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传统（读书摘记）
读完弗雷德里克 沃特金斯的《西方政治传统》，感觉获得了一种清晰感，但若要具体说说，却说不出来什么。于是重读，现在，试图把书中无数似乎熟悉的东西连缀起来（只是试图），以求获得一种清晰。
法律下的自由，这个理念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现在不管是什么国家，多多少少都在使用这个理念在治理国家。
大部分世界伟大文明的最初兴起都由官僚体系所造成。
人类初始阶段，物质极端匮乏，大家每天的时间都在生产劳动和休息——以使明天能继续生产劳动。
官僚体系催生了一个群体，他们掌握武力资源，工作量不大，手握相对充沛的财富，同时有很多闲暇时间。
正是这个群体创造出更高一阶的物质文化环境。
希腊和罗马的特别之处，他们能在社群而非官僚的基础上发展出高度文明。就是说希腊罗马人用集体协作代替官僚体系发展出上述那个群体。
希腊的“城邦”是这种政治典型：小社群，人人参与行政程序、公共事务（当然这里的人人不包括奴隶，只限于城邦公民）。
维持有效的社群精神是城邦的第一大事。社群精神就是把社群当成自己家，啥事都得上心，关键时刻说干就干。欧美总说亚洲人最缺少社群精神，天天就琢磨自己家那点事，为了公共利益的游行示威活动从不参加，还总往大街上倒垃圾，泼脏水。
古代西方政治的关键就是“如何建立和谐的群体行动的基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古代西方政治家一致认为，法律乃是团结城邦社会的唯一力量。这并不是当时的新发现，而是一种古老传统的延续。
法律给公民划定了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内的事都可以干，绝对安全，所有公民可以自由追求他们心目中的幸福生活，不必顾及统治者个人意愿。
希腊城邦这种体制存在时间很短，但为西方世界提供了“公民自由”的理想。
希腊城邦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愿意把公民权赋予城邦之外的人手中，导致他们无法开疆扩土，即便开疆扩土也无法管理。次要原因是没有发展出专业的法律阶级。
罗马城邦的优势在于宽泛的公民权，团结了更多的子民。元老贵族的统治也非常善于妥协。
当时大多数帝国当权者都用武力和道德说服力来统治人民，但罗马人却寄希望于法律。
大部分居民可以预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从而为自己生活制定计划，后人认为正是“法律下的自由”造成后来罗马帝国空前繁荣的帝国时代。
罗马帝国和希腊覆亡的原因都是：无法运用有组织的公意控制官员的行动。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说，当官的完全不顾老百姓想什么。
基督教兴起，信众甚众，他们坚持“凯撒之事归凯撒，上帝之事归上帝”，不参加官方礼拜仪式，因此成为迫害目标。最后，迫害失败，官方只好承认基督教为官方宗教。自此，古代西方政治破产。
此时，教会与国家就以不同权威的形式存在，各自主张有权规定一部分人类生活。
除法律外，这种二元社会观（教会和国家）就是塑造西方文明特色的最大力量。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蛮族建立的帝国都是些脆弱松散的组织，没有能力操作复杂的官僚体系，他们的见解也是原始而乡村式的，无法了解复杂都市的行政问题，而罗马大主教却能可以凭借各级教会组织实现大部分功能。蛮族意在占有西方文明，而非摧毁，所以他们乐于把无法负担的工作呈交出去。
教会权利渐大。
教会法庭裁决各类法律事件，世俗统治者也要接受裁决。假如统治者违反教会法律，或者自己重新制定法律，基督徒就有责任提出抗议，甚至推翻统治。
中古末期，西方文明的基本形式已稳固确立。从此，政府在法律架构内施行统治，并接受社会道德指导，这种建立在二元力量（教会和政府）基础上的动态平衡，一直充满斗争，需要坚毅严峻的努力去维持这种平衡。
当人们潜心宗教时，教会才有基础跟世俗政府抗衡。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人们越来越把兴趣集中到世俗世界中，传统的二元结构被摧毁了。
宗教改革产生众多教派，各国统治者欢迎宗教改革，希望借此取消教会特权，不同教派纷纷寻找支持自己的君主。于是，在宗教的热忱外衣下，伴随着世俗的野心和贪欲，爆发了三十年战争，消灭了中欧一半的人口，毁灭了许多欧洲文化重镇。
经过一个世纪的浩劫，教会政治声望已经破产，人们对教会保持不信任和怨恨态度。教会在失去社会领导地位的同时，也失去吸引有才能、有雄心者为其服务的能力。
国家权力摆脱宗教的束缚，二元平衡被打破。
教会无法再动员道德力量来对抗官僚政府的权力，必须再建立一个类似的世俗组织。
中古君王经常为超征税收伤脑筋，他们把这项工作交给有足够财富与影响力的人，需要定期召集这些封建贵族、教会、城市代表以及其他富有阶级开会。国家运转越来越依赖这些人，这些人也发现可以通过讨价还价争取国王的让步，这种中古代议团体引发一种概念：社群整体拥有别于国家的权益，此权益应由别于政治组织的形式所保卫。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在地主士绅之精英的领导下，议会成为抗议王室扩张的有效工具，当抗议难以维持，议会就会自己成立军队和行政机构，公开与国王对抗。（这是当时的特例，16世纪17世纪王权还是占绝对优势）
当议会过于强大，也会迅速垄断权力，制定有利于富绅阶层的规则。
教会曾经教导信徒，为了本身不朽灵魂的利益，每个人都得准备负起某一种程度的政治责任。这为以后埋下伏笔，知识分子教育大众：每个人都要为了自己的世俗利益承担类似的政治责任。
十八世纪以后，西方二元论的活力再度被肯定，在西方国家，一个阶层接一个阶层的人都有政治责任感的觉醒。
卢梭相信政治有赖于整个社群的意愿与积极参与。如果要由理性的讨论过程中形成有效的公意，社会本身就必须建立在多元基础上，必须让各种社群都能发展、澄清他们的观点，然后又有机会和其他群体协商，发现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在近代宪政民主体制中，政党与议会便是达成此目标所需的基本机构。
近代自由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
十七世纪末，西欧中产阶级已经稳固地形成具有自尊心和影响力的群体，不仅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也决心面对压力，维持自己的利益。
近代科学发展让人类面对自然环境更从容，更具行动力。
十七世纪末，银行等机构出现，代替了国王成为商业冒险的资助人。
智识生活的领导地位由礼仪繁琐的宫廷转移到自由的私人沙龙。中产阶级借由新获取的财富得以加入。
书籍期刊的读者群不断增长，有才华的作者可以靠写作为生，不再依赖富人。他们将唤醒整个中产阶级的战斗信念。
由此，中产阶级在经济生活和智识生活渐渐形成独立的社会组织。
启蒙运动并非一个人的著作，而是数世纪以来政治与社会思想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关心的共同问题是：如何将创造力从古旧的社会体系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都相信：人类有可能获得俗世幸福，这段时期最明显的特色：夸张的个人主义（新兴运动支持者极度强调个人自由），他们认为人生真正有意义的价值都是个人主动造成的，最重要的:人类福祉应该通过自愿及互利的协商过程而非暴力与压制来获得。
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整个构架是建立在危险而狭隘的基础上的，启蒙运动的理念宣称是为了全人类，但基本上所表达的却是特殊阶级的利益，而非公意。
中产阶级和贵族的联合是一种尝试，人们学会了协调选民，把不同群体组织起来，发展出日后可以在更广泛社会脉络中利用的理念和制度。后来，各种社会群体次第觉醒，迫使政府把参政权扩张开来，人们可以应用先前累积起来的协商与妥协艺术，顺利将这些纳入议会制政府的架构之内。
早期设置政宪是为了协调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但实际上却变成了创造广泛公意的基础。
农民阶级的觉醒是近代自由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
农民阶级认为进步不是突然的变革，而是像庄稼一样有机生长的逐渐积累。
启蒙运动高估了抽象理性的能力，近代保守主义思想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修正这种自负的看法。
迈斯特和柏克大体上同意十八世纪时认为“进步是历史的正常趋势”，也承认现存社会有不完美之处，但消除弊端则有赖耐心地努力。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脱离正轨，是因为革命者想要把社会变迁的步调加快，而无法与传统的持续性相容。有经验的牛群饲养者都明白，这样对待牲畜，将为整个牛群带来灾害。急躁地干涉社会也会对人类的福利产生不利影响。由于误信不切实际的“理性重建”，革命的哲学家正想砍断文明的传统根基。
十九世纪中叶，历史经验主义已经很肯定地取代了机械化的理性主义，成为西方盛行的思想模式。但他们都认为：人类福利的主要来源是“社会”而非“国家”，都支持一个其利益高于一切政治权威之利益的自主性社会阶层。
都市无产阶级的觉醒是近代自由主义演化的第三个阶段。
无产阶级是十九世纪“劳动力市场”这个奇特发明的产物。
工业文明需要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化”，这样才能组织这些低成本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生产。这个教育水平既低又不善于表达自己的阶级找不到一个能言善道的人来传达他们的苦况。
法国大革命，中产阶级共同信仰启蒙运动哲学，因此能团结一致，并对成功的革命运动怀抱热诚。无产阶级如果想获得类似的纪律与效率，就必须有类似的学说支持。
十八世纪商业阶层不仅以经济活动著称，在知识的好奇心上，也闻名于世。十九世纪商业阶层发展方向是庸俗主义，只愿追逐财富，轻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荒谬，不切实际。这使对知识感兴趣的人逐渐缩小到一个小圈子。
有些知识分子从中产阶级退隐到自己设计的波西米亚世界，有些知识分子则开始探讨是否有可能直接向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发动攻击。
和劳动阶级一样，知识分子也觉得受到所有价值都臣服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压迫，也企盼有一个社会不以竞争性的经济力量为衡量个人权力与重要性的唯一标准。
在所有为国际无产阶级提供统合性意识形态的人当中，最成功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
马克思认为除非资本主义社会已走完全程，任何有意识的努力都不能使共产主义社会出现，这是马克思对进化的保守思想所做的让步。
马克思使都市无产阶级觉醒，在这一点上，它发挥的影响比其他任何理论都大。
随着都市无产阶级的觉醒，近代自由主义发展的舞台背景也已具备。近代自由主义最初不是理论上的探讨，而是实际经验的产物，它介于启蒙运动与保守主义之间，以不受欢迎却无可避免的妥协姿态为议会制度提供了一个架构，使人们能够实验协调阶级利益的艺术。
启蒙运动哲学教导人以自由市场组成社会，目的在保护个人的理性创造力，使其不受任何形式的公私压制而获得发挥。保守的反动运动认识到个人的经验、智慧是社会成就的主要来源，能护卫传统组织，使其成为个人行动的基础。马克思主张有利的经济环境是实现个人潜能不可或缺的因素。
对启蒙运动哲学家来说，“恶”是政治强制力与私人性的暴力。对保守主义者来说，恶是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恶是经济的剥削。
但他们对“社会的基本功能”都有一致的见解，都认为“社会”是致力于“个人最佳发展”的组织。
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特色：参与社会中有组织的政治生活是实现人类自由的必要方法。
近代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课题：设法防止议会中的多数人侵害少数人的权利。
十六、十七世纪的专制主义者曾给“秩序”极高的评价，因此愿意以秩序之名牺牲其他价值，包括个人与社会的正义。自由主义不同意这种观点。
康德说过，为了实现正义的观念，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素。杰斐逊从个人主义的前提出发，对重复出现的革命性紊乱也表示欢迎。蒲鲁东和黑格尔、马克思一样，认为“冲突”是促成历史进步的工具；不同之处是他认为历史的目标并不是要消除这些对立的力量，求取终极之“合”，而是要使这些互相冲突的原则永久持续下去，并且使其间的动态性张力一直升高。
近代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渐为西方世界的广泛整合提供了道德基础；但却对本身解决近代政治问题的能力造成严重、致命的伤害。自由主义要求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民族主义则倾向不妥协的一元主义。
几百年来，君主绝对主义不断训示人们，对领土主权的效忠是世俗责任的最高形式。
因此，对一般人来说，国家渐渐成为近代政治效忠的主要中心。
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联合有助于滋长军国主义。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世袭君主之所以还能存在，并且成为流行的政府形式，是因为君主的实权虽已逐渐被剥夺，但却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而备受尊重。
自由主义政治家会受到强烈诱惑，利用民族统合的诉求增加协调的力量，处理政治危机时，渐渐会采取反自由主义的手段，操纵民族情绪以解决困难。一旦习惯了这种方法，就等于抛弃了协商的正当功能而采用强制手段。因此，民主主义的力量虽然对议会制政府的效能有明显贡献，却也大大削弱了宪政程序的基础。
民族主义隐含竞争性，使各政府假国家安全之名，设法增强竞争地位。对有战略价值或经济地位重要的领土的争夺，带来一连串惨烈战争和二十世纪国际无政府状态。
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思想史上代价最高的失败。
如何去发现一个真正能有效解决民族主义问题的方法，是近代民主主义日程上的未尽之务。
基督徒相信自己的福音是人类救赎的唯一基础，因此异教世界劣于基督教国度。因为我比你优越，我统治你也是为了你好，拯救你是我的责任（有的教派征服你是为了让你免于天谴，有的是为了增加神的荣耀），这是十字军东征、殖民主义自圆其说的宗教动机。
十八、十九世纪上述宗教动机日渐降低，此时西方的优越性是民主、工业、科学，西方人提供上述馈赠，假如落后民族为无知所蒙蔽而抗拒进步，西方人就用武力征服，把他们导入开化之境。
这种思想也可以嫁接到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进而导致极权主义。希特勒的雅利安人优越说，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都是这种思路。
议会制政府无法做到绝对公平，那些有强大讨价还价能力的群体会占据更多好处，吃亏的群体遇到特殊困难时期（如经济危机）会对议会制产生幻灭感，从而寻求别的伸张权利的方法。这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可以提供不必奋斗而坐享其成的诱饵（你只因你的种族优越而获得优渥的工作岗位），因而别具吸引力。
承认列宁、斯大林的个人领袖的绝对重要性适合俄国的国情，因为俄国人早习惯了沙皇的个人统治，却不太适合抽象、非个人的政党要求。
专政（dictatorship)一词本身即出自古罗马历史，独裁者原是在紧急情况下，为确保共和国利益而设的特别行政官。
对于绝望的中下阶层来说，身属“主宰种族”以及加入一个永久政治精英集团的想法，十分令人安慰，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兴起都与此密切相关。
中古时代，基督教传播有两种方式，有人主张以布道和以身作则的方式，有人主张用圣战的利剑。在宗教战争期间，绝大多数人赞成圣战的做法，终于导致中古基督教世界的崩溃，也几乎摧毁了西方文明的基础。近代自由主义企图在世俗基础上重建西方世界也招致了同样的灾难。
如果事实证明圣战传统的力量强过布道传统，西方世界势将再度面临宗教战争时那种几难幸免的灾难。
自由主义的试验虽然获得不少成就，但却不能保证它一定会成功。
近代自由主义的希望，有赖私人组织的进一步发展。独裁政治的诉求对象是未经组织的群众。
和独裁主义一样，民族主义是早期自由主义缺乏组织效能所造成的效果。在商业及工业革命摧毁或破坏了多数西方社会的传统制度，而替代性的制度还没有时间发展的时候，为暂时收到压抑的社会冲力寻找宣泄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培养一种参与民族国家生活的“准宗教”的感受。
如何使宪政民主制适合非欧民族的需求，应当是近代自由主义的关键问题。
西方工业化早期，西方国家人们参政权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少数中产阶级企业家的精英分子，才能在不考虑社群中其他人的欲望的情况下引进他们的改革。
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区，工业近代化的压力或许会逼使独裁政治——而非民主政治——在很长时期内，继续成为主要的政府形式。若能妥善运用外资，将大大减轻技术现代化的苦痛。
假如持自由主义信仰的政治家，无法在最近的未来设法满足人们对经济与军事安全的普遍渴求，则大多数的人势必会为解一时之急，而求助于独裁主义明确简捷的解决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