成苏联和古巴的联盟，就像阿列克谢耶夫说的：“切实际上是我们和古巴关系的设计师。”
1961年新年，卡斯特罗发布军队总动员令，在哈瓦那的街道上展示古巴刚买来的苏制坦克和其他武器，显示古巴军队的实力。第二天，他责令华盛顿将其驻哈瓦那使馆的人数减少至十一人，这个数字正是古巴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数。这对于即将离任的艾森豪威尔而言已经忍无可忍了。他能做的只有签署“离婚协议”，终止这段长达60年的争吵不断的“感情”。1961年1月3日，美国终止了和古巴的外交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