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
我的老家在淮河边上，是一个很小的集镇——庙台集，上世纪六十年代，出了两个大学生，一个考取了山东农学院，一个考取了蚌埠商学院。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他们的家人备受尊敬，认为他们教子有方。集上几位漂亮姑娘眼巴巴地望着他们。我当时刚上初中，却暗中立志，将来一定要考上大学，成为一名让别人羡慕的大学生，让父母也沾光。
1963年夏，我初中毕业，有一天，正在地里割草，突然浑身发冷，禁不住颤抖起来。我扔下刚割下的一大堆青草，拿起镰刀、绳子往家走。一到家就倒在床上，浑身像着了火，不一会儿就晕了过去。父母慌了，赶紧请医生来看。一位中医说我得的是“伤寒”病，另一位医生说“发疟疾”，还有一位医生说我“中暑”了，休息过来就好了。没想到我一病就是40多天。由于家境贫寒，基本没怎么治，全靠自身的抵抗力硬抗。这时姐姐从外地寄来15斤粮票，父亲和粮站恳求，买了15斤细粮（大米和麦面），母亲每顿熬半碗粥或做半碗面鱼茶维持我的生命。
40多天的疾病折磨，我骨瘦如柴。三伏天别人穿着短裤短褂还嫌热，我却穿着哥哥的破大衣在外面晒太阳，浑身四两劲都没有。就在这时候，我接到颍上中学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尽管身体这样差，我还是一心想去上学，我想的是，只有上了高中，才能实现上大学的梦想，跳出穷坑。父母劝我我不听，哥哥说：“你病成这个样子，到学校里也坚持不下去。我到学校给你个办个休学手续，等你身体好了，明年再上。”我也不听。等到我刚能走路时，已经到了9月10号，开学已经10天。父亲给我挑着衣被和书，我跟在后面，走走歇歇，25里路歇了十来次，从早晨走到下午，才赶到学校，父亲为我报名后，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我。
正像哥哥所预料的，我根本学不下去。因为缺了课，加上体质差，上课时，既听不懂又浑身难受，昏昏沉沉，老师在上面讲，我在下面打磕睡。这时才后悔不该来上学。但是上大学的强烈愿望支撑着我，随着我的健康逐渐恢复，加上我拼命努力，我的学习成绩一点一点往前赶。等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虽然数理化成绩不够理想，但我的文科成绩已经站住了脚。从高一到高三，我的作文一直受到语文老师的称赞，一本历史复习资料，虽不能说倒背如流，但每个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年月、主要历史人物，我都记得一清二楚。特别是外语，我把三年的外语课程全都背了下来，每个单词的尾音（学的是俄语）我都不放过。毕业考试时，我的外语课得了99.5分，我还不服气，我拿着试卷和高二上学期的外语课本，找到外语老师，跟他争辩，说这道题我回答得并不错，这0.5分扣的不对。外语老师看了课本的原文，立即作了纠正。可见我对考大学做了怎样充分的准备。(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就在这万事齐备，只欠东风的时候。1966年5月16日，校园里的喇叭里播出“五.一六通知”，文革开始了，大学停止招生。学校立即陷入混乱状态。老师全都成了“黑帮”，校园里倒处贴的都是大字报。大学何时招生已不得而知。我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瓢冷水，傻了，大学梦破灭了，我偷偷地跑到校园外面的一个无人处，伤心地哭了一场。第二天，我跑回家去。父亲看我垂头丧气的样子，劝我：“上不了大学不是你一个。三年前你身体那样差还能坚持上完高中，已不容易。这三年你学了文化，今后还是有用的，这个学你没有白上。”
我死心踏地地当了农民，对上大学已不再抱幻想。就在我感到前途无望的时候，1968年3月，我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入伍不久，我就调到团政治处报道组。一个意外的机会，我弄到了一套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材，我兴奋异常，决心通过自学实现我的大学梦。我白天出去采访或写稿，晚上偷偷地（当时这些教材都被视为禁书）读书。在政治处工作的四年时间里，我读完了这些教材，通过这些教材，我了解了中国文学史，学习了中国古代汉语、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等，通过学习，我与屈原、杜甫、李白、白居易等诗人的诗词结缘，读完了施耐庵、罗贯中、曹雪芹、吴承恩、吴敬梓的名著，我每天都畅游在文学知识的海洋里，我感到自己像一个财迷心窍的人闯进了宝库，满眼都是珍珠玛瑙、金银财宝，不知道该拿哪样好。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了四年，极大地扩展了我的视野，使我的文化功底得到很大的提升，并在写作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四年等于上了四年大学。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虽然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但我在军队这所大学校里完成了大学学业。这些知识武装了我，让我从一个蒙昧无知的青年受到了文学知识的薰淘，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安徽省阜阳市阜阳日报社 闫振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