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十一）
二十、秘密
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秘密，现在叫“隐私”。它还受法律保护，哪怕是天大的丑事。
我家有个放保密东西的地方，即大立柜右侧的门内，平时父母有“钥匙”把关。里面有牛皮公文包、红木梳妆盒、象牙麻将牌、大照相册、父母结婚证、一张金嗓子周璇亲笔题词签名的玉照（母亲曾是周璇的街坊）、一本母亲年轻时的日记、一本母亲高中毕业时同学题词签名的纪念册等等。解放前，梳妆盒里有金条、钻戒、首饰等等。父亲失业后，因为还债（皮件款和其它欠款），只剩下一只不值钱的戒指。这是父亲刚追求母亲时送给她的。解放后，梳妆盒被用来放各种票证：粮票、油票、布票、糕点票、香烟票等等。
公文包里有一叠1946年轧户口米的购米票，每张都有姓名等等项目，附有照片。那时候，由于贪官、奸商捣鬼，金圆券又快速贬值，米价飞涨，一麻袋金圆券买不到一斤米。但是，米再贵，没有轧户口米的购米票，还是一斤米不能买。公文包里有一张2000美元的股票，但是股份公司倒闭，股票一分不值（放到现在是稀有古董）。公文包里还有一些父亲做生意时的文书及两张奇怪的报纸。
象牙麻将牌是邻居徐家伯伯送给父亲的。徐家伯伯以雕刻为生，这是他的作品。但是他英年早逝，留下一群未成年的孩子。大照相册里有家庭及亲戚的各种各样照片。股票、周璇玉照、日记、纪念册等，文革中被烧毁。
父母结婚证令我大吃一惊：时间是1955年*月*日，也就是说：“母亲带着九个儿子才结婚。那两张报纸中，一张刊登有母亲先进事迹的报道，一张刊登有父亲离婚的广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原来父亲有前妻，一个矮胖文盲的结发妻子，还有一个1932年生的女儿。呜呼！“男人有钱就变坏”那时候就有。父亲为了要个儿子“传宗接代”，也为了社交场合带得出去，就瞄准了年轻美貌、高中文化、涉世不深的同事，也即后来我的母亲。他献殷勤、送礼品，经常送她下班。因为1940年上海是日寇统治、租界林立，常常宵禁。母亲家远，又禁不起高大帅气、有钱有礼的男人献殷勤，很快就落入情网，成为父亲的猎物，就与父亲同居了。那时候，没有结婚证、户口簿等等，也没有去想别的问题。
父亲后来改做生意，也有两头照顾的用意。在饭店做中餐部经理，下班后怎么去新闸路的家呀？失业后，马脚很快露出来：前妻无业，每月的生活费从偷偷送去变成拖欠，再变成上门索要。母亲知道真相后气得要死。女人三招：一哭二闹三上吊，父亲对策则是“一哄二拖三沉默”，一直拖了几年。
由于母亲是政府干部，家庭经济支柱，父亲在居委会帮忙是义务劳动，已经“落伍”，只得登报离婚，并与母亲办理结婚证书。我们兄弟也“转正”了，不再是“私生子”了。其实，解放前的事实婚姻没有结婚证书也不要紧，政府认可。我们从来就不是“私生子”。
解放后，三房四妾者，只要家中不闹，政府也不干涉。当然，三房四妾者大多有巨额家产、盛大权势撑腰，常常是妻、妾各自生活，只有在分割遗产时会闹纠纷。家产不大而有三房者，一般是这样的：大老婆来自农村或还在农村，二奶是发家后娶的，三房常常是小姨子与姐夫勾搭的结果。我父亲的朋友柴信甫是黄浦区皮件业同业公会主席，有十个子女，但却无二奶，夫妻风雨同舟，真是凤毛麟角。
离婚后，无业的前妻嫁给弄堂口的铜匠（无妻无子的孤老），把女儿送到父亲这儿。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有个亲姐姐。姐姐不久就去沈阳工作。于是烟消云散，天下太平。
姐姐在辽宁省轻工业局当统计员，嫁给该局人事科长贾向磊。姐夫是山东人，14岁参军的“老革命”。姐姐一直抚养她母亲，而与父亲断绝往来。1962年，姐夫来上海看病，才带着妻儿来看望岳父。
现今社会盛行包二奶，真是沉渣泛起，不但暴发户包二奶，贪官也包二奶。尽管有《婚姻法》，政府的态度还是“不闹不查”，因为这是“民事纠纷”。曾经有个赫赫有名的区医院院长W，劳动模范。因W患肝癌，二奶去与大奶谈判分家产，才发生争斗。单位与上级一查，W有严重经济问题。二奶住的房产、这么多年养二奶和私生子等等，他的工资绝不可能负担得起。W很快去世，大奶用拒绝火化尸体要挟单位，悼词必须按大奶的稿子念。单位无奈，照此办理。法律竟如此苍白，怪不得包二奶之风盛行，以至《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与他人通奸，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与现役军人的配偶通奸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重婚或者包养情妇（夫）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也就是说，“与他人通奸，未造成不良影响”的没有事。因为特殊原因，许多包二奶的贪官只有在贪案东窗事发后，才附带查处重婚罪，而且重婚罪涉及“隐私”，往往不予公开。所以，包二奶之风是隐性爆发。
母亲目的达到，却始终耿耿于怀，父亲逝世后，墓碑上不准刻女儿之名。人啊，心中的结是最难解决的。社会上大大小小的纠纷有多少不是心结在作怪？
二十一、文建中学
考高中时每人填三个志愿。第一志愿我填文建中学，二哥填光明中学，而且都被录取。
光明中学在黄浦区，属于跨区，但是它当时是重点中学，是允许的。二哥聪明，成绩优秀，小学时就练就一手柳体毛笔字，钢笔字也佳。考取光明中学顺理成章。他的美术也佳，例如：文革中扑克牌是禁止玩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工厂不生产，商店不出售。他竟用X光胶片为我自制一副动物扑克牌：J、Q、K和大小怪都是他画的动物，美丽逼真、栩栩如生。可惜的是，重点中学一律学俄语，而我则学英语。
文建中学不是重点中学，但教育质量很高，出了不少名人。1998年11月22日《新民晚报》第二版报道《文建中学喜庆“50岁”》，全文如下：
本报讯今天是上海市文建中学（原糖业中学）建校50周年的喜庆日子。校友、外交部长唐家璇为校庆题词：“教书育人五十载硕果累累，建业报国新世纪再创佳绩。”市委副书记龚学平题词：“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表示祝贺。校友、原煤炭工业部部长王森浩和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周禹鹏等也为今天的校庆大会题词和来贺信。（陈贤德）
文建中学有三大特点：1。近远闻名的铜管乐队：早在私营时，学校门外来了一个边吹大号，边卖梨膏糖的青年。校长请他成立铜管乐队。他就是后来当体育老师的李先镛。2。突出政治，尤其是吴淑坤担任校长期间。3。劳动特别多。后两点以后有专述。
被录取文建中学的通知竟是那位小学同学、大队长送来的。她是第一位来我家的女同学。她找我谈话，希望我在高中发挥自己的积极性。我也就第一次当了“干部”——数学课代表。
高中三年，班主任频繁更换：物理陆老师、政治杨老师、英语汪老师、语文殷老师和语文施老师。我们高中才学外语，先学国际音标。汪老师发音佳，后来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英语讲座老师，调到上海师范大学教英语。1992年校友会时，汪老师是副教授。施老师是留学归来的才子，精通日语和英语，又是古汉语专家，有《唐宋传奇选》和《明清故事选》系列书出版。高中时，我的数理化超过二哥，但语文一直平平，而施老师竟使我语文突飞猛进。
数理化的功劳归陆老师。他用此法让几个尖子主动学习：每次测验、考试前，叫我们去上海图书馆查书，每人出一份考卷。他把这几份考卷打乱、修改后再出真正的考卷。考完，他只改我们几个人的卷子，一般都是95分以上。把卷子还我们，叫我们以此为标准答案，批改其他同学的考卷。我们对化学、数学也变得主动，学习范围都超出《教育大纲》。班上同学的数理化学习辅导，也由我们几个人包了。
我的语文成绩是高三由施老师担任班主任和语文任课老师后才彻底改观，以前一直是中等。施老师反对作文公式化，主张“有感而发”，开动自己脑筋。我的作文竟奇迹似的成为“佳作”，在班上宣读。从此，我对写文章的积极性猛增，一生写了无数文章。我有个习惯：最后的稿子用圆珠笔复写留底。1988年5月转业回上海后。我把用完的圆珠笔铜头拔下来放在一个瓶子里，已经有好几百个了。我的医疗文书不用圆珠笔，规定是必须用钢笔的。这些铜头都是写文章的结果，可惜不包括1988年以前的。
从切身体会，我对现今的应试教育非常不满。现在虽然大讲“素质教育”，实行的还是应试教育：从“胎教”到大学，一直到在职终生教育，一切为了考分。考分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这种阴魂不散，还深入招聘、聘用。最可笑的是在职的各种政治考卷，监考者与被考者一起作弊，只是为了骗骗上级，一级骗一级。
在“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旗帜下，一切都成了“榨取孩子和家长油水”的榨油机。现今，谁的钱最好骗取？小孩的！不但是教材、书籍、簿册、文具，连小孩的衣服、玩具也有暴利。曾经公布十大暴利行业，教育、教材是两大暴利行业。以前，老师不好好上课，专门搞课余辅导牟利。五花八门的学习班、证书以“将来可以加分”为诱饵，这些人都成了暴发户。现在走另一个极端，最好把学生困在教室里。但是，一切为了考分的弊端始终无法消除，贻害无穷。
不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教育用人模式，素质教育只能是一句空话。现在有许多介绍西方教育的书和资料值得深思。我并不是崇洋迷外，从孔夫子至今的教育模式是应该好好反思的。至今被崇尚和追逐的“高考状元”之类宣传何时绝迹？9。5米高的孔夫子青铜巨像竟然偷偷地落成在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前。这一高度像征着“九五之尊”。在“批孔”的年代，尊孔的遗老遗少们退到了“孔子是教育家”的最后防线。现在，“思想家”、“哲学家”的桂冠又从垃圾桶里检出来，戴在孔子头上发着“软刀子杀人”的放射线。
教育涉及子孙万代，历来被视作千秋大事。何去何从？！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