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军军官十几年残杀上千人，最后居然未受到任何惩罚

从现在看顾诚先生的南明史的时候，看到他引用过一则史料，清军黄石千总张安每逢巡哨带刀出巡，见人就杀，清廷颁布迁海令十几年，这位千总前前后后居然杀死了上千人。我查了一下，这则史料出自于清初史料《莆变小乘》张安是黄石千总，那大概就是莆田黄石一带的清军驻军军官。

这个原文我没有找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千总大人肯定是没有被惩处，因为在当时的清军之中比张千总狠的大有人在，比如在广东香山的黄梁都，迁海令下时，有不少不愿意背井离乡的平民躲藏在山中，平南王尚可喜的部下左翼总兵班际盛派人欺骗这些老百姓说，允许他们返回故乡复其旧业，很多人信以为真，于是纷纷离开躲藏处“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等到清廷宣布复界之后，仍然可以看到当年被残杀者的遗骨。

班际盛和张安这俩人并不是清军之中比较极端的个例，实际上这两个人的行为是整个清军的常态，直到康熙二十二年明郑政权被施琅攻灭，这场悲剧才算是正式收场，由于清军兵匪的肆意屠杀掠夺以及生计被夺，在这20余年间死于非命者不可胜数，屈大均记“（清康熙二年）然满洲科尔坤、介山等两大人，亲行政令，令沿海之人民受严重向内地迁徙五十里，以断绝接济台湾之患。而后麾兵折界，下令三日府在内尽夷其地，空其军民，弃赀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

迁海令，顾名思义就是让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到五十里，凡是郑成功的手能伸得到的地方，都必须迁，然后还要立边界，越界者立斩不赦，但是大家想一想，沿海的居民一般都会以什么为生呢，要么捕鱼，要么从事盐业，或者出海经商，而这些地区的农耕田地还有不少，清廷用残酷的手段强迫沿海居民内迁，实际上也是夺去了这些人的生计，盐场田地自己的船还有村子全在海边，结果被强行迁到内地。一个小小的清军千总张安一个人在十几年间就杀了上千人，由此可见有多少人流离失所。

迁海令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其实这个还是有一定争议的，有人说是黄梧这个郑军叛徒，还有人说可能是清廷原漳州巡抚汉八旗人房星焕。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迁海可能早就是一些清方官员的共识，早在顺治十二年清方就捉获过给郑军提供的造船木材的“奸民”：

“犹有福省奸民林行可等愍不畏法，包藏祸心。自去年八月间，潜运麻、油、钉、铁等项，以助郑孽，令渔船贼首刘长、卞天、郑举仔等陆续搬运，竟用逆贼旭远印记，购买造船巨木，差伊侄林凤廷同腹党王复官、林茂官公然放木下海，直到琅琦所，打造战船。且串通伪差官颜瑞廷，令官匠林九苞等，敢于附省洪塘地方，制造双桅违禁海船，令海洪二等亲驾出洋。更散顿巨木数千株，于窖、芹洲、南屿、阮洋、董屿诸港，乘机暗输。挺险罔利，已非一日。”

说实话，这几位玩的可够大的，居然准备给郑军运“巨木数千株”。同时奏折中提到捉获了“奸商”缴获了数百担准备提供给郑军的货物，包括胡椒、苏木、铜锡、鱼皮、海味、药材、丝棉 、磁油等物。佟代奏折中还说“窃臣自入浙抵闽以来，洞悉海逆情形，皆缘内地奸宄勾通线索，互相接济，遂得肆其猖狂”可见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私通郑军之民绝对不在少数。

所以对于清廷来说，迁界沿海实际上是必然的，这是为了消灭郑氏政权做必须要做的，事实证明迁界沿海确实有效果，耿靖忠反正之后联系郑经一同进兵，郑军到达福建之后，耿精忠惊讶地发现郑成功时代动辄出动战舰数千艘的明郑义军到此时兵不满万，大小船只只剩下数百艘，明郑政权的最终灭亡也和迁海令带来的物资紧缺有很大关系。

但这只是从清廷的角度来讲，如 果以 个数百年前的沿海居民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场清廷官吏和兵匪的狂欢罢了，驱赶沿海居民入内地的清军往往借此机会大肆劫掠，界外之民在被迫迁徙的过程中就因此死亡无数，同时，居民被赶走了，耕地和盐场自然就荒芜了，减少了清政府的税源。但是问题在于，清初战乱连年，光军饷都是一个财政支出大头，清政府经常财政入不敷出，在税源减少的情况之下，只能更加残酷地盘剥压榨。同时，由于迁海令，沿海的制盐业遭到极大的破坏，福建等地的居民甚至被迫淡食。居民因为缺盐而被迫淡食，这颇有些神探狄仁杰剧情的味道，但很可惜“漕渠魅影”这一案件的元凶巨恶只是一个元齐，而因迁海令被迫淡食的居民所要面对的却是整个大清朝廷，而且也没有狄仁杰来救他们。

生活环境愈加恶劣，清廷奸吏也借此兴风作浪，很多失去家园之人就此走上了反清之路，侥幸出海者大多投奔郑经，界内之人则啸聚山林手执刀枪攻打城市，洗劫官吏和富户，社会动荡不安。

所以说真是一段令人很难想象的日子，被清政府剥夺的生存手段的“界外之民”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被驱赶，被屠杀，成为无数个张安或者班 际盛功劳薄上的军功。

迁海令这一恶政那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唐宋元自不必说，明代虽然也有禁海令，但是明人说得很明白“所谓寸板不许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非绝民采捕于内海，贩籴于邻省也”明代的禁海令主要的针对对象还是日本，防止不法商人将违禁物资运往日本，根本就不禁止人民出海捕鱼，出海行商则需要官府的号票便可出行，而以郑芝龙为代表郑氏集团的存在，也证明了至少在明代中后期，中国的东南沿海是相当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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