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与禾的平衡：清朝的对外政策与统治模式
清朝的天下，超越了族群之间的隔阂，跨越了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个政权比起此前的那些混合政权，甚至比起曾经出现的元朝大一统政权来说，文明融合的程度更深。
草（游牧民族）的世界与禾（农耕民族）的世界虽然自然环境并没有太多改变，但是从治理方式上，清朝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小差异”，巩固了对藩部的直接统治权，蒙古、回疆、西藏以及自己的龙兴之地（东北地区），都与华夏紧密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清朝还在军事上实现了对藩部的有效指挥和管理，草的世界不再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同时，通过粮食与其他物资生产和调运能力的提升，清朝实现了全国粮食、物资的均衡配置，解决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难题。
那么，这算是禾的世界最终胜利了吗？
其实，禾的世界也变了。清朝遭遇了世界范围的天下大势，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地应对世界的潮流，兼具草与禾的“清朝的天下”融入了整个世界，成为“天下的清朝”。
清朝面对的天下大势，从经济上讲是西方列强“挥舞着刀剑做生意”，从政治上讲是“民族国家”的兴起。清朝是白银世界的一部分。前面已经谈过，清朝之前，不论是作为华夏王朝的明朝，还是土默特部这样的草原政权，都受到了白银资本席卷世界的冲击。清朝承接了此前的历史，也承接了白银资本的冲击。
清朝与元朝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清朝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里，必须和别人一起玩；而元朝则是依靠斡脱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经济体系，与自己人（蒙古各汗国之间）玩。甚至在后金还没建立的时候，东北地区就已经成为广阔的贸易体系中的一部分。在明朝后期，中国国际贸易最活跃的地区一个是东南沿海，大量的海商、海盗借助海上丝绸之路纵横四海，在东亚、东南亚跨海经商，另一个就是不为人注意的东北地区。
16世纪，明朝皇帝每年都会赏赐大臣数以万计的貂皮和更多的狐狸皮，这些毛皮既有御寒的功能，也是明朝达官贵人们财富和身份的象征。那么这些珍贵的毛皮是从哪里来的呢？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是把貂皮卖给明朝和朝鲜的主要人群，一方面他们自己会通过打猎获取毛皮，另一方面他们会从生活在更北的黑龙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的林中部落中换购毛皮，做转手贸易。直到17世纪后金崛起，与明朝连年征战，毛皮交易断绝，明朝皇帝的赏赐才取消了。
有人把明末东南沿海的海商描述成多种身份的集合体，他们既是自己做生意的商人，也是恃强凌弱的海盗，还是与官府、洋人交往密切的中介人。其实对于东北地区的努尔哈赤及其族人来说，这些身份也都具备：他们不仅自己做生意，而且依靠武力来保证毛皮货物的来源，还与明朝官府积极打交道。
清朝建立后，早期为了对付郑成功的海上军事力量，清朝政府一度实行坚壁清野的海禁政策。在拿下台湾，稳定海洋政局后，清朝其实并不排斥海外贸易，虽然国家层面并不主动行动，但公平地说，也称不上严格的闭关锁国。
当时英国派出马嘎尔尼使团出访清朝，希望进一步扩大贸易范围，但被清朝拒绝了。其实清朝并没有真的关上海洋贸易的大门，中国的茶叶、瓷器仍然可以源源不断地涌入世界市场，美洲白银经由各国商人带到中国境内就是确切的证据。清朝只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管控贸易。
但有时清朝面对世界局势也只能随波逐流，因为它已经通过白银和整个世界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元朝作为“商业帝国”，曾经大量使用白银，白银不足的时候就使用盐引作为金融证券来补充。从那时起，白银就在古代中国经济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国家财政的层面上。忽必烈为了笼络各个汗国，每年正月会在元大都举行朝贺仪式，来参加的黄金家族的汗王或代理人都能获得忽必烈的“定额赏赐”。白银成为联系蒙古各汗国的纽带，成为元朝控制其他政权的经济工具。
到了明朝中期，朝廷的著名首辅张居正在万历九年（1581年）推广了一条鞭法，把过去的税收进行简化，合并征收白银，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从此之后一直延续到清朝，白银成为缴纳税赋的货币，而铜钱则是老百姓日常使用的小额货币，大宗买卖也要用白银。
但是古代中国并未开采出多少银矿，明清时期国家经济运转所需的白银基本上要靠进口。白银的主要来源地，一个是日本，另一个是美洲大陆。当大量的白银涌入清朝时，经过复杂的经济过程，国家财政会积累很多的白银；当白银流入中断甚至白银外流时，国家财政就会遇到大麻烦，民众没有白银缴纳赋税，国家银库也会日益缩水。
比如康乾盛世时期，是一段白银涌入的美好岁月。根据记载，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朝廷的收入包括地丁银近3300万两、盐课570多万两、关税540万两等，合计4800多万两；朝廷的支出包括兵饷1700万两、王公和官员的俸银94万两等，合计3400多万两。收入减去支出，仅这一年朝廷就有1000多万两的盈余。乾隆后期的大学士阿桂曾经有一篇《论增兵筹饷疏》，里面清楚地记录，康熙帝的最后一年，国家部库有800余万两白银。到了雍正帝年间，逐渐积累到6000余万两，但是由于西北用兵，支出了大半。到了乾隆初年，只剩下2400万两，此后又不断积累，在没有增加赋税（这个说法我们姑且存疑吧）的情况下，国库却越来越充实，部库里积累了7000多万两白银。乾隆皇帝能够游山玩水，到处题字，真得感谢当时大量涌入中国的白银，给清朝带来了可观的财政盈余。
从文明融合的角度看，继武力统合了不同文明区域后，清朝能够以充沛的白银作为财政基础，实现了全国经济“一盘棋”，通过税收获得白银形式的赋税，特别是有效获取来自富庶的江南地区的税收，再通过财政学中所说的转移支付手段，给广袤的藩部地区——蒙古草原、青藏高原、回疆输送白银，从而达到从经济上控制这些地区的目的。
在国家财政盈余不断的时候，清朝从经济上对广大疆域进行了有效整合，从文明融合的力度和广度看，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前辈——元朝。
可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白银可以让清朝飞上天空，也可以让清朝跌落地面。在1775年左右的时候，流入中国的白银出现了逆转。那时，也许由于银矿枯竭，也许由于时局动荡，来自日本、越南、缅甸、朝鲜等地的白银供应全部都停止了。当时清朝处于乾隆统治的后期，国家的白银输入基本上要依靠美洲白银的供给。“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时的美洲大陆兴起了摆脱欧洲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美国、墨西哥、海地等国相继独立，导致当时美洲白银产量大幅减少，引发了全球性的通货紧缩，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当然也减少了。
世界经济的巨变给了清朝财政沉重一击。当时世界列强已经先后进入金本位的时代，也就是以黄金作为货币基础，特别是当时如日中天的英国，引领着世界金本位的潮流。这些国家拿到白银后，一个主要用途就是输送到还坚持银本位的清朝去，换购自己需要的茶叶、生丝、瓷器等产品。由于白银产量减少，这些国家手里没有了白银，因此向中国的采购就减少了，流入中国的白银自然也减少了。
清朝民众缺少白银来缴纳赋税，清朝国库中的白银收入大幅减少，但是支出并没有减少，于是清朝陷入了白银财政的危机，这个场景似曾相识，明朝末期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白银危机。这成为清朝走向衰落的经济原因。
积贫积弱的清朝迎面撞上了军事实力远超自己的英国、法国等列强，从鸦片战争开始，清朝对外作战的噩梦一个接着一个发生。但是从列强的角度讲，这些“挥舞着刀剑做生意”的洋人其实并不想换掉清朝政府，他们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做生意赚钱，而一个能够管理东方这片土地的清朝政府还是很有价值的。
真正要了清朝性命的是来自西方的思潮——民族国家的理念。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清朝在康熙时期就已经和沙俄打过交道，并签署了条约，这被认为是过去的朝贡体系向近代国家转变的标志之一。随着清朝与外部世界不断打交道，特别是清朝后期屡战屡败的现实，让清朝不断转变对本国的看法。比如，清朝前期还是秉承了明朝的天朝上国思维，在外交文件中往往使用“天朝”来代表自己，即使到了道光皇帝前期，仍然以“天朝”自居。但是鸦片战争之后，外交文件中“天朝”字眼的使用次数开始减少，相应地，“中国”这样的称呼使用频率增加了。在对英国的外交文件中，还开始使用“大清国”这样的称呼，说明在现实面前，清朝越来越把自己看成世界万国中的一员。学者统计，咸丰年间的外交史料《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最初五卷中“天朝”出现了5次，到了光绪年间的《清季外交史料》中，“天朝”已经几乎不出现了，出现在史料中的自称主要是“大清国”或“中国”。
但是，清朝在越来越接受近代国家概念的同时，也受到了当时民族国家概念的影响。当时的世界，列强高举各自的民族与国家的大旗，以团结本国民众，形成更强的竞争力，比如德意志民族和德国、法兰西民族和法国，诸如此类的观念风靡近代世界。这样的观念传入中国，清朝的麻烦就大了。
因为清朝的最高阶层统治者是满族人，而满族人在全国人口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原本清朝统治者通过“满蒙一家”“满汉一家”的宣传，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不同族群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可是在民族与国家的意识增强后，满族人之外的各个族群，尤其是汉族人觉得，本民族为什么要接受满族人的统治呢？这个国家应该是汉族人的国家，是时候该换掉满族统治者了。
边疆族群也抱有类似的想法。随着列强的势力从四周向清朝渗透，清朝后期，边疆地区相继出现了阿古柏事件、外蒙古独立运动等。这些事件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从大趋势来说，正是近代全球民族国家思潮影响的结果。
清朝前期构建的“天下一家”的大好局面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清朝政府垂死挣扎，尝试着“预备立宪”，通过分享部分权力的方式笼络已经与自己“离心离德的各族人民”。然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太平天国和其他一些农民起义虽然没有掀翻变得虚弱的清朝，但极大地削弱了人数较少的满族统治者对全国的控制力，不论是钱还是枪，都已经脱离了满族人的控制。于是，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的时候，曾经纵马奔腾打下万里天下的清朝统治者竟然毫无抵抗能力，就在辛亥革命这样一次“低烈度”的革命中走向末路，和昔日元朝的土崩瓦解一样轻松。
历经两千年的文明整合，至清朝终于形成的天下一家的文明形态，在近代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就这样轻易地灰飞烟灭了吗？当然没有。清朝虽然灭亡了，但数千年的文明积淀仍然在发挥自己的价值。文明的融合实属不易，一旦融合后，就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推翻清朝的革命者发现，要想维持这个“新生国家”的统一，就不能完全照搬民族国家的概念，单纯地打造一个汉族人的国家，那只会让国家走向四分五裂。晚清民国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就大声疾呼：“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他所说的大民族主义，既包括了西方传来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又继承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形成的超越族群、文化隔阂的“天下一统”的思想，更符合中华文明已经形成的融合局面的现实状况。英雄所见略同，清末的革命者曾经高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的口号，但是很快，当民国新生的时候，口号就转变为“五族共和”，强调中国境内的五大族群——汉、满、蒙、回、藏和谐相处，共建国家。再到后来，日本全面侵华，面对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状况，仁人志士又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这一系列的转变过程，正好印证了梁启超呼吁的“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的主张。
从清末到民国短短的几十年间，虽然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但人们就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概念迅速地达成了共识。这不是因为人们迅速地学习了世界上新的思潮，而恰恰是因为人们固守了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丰富的文明融合的成果。很多概念的名称看似新鲜，其实其内容实质早已经融入了草原与华夏、丛林与雪域的广大群众的头脑之中，早已经在历史上实践了数百年至甚上千年。
清朝被推翻了，但中华文明并没有崩解，剪不断、理还乱达数千年之久的不同区域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终于化作人们心中共同的国家与民族认知。当古老的中国站在现代世界的大门口时，草与禾已天下一家，携手迈向天下大同。
从明朝中叶到清末近500年间，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持续上演分分合合的剧目，可是舞台的背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近代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世界，白银、火枪重塑了古老大陆上的政治、军事格局，美洲农作物改变了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经济格局。草的世界无可奈何花落去，清朝得以打造了继元朝大一统政权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政权，而且更上层楼，清朝的天下在文明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越元朝，并稳定地维持了长达200多年。
这500年中，在此前数千年文明融合积淀的作用下，在更广泛的天下大势的影响下，中华文明迎来了成熟的清朝大一统政权模式，草与禾天下一家。然后，不管身处历史中的人们是喜是悲，天下大势冷漠地推动着清朝走向近代与现代，清朝的天下融入了世界，变成了“天下的清朝”，并导致了王朝的终结。而根植于人们内心的中华文明，继续前行，并未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