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业化

（一）新型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概念，指知识经济形态下的工业化，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生态化是其本质特征。新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定义：在知识经济时代没有经过传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通过新型工业化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赶超战略，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使它们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范畴定位：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季铸教授认为：“工业化是以劳动要素、资本要素为基本要素的工业生产替代以劳动要素、土地要素为基本要素的农业生产的蜕变过程，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进步，新型工业形态也不断出现，如机械工业、冶金工业、电气工业、化学工业、电子产业、信息工业、智能工业如此等等，而每一次科学技术进步形成的新型工业都是对旧工业的扬弃和改造。今天新型工业化是21世纪的工业化，机械工业、冶金工业、电气工业、化学工业这些都已经属于19、20世纪旧的工业。电子产业、信息工业也是20世纪后期的工业，属于半新工业。真正的新型工业是在信息工业基础发展起来的智能工业，一种以人脑智慧、电脑网络和物理设备为基本要素的新型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社会形态。因此21世纪中国要推行的新型工业化应当是智能工业，这是新型工业化的高级标准。除此而外建立在绿色发展理论上循环工业也应当是新型工业化的组成部分，凡是资源环境的工业都是新型工业，而不论其行业，这是新型工业化的低级标准。”由此可见21世纪中国新型工业化将同时向智能、循环两个目标迈进，那些没有智能、不能循环的工业是旧型工业不是新型工业。未来中国将不断淘汰提升旧型工业，推进新型工业，从而将工业化推向更高水平，一方面将中国工业推向世界经济领先地位和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将资源环境消耗的旧工业提升为循环发展的新工业。目标要求：新型工业化道路所追求的工业化不是只讲工业增加值，而是要做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并实现这几方面的兼顾和统一，这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标志和落脚点。技术基础：中国工业化的任务远未完成，但工业化必须建立在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是中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要把信息产业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将高新技术渗透到各个产业中去，这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技术手段和重要标志。

（二）关系处理：要从中国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简单劳动力大量富余、虚拟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且风险较大的国情出发，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是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特点和必须注意的问题。发展战略：新的要求和新的技术基础要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依靠教育培育人才，使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这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可靠根基和支撑力。发展方向：以信息化带动的、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工业化；能够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工业化；能够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新概念反映中国共产党工业化理论的新发展，这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出发，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和全球竞争而提出的适时方针。按国家计委有关负责人的解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点一是可持续发展；二是注重信息化的作用。应该说这是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后发优势的现实选择：即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战略部署：党中央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针对中国经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部署，主要内容是：大力推进产业升级：通过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为此要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并以此改造传统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继续发展基础设施，全面发展服务业。重点谈谈服务业，服务业包括四个方面：产业服务业、企业服务业、家庭服务业、个人服务业。这四种服务业在中国有巨大的潜在需要，例如产业服务业需求就很大，那些从石化产业中剥离出来而上市的生产型石化企业需要有专门为其服务的企业，而那些在重组中分离出来的石化续存公司恰恰是具有专门为生产型石化企业服务的功能，因而石化产业的产业服务要求为石化服务业创造极大的就业机会。又例如企业有着咨询、培训等方面的巨大服务需求，会创造很大的就业机会。再例如家庭需要有健康服务、日常家庭生活服务、家庭教育服务等需求以及个人需要有工作性服务及生活服务需求等这些都创造很大的就业机会，因此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以服务业的充分发展，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就业问题。

（三）在这一过程中还要从中国从实际出发，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中国有庞大的传统工业，相当一部分具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水平。应当在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改组改造，使传统产业尽快提高水平，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处理好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既要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提升产业结构，又要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是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发展虚拟经济要为促进实体经济服务，并防止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虚拟经济。坚持实施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是中国的两大基本国策，实施以来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也是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要根据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制定和完善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优先发展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大力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以体制创新推进科技创新，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建立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科技创新规律的新型科技管理体制。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发挥大学和科研机构在知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支持企业成为科研开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形成一套促进科技创新和创业的资本运作及人才汇集机制。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必须充分发挥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和质量。实施人才战略，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大力吸引海外各类专业人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多、人均资源不足以及长期粗放经营，必须在收入水平较低、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要下大力气解决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后的高收入阶段才面临的资源和生态问题。过去粗放经营伴随高增长的高投入、高消耗以及不顾生态和环境的发展路子而已难以为继，今后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保持低生育率水平，控制人口增长。

（四）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发展节水工业、节水农业，建设节水型社会。兴建南水北调工程，抓紧解决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加强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战略资源储备，实施海洋开发，搞好国土资源综合整治。国家和全社会都要加大投入，持之以恒地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强化城乡环境污染治理。发展环保产业，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健全环境、气象和防灾减灾监测体系。协调城乡关系，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当初发展乡镇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对于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起到积极作用，但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主要是由于生产力布局分散，要素集中度过低，无法实现要素效益的最大化，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必须转变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把城镇建设、乡村建设、项目建设结合起来，用城镇的人气和基础设施带动乡村的发展。通过乡村的发展带动项目的引进和建设，在通过项目建设促进乡村和城镇的发展。这样良性互动既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又有助于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推进改革：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既不是单纯的思路问题，更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无论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是两大战略的实施，必须由两大动力推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一是内部动力改革，改革要有新突破：最为重要的是使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相适应，产权“大锅饭”走不成新型工业化道路，贫穷和愚昧同样走不成新型工业化道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建立新的激励机制，必须推进产权的人格化和经济的自由化，必须进一步使科研院所和工业企业具有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先进生产力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必须使工业企业和相关产业具有采用信息技术的迫切欲望，必须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消费者对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的需求能力大幅度提高。为此必须进一步清除仍然存在的体制性障碍，确立按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把动力建立在保护合法财产和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必须适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劳动者报酬和消费基金在GDP中的比重，消除绝对贫困，把需求的欲望和能力建立在有足够支付能力的基础上。二是外部动力开放：开放要有新局面，中国最大的500家外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子、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食品加工等行业，其中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企业销售额占这500家企业总销售额的比重达83%以上，大大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五）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就是即将加入WTO所带来的外来竞争加剧，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心已经从引进外资转变为与世界经济接轨，一是要通过技术改进和要素优化重组提高重要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完善市场竞争规则，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三是发育产权市场化和推进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四是加快与国际大资本的产权融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财政制度：财政制度是国家为规范财政分配关系，在财政收支管理活动方面制定的法令、条例和施行办法的总称。它是指导和制约财政分配活动的依据和准则，如中国奴隶制财政的“贡、助、彻”制度；封建制财政的田赋捐税制度；资本主义财政的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制度主要包括：国家预算制度；国家预算外资金管理制度；税收制度；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国防、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农业财务管理制度；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制度；国家金库制度等。资本主义财政是资产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凭借国家政治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对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资本主义财政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也是对广大劳动者进行剥削和掠夺的工具。按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划分又可分为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财政和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财政，两个不同时期的资本主义财政各有其不同特点。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财政仅是局限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资本家获得利润提供外部条件。财政分配的主要特点是：财政收入规模被压缩在仅够维持国家机关运转最低需要的限度内；财政支出仅用于非生产，不干预经济；坚持收支平衡，财政收支从人治向法制转化，建立预算制度。进入垄断时期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提高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日益加深，迫使垄断资本不得不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干预经济生活。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财政分配的主要特点是：为调节经济，财政收支规模扩大；财政支出进入生产领域，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再生产秩序，社会福利、文化教育支出有了很大增加；财政信用规模日趋发展，为缓解经济危机震荡，经常采用赤字财政。中国古代传说中夏王朝的贡赋制度可看作是财政制度产生的萌芽，西周时期出现有关财政制度的文字记载。现代国家的财政制度产生于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议会控制财政收支决定权，对皇室的年俸、政府的收支及其权限、责任在法律和制度上都作了规定，从而产生资产阶级国家预算。随后法国也建立类似制度，到19世纪以后作为调整国家财政分配关系的财政制度在其他各国都相继建立起来。财政制度是根据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制定的，它也必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

（六）由于各国经济社会情况不同，财政制度制定的原则也不尽相同，以预算制度为例：英国的财政制度中要求国家预算具有完整性、包括性、年度性、公开性、分类性；美国除坚持这些原则外还强调政府行政机构在预算上要有适度的行政主动权，要求预算要有一定的弹性；日本则有四条原则，即是事前议论原则、总计主义原则、公开性原则和分类原则。中国制定财政制度的基本原则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同时还遵循以下原则：①正确和全面体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精神；②有利于调动生财、聚财和理财的积极性，不断促进财政经济的发展；③既要保持财政制度在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又要具有灵活性。由于财政管理范围和形式的不同而不同，如美国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其财政职能范围较狭，财政制度的内容所涉及的面也相对窄些，主要包括：税收制度、预算制度、国家债务制度、政府专用基金制度、社会保险制度。日本的国家财政制度则主要包括行政部门会计、国家财产管理、财政职权行使、财政资金运用、国库、国债、货币等方面的制度规定，地方财政制度包括各项法规，如地方公营企业法规、地方财政活动基本法规、地方财政收入法规、重建地方财政法规、地区开发和环境保护法规等。中国的财政制度内容包括：①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部门之间财政分配关系的制度，如国家预算管理体制、国营企业财政体制、税收管理体制和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等。②有关各项财政收支的基本法规，如各项税收制度；各项预算内、外资金收支规定；基本建设拨款、拨改贷制度；国家债务收支制度等。③有关财政工作规程的制度，包括预算编制、执行及决算制度；各种会计制度；国家金库制度及税收征管制度等。财政制度如按部门业务划分，其内容包括预算管理制度、工交企业财务制度、商贸金融企业财务制度、农业财务制度、文教行政财务制度、外事财务制度、国防财务制度、基建财务管理制度、预算外资金管理制度、国家金库制度等。重大的全国性的财政制度由国家统一制定和颁布，地区性的财政制度由中央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和颁布。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财政基本法规，如预算法、税法、成本法、会计法等；第二层次是由国务院或财政部制定和颁发具有法律效力的全国性财政法规，如条例、规定和办法等；第三层次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立法机关、政府和财政部门所制定的地方性财政制度以及对全国性法规制度在本地区执行时所作的必要的补充规定。

（七）传统工业：传统工业是产业革命以来所建立、仍然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工业部门的总称，传统工业以常规能源为动力，以机器技术为重要特征，一般包括纺织工业、钢铁工业、造船工业、汽车工业、电力工业等部门。传统工业多为劳动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工业，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提高传统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对于促进工业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日益频繁，导致许多传统的工业部门相继衰落，如开工严重不足、产品市场萎缩，从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传统工业大多是工业革命后机器大工业发展的鼎盛标志，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结构的发展需要，新兴工业不断兴起，发展迅速。如石油化工、合成材料、电子技术、原子能、宇航工业等极大地冲击和改变原有的工业结构，使传统工业生产停滞不前，甚至衰退。但传统工业在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中仍占主要地位，在较短时间内还不可能为新兴工业所取代。在发展中国家中传统工业仍处于兴起、兴盛时期，尚待大力发展。故传统工业只是一个相对概念。通过引入、采用新技术，对其进行改造，提高生命力，是传统工业继续发展、适应工业现代化要求的重要途径。在区域工业发展规划中必须重视对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与引导，重视其在现代工业结构中的地位与特点，在许多落后的地区经济发展中传统工业仍将是工业发展的主体。现代工业：现代工业采用现代生产技术设备的工业生产，主要包括生产工艺过程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化学化，不同于“新兴工业”的概念。一般泛指20世纪末21世纪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以来对现存物质系统飞跃性认知后发展起来的新型高技术高信息化的工业生产，不同于“新兴工业”的概念。现代工业主要特征有：①劳动手段的机械化、电气化、强速化、精密化和自动化；②工业结构现代化，主要指产业结构与规模结构的合理组成比例；③工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生产实现高度集中化、专业化、协作化和联合化，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④工业企业管理手段和方法现代化；⑤工业职工结构的现代化，要求拥有大量素质高、技术熟练的生产工人、科技人员与管理人员。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它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工业现代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和中心环节，必须选择符合现代工业基础的工业现代化途径与目标，选择科学的跳跃追赶战略才能保证工业现代化的顺利进行。这也是国家与地区工业发展规划与布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工业布局必须重视和满足现代工业的各种特点与布局要求。

（八）新兴工业：新兴工业是当代出现的、由社会分工深化和新技术革命深入引起和建立的工业部门的总称，它以新型电子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技术的应用为基本特征。由于各国工业技术状况的差异、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兴工业部门的构成均有所不同，在中国主要包括信息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激光工业、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高分子化学工业、新型材料工业等。定义：新兴工业相对于传统工业而言指随当代科技进步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富有生命力的工业部门，它们在现有工业部门结构中虽不占主要地位，但发展速度较快，代表着未来工业的发展方向，新兴工业主要包括电子技术、激光、光纤通信、信息技术、机器人、宇航、新型能源、海洋开发、新型材料及生物工程等工业部门。世界新兴工业：新兴工业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具有高科技的特征。在发展与布局上不同于传统工业，要求有高投资、大型或超大型设备、高科技投入、高精密度和高质量的环境条件，要求接近科研技术中心，其发展还要同基础材料工业的发展相配套。新兴工业的兴起将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实现新飞跃，影响深远。近年来新兴工业在西方国家得到迅速发展，对各国经济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为社会提供许多新的就业机会。中国新兴工业尚处在初创或起步阶段，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深圳等地兴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试验区、科学工业园等将是中国新兴工业发展的重要基地。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快速增长正在改变地球上的景象，世界人口将增加到90亿，但有两个例外：欧洲和日本。欧洲在今后40年里将减少5000万人口，因此它也将成为告别传统增长原则的转型实验室。今后它将不再用更多的人创造更多的经济成就，而是用更少的人创造至少和现在相同的经济成就，以便保证富裕的生活水平。这种变化将影响欧洲的国民经济，而且也将对企业的战略和商业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与经济接轨：全球范围内的权力结构变化已经开始，金融危机加速权力向新兴工业国家转移。在工业国家中危机揭露很长时间以来被国家央行廉价发行货币所掩盖的结构缺点，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中高额国家债务、负担沉重的福利体系和社会老龄化在长期内限制经济增长潜力。东西方铁幕倒掉后的20年里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让数十亿人亲历快速的经济发展，但眼下很多工业国家却受到富裕生活水平下降的冲击。

（九）西方民主国家因此非常不安，甚至显示出迷失方向的特征。金融危机是一个重大事件，它起源于西方不负责任的借贷，如今恶果给西方带来的痛苦最大。与战后的前几次金融危机不同，这次西方不能再扮演教师的角色，它面对的是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或土耳其等充满自信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因此它们懂得如何贯彻自己的利益。新世界经济秩序体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中，今后除了传统的工业7国外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金砖”国家必将跻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11个股东之列。工业国家曾经通过自由贸易和自由化的金融市场为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创造前提条件，现在监管螺丝开始拧紧，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力再次加强，即便在国家的影响力一直很大的地方。突然像货币战或贬值竞赛等贸易保护主义的战斗概念又萦绕在人们耳畔，这表明新的多极世界将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在西方中危机导致的个后果是重新发现国家资本主义，在东方国家控制的国民经济体中此前就已经存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国、俄罗斯和产油国的主权基金往整个世界经济中投资3万亿美元，它们动用的资金比所有对冲基金的资产总和还多。国家的投资组合管理者声称：这些钱都用于非政治的投资。但是人们能相信吗？世界上爆发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中国首次把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和共产主义的威权统治结合起来，这种成功模式和盎格鲁--撤克逊式的金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欧洲和日本的社会市场经济形成竞争，结果还不得而知。其他国家选择哪种模式？在亚洲中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社会主义的中国”和“民主的印度”代表其他国家就未来秩序展开搏斗。各国竞争：目前曾经的超级大国看起来就像瘫痪一样，美国束手无策地看着中国甚至也在南美扮演投资者和原材料购买者的领导角色。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也日益增长，很多盛产原材料的国家同中国的联系比同美国的联系更紧密。最受关注的还是中东的产油国，谁控制那里的能源储备，谁就对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沙特阿拉伯今天就已经把很大一部分石油提供给亚洲，类似的情况可能也会在伊拉克发生，如果这个世界第二大石油储备国从战争中复苏过来的话。美国想通过制裁迫使伊朗屈服，迄今为止却徒劳无功，只要巴基斯坦或土耳其等国还跟伊朗频繁地进行贸易，美国的计划就不会成功。

（十）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时中国经济到2012年或许就能超过美国，那时中国将再次回到殖民地时期以前它拥有世界经济总量五分之一时所在的地方，而且那也是它自认为应该待的地方：世界经济之巅。工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是使工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最新科学技术基础之上，使整个国家的工业生产和生产技术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中国“四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工业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的内容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更新的，在人类发展史上工业现代化大致已经历蒸汽时代的现代化，电气时代的现代化和原子能时代的现代化三个阶段。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2009年工业化蓝皮书，蓝皮书预计中国将于21世纪40年代前后基本实现工业现代化。蓝皮书介绍2004年中国工业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为36.7，这意味着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已经超过国际上最先进水平的1/3。比较近年的工业现代化综合指数，蓝皮书认为在21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将实现工业现代化。把工业建立在当代技术基础之上，使工业生产经营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人类社会的进步归根结柢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通过实现工业现代化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一种必然趋势。工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工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有：①劳动资料的现代化，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不断实现机械化、自动化，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最新科学技术成果；②工业部门结构现代化，加速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工业，建立新兴工业部门；③职工知识结构现代化，职工的科学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的普遍提高，在职工中科技人员比重不断提高，具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员的比重增加；④管理现代化，在工业管理中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与其他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⑤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当代世界先进水平。工业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和历史性的概念，在一定的时代、在全世界具有统一的内容。发展中国家由于原有技术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实现工业现代化需要根据本国国情，规定符合国情的阶段性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赶超战略

（一）赶超战略是指采取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办法和以计划制度替代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突破资金稀缺的比较劣势对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制约，进而使产业结构达到先行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代表国家：选择这种发展战略的有两类国家：一是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是以印度、阿根廷为代表的亚洲和中南美洲的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这种发展战略不顾资源约束，以重工业乃至整个工业体系去赶超发达国家，实际上是超越发展阶段的战略设想，因此这是重工业优先增长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形象概括。历史渊源：赶超战略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当时苏联经济中工业化比重很小，农业仍然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中间就如何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如何解决工业增长下市场需求不足以及国民经济应运用何种机制加以调节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的“超工业化派”占了上风，提出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机制，两者各有其调节范围，并且原始积累规律和积累规律将逐渐取代价值规律，因此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超工业化派”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同时“超工业化派”还在理论上解决一个小农经济比重极大的国家、工业增长如何取得市场的问题，这一理论对后来的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在1929年通过的五年计划当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牺牲当前消费成为主要特征，这项计划规定要把净投资额提高到国民收入的1/4至1/3的水平，其中3/4投资于重工业。这样典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首次得到实践，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也由此形成。赶超战略在中国的实践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全面考虑，中国领导人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个战略目标集中体“一五”计划当中，该计划的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这些建设项目全部是重工业，是一些填补空白，健全体系的新兴工业部门。“一五”期间重工业基建投资占工业基建投资的85%，占工农业基建投资的72.9%。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①建设周期长；②在发展的早期大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③初始投资规模巨大。当时中国经济的三个基本特征则是：①资金短缺，利率高昂；②可供出口的产品少，外汇短缺，市场汇率水平高；③经济剩余少，资金动员能力弱。

（二）这样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与当时条件下的资源禀赋特点以及资源动员能力产生直接的矛盾，如果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不可能把投入导向重工业部门的，相反倒可能诱致轻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无法实现重工业优先增长的目标。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就是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人为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即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的价格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于是一套排斥市场机制作用，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形成。这种政策环境包括：低利率政策、低汇率政策、低工资和低能源、原材料价格政策、低农产品价格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及服务价格政策等。如何保证被压低价格的要素和产品流向重工业部门以及经济中剩余的积累用于重工业的发展是另一难题，应运而生的制度安排是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管理，实行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以及一系列剥夺企业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一经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逻辑上就不再允许私人经济和市场机制存在，扭曲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政策造成资金、外汇和原材料以及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供需推移，经济生活中的短缺成为普遍现象。为了替代市场的作用，在这种常态的短缺经济中配置资源，保证紧缺的物资用于政府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就需要一套相应的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这套制度包括：①通过“统收统支”的金融管理体制把有限的资金优先安排到重点产业和项目中，实现资金配置与发展战略目标和低利率政策的衔接；②建立与低汇率政策相配套的高度集中的外汇外贸管理体制，实行国家对外贸的垄断；③建立高度集中，按计划运行的物资管理体制；④建立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确保在低价统购派购条件下农民仍然能把资源投入到国家工业化所需的农产品生产中去，使国家能够用行政力量控制农业生产。通过公私合营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国有化和人民公社化为特征的微观经营机制最终形成，赶超战略下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也随之完全确立。本质内涵：赶超战略的本质在于强调战略的目的性和赶超意识，而不在于实现赶超战略的手段。 到为止，国内学术界在赶超战略的研究领域，下述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第一种观点认为：大跃进、赶美超英、急躁冒进就是赶超战略，有学者认为赶超战略酝酿于“一五计划”期间，1957年底赶超战略基本形成，毛泽东发动的旨在使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大跃进”使赶超战略进入实施阶段，而“大跃进”的悲壮失败则是赶超战略实践的终结。还有学者认为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向，既是党对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探索的截止，也是大规模进行赶超战略的开端。

（三）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批判，确立采取不均衡发展的赶超战略的指导思想，在“赶美超英”的口号中把“钢”作为工业化的赶超基准，冀望于以工农为主体的群众运动推动“大跃进”的赶超战略使工业化的神圣目标成为全民盲动的狂热之举。甚至有学者认为“大跃进”运动导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赶超战略的选择，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经济虽然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时其差距仍然很大。这一现实告诉人们：在当今诱使中国选择急躁冒进的赶超战略的土壤仍然没有得到完全铲除，因而必须彻底抛弃赶超战略，走经济建设创新之路。第二种观点认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是赶超战略，有学者认为不顾资源的约束而推行超阶段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是赶超战略。为了动员有限的资源实施重工业优先的战略，人为地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形成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政策和低（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生活必需品、服务）价格的宏观政策，而计划经济体制则正是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需要。其实上述两种观点都没有从本质上来理解和把握赶超战略的内涵：赶超战略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在政府主导下的有意识的、以赶超先进国家为目标的一种宏观规划，其本质在于对赶超意识的强调和对目标的追赶，而不在于通过何种途径达到赶超现代化先行者、实现后来者居上的目的：无论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还是比较优势战略，抑或是进口替代战略，相对于赶超战略来说它们都不过是策略和手段而已，也就是说无论哪一种或几种手段都有可能使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后来者居上。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有的后起国家和地区是重工业优先发展，也有的是从农业轻工业发展起步的，从而成功实现后来者居上的实例不在少数。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吴申元教授等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待赶超战略的，吴教授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赶超是经济上的后进国追赶先进国并最终要超越先进国的一种经济发展过程。”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总结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赶超战略思想，把中国追赶现代化先进国家的过程视为赶超战略实施的过程，这是国内学术界从本质上理解和把握赶超战略内涵的稀有而弥足珍贵的声音。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实现赶超战略的社会资源的配置形式：赶超战略并不排斥市场经济，而只是说计划经济更利于重工业优先增长，而市场经济则更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德国、日本、韩国等后起国家运用市场经济手段，而苏联则运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它们都成功地实现赶超先进国家的目标。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侧重于重工业优先增长，与之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手段也只能是计划。

（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首先进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由重工业片面高速增长转变为经济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资源配置手段的转变，由在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引进市场机制到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中国一直处于赶超现代化先进国家的历史时期（只有到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并且成为领先者的时候赶超的过程才会终结，并且这种领先地位一旦被后来者替代，新的赶超将重新开始，这本来就是几千年来世界发展的基本逻辑），无论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都不能改变这一基本事实。后起国选择工业化战略的原则是目标优先，而不是模式的完美：后起国的工业化目标就是赶超先进国家，以便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而它们在选择工业化战略模式时很少有国家去理性地综合分析不同模式的优劣利弊。德国、日本、苏联和中国等后起国在拟定本国工业发展道路之时它们考虑的不是这种工业化战略是否完全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而是如何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对工业化的要求，动员有限的社会资源，实现后来者居上。从目标价值来衡量时赶超战略是一种成功的选择，正是靠这种工业化战略，这些后起国家都取得令世人称道的工业化成就，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同时强化政府在工业化战略选择与实施过程中的作用正是后起国成功的经验，只是国与国之间面临的机遇和形势的不同而导致具体模式和手段的不同，但赶超的本质和内涵却是相同的。战略代价：推行赶超战略的成果是以较快的速度建成比较完整的中国工业经济体系，然而推行该战略的过程却步履维艰，所付代价也是极其高昂的。由于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由此丧失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快的增长速度：过密的资本构成抑制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发挥，加剧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现象，由此丧失本来可以达到的劳动就业和城市化水平。依靠高积累率维持的经济增长扭曲国民收入的分配，致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扭曲的产业结构导致经济的封闭性，造成既不能利用国际贸易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又不能借助于国际贸易弥补自身的比较劣势的局面。低下的微观经济效率：由于实行生产所需要素的统一调拨，生产出的产品全部上调，发生的成本统一核算。创造的利润全部上缴的企业制度，企业发展与其经济效益没有联系。严重束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微观经济效率极为低下的问题，以致生产只能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下进行。推行以重工业优先增长为特征的赶超战略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选择，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推行赶超战略的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扭曲，收入分配恶化；企业效率低下，社会福利损失；财政状况恶化，通货膨胀蔓延。

（五）经验教训：追赶和超越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惯常现象，过去有，将来亦然。只要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差距，就必然会有赶超。赶超本身无可厚非，但也应当认真总结在实施赶超战略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赶超发达国家是经济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确立赶超对象（英、美等发达国家）和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后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必然有一个追赶的目标，如若没有目标，仍然和从前一样，那至少说明它们还没有意识到现代化的压力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前景，它们也还没有融入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中去。它们可能把一两个具体的国家作为赶超的对象，也可能把一批先进国家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作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搞现代化建设，如果总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不能创造出比其它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被动挨打的局面是无法改变的。中国提出并实施赶超战略，其目的就在于迅速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威胁，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把英美作为赶超目标，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并不是说没有教训可以记取，失误在于：一是把赶超的时间定得太短，把实现赶超目标看得太过容易：1957年底毛泽东提出准备用八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到1958年4月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预计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而到了1958年6月则认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二至三年，二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两千五百万吨，钢的产量就超过英国。只要1962年达到六千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同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则提出更高的目标：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大国。二是把赶超的指标定得太过单一，即“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选择世界上最发达的两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进行追赶，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把指标仅仅设定为钢产量一项似乎并不科学，因为现代化不只是经济方面的，经济方面也不只是工业方面的，而反映工业化水平的也不仅仅只有钢产量这一项指标。这种指标单一的、短时间的赶超说明还没有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这种急于求成的行为破坏人们对赶超战略的信心，扭曲人们对赶超战略的认识，实际上也降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标准。

（六）如果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观察的话会发现求急求快的心理普遍存在于后起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初起阶段，由于欠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起点比较低，一旦通过政权的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就容易造成较大的成就。再加上大众媒体的“放大效应”，人们的期望值迅速增高，甚至以为现代化的最终实现也是指日可待，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现代化进程中真正的困难才开始出现。战略实施：中国要想成功实现赶超战略，就必须吸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制定相应的政策：大幅增加在国家学习能力方面的投入：国家对公民学习能力投资的最首要的目标是在全民普及初中教育，在青少年中普及高中教育给每个人以进一步学习的基础。政府还必须重新担负起向广大农村和农民进行制度性知识转移的职责，如果国家不能从起就下大力气解决农村的教育问题，绝大部分的中国农民就将一代又一代地成为国家的负担，而不是国家学习能力的广大基础。教育精英化只能造就一个小的精英阶层，却不能造就一个学习型的民族。建立促进国家学习能力的宏观环境：从政府自身来看官员的文凭必须是通过真实的学习得来，而学术界作为学习和产生新知识的化身，其具备的学习制度和文化对国家的学习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在强化国家的学习能力中作出表率，政府还要改革科技研发领域和资金投入的决策制度。重估外资和“保护主义”的作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靠外资带来“研究型学习”，只要民族国家存在一天，国家的政策就必须是努力扶持民族资本，在当今的中国中恐怕没有比认为“民族经济”过时更危险的。大力吸取滞留海外的优秀留学生：国家和国家内部的组织对在发达国家留学生的工作远远不够，一方面国家需要更加重视这些人才；另一方面还需要国家的机构，特别是企业主动去挖那些在一些技术领域从事最尖端研究的人才，而不是希望这些人仅仅因为爱国就主动回来。只有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中华民族才能够复兴，并且在复兴后不再重蹈衰落的覆辙。力争有一个突破：西北地区要逐步缩小与东南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就必须实行赶超战略，力争在经济上有一个大突破、大跨越。因为如果今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能够维持在7%左右，而西北地区又能比中国平均水平大约高5%-10%的话，那么西北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指数要从的68.7逐步提高到75.0（以中国平均水平为100）将至少需要14-27年；若要提高到80.0则至少需要23—47年。因此西北地区要想实现大的突破、大的跨越，就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举措。这种新的发展战略思路就是：以“富民强区”作为根本目标，通过“更新观念、改善环境、优化结构、创新制度、扩大开放、科教先行”等途径不断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振兴与繁荣。

（七）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在今后5-10年内西北地区重点是要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大力发展科技教育，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为今后西北地区的腾飞打下坚实的基础。要有新的思路：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沿海地区依靠外延式数量扩张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北地区要想实现大的突破、大的跨越，就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举措。西北地区具体需要做以下几件事：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因为只有把交通、通信、水利、广播电视、科教文卫以及城市基础设施搞好了，投资环境改善了，才能为外资和国内民间资本的大规模进入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机会和盈利空间。由于基础设施涉及的范围广，投资金额大，建设周期长，加上绝大部分基础设施都属于市场和非市场活动的结合部。因此要加快西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民间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而不能由政府大包大揽，甚至只把眼睛盯着中央，过分地依赖中央财政和国债资金的投入。这就需要进一步放宽外商和国内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允许并鼓励民间资本采取多种灵活方式，参与铁路、公路、机场、桥梁、通信、邮电、广播电视、医院、学校以及城市地铁、轻轨、自来水、煤气、热电站、污水及垃圾处理、公共交通、城际快运等发展建设。在中国加入WTO在即、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以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西北地区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今后在对外开放战略和政策上应作一些相应的调整。随着亚欧大陆桥的贯通以及中国与中亚、欧洲国家之间经贸往来的不断加强，西北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在对外开放领域方面国家要积极推进金融、保险、电信、交通、旅游、零售商业和中间机构等服务业的开放，扩大西北地区的服务贸易规模及范围，率先引进国外先进的服务产品、服务方式及服务企业，推动西北第三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要逐步放宽西北5省区在服务贸易领域利用外资的审批权限，如可考虑将一些服务贸易利用外资的审批权限下放到省级政府，允许西北5省区先行各自设立1-2家外资金融机构等。在利用外资方面要进一步加大中央对西北地区间接利用外资的比重：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项目，要优先或重点安排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上。鼓励外商和港澳台商到西北地区参与生态环境建设，开展植树种草，发展环保产业、节水灌溉农业、资源综合利用和旅游业，并给予“五免五减”的所得税优惠。允许并鼓励外商采取并购方式，对西北国有企业实行资产重组试点，为下一轮拓展利用外资方式积累经验。

（八）向西开放的门户：在发展边境贸易方面要根据各口岸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对西北现有边境口岸实行分类规划和建设。同时为促进西北对外经济交往与合作，建议尽快开放银川、西宁出入境口岸，并将兰州二类陆运口岸升为一类口岸，在有条件的地区里可以考虑进行内陆保税区的试点。战略弊端：观察20世纪的国际经验可以发现亚洲“四小龙”等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特征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在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没有恶化甚至有所改善的同时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形成对比的是拉美国家以及印度等奉行进口替代以及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不仅经济增长绩效不如人意，收入分配状况也日益恶化。 归纳这些重大的经验现象不难理解，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战略有内在的联系。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提高过程，本质上就是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提高其在全社会相对经济地位的过程，而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所具有的能够用来获取财富的全部手段和资产几乎只是他们的劳动力。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惟一可持续的途径是给予他们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以最大、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按供求决定的合理价格。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一般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如果他们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能使劳动者获得最大的就业机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按此战略来发展经济，可以最快地积累资本，使要素禀赋结构由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状况逐渐改变为劳动力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丰富的状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劳动者的收入也就会随着资本的积累、产业和技术的升级以及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收入分配的情形也就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改善。反之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早期发展阶段就确立高技术的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那么由于这些部门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绝大多数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下的传统部门就业，工资水平难于提高。同时政府为了达到赶超的目标，必然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用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以便扶持具体承担赶超任务的企业，凡此种种最终会在人为地恶化社会公平问题。

（九）赶超战略将拉大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赶超战略之下具体承担赶超任务的企业大量使用这些经济体中相对昂贵的资本，而较少使用相对便宜的劳动力，所以这些企业的成本水平比较高。如果任由市场调节而没有政府的扶持，这些企业就不会自发地建立起来。为了实现赶超的目标，政府就要通过种种方式予以扶持。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活动水平低下、经济剩余少，可以动员起来用于扶持赶超企业的转移支付的资源极其有限，所以主要的扶持手段是扭曲各种价格体系。在各种比价关系中最主要的是压低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相对价格，压低资本的相对价格之后优先发展部门面临的成本被人为压低，但同时也刺激非优先发展部门对于资本的需求，并抑制这些部门对于劳动的需求。非优先发展部门会和优先发展部门争夺资本，为了保障优先发展部门的发展目标，政府往往人为地把要素市场分割为一种“二元市场”的格局。其中的一元是政府从全部社会生产要素禀赋资源中先拿出足以满足优先发展部门需要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部门中去。显然这一元要素市场占有的资本量非常大，而吸收的劳动力比较少，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另一元要素市场的“剩余资本禀赋量”和“剩余劳动禀赋量”之比的结构甚至低于全社会的总比例。这就导致非优先发展的部门实际面临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高于优先发展部门所面对的水平，甚至高于没有任何扭曲时的市场均衡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这种分割的二元要素市场的直接含义，就是拉大不同部门就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优先发展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会高于非优先发展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除了压低资本相对价格外政府为了扶持重点部门的发展，也会压低初级原料和其他中间投入品的价格。由此导致这些投入品的供给部门的利润空间缩小，进而其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也就不可避免地相应压低，使收入分配趋向于不平等。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会拉大地区差距：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本来就存在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在实施赶超发展战略时政府不仅不能让各个地区之间协调发展，反而会以压低价格的方式动员整个经济体中可以动员的一切必要资源，来扶持少数地区中少数项目的发展。结果使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地区无法将其优势变为经济上的比较优势，资源上不具优势的较富的地区经济越发展，从资源具有优势的较穷的地区获得的产品就越多。相当于较穷地区在不断补贴较富地区的发展，于是经济越发展，地区差距就越大。

（十）赶超战略之下腐败的滋生和大量的非生产性活动对收入分配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优先发展的部门在社会当中享有的地位要高于其他部门，游说政府的能力高于其他部门。这个事实造成两方面的效应：其一有大量的资源用于游说政府，争取补贴和扶持，滋长寻租之风，造成极大的浪费；其二优先发展部门的各种优惠条件为腐败活动提供先天的土壤，通过游说得到补贴较之改善管理、提高绩效要容易得多。同时决策阶层实际上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为了得到这些资源，即使是各个优先发展的部门之间也要展开竞争，但是他们往往通过腐败手段来争取资源。倘若一个经济体的法治或者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监控还能够有效地运转，那么腐败尚且不会严重恶化。但是一旦法治和行政系统运转不畅，腐败问题会急剧恶化。腐败和寻租导致社会特权阶层的形成，必然拉大收入差距，严重影响社会公平。 最后实施赶超战略减少社会经济剩余，致使对社会上不具备劳动能力以及丧失劳动力的弱势群体的救济水平降低，也会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公平问题恶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放弃赶超战略，代之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快速发展经济，使要素禀赋结构以可持续的最快速度提升。同时在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之下资本、劳动力及其他要素和资源的市场无须人为分割，各种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有最为充分的就业机会，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获得市场均衡价格，进而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趋于缩小，而腐败和寻租行为的制度基础在比较优势战略之下也不复存在。失败原因：赶超战略不能导致经济发展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压抑市场机制的作用，这直接表相对价格不能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导致宏观层次上产业结构的高度扭曲以及微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缺乏效率。赶超战略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取得成功，在其它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性质，而在于这种战略本身。寻租行为：寻租行为是指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它包括旨在通过引入政府干预或者终止它的干预而获利的活动。寻租有多种定义，布坎南等人认为“寻求租金”一词是要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化的行为：在那里个人竭尽使价值最大化，造成社会浪费，而没有形成社会剩余。”他们把“寻租描述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即一个人在寻租，说明这个人在某事上进行投资。被投资的这种事情实际上没有提高，甚至降低生产率，但却确实给投资者带来一种特殊的地位或垄断权利而提高投资者的收入。

（十一）租金也就是由此所得的收入，因此柯兰得尔中给“寻租”下的定义是为了争夺人为的财富转移而浪费资源的活动，而克鲁格则认为寻租是为了取得许可证和配额以获得额外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寻租：寻租中的“租”即租金，也就是利润、利益、好处。寻租即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人类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可以分两类：一类是通过生产性活动增进自己的福利，如企业等经济组织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合法的对利润的追求；另一类是通过一些非生产性的行为对利益的寻求，如有的政府部门通过设置一些收费项目，来为本部门谋求好处。有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为个人捞取好处，有的企业贿赂官员为本企业得到项目、特许权或其它稀缺的经济资源，后者被称为寻租。寻租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和对既得利益进行的再分配的活动，寻租往往使政府的决策或运作受利益集团或个人的摆布，这些行为有的是非法的，有的合法不合理的，往往成为腐败、社会不公和社会动乱之源。类别：政府的特许权；政府规定关税与进出口的配额；政府采购。法治：企业向政府争取优惠待遇，利用特殊政策维护自身的独家垄断，就属于合法的寻租行为；行贿和走私就属于非法的寻租行为。活动影响：寻租行为虽对寻租者来说可能更有效率，但是对社会来说却无效率可言，它会造成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同时也阻止更有效的生产方式的实施。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企业利用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游说会直接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该行为直接导致其他层次的寻租活动或“避租”活动的发生；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了对付寻租者的游说与贿赂，需要时间和精力反击。寻租层次：寻租活动的三个层次（以出租车为例）：第一个层次：政府用发放有限数量的经营执照人为地限制出租汽车的数量，那么市场上出租车数量就少于自由竞争水平，牌照管制带来第一个层次的寻租活动。第二个层次：既然政府官员可以决定牌照的管制，那么争取这个职位就形成第二个层次的寻租活动。第三个层次：超额收入（部分或全部）会以执照费的形式转化为政府财政收入，那么争夺这部分财政收入，就形成第三个层次的寻租活动。人们通常以为寻租往往是政府或与政府相关的行为，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即使在市场中寻租行为也极为常见，如金融领域的投机交易及其在不确定性中追逐最大价值的行为就是系统性的寻租行为，因而构成市场经济中的寻租结构。这种寻租性的市场和经济结构会提高经济社会成本，恶化经济效率，挤占利润和工资等收入份额，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这一点在货币信用体系和金融市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比较优势战略

（一）比较优势战略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和经济的对外开放，由价格机制向国内生产者显示该国要素和商品的供求及相对稀缺性，并通过这些相对价格引导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经济部门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作用：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为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赶超战略作为比较优势战略的替代物是指国家出于某种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可以是军事的、政治的，也可以是经济的）的考虑，不惜付出包括扭曲产品与要素价格、当前的经济效益等一定的代价，运用行政干预，集中各种生产要素，保护和优先发展那些单凭市场力量，即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无法大规模发展的工业部门。基本特点：比较优势战略来源于比较优势理论，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应分工生产本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各个国家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据此形成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实的国际分工格局也基本如此。比较优势战略一般具有以下特点：①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发动工业化。②比较优势战略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提升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促进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也就不可能迅速提升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③从理论上分析时比较优势战略能使资源配置具有帕累托效率；④比较优势战略能够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差别：从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内在逻辑可看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渐进缓慢的发展道路，一个是跳跃式的发展道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进国家的发展结果看完全运用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国家是十分少见的，大多数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同时完全运用赶超战略也纷纷陷入产业结构畸型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企业没有竞争力，而能发展起来的国家一般是综合运用两种战略。比较优势陷阱：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虽然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落入“比较利益陷阱”。

（二）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它是指执行比较优势战略时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机会成本的大小来确定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运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附加值。并且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还会强化这种国际分工形式，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附加值环节。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加上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下滑，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甚至是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出现就不可避免。第二种类型是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由于初级产品出口的形势恶化，发展中国家开始以制成品来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利用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升级。但由于自身基础薄弱，主要通过大量引进、模仿先进技术或接受技术外溢和改进型技术等作为手段来改善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并有可能进入高附加值环节。但是这种改良型的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度的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发挥后发优势，只能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形成原因：比较优势理论所讲的比较优势产品是本国产品间的比较，而在一国国内具有优势的产品并不一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才是产品通过市场检验的资格。所谓竞争优势是指企业在向顾客提供有价值的商品或劳务时所创造的独特的并持久的属性，这种属性可能来自于产品或劳务的本身固有的属性或产地，也可能来自于生产方法等，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应是具有垄断性的产品。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资本、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可以在国际间流动，再加上技术的进步和对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推动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新材料对资源的替代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数量不足的弥补，使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已不再具有垄断优势，所以根据本国拥有的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贸易利益，但却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同利益：由于不同的要素会带来不同的利益，各国的经验表明制成品的出口比初级产品出口带来较大的利益，而制成品中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一般要比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带来更多的利益。这就是刘易斯所说的：“如果增长的引擎是较发达的国家的工业产品和欠发达的国家的初级产品的出口，那么较发达国家的引擎就比欠发达国家的引擎转动的略微快一些。”前提问题：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使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出现问题，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国际贸易发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条件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商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国际间商品价格的差异反映一国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可以直接形成竞争优势并成为引发对外贸易的经济变量。

（三）而在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的，商品价格大于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不能如实地反映一国的比较优势，从而引起贸易福利的不均衡分配。规模经济、技术进步成为引发国际贸易的新经济变量，这使得仍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指导开展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现实意义：国际贸易发展的现实表明比较优势战略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面貌，也无法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不公平现象。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分地强调静态的贸易利益，而忽略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演进、技术的进步以及制度的创新的推动作用。长期执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会造成一国的产业结构不能得到升级，而且具有固化原有产业分工的作用，使发展中国家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优势：由于侧重于发挥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还会引起对与强化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关系不大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劳动替代技术或资源替代技术的不重视甚至是排斥，这会使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到现代高新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长期执行比较优势战略还会使国内的要素所有者收入发生分化，产生出一批既得利益者。在现有贸易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会采用各种方法阻止对制度的创新，而另外的人又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低，无力改变现有制度，使发展中国家无法突破贫困制度陷阱。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调整自己的贸易发展战略，突破比较优势战略的束缚，实行竞争优势战略。所谓竞争优势战略就是指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特征，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强调贸易动态利益的贸易发展战略。它强调贸易利益的动态性和长期性，为了获得稳定的、长期的贸易利益，甚至可以牺牲一些中短期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注重产业内部的交换关系和产业的生产率以及产业替代的因果关系，能适应当前国际贸易中产业内贸易不断上升的趋势，它所关心的是如何将一国的潜在优势转变成现实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是发展中国家改变在国际贸易中不利地位，充分发挥对外贸易作用的一个必然选择。优势概念：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由于人口、资源等禀赋的差异形成的竞争优势。例如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很便宜，所以在某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较低的成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这就是比较优势。在对比较优势的理解上应当把握三个内涵：①比较优势的主体应该是国家（或地区），而不是其他。比较优势是就国家之间的竞争而言的，而并非是就产业而论。

（四）中国在纺织品生产方面比美国具有比较优势，但人们不可以说电脑芯片业比煤炭采掘业具有比较优势，因为比较优势的主体应当是国家，它是就国与国之间的状况而论的。产业之间的演进升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与比较优势无关。②比较优势并不只是为了出口，比较优势这一概念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提出来的，但如果把它仅限于国际贸易领域，那就大错特错。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进展，所有的产品竞争都带有全球化的特征，即便人们自己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实际也是个国际竞争。道理很简单：如果你的产品没有比较优势，那么你的产品非但无法进入国际市场，而且国外的产品会进来把你挤垮。所以比较优势并不仅仅是为了出口，也是在国内市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③人们使用的比较优势概念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亚当·斯密提出的是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是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严格地说二者是存在差别的。比如中国在某些机电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成本优势，同样生产一台微波炉压缩器，美国需要30美元，日本需要20美元，但在中国仅需要5美元。严格来说这是一种绝对成本优势，是不同于相对成本优势的。但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对两者并没有严格区分，而是泛指一种相对优势。争论焦点：一个国家应当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生产那些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这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在关于比较优势战略的激烈争论中很少有针对比较优势战略本身的，人们争论的焦点多数集中在对比较优势的具体判断上，即什么才是人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说比较优势战略是否等同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主流的观点是中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中国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无论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鞋靴，还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机电产品的组装，中国都具有成本低的优势。因此应当鼓励和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还应当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成为这些产品的主要生产国，甚至成为世界工场。这一观点是林毅夫较早提出来的，并且得到樊纲、胡鞍钢等学者的进一步发展。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表示反对，宁向东认为实施劳动密集型战略必须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另一个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生产者的供给能力并非过剩。随着产品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在总生产成本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很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具备第一个前提条件。

（五）就第二个前提条件而言大量发展中国家投身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果，造成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获利空间减少，因此这个前提条件也不存在。洪银兴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产品可以在国与国之间流动，资源、生产要素也可以流动。而且通过人力投资，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可以克服劳动力数量不足的劣势，因此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并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竞争优势。”通过以上争论人们可以看出双方争论的焦点并不在比较优势本身，而在于具体的比较优势的判断上：前者认为劳动力丰富构成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进而构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后者认为劳动力丰富并不必然造成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更不代表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必然具有优势。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种争论呢？人们认为：（1）劳动力丰富导致劳动力价格便宜，劳动力价格便宜造成产品生产成本比较低，因而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优势，这一基本链条是成立的。据预测今后20年是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每年劳动力资源供给总量超过8亿，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1000万，强大的就业压力使劳动者工资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即便考虑到素质差异，一个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是中国工人的10倍，但两国的工资差异在30-40倍之间，因此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仍然具有优势。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发挥比较优势就等同于支持和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2）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表现比较好、处于优势地位的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来看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著称的，无论是中山、顺德的家用电器产业，还是温州的皮鞋、服装产业，都属于这一范畴，从出口结构来看比较大宗的出口商品除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外就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组装环节。中国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并非不关注，但效果并不明显，增长速度远远不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实践的情况也说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是切实存在的。影响因素：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这是就一般而论的，并不等于说它在任何情况下都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更不等于说它将来会一直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人们如果把这一比较优势绝对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实际上已经有因素在发挥作用，对现实的比较优势状况产生影响。

（六）人们认为主要是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贸易壁垒：所谓比较优势学说，它的成立是要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自由贸易。所有国家的商品都可以自由地交易，没有进口限制，没有配额。只要世界人民需要，人们想卖多少就卖多少。如果这一假设前提不能满足，那么比较优势学说也就不能成立。应当说在一般情况下这一前提是满足的，人们加入WTO，关税大大降低，外国的商品可以更方便地进来，而人们的商品也可以更方便地出去，贸易还是比较自由平滑的。问题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贸易足以产生对整个世界市场的冲击，影响世界市场上某些产品的供求状况，直至引起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中国有高达40%的储蓄率，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7万亿元，劳动力每年仅新增就有1000万人，这些投资和劳动力如果都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能力相当惊人，足以对整个世界市场同类产品造成严重冲击。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95539亿元，很多产品产销量世界第一，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一些国家的不安。中国商品在国外也屡遭反倾销等各种贸易壁垒的伤害，随着中国贸易量的继续增加，这种问题将会越来越多，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后比较优势学说将因失去前提条件而失效。第二个因素是资源禀赋的变化，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资源禀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性：林毅夫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资金严重匮乏，因此只能是选择那些劳动比较密集的产品来生产、他们的这些产品由于成本较低而具有竞争力，也就能够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进而拥有最大的利润、资金很快积累起来，于是他们的资源禀赋开始发生变化，资本从稀缺转为充裕，它的比较优势就转化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尽管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资源禀赋已经发生悄然的变化，一些原来单纯或较多使用劳动力的企业开始提升其资本和技术水平，从手工业作坊变成现代化的企业，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具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中国资本匮乏而劳动力充裕，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多数地区资本是匮乏的，可是并不排除在某些地区资本相对丰富一些。多数地区技术是非常落后的，也并不排除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领域存在十分先进的技术，这样中国的产业发展也就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虽然就整体来看中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如果某些地区确实具有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条件，人们也同样应当给予支持。

（七）以上人们提到两个因素，即贸易壁垒的存在和资源禀赋的变化。由于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一定总是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如果未来这两个因素发生某种逆转性的变化，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对这一点要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市场经济与比较优势的发挥：比较优势战略是中国产业发展的正确选择，它不仅对于中国产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于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人们一定很关心：人们如何才能实现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呢？其实这个问题不用人们太多地操心，因为比较优势战略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只要选择市场经济，健全市场制度，就等同于选择比较优势战略，这是由市场机制本身所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具有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它在进行产品选择的时候主要依据的是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企业的行为模式会有稍许的差别，但就一般意义来说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在进行产品选择时的惟一原则，哪种产品可以获利更多，它就会从事哪种产品的生产。在此原则之下企业会自觉地选取那些可以有效利用自己优势资源的产品领域进行生产，通过自身优势资源的利用，企业可以有效降低产品成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或者说至少可以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具体说来中国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人们的企业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和在国际竞争中站住脚，它们总是会自动地选择那些利用劳动力较多的产品领域进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自动地获得比较快的发展速度。早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的国家多多少少都存在计划经济的影子，也就是说赶超战略惟有在计划经济的保护下才能够得以生存，而一旦实行市场经济则选择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比较优势战略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具有非常明显的市场化倾向，正是在这种市场化改革的催化之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比较优势战略的特征。中国并未明确提出过比较优势战略，相反人们一直强调的是高新技术产业。人们作为一个大国，又具有十分光辉灿烂的历史，这使得人们对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总是不那么甘心。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只有高新技术产业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方向，总是希望在这些产业领域有所突破，对于劳动密集型这些“低端”产业总是有些看不上。不仅官方如此，社会舆论也更多地关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迫切希望中国在这些领域能够有所突破，从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八）然而现实的状况恰恰与此相反，中国发展最快的并不是大家最关注的上述产业领域，而是不被大家所重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即便在所谓高科技领域多数也是生产制造和加工组装环节，而不是研发环节。这一戏剧性的结果足以说明比较优势战略不是人为的选择，而是中国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所导致的自然结果，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林毅夫在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展经验进行研究之后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战略并非是政府的有意选择，而是当局放弃赶超战略后企业自发选择的结果，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之举。”人们对韩国发展经验的研究也证实这一点，虽然韩国在初期发展中政府的干预力度很大，但是基本坚持保护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政府并没有代替企业制定经营决策，产品的选择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正是由于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韩国在发展的每个阶段所选择的主要产业都是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从而保障产业的竞争力和自然升级的过程。因此市场经济与比较优势战略实际具有一体化的特征，只要坚持市场经济，就必然同时选择或者说大体选择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非但过去如此，今后也是一样。在现阶段中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主要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在将来随着贸易壁垒和资源禀赋的变化，中国的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相应的中国的优势产业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引起足够的注意，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缺点不足：比较优势战略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悖论：非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但主要分布于服务业中，且服务业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因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关键在于发展服务业。然而，在比较优势战略的指导下，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增长迅速，但服务业却进步缓慢，无论是产值比重还是就业比重，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为什么比较优势战略无助于服务业的发展的原因在于该战略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须以国际分工和交换为基础，是可贸易品。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往往是非贸易品，我国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在这方面没有意义，只能依靠内需，即依靠国内相关产业的带动和国民收入与消费的提高来获得发展。可是，主导产业——劳动密集型工业的低产业关联度和低附加值却使得服务业发展乏力。因此，尽管比较优势战略拼命鼓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其取小头、弃大头的实质却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真正发展。

（九）比较优势战略受到市场需求的限制：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从供给的角度论证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质上只是其工业部分）的就业优势，却忽略其需求前景。尽管在相同的资本下一个微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资本密集型企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但整个产业的就业容量还受限于产业可以达到的规模，而这个规模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的。国民经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由于该产业低附加值的特点，国内市场必然狭小。中国在改革初期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发展经济，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普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标志着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在内需不足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销路只能主要依靠国际市场特别是美欧日等发达工业国家的消费市场，国家被迫实行出口导向战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借以换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2001年还加入WTO。然而中国是拥有13亿总人口、8亿劳动力人口的大国，国际市场的规模相对于中国海量的剩余劳动力而言也实在太小。因为被称为“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OECD）全部成员国人口的总和也不过8亿，即使这些国家全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都从中国进口，按照一般的生产消费比例，也只需要1亿左右的人工作。但发达国家是不可能都放弃这些产业的，而且东盟、印度等国也在扩大开放，该国际市场无法由中国独占。尽管这几年中国的出口高速增长，但同时贸易条件也在大幅恶化，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与贸易保护急速增加，说明可供利用的国际市场已经接近极限。比较优势战略导致就业局势恶化：在需求不足的约束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丧失后劲，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其本身也有违劳动密集型的初衷，走上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道路，使得就业弹性迅速下降，就业局势趋于恶化。具体而言就业局势的恶化源于以下几个因素：企业间恶性竞争：在供过于求的背景下企业在国内大打价格战，在国外竞相压价倾销，当全球竞争主要在国内企业之间展开时所谓的比较优势毫无意义。无序竞争更使得企业自生能力成为空谈，企业要么破产倒闭，要么惨淡经营，排挤出大量失业人口。事实上由于低技术，企业间产品必然同质化；由于低技术，各企业利润都非常微薄。所以恶性竞争并非企业不理性，而是无力转型被锁定在底端的企业在市场有限下的不得已，是比较优势战略长期作用的苦果。只要国家的产业路线不调整，这种囚徒困境还会愈演愈烈。

（十）低工资和“减员增效”：在比较优势战略下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附于国外发展，大部分技术、设备和重要材料与零部件必须高价进口，而市场渠道和品牌又由国外把持，贸易条件恶化，在激烈竞争中企业惟有从人工方面不断降低成本才能生存。这样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就每况愈下，工资长期不涨（考虑到物价和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工资实际大大下降了）。同时企业还大量裁员、延长劳动时间与提高劳动强度，以实现“减员增效”。根据有关的统计数字计算，多年来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持续低于13%，而发达国家在60%左右。工资偏低、失业危机和社会保障的缺失不利于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进一步萎缩市场需求，企业的微观求存措施反而恶化其宏观生存环境，也损害就业。另外低工资使在职人员供养家庭其他成员的能力下降，客观上驱使更多的人口挤入求职队伍，加剧劳动市场的供求矛盾。基干产业与战略产业受损：在比较优势战略的指导下过度开放极大地损害中国幼稚的基干产业和战略产业，像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很多企业纷纷倒闭，连带地使由其带动的各种相关企业也陷入困境，大量员工失业。由于资产的专用性，被摧垮企业的原有资本大部分都毁没损失，再就业失去依托。而这些企业和职工的受损又反过来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失去市场，进一步地妨碍就业。企业被迫资本深化：在激烈的竞争中中低端产品的市场迅速饱和，企业不得不加快产品的升级与换代，以迎合国内外富裕群体的需求，开拓高端市场。然而产品升级带来资本深化，排挤出大量劳动力。当然资本深化也能增加就业，但由于比较优势战略损害国内的基干产业，资本深化所带来的需求未能被国内利用，未能在上游产业及服务业等方面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却泄露到国外，成为拉动国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原动力。对于国内企业时除了资本密集度日益提高外技术层次并未有所改进，对国外的依附性也更强，仍然维持着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特征，因此正是比较优势战略使得中国不得不咽下资本深化绝对排挤就业的苦果。大学生就业难和薪酬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需求吃苦耐劳的非熟练工，技术密集型企业才是吸收懂技术会管理的大学生的主渠道，在大学扩招的背景下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战略必然导致大学生“过剩”。据报道称2006年有近200万大学毕业生未能及时就业，而且很多人的起薪已低至接近农民工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