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渣翻慎入]宗教和新自由主义有什么关系？《资本主义无意识》第一章Pt.8

能指从无中诞生包含着有关语言和社会现实这两部分的论点，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把语言作为社会联系来发挥功效。如果能指肩负着和所指之间的无关系（no relation），那么社会关系也是如此，它并不是建立在稳固的背景之上的，而是内在断裂的：不存在社会关系。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所有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表明，阶级斗争不是某种统一化历史运动并使得历史（History）成为大他者的大他者的超历史本质。

即使引入了任意性，索绪尔也仅仅是部分地发现了语言的内在不稳定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拉康第二次回归弗洛伊德提出的公理，“无意识是历史”和“无意识是政治”，如果不修改其结构的概念，那么就很难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联系起来。语言学的要务在于通过结构和生命的对立来思考语言，这一过程没有对于主体的指涉，但是它的对象却是从言说（speech）中经减法后构造的语言（language）。通过这种操作，索绪尔将语言学奠基在被拉康成为“对于主体的压抑”的操作之上：语言科学把后者（latter）当作没有人会说的语言来对待。对于语言学来说，否定性是不被提及的，并且它的对象更像是非物质存在的语言，即没有身体的语言。与此相反，从能指到社会关系暗示了一个主体理论：

我们在此仍有必要指出这一关联意味着什么。这一关联——我们只能立刻转向它——是一个介于说话的人之间的连接。你们能够立即看到我们朝向何处——它指的不仅仅是说话的人，当然；它是存在，我们习惯于将这一存在当作“活着”（living），并且将说话者除出生命的维度或许相当困难。但是我们立即认识到这一维度同时引入了死亡，和基于此的 一个极端含糊的表达（signifying）（此处为拉黑字幕组翻译）

话语并不仅仅预设了鲜活的身体，也同时引入了死亡，因此引入了否定性。通过回到话语层面的生命和否定性、言说的身体（speaking body）和被画杠的主体之间的交缠，精神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将会遇到能指自主性的逻辑纽带——主体的表征（representation）和剩余的生成。

表征和生产

在1968年以前，马克思并不是拉康教学中主要的引用对象。马克思的名字很少出现，并且主要和能指的主体相关。所有的这些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的研讨班中发生了改变，拉康在这期间主要阐述了《资本论》的对象和精神分析的对象之间的同源性（homology）。与之相应的研讨班之标题，也暗示了拉康第二次回归弗洛伊德的潜在方向，D ’un Autre a I'autre（从一个小他者到大他者）：从大他者，语言和能指绝对自动性的领域，到小他者，对象a，享乐的对象，但同时也是在逻辑上和剩余价值紧密相连的对象。正如研讨班的标题已经指出的那样，重点从表征转移到了生产，引入了其他的维度到能指的理论之中。把重点放在表征上，仅仅是通过象征先验论（transcendentalism of the symbolic）思考能指，在这个方式中，能指看起来同享乐分离并且和享乐的禁止相关。随后的观点，便渐渐废除了这个立场并且转向其他的能指概念，即能指不仅带有享乐色彩，而且成为享乐的特殊原因和工具。然而，这个因果关系的前提是语言内部的特定劳动。拉康也因此回到了弗洛伊德理论的激进内核，即他的无意识劳动理论，这个理论将无意识趋势满足的机制描述为心理过程中“精神能量”（劳动-力 labour-power）的消耗。

从语言的大他者到享乐的小他者的运动，和从索绪尔，有关表征的理论家到马克思，有关生产的理论家之转变是重合的。语言的大他者现在通过主体的匮乏和对象的剩余之视差，即话语生产的两侧而被设想。从这一点来看，拉康重复那句著名的口号“大他者不存在”，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声明不能轻率地去把握，尤其不能以世俗的无神论的层面去把握，这种无神论宣称神是幻觉并且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被废除。拉康本人则是选择了一个令人警醒的角度。不仅仅是因为后现代的特点是宗教信仰的增加，从制度化的宗教到各种新时代的蒙昧主义，而且也是因为资本逻辑也成功地将马克思通过拜物教概念所设想的宗教成分强加于人。拉康对于宗教胜利的预测，超越了当时的革命科学和解放政治，并且成为了现实。

“大他者不存在”也包含了一个唯物主义的教益，这个声明将大他者的不存在和能指的因果性联系了起来，并同时将语言的大他者（语言，话语）和理论的形而上的神（大他者的大他者）区别开来。但是这种不存在（开放，不完备）并不阻止大他者具有现实效力，对于宗教的坚持仍然存在于唯心主义的反攻（counter-offensive）之中，这一运动将一些受到质疑的影响归于一个肯定性的存在：“只要事情一直被说，神的假设就会一直存在”。在拜物教的语境中，这意味着市场的不存在（全球市场作为不稳定的对立的价值空间）与资本抽象物之力量的假设密切相关。在拜物教的黎明之时拉康提及宗教的胜利并不是巧合，仅仅在几年之后美国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the Breton-Woods system）终止了金本位制，开启了“自由浮动”货币的时代。宗教的胜利在政治经济学有一个独特的名称——新自由主义，它狂妄地假定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可以解放资本的“创造潜力”以及一个内在目的论，即市场自发地趋向于平衡。

在大他者的理论中，精神分析不能不假设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立场。走向小他者的运动则在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同盟中，拓展了这一立场：“我将以马克思为基础的同源论视角来开展教学，为的是介绍今天我们应当将对象a 的必要功能置于何处”。对于术语的选择暗含了对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因为它仍然停留在一个隐喻的或者对立的框架，没有尽全力去深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弗洛伊德的爱欲经济学之间的逻辑的、认识论的以及最重要的政治的连续性。那么我们的观点是，享乐的无意识生产与价值的社会生产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并且展现着同样的结构矛盾、张力和僵局：不是对于性的创造潜力的，驱力和欲望的压抑，而是对于生产的贪得无厌的需求，“为了生产而生产（production for the sake of production）”（马克思语），被压抑的无意识倾向也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