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1956年苏联列宁格勒出版社出版的《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中译本。

我的一生的生活道路使我走向了冲击冬宫的途径。我是在百万大街长大的。本来这条街叫波戈莫洛夫，但是纳尔瓦区外的人却这样叫。这条街是用石块铺成的，点着煤油路灯，有“设备完善”的踏板道。街两旁的房子多半是木板造的，里面住着锅炉匠、模型匠、铁匠和其他的“百万富翁”。

我小时候遇到的血腥的礼拜日（1905.1.9）还记得非常清楚。一个阳光很好的严寒早晨，父亲托着我和我们住宅里的其他住户一起，向百万大街走去，由那里转往普梯洛夫工厂。工厂里已经黑压压的站满了人群，所有的人都向纳尔瓦关移动，手里拿着教堂的教旗和圣象。我们也跟着前进。父亲把我扛在肩上。我们行走着，听到前边什么地方有了喇叭声。父亲还爬起来，因为他年轻时曾在军队里服务过，知道情况不妙。

“阿列克谢，”父亲惊惶地向走在我们旁边的铁匠说：“就要开枪了，我知道吹喇叭的意思。”

“你怎么啦？......还能朝着圣象开枪？”

“莫非，你以为他们还会发慈心？”

喇叭声又响了。

“躺下！”父亲喊叫说，“躺下！”

他把我从肩上拉下来放在马路上，用自己的身子掩护住我。喇叭的信号第三次响起来了，接着就听到干巴巴的噼啪声。人群呻吟起来并向后退。靠近我们的一些人四散跑开了，把教旗、圣象和沙皇的画像丢在肮脏的雪堆里。

“瓦西里，”靠近我父亲躺在马路上的列昂节夫低声说：“瓦西里，好像我受伤了。”

父亲把他拉到木板墙跟前，交给走近我们的青年女教师，赶快把我拖过木板墙，自己也接着跳过墙来。我们躲藏在化学巷里的熟人的小屋子里。

我们晚上回到家里，母亲正在哭泣中。原来，她已经跑过几处医院，在血腥礼拜日的牺牲者中间寻找过我们。

这一天，像铭刻下似地永远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到了我进普梯洛夫学校的时刻，我在那里和瓦夏·阿列克谢耶夫要好起来。虽然我们都是小孩子，但在五月一日总是要穿大红衬衫，走到其他的学校，找上同年龄的孩子们，抛开功课和他们玩槌球戏和打棒戏。

经过三年的学习，父亲把我送到木匠铺，我开始自立生活了。除了我以外，父亲还要养活八个小孩。

我在萨哈洛夫的木匠铺里（在瓦西里耶夫岛上）度过了我的最初的大学。我睡在钳工台上，头下枕着衣服，给定货主搬运家具，在师傅的打骂下学习本事。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的时候，我离开了木匠铺。有一次，瓦夏·阿列克谢耶夫碰到了我，他建议说：

“到我们普梯洛夫工厂去当个镟工吧。在车床上工作，不叫你使刨子了。”

我到了有宝塔的工场里，在镟床上工作。通过瓦夏·阿列克谢耶夫，和具有革命情绪的工人们接近了。有一次，我去找伊万诺维奇·格扎，他是吃饭后来的。

“瓦夏·阿列克谢耶夫叫我来找你。”

格扎是个高个子，瘦瘦的，用他的深陷的眼睛很注意地看着我。

“很好，他对我讲过你，要小心，不必害怕！”

我开始担任地下的委托任务了。

靠近工厂处，有哈巴洛夫的报纸亭，他是我们的人。

在冬天的深夜里，我们来到格列尔街、里戈夫卡街和伊万诺夫街，我们从那里的分发所得到报纸，带着报纸回到哈巴罗夫处。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在大门过道出卖报纸，偷偷把布尔什维克的传单夹在报纸里。

瓦夏·阿列克谢耶夫是作这件事情的灵魂，他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一小群青年工人。冬天，当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常常聚集在沃洛哥德斯可—亚姆斯基村的一个小木房子里，或者夏天坐着渔船，沿着叶勉里亚诺夫卡河划向海湾，把船靠在长满灌木丛的海军渠的高防水堤岸旁。就在以上的地方，我们高声朗读高尔基的“母亲”、别德内依的寓言和李卜克内西所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

1917年2月间，彼得堡的各工厂罢了工。走向街道上的人民群众的激愤越来越增长了。普梯洛夫工厂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派瓦夏·阿列克谢耶夫去告诉驻在工厂附近的哥萨克百人团首领，叫他不要派百人团驱散游行示威者。

我和瓦夏去了。

我们走上木楼梯，进了一间摆满了吊床的房间，看到一些哥萨克。

“你们的大尉在哪里？”

他们引我们去见他们的大尉。赤红色胡子的哥萨克大尉坐在那里蹩着眉头。

“嗯，你们干什么来啦？”

我们向大尉说明，我们是起来反抗专制制度的人民大众派来的，军队已经和人民大众合在一起了，最好哥萨克百人团不要到街上去，否则就会被解除武装的。

哥萨克大尉的脸红了，握紧拳头威胁要逮捕我们，但我们并没有十分恐吓他：

“当然，你可以逮捕我们，不过，你还是向窗子外边看一看。”

大尉向窗子外边斜视了一眼，看到人群挤满了街头，我们安安静静地在玩弄鞭子的哥萨克的注视下走过去，下了楼梯，走出街道。

‘“弟兄们，不要害怕，哥萨克不会出来。”

各街道上已经有了群众大会。有些地方解除了警察的武装。情况更清楚了。格扎带着转向人民这方面的士兵大队沿别捷尔戈夫公路走来。

我们在什列梅契甫公园跟前遇上了这个大队，我们和这些起义的士兵们已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因此便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武器。我得到一支卡宾枪。我们向地方警察局推进，占领了该局。将近早晨时，我们开往立陶宛堡，从堡里释放出政治犯人。

在普梯洛夫工厂里，我立刻被选为车间委员会的青年代表。

4月3日这一天的印象一生都留在我的脑子里。纳尔瓦区传来了消息说，工人阶级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晚间要来彼得堡。我们集合起来，唱着歌，通过全市走向芬兰车站。

车站广场已经完全被人民群众挤满了。我们听到了车站拱门下边的欢迎的喧嚷声，这声音突破广场传到了临近的街道上。

列宁在广场上登上装甲车，发表了他的有名演说，他在演说中号召大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接着，我们紧紧地手牵手，一横列接一横列跟随在伊里奇的装甲车的后边。在克舍辛斯基街的小独屋的附近，我们又听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讲话。

5月12日，伊里奇来到普梯洛夫工厂，登上了建筑在辗铁车间旁边的讲坛。列宁的讲话是有力的，简洁的，有说服力。他有时候挥动他手里拿的工人帽。

他说：现在正进行得狂热的世界大战是一种掠夺性的战争；劳动者应当为争取获得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只有劳动者的这种政权能够真正解决和平、面包和自由的问题......

我听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特别欢欣。

群众大会结束以后，列宁坐在汽车上，工人们包围了他，一直把他送到纳尔瓦关。

布尔什维克为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开展起来了，彼得堡组织起来赤卫军。在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里进行了挑选工作，精选工人参加赤卫队。我登记作了机关枪手。我们在工厂的射击场上进行练习，白天晚上巡逻工区，保卫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武装起义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0月24日晚上，瓦夏·阿列克谢耶夫来到青年工人俱乐部，又欢愉，又激动，他把我们召集起来说：

“明天就要出动了。”

我们由俱乐部回到工厂，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工人弟兄们。我从工厂没有回家，赶快转向自己的机枪队。这一个晚上我没有睡觉，一直在准备着用“马克西姆”进行战斗。窗外是哗啦啦的秋雨声。快到早晨的时候，通讯员从赤卫军的区司令部跑来：

“出来站队！”

我穿上短外衣，束好皮带。

“喂！柯什卡！参加最后这一次决定性的战斗吧！”我对我的二号机枪手康斯坦丁·瓦西科夫说。

我们从二楼上把机关枪运到院子里站好队，遵奉命令跟随在开往冬宫的部队的后边，一面唱着“同志们，勇敢地齐步向前！”的歌子走过黑暗的街道。我们到达了海军街。这里，指挥部队的一个水兵命令我们移向海军大厦方面。在亚历山大花园和海军大厦之间，面对着冬宫的花纹铁栅栏，已经有了一行一行的散兵线。我也在那里架起了我的机关枪。

是阴暗多雨的一个秋天。散兵线已经有时向士官生射击了，我们用机关枪的火力掩护着散兵线的射击，等待决定性进攻时刻的开始。

黄昏了。探照灯的光亮向着广场、冬宫和士官生架起的柴垛上搜索。接着，听到了从涅瓦河方面来的隆隆的轰击声......这是“阿芙乐尔”号开炮了！随着大炮的射击，立刻爆发了“乌拉”声，各方面都听到了这样的喊声。从大本营拱门的下边，从海军大厦里跑出来水兵、赤卫军和士兵们，他们由柴垛切过来，打开了冬宫的大门，爬上窗户，向冬宫的深处前进。

经过冲击，我进入约尔丹的入口处。我正为建筑物的美丽而惊叹的时候，忽然由楼梯上走出来一些前政府部长们。

我们的激动心情还没有冷静下来。

“小伙子们，到斯莫尔尼去！”有谁这样说。

我们到了斯莫尔尼。差不多每一个角落里都在开群众大会。斯莫尔尼大厦的前边点燃着篝火。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普梯洛夫工厂的同志们，他们告诉我们说，斯莫尔尼现在正举行着全俄罗斯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莫非，再冲向那里吗？早晨前后，我回了家，解开带手枪套子的皮带，脱下外衣，立刻疲倦地躺倒了。

“你整整三昼夜到哪里去了？”父亲问我。

“谁都知道在哪里，”我回答说，“已经占领了冬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