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关于抑郁的认识和抑郁耻辱感影响其对抑郁青少年的反应||论文阅读

文献：Carly Johnco , Ronald M. Rapee , Depression literacy and stigma influence how parents perceive and respond to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Journal ofAffective Disorders (2018), doi: https://doi.org/10.1016/j.jad.2018.08.062

注：论文涉及到探索性因素分析（主轴因素、正交旋转等）、调节效应检验。

【介绍】

1青少年抑郁症状

青少年时期是抑郁症发展的高峰期，且这种抑郁常延续到成年期。再加上抑郁症会对学业表现、社交关系产生负性影响，增加药物滥用和自杀的风险，青少年抑郁和其与父母冲突水平的增加相关。

2父母的回应与青少年的情绪

无益的亲子交流模式会恶化青少年的负面情绪。养育能够解释儿童期抑郁8%的变异，且是影响抑郁青少年的潜在可变因子，理解父母对青少年抑郁的反应的影响因子可能可以突出重要的治疗目标。

 

父母对青少年情绪表现的反应会影响青少年的情绪功能和管理。父母批评和拒绝会降低青少年的自尊，并激活那些能够引发抑郁症的消极图式，而父母控制则会减少青少年的掌控经验，增加青少年的无助感。

父母回应和青少年抑郁的关系是双向的。一些研究发现，抑郁青少年的父母比非抑郁青少年的父母更可能表现出对青少年抑郁行为支持性回应减少，批评、控制和情感退缩增加，而这些又反过来增加青少年的抑郁行为。也就是说，抑郁青少年的父母更倾向于以一种会增加青少年负性情绪和行为的方式进行回应，从而维持了消极互动的循环。相反，非抑郁青少年的父母面对青少年的抑郁行为时，支持性增加，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3，影响父母反应的因素

父母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影响养育风格的因素之一，父母的态度和信念也是影响父母回应的因素。特别是父母对心理健康问题的知识量（如心理健康素养mental health literacy）和他们的心理健康耻辱感，也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孩子抑郁症状的反应。

心理健康素养反映的是关于心理障碍的原因、症状和治疗的准确知识，可能会通过促进帮助寻求行为来改善青少年心理障碍的结果。青少年倾向于和朋友和家庭成员谈论心理健康问题，如果父母拥有足够的关于抑郁症的知识，便可以给予青少年更多的支持性回应，减少批评、控制、困惑或过度保护的回应。

抑郁症耻辱感包含对抑郁症的无知和错误认识，其区别于心理健康素养的是，耻辱感和偏见性的态度和行为歧视相结合。一般的抑郁耻*****括：将抑郁症个体视为不可预测的、危险的；抑郁症是由于个人软弱导致的；抑郁症是可控的；经历抑郁症让人内疚或尴尬。父母对青少年抑郁的错误归因、病耻感可能会对父母如何对青少年反应产生消极影响，并延迟帮助寻求行为。

【目的】

（1）发展和检验评估父母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反应、态度和了解的问卷（PRAUD）的测量学特征。

（2）评估父母抑郁症素养和抑郁耻辱感是否能预测父母对青少年低落情绪和抑郁症的反应，父母抑郁素养和抑郁耻辱感是否调节父母和青少年抑郁症状对父母反应的影响。

【假设】

（1）PRAUD能够揭示父母对青少年抑郁的过度保护、支持性、批评、控制型和困惑性反应。

（2）预期抑郁症素养和耻辱感会调节父母和青少年抑郁症状和PRAUD分量表（即父母反应）之间的关系。 “当抑郁素养很高或耻辱感很低时，父母抑郁对父母反应的负向影响增强”。

 

【研究方法】

被试：

440个13-17岁青少年的父母。他们需要完成匿名的网络问卷。被试从两个途径招募，社区被试（N=197)是通过社交媒体、社区简讯和关于“成为青少年的父母如何”研究的线上父母网络上的广告招募的。另外的273名被试是通过“关于青少年抑郁的信念”研究招募的，从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MTurk），即一个线上完成任务获得金钱的社群。

MTurk样本中，112名父母是基于父母报告的青少年抑郁症状高水平（即简短情绪和感受问卷分数≥12）的条件下招募的，目的是对抑郁青少年的父母超量采样（oversample，在低频事件概率发生概率相对较高的区域抽样增加低频事件的数量，减少类别不平衡，但非比例性抽样会扭曲变量间的相关，对正例过于拟合）。借鉴前人研究，父母的身份是由3项目的合格性问卷确定的，该问卷掩盖了决定研究资格的筛查项目，以最小化获取研究机会的虚假反应。

问卷：

（1）父母对抑郁的反应、态度和理解（PRAUD）：

用于评估父母对青少年抑郁的信念和反应。根据专家组共识发展出原初的58个项目。专家组由四个博士水平的临床心理学家，他们具有研究和治疗抑郁青少年的经验。

最初的项目集中在父母的过度保护（如当青少年抑郁时不会催促他们做事；迫使自己防止孩子感到悲伤）、支持和温暖（如鼓励情绪表达，倾听）、回避/痛苦（如为孩子低落的情绪感觉有罪和自责；当孩子悲伤时难以陪在他们身边）、批评和过度控制反应（如相信抑郁是可控的，是转瞬即逝的阶段，或是脆弱的标志；告诉青少年怎样做会让自己感觉更好），特别提及青少年的低落情绪抑郁。

研究编制的问卷，检验问卷有效性，并测父母对抑郁青少年的反应（因变量）。

（2）应对儿童负性情绪量表-青少年版（CCNE-A）：

CCNE-A在9个情境中评估父母对青少年负性情感的6种类型的反应：最小化（贬低情境或情绪反应），惩罚性养育（惩罚性反应，减少父母暴露于青少年负性情绪），情绪关注应对（为让孩子开心而做出的反应），问题关注应对（反应侧重于帮助孩子解决引起他们反应的情境），表达鼓励（鼓励并肯定孩子的情绪表达），个人化痛苦（受孩子的负性情感影响而形成父母的情绪痛苦）。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很好，α=0.81-0.92。

用于分析PRAUD的聚合（相容）效度。

拓展：结构效度

结构效度分为聚合效度（相容效度）和区分效度：

（1）              相容效度：确定构想效度的最简单的方法是计算被试在新旧两个同类测验上的分数之间的相关。如果相关高，则说明两个测验所测的是相同的特质。

（2）              区分效度：一个有效的测验不仅应与其他测量同一构想的测验有较高的相关，而且还应与测量不同构想的测验具有较低的相关，用此种方法确定的效度叫区分效度。

（3）              因素效度：建立构想效度最为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对一组测验进行因素分析，找到影响测验分数的共同因素，每个测验在共同因素上的负荷量即每个测验与共同因素的相关，称做测验的因素效度。

（3）改善的抑郁羞耻感量表（DSS）：

7个项目的测量改编自成人量表，用以评估那些会让抑郁青少年感到羞耻的态度（如抑郁青少年能够从中恢复，只要他们愿意；抑郁是个人脆弱的一种迹象）。内部一致性信度很好，α=0.83。

（4）改良的抑郁素养问卷-父母版本（D-Lit-P):

将抑郁素养青少年版本改良为适用于父母的，包括15个项目，评估父母关于青少年抑郁的原因和症状的知识。内部一致性信度在可接受范围，α=0.72。

（5）简短情绪和情感问卷-父母版本（SMFQ-P):

父母回答13个关于孩子抑郁症状的项目，大于12分意味着高的抑郁症状。内部一致性信度非常好，α=0.94。

（6）Spence儿童焦虑量表-父母报告（SCAS-P）：

测量孩子的焦虑症状，内部一致性信度非常好α=0.97。

（7）儿童行为清单（CBCL）：

5个对立违抗障碍的DSM定向量表和7个项目的ADHD（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好，α=0.84和α=0.87。

（8）抑郁焦虑和压力量表（DASS-21）：

评估父母的抑郁、焦虑和压力症状的经验。内部一致性信度非常好，α=0.93,0.90和0.89。

（9）情绪管理困难量表-简版（DERS-SF）：

18个项目，评估父母在自身情绪上的管理困难，包括对情绪反应的不接纳，冲动控制困难和缺乏情绪觉知力。内部一致性信度非常好，α=0.91。

 

【结果和讨论】

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主轴因素法、直接斜交旋转以考虑非正交因素。每个因子需要有不少于4个负荷不小于0.4的项目（有研究者认为探索性因子分析中每个因子至少应包含4个或更多的变量）。

首先判断是否适合因子分析：反映像矩阵的对角线数值都大于0.67，表明题项都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注：反映像相关系数矩阵的对角线数值代表每一个变量的取样适当性量数（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MSA），即内容的适当性和相符性，MSA要求大于0.5，小于0.5说明该题项不适合因子分析，宜删除。

23个题项因低共同度（小于0.4）而剔除（共同度：每个原始变量在每个公共因子上的负荷量，原始变量方差中由共同因子决定的比率，一般要求大于0.4），一个项目因为低因子负荷（小于0.4）而剔除，五个项目因交叉负荷大于0.4（交叉负荷是同一题目同时在2个以上的因素有高负荷，一般不超过0.5即可）而剔除。

最后29个项目进入修订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取样充分性的KMO测量为0.89（越接近1越适合因子分析），Bartlett的球形检验显著（拒绝各变量独立的假设，说明变量之间强相关）。碎石图的检验中，特征值（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数，值为因子负载的平方和）和因子负载支持了一个4因子结构，该结构能够解释总体变异的47.71%。

因子反映了父母过度保护（解释变异比率为23.12%），父母支持和温暖（解释变异为12.32%）；批评和控制的父母回应（解释变异为6.8%）；父母痛苦\逃避（变异为5.45%）。所有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α=0.80-0.88。

 

PRAUD和CCNE-A之间的聚合效度有很强的证据：

（1）PRAUD-过度保护与CCNE-A父母痛苦、最小化和情绪关注应对正相关，和表达性鼓励负相关。

（2）PRAUD-支持表现出和情绪聚焦策略，问题聚焦策略和表达性鼓励的中等程度正相关，与最小化、处罚性父母反应和个人化困惑负相关。

（3）PRAUD-批评和惩罚、最小化和个人化痛苦分量表正相关，和积极父母的父母反应（情绪关注、问题关注和表达鼓励）呈微弱负相关。

（4）PRAUD-困惑分量表和CCNE-A的最小化、惩罚性、个人化痛苦正相关，和表达鼓励负相关。

更多的PRAUD的聚合效度支持表明了预期中父母、孩子心理病理和父母情绪管理之间的关系：

SMFQ、SCAS和CBCL-ODD表现出与PRAUD-过度保护、批评和痛苦的正相关，SMFQ和SCAS表现出和PRAUD-支持性的负相关。CBCL-ADHD和PRAUD-过度保护、批评正相关。

DASS-抑郁，焦虑，压力，DERS和PRAUD-过度保护、批评、痛苦和支持相关。

 

检验孩子高抑郁症状（SMFQ≥12）的父母和没有高抑郁症状孩子的父母，发现抑郁青少年的父母报告出更高的PRAUD-过度保护、批评和压力，更低水平的支持。

【拓展】

聚合效度和分歧（区分）效度

聚合效度：多种不同方法测量同一特质得的相关系数（越高聚合度越高）；

区分效度：多种相似的方法测量不同的特质的相关系数（越低区分效度越高）。

 

（表三）抑郁素养和羞耻与父母对青少年抑郁反应的关系：

抑郁羞耻（DSS）和PRAUD中的过度保护、批评、痛苦正相关，和支持负相关。这一关系与抑郁素养（D-Lit）相反，PRAUD中的支持和抑郁素养正相关，过度保护、批评和痛苦与抑郁素养负相关。

 

通过分层回归分析检测调节效应。样本来源（MTurk/社区），孩子年龄和性别进入分层一，SMFQ进入分层二，DASS抑郁进入分层三，DSS和D-Lit-P进入分层四，四个交互项进入最后一层。原本回归分析也将样本的预测变量的交互项纳入，但是交互项的R方变化不显著，于是为了让模型更简明，不将其纳入表格。

（步骤：交互项显著，则进行简单斜率分析）。

表五中，交乘项的p<0.05则进行简单斜率分析。本研究用选点法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即当调节变量取±1SD时，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是否显著。

（1）过度保护：

SMFQ、D-Lit和Mturk样本成员预测了更高的过度保护，（图1表明）DSS（耻辱感）显著调节父母抑郁（DASS-抑郁）在过度保护上的影响，而简单斜率分析表明两个斜率在±1标准差上都没有显著性（斜率取这两个值，X对Y的预测都不显著，因为自变量DASS-抑郁本身斜率不显著，交互项显著，则应采用Johnson-Neyman法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可以找出自变量斜率显著时调节变量取值的临界点）。

（2）支持性回应

抑郁羞耻感（DSS）调节青少年抑郁症状和父母支持性反应的关系，并有调节父母抑郁与支持的关系的趋势（交互项边缘显著p=0.51，见表5）。抑郁素养调节父母抑郁和支持反应的关系。

图2中：

a），抑郁耻辱感（DSS）调节青少年抑郁（SMFQ）和父母支持性反应（PRAUD）的关系，选点法简单斜率分析结果不显著（不论高耻辱还是低耻辱，青少年抑郁对父母支持性反应的预测都不显著）。

b），高抑郁耻辱感和更少的父母支持性反应相关，不论父母抑郁症状如何（β=-0.05，p=0.296）。低抑郁耻辱感中，高抑郁父母比低抑郁父母的支持性回应更少（β=-0.19，p=0.001），斜率显著，即父母抑郁可以显著预测父母支持性回应。

c），父母低抑郁素养时，高父母抑郁和低支持性反应相关(β=-.22, p<.001)。当父母抑郁素养高时，父母的抑郁和支持性反应之间不相关，这些父母都展现出高水平的支持(β=-.01, p=.791)。

（3）批评回应

（图3）父母抑郁（DASS-Dep)，抑郁羞耻感(DSS)和样本都是父母批评回应的独特预测因子， 抑郁素养（D-Lit）调节孩子抑郁（SMFQ）和父母批评反应的关系。高低抑郁素养中，孩子抑郁对批评反应的预测都是显著的（低孩子抑郁更少的批评，高孩子抑郁更多的批评）低抑郁素养: β=.29, p<.001; 高抑郁素养: β=.13, p=.002)。

（4）痛苦反应

（图4）：

更高的抑郁羞耻（DSS）和MTurk招募样本能够预测更高的PRAUD-痛苦反应。抑郁素养（D-Lit）调节青少年抑郁（SMFQ）和父母困惑反应的关系，调节父母抑郁（DASS）和父母痛苦反应的关系。

a）当父母有高抑郁素养时，青少年抑郁不影响痛苦反应（p=0.074），当父母有低抑郁素养时，高青少年抑郁症状和更高的父母困惑相关（β=0.16，p=0.006）。

b）当父母有高抑郁素养时，父母的抑郁都不影响痛苦反应（p=0.916）。当父母有低抑郁素养时，更高的父母抑郁和更低的父母痛苦相关（β=-0.25，p=0.005）。

当父母抑郁素养低时，抑郁父母比非抑郁父母表现出更低水平的痛苦，这可能是因为抑郁父母更明白抑郁，更少地为孩子身上的这种情绪而惊慌；又或者是抑郁父母的共情能力或痛苦水平减弱了。

 

 

综合来看，当父母为高水平抑郁素养时，青少年抑郁和父母抑郁都对父母反应（支持、痛苦）没有影响；表明提高父母的抑郁素养对于减少父母对抑郁青少年（SMFQ高分）的批评和痛苦是非常重要的。提高父母抑郁知识可能会产生更多有益的父母回应，尤其是抑郁父母和抑郁青少年的父母。

 

【局限性】：

（1），尽管不同样本的结果模式没有差异，但有一些证据表明两个样本之间的人口统计学或文化又差异。Mturk样本主要是来源于美国，社区样本主要是澳大利亚。

事后分析表明在MTurk样本中抑郁耻辱感更高，抑郁素养更低。虽然可以用人口统计学的差异解释样本差异，但这也可能反映了文化差异。澳大利亚在近几十年来大范围地关注公共心理健康素养的提升，这些差异可能反映了在基于人口的理解和态度上的跨文化差异。

（2）其次，尽管项目措辞允许基于青少年正常状态的情绪波动做出反应，但青少年父母依然局限在低落情绪和抑郁中，这可能使父母们提供的反应是基于假设情境的。

虽然项目措辞主要反映青少年燥郁，以应用到临床和非临床样本中，但这也意味着PRAUD没有完全捕捉到父母对其他常见的抑郁症状（如快感缺失、易激惹）的反应。

（3）第三，样本可能缺乏代表性。

（4）最后，只是单一信息自我报告，可能无法反映客观的父母行为，青少年对父母行为的看法或与青少年报告抑郁症状的关系。

 

【结论】

（1）PRAUD似乎是有效的测量父母对青少年抑郁症状不同态度和反应的工具，有临床应用的潜在价值。

（2）研究表明，父母抑郁耻辱感和抑郁素养在父母对青少年抑郁的回应中有重要作用，在这两方面上做提升可能会增加更多的适应性父母回应。

很多青少年抑郁症治疗中心是关注孩子的，而父母参与发挥极小的作用。这些发现表明结合父母心理教育材料，以提高父母对青少年抑郁的知识量，提高其对青少年抑郁的理解和态度，能够增加这些治疗计划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