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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牺牲多壮志

2016-03-24 15:24 作者:小小  | 10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为有牺牲多壮志

梁孟伟

为了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担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

中央决定在各位政府部长中再留下一人担任办事处副主任,协助项英、陈毅开展工作,项英选中了司法部长兼内务部长的梁柏台,博古同意。

1934年10月下旬,国民党军队约20个师的兵力,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向苏区腹地紧缩,中央苏区的各个县城和交通据点纷纷沦陷。

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央苏区的主要县城和重要圩镇后,加紧构筑堡垒封锁钱,将中央苏区截成几块。然后又在每块内构筑纵横的封锁钱,企图把留下的苏区红军围困在狭小的地区,进行“瓮中捉鳖”,分区清剿后最终彻底消灭。(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34年12月底的一个晚上,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从于都宽田的石含、龙泉迳村转移到小密区黄龙乡的井塘村。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交界处,南北长百里、东西宽六七十里的小小的“三角地区”了。

1935年1月,苏区形势继续恶化,敌人向三角地区步步紧逼。特别是牛岭战役后形势更为严峻,于都河两岸的敌人南北夹击,试图将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及红军部队,封锁在西江、宽田、黄龙一带,一举歼灭。赣南省机关部队,也被余汉谋部3个师包围,封锁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区。缺粮少药,物资匮乏,弹药不足,通讯中断,如不迅速突围,有可能全军覆没。

接到中央决议后,中央分局和中央办事处立即在禾丰圩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突围部署,决定将被围困在于都南部的近万名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分成9路分散突围,但为时已晚。1935年2月19日,项英、陈毅分头向部队下达突围命令后,9路中有3路较顺利地突破重围,陈潭秋、谭震林率24师四个连到达闽西,毛泽覃带一个连也去了闽西,龚楚、石衡中、史犹生率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去了湘南。另外六路都遭围追堵截,或者死伤,或被打散。

2月21日,中央分局和中央办事处从禾丰转移到上坪山区,梁柏台率中央政府办事处、《红色中华》报社和工农剧社人员也转移到上坪。瞿秋白转移后,《红色中华》报社和工农剧社人员就由梁柏台直接带领,这些报社编辑、剧社演员,大都没有枪支武器,没有战斗经验,有的扛着梭镖大刀,很多还是赤手空拳。但他们跟随突围部队,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

上坪地处于都与会昌的交界处,坐落在一个长约十里的大山坑中。这里四面高山环抱,南面沿祁山、禄山山脉,可以连接到安远、信丰,远近一、二百里都是深山密林,是一个隐蔽部队、开展游击的好地方。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赣南省委机关就在增坪下屋的门口,高高地悬挂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

可惜的是,这里已是中央苏区最后的一个红色乡村。

在上坪的几天里,梁柏台指挥军民埋藏掉一些多余的或损坏的枪支,还有一些没有炮弹的迫击炮。对无线电报机和发电机,则拆散埋藏,有的扔到河里深水潭中。同时处理掉多余的用品,其中一部分送给当地的群众。

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军区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项英、陈毅和梁柏台等得知会议批判了中央在军事上单纯防御的错误,心中有说不出的兴奋,更增强了坚持斗争、革命必胜的信念。(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这时的上坪还是滴水成冰,万木萧瑟。但村头的红梅已悄然开放,报告天的消息。

3月3日,中央分局在上坪村召开会议,作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赣南省委两路人员最后突围的决定。项英、陈毅、贺昌率红七十团向福建长汀转移,经20多天艰苦卓绝的斗争,4月初到达信丰县油山,开始赣粤边游击战争。

同一天,赣南省委、省军区决定部队和机关突围到三南(定南、龙南、全南)与信丰一带。梁柏台与阮啸仙、蔡会文和刘伯坚商量后,将中央政府办事处、《红色中华》报社、工农剧社人员分别编入3个支队。编队前,梁柏台作了政治动员,并向大家发了生活费。当天,梁柏台编在第三队,带领人马挺进小溪洋屋场。3月4日,3队成一路纵队向赣县方向前进。上午10时许,蔡会文和阮啸仙发现部队集中成一路行进,立即发布命令,“部队集中相[像]你们那样走,一定没有办法出到白区去。另一方面行动犹豫不决,这样办法,前途不可乐观,甚至于有(被)消灭的危险。”要求部队改变队形,“应以连或两个连为单位”,“来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三南与河西去活动,详细计划由你们决定”,“此时任何犹豫不决都是等于帮助敌人,(是)自杀的办法。”(蔡会文、阮啸仙:《突围命令》,《江西党史资料》第2辑第131页。)

梁柏台他们突围必经之地的马岭、牛岭一带,驻有广东军阀余汉谋部队五倍于红军的兵力,且装备良好还筑有碉堡,正张着血盆大口等着突围部队的到来。

这时部队已来不及分散。3月6日,部队在畚岭(时属登贤县,现为于都县祁禄山镇)的罗坑、金沙一带与敌遭遇,激战数小时,队伍被敌人冲散。两个团的粤军在“铲共团”的带领下,迅速前来增援,包围了畚岭。畚岭山高林密,除仅有的几条林间小道通往安远、信丰外,其他地方难以穿越通行。

根据蔡会文的命令,配备重机枪连的一部兵力,冒着倾盆大,抢占牛岭制高点。

天渐黑,山路崎岖难行。有的同志爬上去又滑下来,但没有一人叫苦。队伍到达马岭附近,已是凌晨3点多钟。稍事休整,吃了点干粮,即投入战斗准备。

东方刚露曙色,战斗就打响了。红军以猛烈的火力压住敌堡垒,机关枪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先头部队如龙似虎,猛打猛冲,迅速越过了这两道关口。

但是,党政军机关在通过牛岭时,遭到了敌人的伏击。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和堡垒群,以猛烈的火力交叉射击,弹如雨下。接着,堡垒后面的敌军像疯狗似地猛扑过来,将机关的队伍拦腰切断。牛岭、马岭封锁线的激战异常惨烈,红军遭受了惨重伤亡,年仅38岁的省委书记阮啸仙中弹牺牲。(熊敏、汤静涛:《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

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回忆说:“那天午,我们到达马岭附近,进入战斗准备。东方刚刚露白,战斗打响了。我们以猛烈的火力,压住了敌人的堡垒,前卫部队奋勇作战,迅速冲过了马岭和牛岭这两道关口。当机关人员随后到达牛岭附近时,遭到了敌人的阻击,一群群敌人从堡垒里钻出,像疯狗似地猛扑过来。我们的干部、战士勇敢杀敌,无不以一当十。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很多同志倒在血泊中。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牺牲。年轻英俊的蔡会文同志,沉着而机智地指挥作战,他命令重机枪连抢占牛岭以东的高地,集中火力从侧背打击敌人;命令阻击班从西面斜刺里插向敌人的堡垒,坚决把它炸毁。同时用密集的火力接应后面的部队和机关人员突围。”

突围中,刘伯坚左腿被一颗流弹击中。就在警卫员准备架着他继续前进时,警卫员也中弹倒下。刘伯坚一边向蜂拥而来的敌军射击,一边大声命令身边的战士赶快冲出山去。他以负伤之躯,靠在大树后面,孤身向敌人射击,掩护部下突围,直到子弹打光,不幸落入了敌手。

激战中梁柏台左臂重伤,行动困难的他只好隐蔽草丛,准备等到天黑再行突围。这时敌人像梳子似地搜索着山上的角角落落,一头头虎狼似的军犬扑向一位位隐藏着的红军战士。当一头高大的军犬嗅到梁柏台隐蔽的地方,“呼”地一声直扑过来,重伤的梁柏台正想举枪瞄准,军犬就狠狠地咬住了梁柏台带伤的左臂。梁柏台奋力搏斗之时,敌军已经闻声赶到,终于抓住了血肉模糊的梁柏台。

《国民日报》报道:本月六日,在罗坑、金沙、石寮一带,与伪赣南团及伪二十四师等匪相遇,双方激战三日。直到九日,始将全部解决。查是役缴获枪械五百余枝,俘匪七百余人,中有伪中央委员兼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击毙伪中央委员阮啸仙等。

“谁也不会忘记,我们这一路突围的一千八百多人,冲出牛岭关口时只剩下八十多人。”陈歪显回忆到这里时痛心疾首。(陈丕显:《弥天烽火举红旗――回忆陈毅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数月后,蔡会文及陈丕显等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目的地——赣粤边特委所在地油山。

惨烈的突围,蔡会文感慨万千,赋诗两首。其二为《突围行军纪事》:

料峭春寒浓,

强敌跟踪,

夜行山谷月朦胧,

林密坑深敌惊胆,

莫辨西东。

血染遍山红,

士气豪雄,

餐风饮露志若虹;

倦卧茅丛石作枕,

梁柏台先被押往驻信丰小汾的余汉谋部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据该团团长李振回忆:“我率团部和第三营驻小坌,第一营驻牛岭,第二营驻塘村。”“1935年春,赣南军区所属机关部队从于都南部出发突围。当突围到我防区时,首先是攻击牛岭(现赣县属),战斗十分激烈,我曾派部队从小坌前往牛岭支援。红军一部突围至塘村,刘伯坚及梁柏台即在此被俘。红军余部继续向小坌我团部突围。阮啸仙同志即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刘伯坚、梁柏台被俘后,解至我团部。刘伯坚同志非常善于鼓动宣传,口才很好,曾多次向我们宣传革命道理。当时我们认为刘伯坚是个人才,曾向余汉谋建议不要加以杀害,应设法留用。梁柏台同志被俘后则一言不发,没有暴露其真实身份,当时我们都以为他是刘伯坚的秘书或随从,未多予注意。”“后刘、梁押送至大余军部。”(李振:《刘伯坚、梁柏台突围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2辑,第263页。)

大余原名大庾,位于江西省的西南边缘,居章江上游,大庾岭北麓。大庾岭上多生梅花,又名梅岭。梅岭脚下的梅关,两峰夹峙,如同一道城门将广东、江西隔开。

以前常来巡视的大庾,如今变成了自己的囚禁之地。梁柏台不免感慨系之。

梁柏台和刘伯坚等人被关押在大庾县监狱,戴着啷啷作响的脚镣和手铐,忍受着死去活来的酷刑毒打,仿佛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令敌人也束手无策。梁柏台、刘伯坚和连德胜等人带镣移囚到“绥靖公署”,经过当时县城最热闹的青菜街(现建国街),梁柏台头颅高昂,微笑荡漾。刘伯坚镇定自若,坦然信步。他们的坚定沉着,他们的大义凛然,深深感染着街旁围观的群众,也给押解的国民党士兵深深的震撼。人们从他们的脸上读到一种坚强,一种信念。

一次次审讯,没有慷慨陈辞;一遍遍毒打,还是沉默以对;一次次封官许愿,报以轻蔑的微笑。自幼立志做一个许国大丈夫,从小“愿效死战场”的梁柏台,觉得现在到了实现夙愿的时候了。所以他从容淡定,视死如归。

高高围墙,囚禁不住思想的翅膀。梁柏台通过窄窄的窗口,看着围墙上密布的铁丝网,铁丝网外的蓝天白云,蓝天白云下飞过的儿。他担心着战友项英、陈毅等人有否顺利突围,牵挂着毛泽东、张闻天等主力红军走向何方,也放心不下妻周月林一行的路上安全。

一生革命,一路奔波,现在终于在大牢中可以休息几天,实在是难得的清闲。他想到自己制订的每一部法律,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已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想到内务部的优红工作,有许多工作需要改进,许多条例需要完善;

想到“六大工程”,现在肯定命运多舛,说不定已成废墟一片。

等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一定建设一座更加雄伟的人民大会堂,更加高大的英雄纪念碑。想到这里,梁柏台浮肿的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

这时,监狱外仿佛传来孩子的笑声。梁柏台的思绪一下子张开翅膀,飞越万水千山,飞到莫斯科上空,飞到两个儿女的身边。亲爱的伊丝克拉,亲爱的伟列,你们肯定长高长大了。本想革命成功后去接你们回国,现在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希望你们今后继承我的遗志,把一生献给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

“小沙洲,你有个姐姐哥哥在苏联,你们今后参加新中国的建设,那将是怎样的快乐幸福。”梁柏台默默地念叨着,耳畔仿佛传来沙洲的哭声,眼前浮现妻子哀怨的眼神。

他仿佛看见,在周月林的带领下,三个儿女都围绕在家乡祖母的膝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乐开了花,梁小芬、陈莲珠和乡亲们笑得合不拢嘴,一幅何等其乐融融的幸福画面。三个儿女穿着崭新的衣服,笑着,跑着,跑过村头的大桥,跑向宽敞的马路,跑进漂亮的百货商店。家乡,和全国一样,到处矗立起崭新的楼房,到处鸣响着汽车的欢唱,到处呈现出明媚的春光

“出来!”随着一声断喝,梁柏台的境被打断。又是提审了,梁柏台艰难地站了起来,每移动一步,就响起了脚镣的一片啷当,在坟墓一样寂静的监狱里回荡。

审讯室里,还是那样阴森的一种场面,还是那张张狰狞的嘴脸,还是那番“苦口婆心”的奉劝,接着还是那一顿抽筋剥皮的毒打。

梁柏台以不变应万变,沉默沉默再沉默。

又坐一次老虎凳,又吃一顿红烙铁,直到梁柏台痛得昏死过去,又是一桶冰冷水。

审讯官恶狠狠地说,“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梁柏台照例不语。敌人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咆哮着,咒骂着,“他妈的,哑巴,木头!”

梁柏台看着黔驴技穷的敌人,投去轻蔑的目光!

中央执行委员、中华苦力运输总会委员长王贤选被抓获后,敌人让他与被俘的刘伯坚、梁柏台、连德胜等人对质。当轮到与梁柏台对质时,遍体鳞伤的梁柏台,那坚毅的目光、淡定的神态、平静的话语,使王贤选久久难忘。

“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认识这个人吗?”敌人指指王贤选。

灯光拉长了梁柏台的背影,鲜血染红了梁柏台的衣衫,梁柏台瞟了一眼早就熟识的王贤选,从容而干脆地回答,“不认识!”

“只要说出他是谁,就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敌人还不死心。

“我总不能指认一个从不认识的人,到你这里换取自己的生命。”梁柏台淡淡一笑。

后来王贤选在梁柏台等人的掩护下,被敌人释放。他深情地回忆说,梁柏台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而留给同志是生的希望。

看来,要在梁柏台嘴里撬出自己想要的东西,简直比登天还难。既然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敌人就只剩下一个字:“杀!”

一天凌晨,梁柏台的牢门被早早地打开,梁柏台知道离别时间就要到了。他整整衣衫,理理头发,吃过“最后的早餐”,不等敌人的“有请”,就一步一声哐啷的移动着脚镣,走出自己的牢门,举起铐着的双手,作别狱内的战友。

“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梁柏台终于看到连绵起伏的大庾岭了,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中的诗句飞上心头。他多想像诗人一样,登上大庾岭的岭头,望一眼自己生活战斗了四年的中央苏区,望一眼大庾岭上怒放的梅花。据《南雄府志》记载,“梅花微与江南异,花颇似桃而唇红,亦有纯红者。岭上累经增值,白者为多。”

《梁柏台》一书的作者陈刚认为,梁柏台至死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移囚以后,刘伯坚留下了一组气吞山河的千古绝唱《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他在狱中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弟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误记为20日)是刘伯坚最后的日子,他向敌人要来了笔墨,给妻子王叔振写了最后一封信: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

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致以

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于大庾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壮烈牺牲在江西省大余县金莲山刑场,时年40岁。

除了《戴镣行》,刘伯坚还写有一首诗《移狱》,从中也可以了解一些梁柏台等烈士牺牲前的大致情况:

大庾狱中将两日,移来绥署候审室,

室长八尺宽四尺,一榻填满剩门隙;

五副脚镣响锒铛,匍匐膝行上下床,

狱门咫尺隔万里,守者持枪长相望。

狱中静寂日如年,囚伴等吃饭两餐,

都说欲睡睡不得,白日睡多夜难眠;

檐角瓦雀鸣啁啾,镇日啼跃不肯休,

瓦雀生意何盎然,我为中国作楚囚。

夜来五人共小被,脚镣颠倒声清脆,

饥鼠跳梁声啧啧,门灯如豆生阴翳;

夜雨阵阵过瓦檐,风送计可到梅关,

南国春事不须问,万里芳信无由传。

与刘伯坚同时被害的还有四个人:他们是陆如龙、廖昔昆、王志楷和连德胜。连德胜的老家在浙江上虞,与梁柏台家乡隔了一座四明山。连德胜最后一次写信给家乡是1931年,从那时起,他在家人的视线中消失了80年。直到2010年2月,连德胜孙子连光荣才接到了国家安全部的电话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已追认连德胜为革命烈士。同年6月1日,上虞民政局接到上级民政部门追认连德胜为革命烈士的文件。这个迟到了75年的烈士称号,终于得以告慰已故的连德胜先烈。

连德胜曾组织上海电车公司工人参加“五卅”工人运动,是当时上海总工会公共租界电车总工会第一分会会长。1927年,党组织将连德胜派往苏联学习,1928年,连德胜回国,进入中央“特科”工作。其间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他搜集了不少重要情报,并多次暗中保护中共地下党员。1931年连德胜任中央军区司令部交通科科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连德胜与项英、陈毅、梁柏台等一起留在苏区。1935年3月6日九路突围时随刘伯坚、梁柏台在江西会昌信丰交界处与敌遭遇,作战时右臂负伤被俘。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连德胜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1935年3月21日,连德胜被杀害,他的遗体和刘伯坚等5名革命党人一起埋葬在如今的江西省大余县革命烈士陵园内。

这次突围中牺牲的高级将领,还有贺昌和毛泽覃。贺昌受命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留守苏区。他与项英、陈毅一道,于1935年2月上旬离开于都黄龙井塘村,到达于南禾丰地区活动。在当时极度险恶的环境下,为了给准备突围的同志们充饥,贺昌不顾自己腿伤,带头杀掉自己用于代步的战马。3月9日下午3时许,贺昌率两个营从于南上坪的一座高山出发先行突围。他们当晚一举渡过濂江,抢占天门嶂山。这时,部队遭到敌89师的合围阻击。次日晨,战斗异常惨烈,部队东拼西杀,仍未突出重围。最后,几百人的队伍全被打散了。身负重伤的贺昌行至归庄时被敌人重兵包围。面对蜂拥而上的敌军,贺昌高呼“红军万岁”,举枪自杀,牺牲时年仅29岁。

红军主力长征后,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被留下来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独立师师长。1935年2月中旬,毛泽覃率领独立师的1个连从于南禾丰出发经会昌、白鹅、小密突围到达闽西。毛泽覃率部队艰苦转战闽赣边界,终于找到了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等率领的部队。4月25日,毛泽覃率红军游击队掩护省委机关突围转移时被敌人打散。他集合身边的10余名战士,甩掉尾追之敌,穿山越岭来到瑞金县黄鳝口一个名叫“红林”的大山之中。高山上有个小村子叫黄田坑,在一位好心老乡的帮助下,毛泽覃和10余名红军游击队员投宿在村后的小屋。不幸的是,一个叛徒领着一个排的敌军包围了小屋。听到枪声,毛泽覃赶快叫战士们从后门往山上撤,他自己端起枪向敌人射击。在激战中,毛泽覃中弹牺牲。敌人搜遍了烈士的全身,只搜出一张浸透鲜血的党证和一张毛泽东与朱德在一起的照片。

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付出了沉痛的血的代价,万余人的队伍只剩下了一千人,许多党和红军杰出领导人、战将献出了宝贵生命。

1949年9月30日,一个天高云淡的秋日,毛泽东和同他一起从长征走来的开国元勋们,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举行了一座纪念碑的奠基礼。

梁柏台、刘伯坚、瞿秋白、阮啸仙、蔡会文、贺昌、毛泽覃、连德胜等人,已永远和留在长征路上的战友们一道,光荣地和所有人民英雄一起走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一中国革命的神圣祭坛。

革命之魂哟,飘荡在云水间,长亘在历史里,沉睡在山野里,醒着在奋斗不止的这块土地上。

去春来,杜鹃满山。当年江西的杜鹃开得特别艳,老俵们说那是红军烈士的鲜血浸染;当年江西的毛竹长得特别翠,老俵们说那是红军烈士的英魂不散。

他们的热血洒遍漫漫征程,他们的忠骨埋入绵绵青山,他们的英名光耀浩浩史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墓志铭——为了祖国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英雄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他们短暂而辉煌的革命人生路,早已凝结成坚硬如铁的纪念碑!

他们,为了心中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们,为了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所以,不管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在敌人的刑场,他们都从不畏惧,而是带着满腔激情自豪地高呼口号,前仆后继,慷慨赴死。

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开幕,中共中央总负责洛甫(张闻天)宣读开幕词中动情地说:

在这许多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变中间,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而英勇斗争,发挥了模范作用。在这五年中间,我们牺牲了许多同志,有知名的同志,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志,以及党外的同志,我们深深地悼念他们。

接着他宣读了一份多达90位的牺牲者名单,其中第20位牺牲者是:梁柏台(司法人民委员)。

张闻天宣读完名单后,带领参加会议的17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0余名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起立默哀!(散木:《张闻天、毛泽东分别宣读的两份牺牲者和烈士名单》,《党史博览》2005年第10期。)

毛主席曾深情地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1974年,毛主席写下了《诉衷情》一词:

父母忠贞为国酬,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

身躯倦,

鬓已秋。

你我之辈,

忍将夙愿,

付与东流?

首发散文网:https://www.sanwenwang.com/subject/382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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