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西安地区发现的唐代双室砖墓
略论西安地区发现的唐代双室砖墓
选自《考古》 1990年09期 齐东方
双室砖墓在西安地区发现的两千余座唐代;墓葬中所占数量极少。这类墓葬规模宏大，设施复杂，随葬品精美。根据墓志或其他能考证身份的遗物可知墓主人均为高官、显贵。将西安地区所出唐墓统一比较，即可看出双室砖墓集中出现于唐高宗至睿宗时期，但大多数时代相近、地位相似的人并未使用双室砖墓埋葬。因此，双室砖墓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地以“地位高”来解释，有必要对其特点、出现及其影响等诸方面进行考察和探讨。
一
目前已公布的双室砖墓有尉迟敬德①、郑仁泰、苏定方③、李谨行④、李重润⑤、李仙蕙⑥、李贤⑦、韦泂③、薛氏⑨、李仁⑥十座。根据发表的墓葬资料并参考有关文献，将这十座双室砖墓的情况列为表一。
从表上所列官职栏可见，墓主人担任的散官、职事官、爵位、勋官，品位均在三品以上。下面结合唐代文献记载的埋葬制度，考察双室砖墓的各个方面。
第一，双室墓比一般墓葬多一个墓室。
迄今为止，唐代帝陵尚未发掘，其结构不得而知。西安两千余座包括皇室贵族、品官（其中也有三品以上官吏）、平民在内的唐墓，多为方形或长方形的单室墓葬，被葬者身份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墓室的大小、站构、设施方面。因此，双室砖墓在墓室数量上的特点不仅是身份显赫的标志，还体现出超乎于一般皇室贵族及三品官吏之上的特殊礼遇。
第二，多有石质葬具。
《通典•礼四十五•凶七•棺椁制》记载：“大唐制，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户牖栏槛，棺内又不得有金宝珠玉。”十座双室砖墓中，五座有石椁。石椁仿木建筑制造出脊瓦、滴水、门窗等，还雕刻各种花纹及入物。这不符合礼制规定，但根据墓志和有关记载,这种墓葬规格是恩制允许的⑪。
第三,随葬品丰富。
《唐会要•葬》记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勅：古之送终，所尚乎俭，其明器墓田等，令于旧数内递减。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请减至七十事;……”。双室砖墓均被盗掘或破坏，出土的器物已不是下葬时的数量，据保存较好的苏定方、李重润、李仙蕙、李贤、郑仁泰墓的残存情况看，远远超过了“九十事”的数量。《大唐六典•将作•都水监》甄官署条记载：“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别敕葬者，供余并私备。”双室砖墓随葬品数量皆有超越，应为唐代的“别敕葬者”。
第四，購物丰厚、丧事隆重。
虽然在考古发掘中无法体现出来，但墓志志文大都有“丧事所资，随由官给，鼓吹仪仗,送至墓疥荣哀所加”⑬等记述，足见当时丧事极为隆重，规格较高，非同一般。韦洞墓志还载其“購物口千段,，米粟五百石”，超出唐代对最高的一品官“轉物二百段,粟二百石”的规定⑭。
双室砖墓不仅比一般三品以上官吏的基葬多有一个墓室，还在其他诸如葬具、随葬品、輝物等方面享受特殊礼遇，是一批非同寻常的墓葬。
由于十座双室砖墓的主人在唐代社会中地位和作用不同，死亡与埋葬的情况也有差异,可将其概括为两类。
第一类是葬于唐高宗时期的尉退敬德、郑仁泰、苏定方君、李谨行四座墓，墓主人皆为唐代高级军事将领，死亡时间与埋葬时间一致。
第二类是葬于唐中宗、睿宗时期的李重润、李仙蕙、李贤、韦洞、薛氏、李仁六座墓，墓主人皆为李唐宗室或异姓外戚,除薛氏墓外，墓主人死亡时间与埋葬时间不同，属于改葬墓。
墓主人由高级军事将领变为宗室或外戚；埋葬方式由一次葬变为改葬。这是两类双室砖墓之间存在着的明显差异。
二
第一类墓中的尉迟敬德、苏定方、李谨行三人在两唐书中有传，郑仁泰虽无传,但墓中出有详载其生平的墓志。通过这些记载可以了解他们何以享有殊荣，也可以找出高级军事将领使用的双室砖墓出于唐高宗时期的原因所在。
尉迟敬德本为刘武周部将，后降唐。参加过许多重要战役，屡次救过李世民的性命。贞观十七年，与长外无忌等二十四人作为唐开国元勋“图形于凌烟阁”四。死后，许敬宗为其请加赠曰：“武德末年，二凶祠乱，经纶中兴之业，能置宗庙之安者，敬德功当第一”。太尉无忌曰：“敬德早从征伐，勋庸茂著。贞观之初，特效殊绩。比诸将帅，超越等伦”⑩。高宗也赞同如此评价。葬礼十分隆重，“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赐东园秘器，陪葬于昭陵”。⑪
郑仁泰生平据墓志志文可知，他十七岁参加晋阳起兵，效力于秦王府,参与了李世民夺取皇位的玄武门之变。长年守卫、陪侍于李世民左右,被引为心腹。唐高宗时,开国元勋相继去世，郑仁泰的地位更显得突出，身兼武卫、右卫、右领军卫三大将军。。死后，以“太原元从，西府旧臣”，列为第一等功臣i
苏定方使用砖砌双室埋葬也是不奇怪的,据两唐书苏定方本传记载，他幼年从军,转战一生，以骁勇善战著称。特别在对西域的战争中，屡负重任出征，获胜而还。“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乾封二年（667年）卒，年七十六。高宗闻而伤惜，谓侍臣曰：'苏定方于国有功，例合褒赠'。”⑳
李谨行，祖上为榦暢人,其父归附唐朝后，以战功封蓍国公，勅姓李。李谨行曾任营州都督，凭武力、财力，“为夷人所惮”⑥。后调任西北,“上元三年，又破吐蕃数万众于青海，降玺书劳勉之。累授镇军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永淳元年卒，赠幽州都督，陪葬乾陵”㉒。他是以赐姓李的荣典进入李唐宗室之列，又以战功卓著得授高官的。
上述四人均非名门望族出身，尉迟敬德为降将，李谨行系榦帽人后裔,苏定方祖上为庶人，郑仁泰也不是士族子弟，皆因功勋显著,生前高官厚禄，死后特礼埋葬。这四座墓大都陪葬于帝陵，高宗时期的陪葬墓已发掘的还有张士贵、阿史那忠、李孟姜、薛元超、部国大长公主⑥等墓，也是三品以上的官吏或皇室成员，却只用单室砖墓，规格不及前者。考其生平事绩，可知功劳远在尉迟敬德等四人之下。因此，尉迟敬德等四人墓葬与一般高官及其他皇室成员墓的区别体现了唐初"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㉔的新等级制度。
三
葬于唐中宗、睿宗时期的第二类双室砖 墓的主人大都不是有殊勋懋绩之人，有的甚 至是尚未成年的孩子。而且，六座墓中有五 座是改葬墓。这些双室砖墓的出现与当时宫 廷的权力之争有着内在的联系。
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章怀 太子李贤墓是目前所见到的唐代最大的墓 葬。据文献记载，李重润、李仙蕙是因“窃 议'张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宫中'，则天令杖杀。直至开元六年（718年）方被改葬轉。中宗之所以未顾及李贞，也许是亲缘稍远，与己关系不大的缘故。
通过反对武则天的功臣李贞未能予以改 葬、曾为皇太子并一度监国的李贤仅以雍王 礼改葬，而生前作用远不如此二人的亲生子 女李重润、李仙蕙得以“号墓为陵”，可以看出 中宗时期的改葬不是抑武扬李、恢复礼法，也 不是厚葬功臣、弘扬功勋，而是私情为重、厚 葬子女，籍此维护自己失而复得的地位与权 力。如果说李重润等三人
同为改葬墓,李重润、李仙蕙二墓在墓园范围、地面石刻、墓室结构及尺寸、壁画内容诸方面都比李贤墓的规格髙馳，《新唐书》也明确记述李重润、李仙蕙的墓'‘号墓为陵”姓，而李贤的"雍墓不称陵”㉚。究其原因，可能是李重润和李仙蕙为中宗的亲生子女，被追赠为皇太子、公主，得以享用特礼埋葬。
中宗改葬的李唐宗室有多少，无从考察，难以进行全面比较。李贤墓一例已证明并非亲疏同待，另一座已发掘的越王李贞墓当时未被改葬之事更反映改葬的范围较小。李贞为太宗之子，因“有匡复之志”，反对武则天称制，并直接动用武力，以刀兵相见，事败后被杀，直至开元六年（718年）方被改葬够。中宗之所以未顾及李贞，也许是亲缘稍远，与己关系不大的缘故。
通过反对武则天的功臣李贞未能予以改葬、曾为皇太子并一度监国的李贤仅以雍王礼改葬，而生前作用远不如此二人的亲生子女李重润、李仙蕙得以"号墓为陵"，可以看出中宗时期的改葬不是抑武扬李、恢复礼法，也不是厚葬功臣、弘扬功勋，而是私情为重、厚葬子女，籍此维护自己失而复得的地位与权力。如果说李重润等三人所具有的太子、公主身份还是他们得以享用双室砖墓的原因之一,那么，韦洞、薛氏能够使用双室砖墓则表明这种埋葬形式已变成宫廷斗争中的得势者用以炫耀自己、扩大影响的工具。
韦泂，系韦后之弟。随父流放，如意元年（692年）死于容州，年仅十六岁。韦氏因中宗复位而立为皇后，韦氏家族不仅得以“内外封拜，遍列清要”簿，死去的亲属亦受到追赠葬。其父玄贞先被追赠上洛郡王，后又加,赠为鄧王，迁回长安改葬称荣先陵，其兄弟洵、浩、洞、洲等也相继受加赠并迁回长安改葬励。这些作法受到了非议，左拾遗贾虚己上书进谏：“孔子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书所弃。今陛下创制谋始，垂范将来，为皇王令图，子孙明镜。匡复未几，后族有私，臣虽庸愚，尚知未可。……陛下奈何行私惠，使樵夫议之。”。可是,贾虚己的反对未能阻止韦后行私惠。已经发掘出的韦洞墓为砖砌双室，内有虎殿顶石椁，刻着精美的人物、花草。虽在早期遭到人为破坏,仍出土了大量随葬品，由此可想见埋葬时的奢华程度。韦泂被赠为“并州大都督淮阳王”，迁回京师的盛况空前，隆重的葬礼，为唐代所少见。韦洞墓志中“皇后仁爱之土、合于天地，友悌之德通于神明”道出改葬死去十七年的韦洞意在炫燿韦后的权势，抬高韦氏家族的地位。
薛氏，是太平公主的女儿，十一岁嫁予豆卢氏，“则天皇后嘉其嫔则，锡以祟号,封万泉县主。”景云元年卒，也使用了以往功臣、太子、公主中的特例才能使用的双室砖墓，这与其母太平公主得势分不开。太平公主系武则天之女，与李隆基等合力铲除韦后势力后，,“日益豪横”，“其时宰相，五出公主门”，朝廷大权几平尽握手中。为了表现政治上的得势，抬高自己的声望，太平公主也厚葬亲属，以双室墓埋葬仅为县主的女儿。
李仁墓是已发现的双室砖墓中最晚的一座。他是唐大宗李世民之孙。神龙三年（707年），皇太子李重俊发动宫廷政变，杀武三思、武崇训等人，李仁与其子李禧分兵把守宫城各门，政变失败，李仁等当日被杀。景云元年（710年），睿宗即位,下诏为李重俊昭雪，参与起事的李仁也得以“制复旧班，用加新宠”働。李仁被改葬标志着李唐消灭韦、武外戚势力，再次掌握政权,宫廷争斗暂告结束。
四
西安地区的双室砖墓都出现于唐高宗至睿宗的五十余年间。其前，唐代开国元勋李世民的叔父淮南王李寿和长乐公主仅以单室砖墓埋葬働；其后，李唐宗室越王李贞（718年改葬）、大宦官虢国公杨思冊（740年埋葬）《＞也仍用单室砖墓埋葬。即使是唐高宗时期的李唐宗室：虢王李凤（675年葬）、公主李孟姜（682年葬）；著名将领：虢国公张士贵（657年葬）、薛国公阿史那忠（675年葬）也不曾得到特殊的礼遇——双室砖墓埋葬。所以，双室砖墓不是唐朝自始至终存在的埋葬形式，也不是某一时期广泛存在的埋葬形式，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墓葬。
墓葬形制，包括墓室的多少、大小、结构及其内部设施能够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墓葬的等级是当时社会等级的反映，这是墓葬的一般规律。但是，西安地区十座唐代双室砖墓有其特殊性：墓主人官阶为三品以上，埋葬规格却高于其他一般三品以上官吏的墓葬，也超过了《通典》、《唐会要》、《大唐六典》等历史文献中有关墓葬等级的规定。
笔者曾综合西安地区已发表的唐墓资料,参考墓志和文献记载，考察了西安地区唐墓的等级划分和演变。概括地说，唐代墓葬等级制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高祖、太宗时期一新的等级制度创建;高宗至玄宗时期———等级制度严格;肃宗至唐末-—墓葬等级逐步被破坏够。十座双室砖墓均出现干等级制度严格的高宗、中宗、睿宗时期，系由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所决定。
李唐自太原起兵，广泛吸收各阶层人士参加。建立政权后，重要的文臣武将亦来自各个方面。为了维护统治，凡有才能、立战功者，不论出身贵贱,均给予显贵的地位，以新的等级制度调节了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的关系。葬于高宗时期的尉迟敬德等四人因建立、巩固李唐政权受到褒赠，以双室砖墓埋葬，葬具、墓内设施、随葬品等都超过同时期三品以上高官以至李唐宗室的墓葬，体现的是“国家大事，唯赏与罚”的治国之道，对于巩固封建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宗、睿宗时期，武则夭虽已去世，武氏势力仍很强大。随着中宗复位，韦氏立为皇后，韦氏外戚力量日益膨胀，另有太平公主、李隆基等政治集团逐渐兴起，致使“政出多门”国，权力之争激烈。中宗得到失而复得的皇权，立即以特殊礼遇厚葬亲生子女,体现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韦后、太平公主相继得势，也厚葬亲属，以炫耀其权势。高宗时期褒赠功勋的双室砖墓变成显示权力与地位的工具。
睿宗以后，唐朝宫廷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已发现的唐玄宗时期及以后的大量墓葬中，尽管也有地位很高者，均未使用双室砖墓。如开元六年（718年）改葬的李贞，情况与李重润、李仙蕙、李贤、李仁等相似，却没有以双室砖墓埋葬。也许是因为政治稳定，没有必要使用特殊埋葬方式。中晚唐时期，墓葬形制混乱，原有的等级制度遭到破坏，西安地区以外发现了双室砖墓，河北正定县大中八年（854年）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墓有前后室、东西耳室。这是因为当时唐朝中央集权衰落，河朔三镇已形成割据局面，身为当地最高权力者的王元逵得以使用双室砖墓埋葬。不过，这种双室砖墓与上面论及的高宗至睿宗时期的双室砖墓的性质已完全不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