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翻译】《中世纪大图册》第二章第三节：王朝国家的起源

王朝国家的起源

本章目录

驳船，中世纪海洋商业的标志

合同与船租

东方的十字军诸国

基督徒对法蒂玛的阿斯卡隆要塞的围攻与占领

照笃会（cistercienne）改革

格莱弗的伯尔纳笃的结果

法兰西王国

十二世纪的法兰西、英格兰和德国

韦兹莱讲道

韦兹莱的本笃会修道院，从十字军东征到衰落

亨利二世与金雀花帝国

托马斯·贝克特的暗杀

腓特烈·巴巴罗萨（Frédéric Barberousse）

宫廷爱情，阿基坦吟游诗人所写的诗歌

亲王的宫廷与形象

符文石，基督教维京人和寻找圣杯的傻瓜

欧洲的边境

圣雅各之路和中世纪朝圣者

伊比利亚半岛

       王朝国家是经济腾飞以及由十二世纪的商业革命导致的社会变动的结果。计算和会计被引入了公众行政系统，同时出现的还有真正的国家公仆。国王仍是“平等的第一人”（primus inter pares）。这产生了圆桌会议的政治神话以及作为朝臣文化的核心的骑士结社。

       “商业革命”是影响了十二世纪的商业领域发展的三个要素的集合：由意大利和汉萨同盟的沿海共和国们的船队开发的地中海和波罗的海航路；长途货运量的增加，这使得在近东的港口使用西方的羊毛织物和木材交换来自印度洋的香料、丝绸、锦缎、瓷器和其他的奢侈品变得可能；最后，在区域或者国际的市场上交换盈余的农作物改变了城市的传统职能和它们的影响范围。

       商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生活。商人们开始摆脱封建领主们强加给他们的限制。他们聚集起来寻求商业活动本应拥有的自由性和特权，并索取更多的政治自治权。他们胆敢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他们如今处于比贵族们更有利的地位，可以更好地利用新科技和先进的海战战术，从而令势力均衡向他们那边倾斜。

       意大利的城市位于始于米兰的城市化运动的核心，在底层教士反对买卖圣职行径的巴塔里亚运动（Pataria）之后迅速扩张开来。热那亚、威尼斯、比萨、普拉托（Prato）、锡耶纳（Sienne），然后是佛罗伦萨追随了米兰的例子。仅仅在这些城市就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经济和金融资源。欧洲的其他地区，城市的扩张也很顺利，比方说尼德兰、莱茵河沿岸、法国北部和普罗旺斯。然而，除了巴黎以外，这些城市都比那些意大利的城市更小，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也更少。

驳船，中世纪海洋商业的标志

       汉萨同盟的海路商人们将其称为柯克船（kogge），这一名称在拉丁语和法语中转变成了柯格（cogue），后来又成了驳船（coche）。这种类型的小船在十三世纪激增，但它们早已存在了一段时间。用橡木制成，配有方型船帆，这些柯克船组成了欧洲商品交换的航海基础。

       对于卡拉维尔帆船和捕鲸船来说，柯克船经常被称为圆型船只。它们装载了少量的船员，有时甚至是一小群武装警卫，以防备那时在所有海域都很活跃的海盗袭击。波罗的海和北大西洋的柯克船曾是最为重型的，有时甚至有不止一层甲板。不同的是，那些在地中海的柯克船就只有一层甲板，艏楼也更接近方型。它们通常只有一根桅杆，配有十三世纪的拉丁式或方型的索具。柯克船早在十三世纪就已经出现在了伊比利亚半岛的海路商业活动中，但是到了十四世纪它才成倍增加。是坎塔布里亚（Cantabrique）海洋商业的水手们将它带到了西班牙地中海一带，将它转变成了一种更为轻型的模式。柯克船的装载量介于50到250吨之间，价格介于50到2500磅黄金。

 

合同与船租

       商业革命导致了新模式的协会出现在了商业领域之中。标准合同曾是一种早期合同（commenda），流行于十二世纪所有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港口地带。它是一份资金提供方和商品承运方之间关于单一行为或往返行程的合同。根据这份合同，前者能在盈利时获得四分之三的利润，但是发生亏损时要承担全部的损失。

       在陆路贸易领域，最流行的协会形式是兄弟会或者结社。这种合同是基于共同管理不可分割的财产的原则。结社中的成员通常是兄弟们或者亲戚们，他们为了集体目标集中了他们的财富与努力。在最初的几年里，他们按照结社中的资产按比例分配收益。这是一种严格的协会，与以灵活性著称的早期合同大不相同。此后还出现了其他类型但重要性更低的协会，比方说由城市中的零售商，店主，供应商和手工业者间签订的合同演变而来的那些，多年过去他们集结起来组成了商人合作社。

       十二世纪，最安全也最经济的商路自从罗马帝国以来就没有变过：罗马水路和陆路是内陆运输的基础，在向封建领主支付通关费用，税务或者勒索后，他们会提供视情况而定地保护。这一系统构成了贵族和亲王们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肩带和狩猎项圈的发明以及蓄养的马匹数量的腾飞，这种商业从由马或骡拉的重型马车的发展中获益良多。随着柯克船的发明，航海技术得到了重要的进步。这种商船的灵感来自于早期凯尔特船只，它们在商品运输中极为实用，十二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在海上具有重要地位。

 

东方的十字军诸国

       第一次十字军（1096-1099）导致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上出现了四个法兰克和拉丁国家。从南到北，它们分别是埃德萨伯国、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伯国以及最后的耶路撒冷王国。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船队的战略和军事支持令他们征服了那一地带海边的重要港口：首先是1104年的阿卡（Acre）、1109年的的黎波里、1110年的西顿（Sidon）、1124年的泰尔（Tyr）然后是1153年的阿斯卡隆（Ascalon）。甚至是约旦东部叫做外约旦（Transjordanie）的地带也被征服了，但是失去了埃德萨伯国，它在1144年被穆斯林夺回。剩下的三国继续扩张领土，在1160年达到了版图和繁荣的巅峰。

       对这一地区的不同的地理和人口条件的研究展示了十二世纪十字军诸国的某种特征。这一地区实际上包括了沿海的平原区域，一连串的山脉（黎巴嫩），内部的洼地（贝卡和约旦的谷地）以及延伸到沙漠的高地。得益于意大利沿海共和国的船队支持，十字军诸国安稳地处在海岸线，但它们从来没能征服靠近叙利亚沙漠的大城市——阿勒颇、大马士革、霍姆斯（Homs）和哈马（Hama）。我们还注意到了拉丁和法兰克殖民地的人口很少。这个缺陷被频繁到来的军队掩盖，他们通常是骑士团，又或者是被宗教狂热或者个人野心吞噬而持续到来的新十字军战士。然而，他们中很少有人在那一地区定居。

       直到十二世纪末，十字军战士仍从穆斯林诸国的分裂中得利。这种分裂积极调动了耶路撒冷的外交。他们助长了北方的突厥人和法蒂玛人，以及城市联盟和贝都因人之间的冲突。

       依靠来自西方的封建附属体系，领土的防御得到了改善。所有拥有采邑的地主，实际上得要骑上自己的马，带上自己的军队提供军事服务，后世称他们为“骑士”。大领主们拥有数座采邑：在凯撒利亚（Césarée）境内就有一百多个采邑，而他的领主就得要给王室军队提供上百位装备精良的骑士。在鼎盛时期，耶路撒冷王国拥有700位骑士以及他们的助手、侍从和马夫——骑士们有四位或者五位战士辅助。一年里，他得要在要塞里服役四个月，在有军事行动和战斗时，还要在军队里再服役四个月。骑士们能按自身的意愿在自家采邑里歇息四个月，但是在没有封建领主的授权时不能离开采邑。

       十字军战士们在被拜占庭人和穆斯林们使用过的据点上建造了自己的城堡，采用了有角塔楼的要塞化城堡（castrum）模式，有时还配备了双层围墙。还有一些城堡建立在岩石露台上。这些要塞也成为了将法兰克人和穆斯林们分隔开的边境地带的标志。它们成为了未来征服的基础，也展示了十字军的进攻性意图。十二世纪时，这些城堡成了一种主动防御，它们的抵抗能力与机动部队的支持相关。十年以来，它们就像是字面意义上的“碎石一般”抵挡着阿尤布的虔诚军队。被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控制的著名城堡就是如此：巴格赫拉斯（Baghras）、马尔加特（Margat）、骑士堡（le krak des Chevaliers）、塔尔图斯（Tortose）、西顿（Sidon）、博福尔（Beaufort）、蒙福尔特（Montfort）以及阿尔苏夫（Arsuf）。

       随后，这些堡垒成了当地移民的中心。在壁垒不远处经常就存在一座村庄以及一座教堂，在遭到沙漠游牧民入侵的威胁时，附近的高地就会发出警报。实际上，它们复制了一个世纪前西方的模式。

基督徒对法蒂玛的阿斯卡隆要塞的围攻与占领

       得益于维齐尔伊本·阿斯·萨拉尔（Ibn as Salar）死后，埃及宫廷里的混乱局面，法兰克人从埃及的法蒂玛哈里发手中夺取了阿斯卡隆。耶路撒冷基督教王国的法兰克人抓住了时机，围攻并占领了这座要塞化的城市，在阿布·菲达（Aboul Féda）的《纪年》（Annales）中讲述了这件事。但是按照1130年生于耶路撒冷基督教王国的十字军历史学家，提尔的威廉（Guillaume de Tyr）的说法，这一行动是为了更加紧迫的缘由发动。

       1153年11月23日，鲍德温三世统治的第九年，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们遭到了5000名突厥人的袭击，它们想要占领这座城市。战斗结束之后，他们召开了会议，决定攻击阿斯卡隆的居民，他们是开罗的法蒂玛哈里发的臣属，这群人从不错过任何进犯的机会。城里所有的基督徒军队都聚集到了要塞旁。阿斯卡隆人以要塞作为掩护，他们发现随着王国里其他城市的支援军到来，围城的人数不断增加，其中就有提尔、凯撒利亚、拿萨勒、阿孔（Acon）和伯利恒（Bethléem）的大主教们、圣殿骑士团的团长、医院骑士团、二十多位领主以及一群强壮的骑士们。舰队里有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甚至佛兰德斯和挪威的船只，他们也参与了这场行动。

 

照笃会（cistercienne）改革

       十三世纪初，经济发展和十字军运动的回声激起了改革与复兴的渴望，却被教会当局斥为异端并遭到了打压。为了寻求复兴，隐士们隐退进了森林里。比方说，其中有某位人物住在远离喧嚣的勒芒（Mans）郊区，以叶芽为食，做着车工的工作。他的做法被别人效仿。森林里面聚集了虔诚的僧侣们，他们满足于在这一混乱时期树立起清贫的福音派人士的形象。人们钦佩这些被贬低的僧侣，这些“敬神的疯子”，而不是克伦尼里骄傲的僧侣，他们的修道院里充斥着天堂和地狱的图景。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回应宗教政策变动的需求：革新修道院社区，创立新的修道院，也就是说对组织结构的改革。其中就有罗贝尔，莫莱姆（Molesme）修道院的院长。他发起了一项运动结束了天主教会的剧变。

       按照罗贝尔的同伴之一，斯蒂芬·哈丁（Étienne Harding）日后所写，1098年，莫莱姆的罗贝尔和“跟他一样追求完美的”其他僧侣们一起建立了照笃修道院（monastère de Cîteaux）。位于勃艮第森林的中心，这些人开始遵照圣本笃的原则追求孤独与苦行。他不想像隐士们提议的那样终结过去的架构，而是想要通过一场改革令其能适应新的时代。他们提出的改变是基于一种打动灵魂的劝告，即“对世界的蔑视”（contemptus mundi）。它与一种旧观念建立了联系：不要做任何的发明，而是回归起源的纯粹。

       宽泛意义上，照笃会改革是按照本笃会原则进行的。它要求僧侣们融入社区，而不是像隐士那样退回独居的状态。一切都以社会的形式进行，他们与农民们一起将沼泽排干。僧侣们必须团结起来，一起面对邪恶势力。因为他们渴求与世隔绝的生活，照笃被选中了，按照圣蒂埃里的威廉（Guillaume de Saint-Thierry）几年后所写，那是一个“因为森林茂密，山楂树密集而人迹罕至的”地方。这座修道院不仅是修道院，还是隐居所，所有的家庭成员都由“父亲”即修道院长领导。

       照笃会运动很快就吸引了对克伦尼改革不满的僧侣们的注意，但它的成功还要归功于1113年一位勃艮第贵族格莱弗的伯尔纳笃（Bernand de Clairvaux）的到来。他退居照笃会的原因是：那是一个忏悔的社团。他关于净化的提案导致了衣服的颜色变成了白色，这是清贫与放弃自主的颜色。这种放弃还体现在了修道院的墙上，其上不再出现任何肖像画。正是在这种对贫困的劝诫框架内，格莱弗的伯尔纳笃的结果激发了发自内心的、私密的、秘密的祈祷。这一运动很快就传播开来。几年里，依照照笃会原则的四座修道院建立了：拉费尔泰（La Ferté）、蓬蒂尼（Pontigny），格莱弗和莫里蒙（Morimond）。1119年，教宗加理多二世在《照笃会宪章》（Carta Caritatis）中承认了这一新秩序的准则，也就是说这是一部慈爱的宪章。1120到1140年间，这一组织的僧侣在意大利和波兰，随后是几乎整个欧洲建立了修道院。1153年8月20日，格莱弗的伯尔纳笃过世后，已经有了343座修道院；一百年后，这一数字翻倍了。

 

格莱弗的伯尔纳笃的成果

       格莱弗的伯尔纳笃（1090-1153）组织起了由莫莱姆的罗贝尔以及斯蒂芬·哈丁发起的改革行动，并重组了照笃会。格莱弗修道院的建立导致了欧洲数百座修道院的建立。

       在格莱弗的伯尔纳笃于1112年到来之前，建于1098年照笃修道院一直以不明确的方式运转。1109年斯蒂芬·哈丁被任命为修道院长的时候，那里连新手都算不上。这位英国的人文主义者和宗教人士，除了宣扬贫穷和朴素之外，还结束了过度的开销，并发起了一项伟大的智力工作。格莱弗的伯尔纳扩大了这一倡议，并创立了女性照笃会社区塔尔拉拜埃（Trat-l’Abbaye）。这一命令得到了极好的执行，在他的确立者去世时，仅为男性服务的机构就已经存在近500个，分布于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爱尔兰、佛兰德斯、意大利、德国、瑞典、丹麦和匈牙利。这就成了十二世纪欧洲文化蓬勃发展的亮点。另外，伯尔纳笃和英诺森（Innocent）二世一起对付对立教宗安纳克勒图（Anaclet），在韦兹莱（Vézelay）号召第二次十字军，并接受了教宗安日纳（Eugène）三世作为他的修道院总章框架中的一部分。

 

法兰西王国

       路易六世坚定的政治个性促成了法兰西王国巩固为一个强大的王朝国家。按照法国国王们的古老主张，路易六世能通过手掌的触摸来治愈疾病，这为他的君主职能增添了一份神圣的意味。因此，他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尤其是曾由克伦尼改革过的圣但尼修道院。修道院最令人瞩目的地方是它的地下室，那里有法兰克国王们的坟墓，围绕着亚略巴古的丢尼修（Denys l’Aréopagite）的坟墓。正因如此，那里还成了一处朝圣的目的地，而不仅仅是一个传播王家思想的地方。

       圣但尼修道院得益于叙热（Suger）发展了起来，一位与修道主义对立的修道院长。他首先关注的就是装饰他的教堂，令其能彰显法兰西国王们的荣光。1138到1140年，他书写路易六世的传记时，得到了加洛林王朝政治模式的启发，试图将查理曼的形象与法国国王的形象结合起来。他讲述了加洛林时代的英雄们传说般的事迹——尤其是罗兰，他在龙塞斯瓦列斯英勇战斗保卫基督教信仰，并将他们和“他的国王”想要在整个法兰西传播的想法相提并论。于是，武功歌就成了卡佩王朝宣传的一种表达方式。

       去世之前，路易六世拜托叙热照顾他的儿子路易七世和他的王国。修道院长保卫了王室职能并竭尽所能完成了这一任务。

       路易七世统治期间的特征是来自王室领地的收入显著地增加了。收入的增加归功于良好的管理和国王以特许经营权的形式授予“新城镇”的一系列特权。居民们开发了新耕地的条件，也意味着更好的收入来源。路易七世还通过授予集体特许权给予了大量农奴自由身份。他通过创造和组织集市与市场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他刺激了如巴黎、奥尔良和布尔日（Bourges）的大城市中的经济增长。

 

十二世纪的法兰西、英格兰和德国

1001-1119

战争与信仰

十字军占领了贝鲁特（Beyrouth）于西顿。法兰西的路易六世被英格兰的亨利一世打败。清洁派被定罪。

 

1124-1146

新的十字军

德国国王康拉德三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在第二次十字军中失败。英格兰国王占领了韦克桑（Vexin）。

 

1152-1159

德国与教宗

腓特烈一世废黜了教宗亚历山大三世，扶持了对立教宗维克托（Victor）四世。狮心王理查开始统治。

 

1190-1193

面对伊斯兰教

红胡子腓特烈打败了突厥人。英格兰国王在雅法（Jaffa）击溃了萨拉丁（Saladin）。腓力·奥古斯都（Phillippe Auguste）与英格兰人交战。

 

1199-1200

英格兰与法兰西

韦尔农（Vernon）条约。失地王约翰将埃夫勒（Évreux）与威克桑还给了腓力·奥古斯都。

 

韦兹莱讲道

       1144年圣诞节，强大王朝的建立者摩苏尔（Mossoul）的阿塔贝格（atabeg，总督的称号）突厥人赞吉，开始了扩张运动并已经到达无可挽回的地步。随后的几年里，他从基督徒手中征服了安条克公国和的黎波里伯国的一部分。他的扩张在最后一刻被拉丁人和大马士革穆斯林组成的联军阻止了。然而，1144年12月25日，赞吉成功占领了埃德萨，那是一个缺乏保护的要塞地区。就这样穆斯林开始征服拉丁诸国中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伯国。这一事业将会被赞吉的儿子，苏丹塞义夫丁·加齐（Saïf ad-Din Ghazi）一世完成。（1146-1149）

       当埃德萨陷落的消息传到西方时，这极大地震惊了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1145年12月1日，照笃会的教宗安日纳三世发表了教宗谕旨《如先驱者那样》（Quantum Praedecesores）。他成功说服了格莱弗的伯尔纳笃为他在天主教世界里游说。于是一场新的十字军为了“解放东方教会并重夺埃德萨”的目的发起了。1146年3月31日，格莱弗的伯尔纳笃在韦兹莱修道院，对法兰西的路易七世，他的妻子阿基坦的埃利诺以及大量的显赫亲王和大领主们面前进行了一次讲道。他随后前往了德国，在那里号召十字军的行为了得到了有激情的回应，尽管一位叫拉乌尔（Raoul）的照笃会僧侣挑动了人们反对犹太人的行为导致了几次危险的反应。伯尔纳笃结束了这种邪说并说服了德国国王康拉德三世也参与十字军。大量的骑士拿起了十字架站到了他们的国王一方。

       这次远征和第一次十字军截然不同。它是由西方最重要德两位国王以及大量的亲王们制定计划并领导的。

       吸取了第一次十字军的经验，他们以极为严格的标准组织了第二次十字军。第二次十字军一开始状况良好，但是冲突很快就出现了，不仅仅是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还有西方和拜占庭之间。这一事业在路易七世拒绝了西西里的鲁杰罗（Roger）二世提出的和他一起渡海的方案之后遭到了困难。实际上，他更倾向于同意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Manuel）一世·科穆宁（Comnène）的请求，采用了以陆路穿过拜尔干到达小亚细亚的计划。率先出发的康拉德三世与路易七世在穿过小亚细亚时因为饱受突厥人、饥饿与疾病的折磨而损失了他们五分之四的兵力。在他们抵达安条克之后，两位君主在大马士革遭到了毁灭性的挫折。按照叙利亚的编年史作家们和杜伊尔的厄德（Eudes de Deuil）的说法，他们的局势因为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在他们路上设下的陷阱而进一步恶化了。

       1148年9月8日，康拉德三世结束了远征回到了德国。和妻子阿基坦的埃利诺一起参与十字军的路易七世，留在了圣地上直到1149年春。就在此时，他与妻子之间的冲突爆发了，尤其是因为和埃利诺想要和自己的叔叔安条克亲王，普瓦捷的雷蒙德（Raymond de Puitiers）维持关系。他们婚姻关系恶化的消息传到了教宗的耳中，他徒劳地寻找着阻止无可挽回的婚姻破裂的方法。修道院长圣但尼的叙热，此人曾对他的受监护人法兰西国王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也没能挽回这段婚姻。1152年，在结束了最后一次缓和局面的尝试之后，他们离婚了。在一场巨大的丑闻中，婚姻被宣布终止，这还导致了路易七世回到了法国。国王还背叛了他几年前才在韦兹莱许下的关于十字军的誓言。饱受折磨的路易七世抛弃十字军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格莱弗的伯尔纳笃，他对在整个西欧流行的幻灭感产生了某种共鸣。再一次地，人为因素破坏了宗教的计划。

 

韦兹莱的本笃会修道院，从十字军东征到衰落

       韦兹莱是勃艮第的阿瓦隆（Avallon）地区的核心地带，位于如今的约纳省内。这座城市诞生于一座修道院附近，那座修道院建立在抹大拉的玛利亚（Marie-Madelein）的遗迹和一座九世纪的女性修道据点上。那个女性修道据点被沿着塞纳河航行的维京海盗围攻并洗劫了。这件受袭击事件改变了修道院，它搬到了山丘的顶端变成了一座修道院堡垒。

       遵循圣本笃原则的僧侣们在这座新的修道院中定居。抹大拉的玛利亚、使徒圣彼得与圣保罗的遗骨埋在了新的要塞化教堂韦兹莱圣母院的地下。要塞化修道院可以将整座城市置于自己坚固的砂石墙壁的庇护下。获得克伦尼主义者的身份对于在那里生活与劳作的虔诚的人们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让他们可以不用再服从于教区主教、国王或者宗主。他们建立了一个实际上的小神权国家，既不受君主也不受勃艮第领主的控制，只对教宗负责。1146年，格莱弗的伯尔纳笃在那里呼吁了第二次十字军。随后，修道院长们被允许佩戴主教头冠、权杖、戒指和主教凉鞋。在第三次十字军期间，狮心王理查与腓力二世·奥古斯都在出发之前，带着军队来到了韦兹莱。在十三世纪的首个十年里，一个腐败且养情妇的修道院长，于格，破坏了修道院；此人遭到了免职，但是修道院与秩序逐渐衰落。

 

亨利二世与金雀花帝国

       1151年，英格兰的亨利一世过世之后，他的女儿马蒂尔德被赶下了王位。国王的侄子，布鲁瓦的斯蒂芬得到了加冕。1152年，马蒂尔德和安茹的若弗鲁瓦的儿子，亨利·金雀花迎娶了前不久和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离婚的阿基坦的埃利诺。最著名的安茹亲王的生涯就这么开始了，他在物质、军事还是理念层面都挫败了法兰西的国王们。他提倡了与“法国题材”相对的谦卑文学，反对了颂扬加洛林王朝和卡佩王朝高于其他王朝（其中也有金雀花）的武功歌。亨利在那些宫廷里受过教育的教士和妻子的帮助下取得了成果，当然这也要得益于他冠绝欧洲的财富。

       1154年，他的叔叔斯蒂芬去世之后，亨利继承了英格兰王位，史称亨利二世，他还拥有安茹和诺曼底的领土。得益于政治天分和好斗的性格，他成功控制了反叛的男爵们，并得到了诺森伯兰、坎伯兰和亨廷顿伯爵领的臣属们的领地。和威尔士的关系则复杂一些：尽管进行了各种惩罚性的远征，亨利没能得到威尔士亲王们的服从，他们仍保有自治权。所有的这些事件引起了政府的重组。治安官（sheriff）们——出自各阶层低于贵族们的行政人员，成为了有实权的官员。得益于巡游王家法官们数量的增长，司法部的职能得到了强化。始于1180年，他们几乎每年都在各个伯爵领巡游，与也得到加强的威斯敏斯特的财政部紧密合作。奈杰尔（Nigel），伊利（Ely）主教，是财政部的首脑。他向亨利二世付款，以便将一个财政部的职位授予被认为是自己私生子的理查·菲茨·奈杰尔（Richard Fitz Nigel），他随后写下了《财政署对话集》（Dialogus de Scaccario）。罗贝尔·德·博蒙特（Robert de Beaumont），第二任莱斯特（Leicester）伯爵和理查·德·卢西（Richard de Luci）一起主持争议，而国王的密友，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被任命为了大法官。

       亨利明白还需要发展王室法院（benches）。宪章授予了他立法权。比方说1166年的《克拉伦敦法典》（La Constitution de Clarendon），令使用警力控制强盗行为变得可能。它引入了负责控诉职能的陪审团的概念。被告者会随后遭到王室法院的水刑。颁布于1181年的《军队法典》（La Constitution de l’armée）重建了自由民兵（fyrd），这是一种军事服务。还有一个例子是《森林法典》（Constitution de la forêt），它于1184年明确了国王的专有权，让他能在广袤的地带（森林、牧场、荒野、等等）上实现自己打猎的激情。同时，1179年颁布的《大召见法》（Grande audience）令国王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男爵们的权力。国王提高了王室收取的税款，尤其是兵役免除税（écuage），这一税款代替了臣属们必须提供的军事服务。

       亨利二世还对大陆上的诺曼人领地以及通过和阿基坦的埃利诺的婚姻获得的领土很感兴趣。他还通过亲戚关系和欧洲的强大君主们互动。他其实是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以及西西里国王的岳父，他还强化了和阿拉贡国王的盟约。终于阿基坦公爵们的老传统，他试图夺取图卢兹伯爵领甚至萨伏伊，想要将其中之一授予自己的儿子们。

 

托马斯·贝克特的暗杀

       1162年，亨利二世指定他的大法官兼朋友托马斯·贝克特继任贝克的西奥博尔德（Thibaut du Bec）称为了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英格兰首席。这次选举似乎是一种新的绝招，令国王能控制各种权利，其中也包括了教会。但是，在关于神职人员能够被世俗法庭审判的主题上发生了小摩擦之后，二人之间的关系决裂了。国王主张有必要进行两次审判，一次由宗教法庭执行，一次由世俗法庭执行，而贝克特指出着违法了英格兰法律中关于一个罪行不应被审判两次的条例。他向罗马申诉，但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回复很慢，他确信应当做出有益于自己大主教的回应，这令国王感到不悦。在他那边，1164年1月，亨利二世在克拉伦敦的宫殿里召开了议会：他决定了有罪的教士得要受到民事法院的管辖。所有的参会者都在文件上签字，除了不听话的大主教，他决定将教会从民事法庭下释放。当国王指控贝克特侵犯王室法院的特权时，争端升级了。为了保全性命，大主教逃亡了法国并向教宗求援。

       1164年末，教宗亚历山大三世伸出了援手。不久之后，他甚至还绝罚了亨利二世，令他感到不安并等待时机。在1170年7月的弗雷特瓦勒（Fréteval）的一场会议上，这两位对手似乎和解了。贝克特返回了英格兰然后回到了坎特伯雷，在那里他急于向大众声明王室侵犯了教会权力。这一行为令亨利二世勃然大怒，某些来源称，他甚至向自己家族的骑士们提议在大教堂里暗杀掉大主教。于是这件事就发生在了1170年12月29日。

       然而，结果却对国王亨利二世不利。贝克特成了教会的殉道者，并将成为受欢迎的圣人。欧洲大陆的几座教堂中描绘了他被国王亲信暗杀的场景，而在英国，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前往他的圣殿。亨利二世本人被迫屈服于他的政治对手的传说，动身前往了他的坟墓，在那里他做出了忏悔并表示认识到了他的责任。

 

腓特烈·巴巴罗萨（Frédéric Barberousse）

       康拉德三世死后，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陷入了由不同王朝挑起的冲突，甚至因为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与韦尔夫之间的加剧敌对越发严重。在这一时期，帝国议会被迫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议，因为康拉德三世活下来的儿子还仅仅是个孩子。能够领导帝国的最佳候选人是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和康拉德三世的长兄的儿子，他由自己母亲茱蒂斯（Judith）的血脉和韦尔夫家族相连。腓特烈被选为了罗马人的国王，却没能得到一致认可。这就是腓特烈，一位独特而有争议的人物，如此登上了德国王位。意大利人立刻就给他起了绰号，巴巴罗萨，也就是“红胡子”。

       巴巴罗萨的志向在于重建帝国权威，并在德国的领土上迎来和平。但是他的野心远超一开始表现出来的那样。最重要的，他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想要重建罗马帝国，这驱使着他试图征服整个意大利，那里中等大小的城市以及过于发达了，并拥有了太多的权力，以至于不会屈服于新的德国皇帝的利益。

       腓特烈一世和许多人发生了冲突，尤其是和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他在德国的土地上组建了真正的对立政权，也是韦尔夫王朝代表性角色。为了回应腓特烈的进犯，狮子亨利娶了亨利二世·金雀花的女儿之一，马蒂尔德，与他组成了同盟。同时，他还争取到了腓特烈一世统治时期内登上宝座的多位教宗。在意大利，数十年间政治生活的特征就是腓特烈和亨利的支持者们分成了两派，支持亨利的被叫做“归尔甫派”（guelfes），支持霍亨斯陶芬皇帝的叫做“吉伯林派”（gibelins）。在将近二十年间，腓特烈一世在意大利发起了数次远征，尤其是在对付米兰和它的盟友们。在数次征服之后，米兰附近的城市被逐出了帝国，这是一种在人民中鼓吹异见的方法。巴巴罗萨还认为得到了他的忠实盟友，热那亚和比萨的船队之后，征服西西里轻而易举。但是这些行动都没能实现，因为皇帝有更优先的事：他必须要击败伦巴第联盟（Ligue lombarde）。

       作为团结的象征，伦巴底联盟的成员在1167年4月重建了米兰，还极大地扩大了其面积。这不能阻止1174年腓特烈一世为了征服伦巴第再一次翻越阿尔卑斯山。腓特烈在1176年5月29日的莱尼亚诺（Legnano）战役中遭遇了惨败。那些伦巴第人，有人骑着马有人靠徒步，装备着精巧的推车，克服了德国重骑兵发起的可怕冲锋。在这场战役中，腓特烈一世放弃了战利品以及大部分的军队。他随后逃去了帕维亚（Pavie）。莱尼亚诺的战败没有令这位君王灰心，他在教宗亚历山大三世死于1181年8月30日后又重启了一些政治计划。巴巴罗萨恢复了他建立普世帝国的理念，得到了自家亲戚编年史作者兼照笃会历史学家弗莱辛的奥托（Othon de Freising）的帮助。这位腓特烈宫廷里出众的作家，着手向皇帝游说，认为在圣地的远征可以成为向东方的征服的起点，甚至能抵达位于亚洲的被奥托称为祭司王约翰（Prêtre Jean）的神秘基督教国王的领土。

       在此期间，狮子亨利，腓特烈一世的堂兄也是他在德国最大的对手，持着了想要向东方远征的骑士们，即东进运动（Drang nach Osten）。他立刻就在文德人的土地上得到了成功。他向这些斯拉夫人传教，并设法强行在奥尔登堡（Oldenbourg）、梅克伦堡（Mecjlenbourg）和拉策堡（Ratzebourg）任命了三位主教传教士。为了抗衡这些成果，腓特烈一世在1184年于美因茨组织了一场令人影响深刻，有骑士风度的聚会，在这一场合，他为自己的儿子亨利——未来的亨利四世、西西里的国王、德国的皇帝加冕。也是在这场聚会上，霍亨斯陶芬为艺术的投资令恋歌（Minnesänger）为人所知，这一艺术题材在德国的土地上传播了宫廷爱情以及普罗旺斯的吟游诗人们为女士服务的故事。

 

宫廷爱情，阿基坦吟游诗人所写的诗歌

       宫廷爱情将恋爱的感受赋予了一种与荣耀相近的价值观，弥补了父权社会中的厌女现象。历史学和文学注解认为宫廷爱情诞生于普瓦捷的威廉九世的宫廷里，这位阿基坦公爵（1086-1127）因为公然通奸遭到了绝罚。

       威廉九世从十字军中归来之后变得更加抒情也更为柏拉图式。他开始创作诗句，要让自己所爱的人成为他的挚爱。他的孙女，阿基坦的埃利诺，还有埃利诺的孙女和女儿，香槟的玛丽（Marie de Champagne）以及布鲁瓦的爱丽丝（Alix de Blois）令阿基坦、特鲁瓦（Troyes）以及布鲁瓦的宫廷成为了诗歌的圣地，它影响了英格兰乃至德国。克雷蒂安·德·特鲁瓦（Chrétien de Troyes）的小说，《战车骑士兰斯洛特》（Lancelot ou le Chevalier de la charrette）就是香槟的玛丽的订单。诗人安德烈亚斯·卡佩拉努斯（André le Chapelain），腓力·奥古斯都的宫廷祭司，写下了《关于爱》（De Amore）的论文，其中他解释了如何吸引爱情，保持爱情以及从中恢复。

 

亲王的宫廷与形象

       十三世纪，欧洲结构中一种最为重要的政治组织开始成型：宫廷。它扎根于以文艺复兴和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国王们与亲王们的政治计划。宫廷是王朝国家的根源。其中聚集着思想家、作家以及公众事业（res publica）的理论家们。就在其中诞生了名为《论政府原理》（Policraticus）的政治论文，由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ean de Salisbury）写于1159年。它的作者，时年四十四岁，是一位流亡的英格兰神职人员，巴黎的皮埃尔·阿伯拉尔（Pierre Abélard）以及沙特尔的伯纳德（Bernard de Chartres）的弟子。为了与亨利二世和解，他将自己的论文献给了托马斯·贝克特，在那一时期，他还是国王的朋友。因此，构成作品中心论点的，用教士秩序来统治社会的计划实际上是针对国王的，而不是身为大臣的托马斯。

       为了获得更高的可信度，索尔兹伯里的约翰采用了“王者明镜”（miroir des princes）的文学体裁，这是一本为君主提供道德建议的合集。他通过倚仗古典拉丁作家和教会教父的教义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以伪普鲁塔克（pseudo-Plutarque，此人毫不犹豫地以普鲁塔克的名义杜撰文章以支撑自己的论点）或圣奥古斯都作为来源，以凯撒和罗马皇帝们作为参考，这部作品散发出一种混乱的古典主义，正如人们有时如此批评它那样。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是一位绝对的绅权主义者，据他所写“亲王是神职人员的仆人，地位低于他们”。在英国国王和托马斯·贝克特爆发冲突时，作家就成了大臣的宠臣。这恰恰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于1164年被迫出逃的原因，因为他被亨利二世放逐了。直到1170年他才回到英格兰，身处托马斯·贝克特身边，然而，在很短的时间里，由于他的保护者遭到了暗杀，最后被迫再次流亡。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作为查特尔主教时去世，并为自己的保护者兼朋友托马斯·贝克特写下了传记。

 

符文石，基督教维京人和寻找圣杯的傻瓜

       斯堪的纳维亚的凯尔特人令写作成为一种图形艺术、文学艺术和仪式艺术。维京人将他们的异教主义刻在了石头上，并将基督教神话与万物有灵论的寓言相结合。从符文书法到雕塑艺术的转变始于凯尔特人在四世纪时的石匠工艺。然而，大多数非随葬符文石都可以追溯到维京时代，因此晚于7世纪。

       符文石直到十二世纪都有人雕刻。最初的符文石中有一个是由国王哈拉尔德一世下令雕刻的随葬品，他征服了丹麦和挪威，并向丹麦人传播福音。一半的瑞典符文石都简单暗示过基督教主义，但在其他地方，其内容大多数就是关于基督教的。独特的石匠风格仅在维京社区中传播，尤其是那些支持海盗和劫掠行为的部落里，在叙利亚、坎塔布里亚海以及不列颠诸岛的远征，以及夺来的战利品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灵感来源。然而，大不列颠的凯尔特人，将自己的妖精与风精灵变成了圣人与天使，并且创造了德鲁伊梅林——恶魔之子，圆桌会议上的闪动着，带着骑士们开始寻找圣杯。

 

欧洲的边境

       十二世纪，逐渐巩固的王朝国家一点点蔓延到了欧洲的边境。在西方，亨利二世·金雀花对威尔士与爱尔兰诸国奉行的扩张主义政策，在这些凯尔特人扎根的地区引发了严重的问题。文学、口头和书面传统以一种与英格兰国王的提案无关的方式将这两片领土联系在一起。同样的，在大不列颠北部，英格兰对苏格兰边境的侵犯引发了延续数个世纪的争吵。在斯堪的纳维亚，海权帝国的解体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死于1035年的克努特大帝，那是一场长久的危机，就如不来梅的亚当（Adam de Brême）所写的《编年史》（Chronique）所提及的那样。

       1130年代，得益于独立教会，丹麦在基督教世界里得到了重要的地位。贵族社会开始转型接受了欧洲的标准，尤其是在对武器的应用上。此外，1135年7月4日，在佛特维克（Fotevik）湾，一支重骑兵击败了维京传统的王室卫队（hirdh），这引发了在那一地区极为严重的危机。结果是加强了王朝，这将在克努特·拉瓦德（Knud Lavard）的儿子，大帝瓦尔德马一世（Valdemar I le Grand）时期到达顶峰。

       挪威的形式更不明朗，维京人的传统在那里根深蒂固。基于基督教信仰建立的王朝国家在那里引发了严重的内战。反对者是地主们，他们躲在森林里以劫掠为生：这就是著名的：“桦树皮鞋派“（brikebeiner），这群人穿着用桦树皮做成靴子，作为他们的基础装备。在国王身边，是王室官员和王室萨迦的作者吟游诗人们，他们成为了宠臣文化以及国王的非凡形象的发展中的重要人物，让国家得以面对维京传统。

       在瑞典的情况是基督教主义更为困厄。符文铭文持续到了十二世纪中期。最重要的变化是经由罗斯的瓦良格人建立起的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中断了。这一中断是突厥人在穆斯林世界的扩张、罗斯公国的变化以及渗入瑞典的基督教主义共同导致的。1153年，林雪平（Linkönping）召开了主教大会，教宗特使，未来的哈德良（Adrien）四世确立了近似于西方教会的瑞典教会基础。

       在斯拉夫世界，在整个东方边界的情况甚至更为复杂，这是由文德人、普鲁士人、利沃尼亚人、阿勒曼尼人、罗斯人和皮雅斯特王朝的波兰人之间不断地冲突导致的。狮子亨利的扩张政策加剧了这一状况，其标志就是吕贝克（Lübeck）的建立。这座城市变成了从波罗的海到大湖地区（Grands Lacs，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里，反正不能是北美五大湖吧，也许是汉诺威或者梅克伦堡一带的湖泊）的整个汉萨同盟商业的协调中心，还成了对斯拉夫领土发起骑兵攻击的支援中心。在捷克人那边，通过将波西米亚整合入神圣帝国并且实行对摩拉维亚的分离政策，由普热米斯尔（Premyslides）建立的王朝国家得到了加强。波西米亚的公爵或者国王甚至参与了选举罗马人的国王的帝国议会；始于1144年，他以世袭头衔成为了帝国大侍酒。正是在这一时期，有影响力的人物科斯马斯（Cosmas），他是布拉格主教座堂的教长以及《波西米亚人编年史》（Chronique des Bohémiens）的作者，这为他赢得了“捷克的希罗多德”（Hérodote techèque）的称号。

       克罗地亚人迎来了更为灰暗的命运，因为他们不再拥有独立地位。自从狄米塔·茲沃尼米尔（Dmitar Zvonimir）成功拜托了拜占庭帝国的霸权，回到教宗座下之后，克罗地亚王国很快就被吞并了。同样在十二世纪初，匈牙利国王卡尔曼（Coloman）被加冕为了克罗地亚与达尔马提亚的国王。尽管还拥有着自治王国的地位，这两片领地在长达八个世纪的时间里被绑在了匈牙利王冠之下。十二世纪，匈牙利的国王持续施行均衡政策，在神圣帝国，教宗国和拜占庭人之间周旋。他将自己的影响力延申到了特兰西瓦尼亚直到塞尔维亚。但国家并不总是稳固，因为地方贵族的势力上涨了。

 

圣雅各之路和中世纪朝圣者

       对使徒圣雅各的崇拜诞生于九到十世纪，即便雅各在加利西亚执行使徒使命的传说于八世纪才初次出现在列巴拿（Beatus de Liébana）所著的《启示录注解》（Commentaires de l’Apocalypse）上。

       存放圣人遗骨的朝圣教堂建于九到十二世纪，在传说中，这些圣人奇迹般地抵达了半岛，并根据不同场合进行改建。为了朝见遗骨，来自欧洲各地的朝圣者只需抬头仰望天空，沿着银河指示的方向前行。在旅程的每个阶段，他们都可以使用由遍布整个大陆的兄弟会经营的收容所、教堂和中继站。

 

伊比利亚半岛

       在欧洲的西南边界，伊比利亚半岛境内，随着穆瓦希德（Almohades）王朝的到来，形势迅速转变了。这一柏柏尔人的穆斯林王朝来自于高阿特拉斯山脉（Haut-Atlas）。他将建立在瓜达尔基维尔（Guadalquivir）河谷里的塞维利亚作为帝国的首都，在那里掌管重要的战略资源，尤其是黄金、美利奴羊毛以及来自于撒哈拉南部捕鱼点的渔获。

       半岛上的五个王国（葡萄牙、莱昂、卡斯蒂利亚、纳瓦拉和阿拉贡）支持与穆瓦希德帝国开战，并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关系。基督教国王们的核心目标是征服昆卡，这是一座具有极高战略价值的要塞化城市，此前它都一直在穆斯林手中。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就是在这场行动中出尽风头，尤其要归功于他的堂兄阿拉贡的阿方索二世的支持。圆满地取得了胜利，这场行动被认为是基督徒们对不信者们取得的一次巨大的成功。此外还有一件事令他出名，因为阿方索八世还是英格兰的埃利诺的丈夫，她是强大的亨利二世·金雀花和阿基坦的埃利诺的女儿。

       卡斯蒂利亚的军队征服与占领了瓜地亚纳（Guadiana）河谷——这条河流经半岛的南部在加迪斯湾（la baie de Cadix），通过建立西班牙军事修会：圣雅各骑士团（ordre de Saint-Jacques）和卡拉特拉瓦骑士团（ordre de Calatrava），他们得到了好处。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阿拉贡国王随后前去埃布罗河（Èbre）下游以及阿尔凡夫拉（Alfambra）地区，目标在于准备未来对半岛上的这一地区发起征服。

新建立的边界改变了版图并吸引了来自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内部的人口。然后，他们将新增长的人口“输出”到近期征服的土地上。同时他们开始使用“公开议会”的方式与军事修会采用的大型领地组织极为不同的其他特色。作为结果，自由村镇、议会和骑士团的大领主们之间的冲突在这片土地里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随着时间推移，它激发出了西班牙黄金时代杰出的文学作品。

       在边境发生的战争令古老的文学神话重现，这类文学题材通常描写在与此相似的情境下名声大噪的英雄们，比方说在神话般的十一世纪，从杜罗河谷延伸到塔霍河谷的卡斯蒂利亚王国。历史看起来像是在不断重演，似乎与国王们的政策相合作非常合适，这得到了有影响力的人物们的坚定支持，尤其是奥斯马（Osma）主教和托莱多大主教罗德里戈·希门尼斯·代·拉达（Rodrigo Jiménez de Rada）。

       因此，阿方索八世对重要的阿拉孔（Alarcón）城堡飞地发起远征，以及一系列终结了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穆瓦希德王朝的战役，令文学作品《熙德之歌》（Cantar de mío Cid）出现了，这是记述了十一世纪的英雄熙德，罗德里戈·迪亚兹·德·维瓦尔（Rodrigo Díaz de Vivar）一生的由无名作者所写的诗歌。这一卡斯蒂利亚文学瑰宝的诞生时期与昆萨露（Gonzalo de Berceo）以及四节诗（cauderna vía，这种作品的格式非常严格，必须要包括四节亚历山大诗句）题材的诗人们处于同一时期。熙德之歌讲述的是一位卡斯蒂利亚乡绅被迫放弃他的故乡展开冒险，于边境战争寻找机遇的故事。这一完美反映了中世纪社会问题的故事，精彩地讲述了追随阿方索八世国王南征的数百名骑士的经历。

       这部浪漫主义作品中所叙述事件的戏剧性方面非常适合展现一个与被征服的人民长期存在道德冲突的社会。因此，虚构出来的熙德的女儿们的婚礼以及卡里翁（Carrión）的王子们的愤怒，清楚地揭示了分歧的性质，这种分歧在卡斯蒂利亚成为新领土的主人时逐渐蔓延。这场冲突的双方分别是旧高等贵族，他们有更高的特权但组织混乱，还有新贵族，他们更接近议会与社会的理想，在社会上没有特权，但能从军事活动中获得丰厚的收入。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贵族之间的道德斗争被证明是卡斯蒂利亚王冠历史上的长期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