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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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安樂無憂

徽州古称“新安”，包含歙（shè）、黟（yī）、休宁、婺（wù）源、祁门、绩溪六县，地处“吴头楚尾”的皖南之地，山高林密，田地贫瘠；又经过中国历史上晋、唐、宋三次自北向南的移民潮，此地更是陷入“人多地少”的窘境，成了名副其实的贫困山区。《安徽地志》记载：“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这就是说，徽人大多外出经商，这是由于土地不宜耕种，才采取的无奈之举。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是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这个商人群体到明朝中期发展成为中国三大商帮之一。徽商出现的确切时间还没有确证，最早不晚于晋朝。那时，还没有完善的长途贩运机制，商人也没有本钱做大宗生意，于是在黄山、天目山、白际山、五龙山就地取材，依傍新安江水路，主营家乡的山货。仅由山中树木，就可产出木材、涂料、墨料、纸品等商品。通过这些生意，徽商确立了最初的经商传统，在江浙一带颇有口碑。

唐代时，祁门茶市十分兴盛，不仅售卖本地茶，还云集全国各地的茶叶。商人到各地采买贩运，北至陕西，南抵云南，都是他们的货源地。最出名的祁门红茶甚至一路西行，远销中亚。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的丈夫就是一名新安商人。所谓“前月浮梁买茶去”，背后的故事便是，徽商一到新茶上市的季节，便要奔赴江西收购茶叶，再四处奔波、售卖，顾不上半路分别的妻子。这“重利轻别离”的诟病之下，是一生漂泊、汲汲谋生。其中的辛苦，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体谅。

到了宋朝，徽商的资产发生了质的飞跃，出现了一些大富豪。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人称“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可见他们资产之巨。到这个阶段，徽商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经商地域广泛，更凭借巨大的资本，对国家的宏观调控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元朝时，民生凋敝，商业式微，外出经商十分凶险，徽商凭放高利贷保留了生机，在徽州本地默默蓄势。到了元末明初之际，他们资助十万两银，给朱元璋军队发饷，趁机博得新朝廷的好感，取得了贩盐许可。到成化年间，徽商后来居上，沉重打击了之前的盐业垄断者——晋商。淮南、淮北出产的盐巴，经由运河，被输送到全国各地，甚至成为华北边境驻军的专供盐商。从此，盐业成了徽商经营的中心。他们把握住盐这一经济命脉，趁着封建末期市镇工商业发展的东风，进军棉布、典当等新兴行业，还将之前的粮食、文具、茶叶生意做大做强。在东南沿海一带，大街小巷都有徽商的铺面。到了明朝中后期，徽商进入了最黄金的三百年。无论是从业人数、活动范围还是行业资本，都居全国商帮之首。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徽州男子都外出经商，他们的生意遍及城乡，东渡日本，南至东南亚，西至欧洲。徽商的国际贸易以中药、茶叶为主，这两者也一度成为外国人印象中标志性的“中国商品”。

现在我们谈起徽商，那样盛极一时，就像一篇波澜壮阔的史诗。但是，一个群体的成就，背后是无数个体的艰苦奋斗。连接徽州和浙江的徽杭古道，流传着一首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商中，有巨富，有侨民，有红顶商人，更多的却是这些自幼担起重担、行走人世的普通商人。从皖南绩溪县翻越崇山峻岭，背负百斤重担，跋涉八十余里，到达浙江临安。这一路风雨饥寒，九死一生，是这些商人要生存养家，必须承担的风险，也是当时徽地要图强求富，必须付出的代价。

汤显祖《游黄山白岳不果》一诗讽刺道：“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意在表达对徽州拜金风气的不屑。这首诗的确颇能揭露徽商的局限性，但同时，也无意中揭露了诗人自己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人生来就衣食无忧。为全家的生存而奔波劳碌，并不是可耻的事情。况且，徽商重利，却并不忘义，更不忘本。他们在外打拼，最终还是回到家乡，做慈善，修祠堂，建立书塾，希望子孙后代能通过读书取得出路。事实证明，这些，才是徽商留下的最丰厚的财富。经历了清末的动荡，和新社会的重大变革，徽商的金银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他们留下的建筑和传说，他们培养出的大家名士、涵养的儒商之气，至今仍给皖南之地带来生机。

这就是徽商的故事。不论是富豪还是小民，他们只是无数奋斗的中国人中的一员。当汗水和信念累积得足够多，我们都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痕迹。

参考资料

茶业经济与社会变迁，康健，安徽师范大学

明代徽商“贾而好儒”现象的研究，明旭，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