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再见，“地方国营”！

2016-03-01 10:09 作者:白鸟群群 0人读过 | 11条评论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地方国营”！……

在这里，作为一个曾为前“工人阶级”中的普通一员，请允许我引用一句前苏联良心作家索尔仁尼琴的话，对我曾经的亲爱的工厂同伴们说，“请原谅我，没能看到一切，没能知道一切，没能说出一切……”

……尽管已经晚了，但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良知，写出这些，现在我终于可以嘘一口气，说，我并没有一生装作——“一声不吭”（！）（题记）

何谓“地方国营”?

地方国营，归属地方管辖的企业，区别于大型国有企业——大型国企在90年代的命运与中小型企业截然迥异——中小企业绝大多数解体。这些企业（工厂）由于当年隶属于地方（一般为市、地区），故当年一般人混称为“地方国营“。而一些数量众多的中型的国营企业，当年亦并未称为地方国营，只叫国营，其性质本质上亦应属于此类。另一类数目更多更为密集的为集体企业（市级、区级、公社级别、街区级等），本文暂不多涉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食品行业”之特殊性：

1975年，我由城市公社（今社区）招工，调配入一家食品工业的公司，当年的不少国营工厂，其中包含两种所有制职工，一为国营编制，一为集体编制，福利待遇、工资等没有区别，但前者可以转为干部，后者不可以，是一种奇怪的混合。进厂前的集训叫办学习班，在市属面包厂里，因此每天的午餐都供应面包，由此我了解到一只面包不是随便制作的，它包括严格的制作工序流程，由调配来的标准面粉，（面粉等原料来源必须绝对没有问题），加入白糖、奶油、鸡蛋，在巨大的搅拌机中合好面，送入一排排大烤箱，其实，生产面包的工序很多，要分车间进行，一道又一道工序，各个部位要有检验员，每次生产出的批量的面包，要进入本厂化验室抽样检查，看它的营养指数、细菌率、口味、外形等是否合格。

以后我又去过过省属、市属的一二十家食品厂，那里是专门生产糖果、饼干糕点、冰糖等等的，均有上千人，几百人，进了更多的车间，才确切了解到食品生产非常不简单，首先要有规模生产，固定宽敞的厂房、机械设备、各种专家、技术人员、检验科室……等等。

由此我确切知道，任何“小作坊”粗制滥造，加工生产的食品之类，是非常难以达到质量合格的。还有食品生产投资要够，设备要够，厂房要够，工人数量要够，等等，简单说，就是保管存放食品成品类的仓库，都必须宽敞、通风，规范，（而又黑、又潮、又狭窄的空间是不能存放原料及食品的，必导致食品发霉变质或隐性变质）。我懂得这一切，是因为我当年亲自到过很多食品企业的车间，原料、及成品仓库，它们，形同一座座浩大、高敞的车间（有的有一二十米高度），——今在私人看来真是种“浪费”啊呵呵。

（今天，我既不赞成把“公有制“捧上天，我也不赞成把”私有制”捧上天，我的观察，它们均各有利弊，具体是怎样办，等）

“食品检验”之艰难与风险：

我在食品行业工作10年，当过一段一线工人，更多时间做科室管理及业务，观察发现，所有食品均具有一旦生产出来，很难真确检验的特点（科学的进步、及严密的上级人员管理远远追不上它们浩繁数量及每日每时增长速率的跳动）。比如糕点、糖果、酱油、醋、豆类制品、腐乳类、熟食品、香肠等，也包括酒类，所有饮料，有的产品几乎几小时或一昼夜就出产出新的一批，或几批，数量之大，而每新的一批，其质量都会与上有大小与细微区别，市场对它们的“质量检验”把关，在实际的操作技术层面上，如果从长期与整体看，检验率（抽查）甚至连百分之几都达不到，甚至连千分之几也达不到。

所有食品的安全与质量，几乎完全、相当大程度靠工厂“自律”把关（！）。所幸当时是国营，不是以“牟利”为主的，也几乎不太在乎经济“损失“，哪批质量次品，或营养含量不够，有轻微污染等不合格的，马上大批作为”残次废品”处理掉。食品的生产过程，有了“残次品”“废品”，是最正常的事情，关键是不能掩盖，伪装与包装，混入其他合格品中，或再次加工上市，贴上商标流入市场，更不能乱罚工人——这会导致工人以后隐瞒残次品。

这个过程，除了食品厂家的行家里手以外的人，是相当难以了解全部的，更难以实际掌控。所有食品，均属于特殊产品，系于民生安全，一般说，比较其他产品，它们的利润不算非常大，但有销量极大以及销售市场稳定的“长流水”特点，食品的销售并有“满天星”分布无法追查特点，一旦追求“暴利”，或滥加生产，必导致粗制滥造，十分危险，而实际操作中难于管控的程度亦超于想象。

昨日城市“食品供应”：

我所工作的市属食品工业公司，上属管理部门80年代为市商业局，再早70年代则属于市里轻工业局，这个公司拥有一二十个之多的食品与调料类加工厂，这些加工厂有的是由旧社会的私人企业改制过来的，但绝大多数是60、70年代随着城市人口扩大创建的，这一二十个食品类加工厂，基本可以负担整个省城的食品供应。由于当年各个省份之间的货物流通率并不大，故本城90%使用本地产品。

70年代“厂领导”机制：

我1975年进厂时候，工厂挂的牌子叫“某某厂革命委员会”，红牌，旁边另有一块黑色牌子写着工厂名字，为厂牌，革委会是指领导机构，文革后“三结合”陆续调整好的班子，其中包括一部分老企业业务干部，以及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中年人，比例以中年为主，兼有部分少量青年干部，一个中型几百人工厂的核心领导一般五人左右，有书记、厂革委主任（同今厂长），但书记是一把手，党企一手抓。

往昔企业车间、科室的分布：

工厂，当年是一个城市最活跃的细胞。大大小小的各个工厂，每一个都是城市中一个个独立的小完整体。

工厂内的结构经过多年摸索实践实用而科学合理，它主要分为两大块：最大头是车间即生产产品部门，小的一块为管理职能部门既科室（后者所占比例不应超过8%），后者包括生产科、销售科、财务科等一应部分，其余小部分为与服务于工人的福利部门有关的既后勤部分，但工厂企业一办几十年，就变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医务室、托儿所、后勤科、接送上下班的车队、甚至澡堂、食堂，什么都要有。

一项重要福利——“托幼”事业：

顺便说一句，当时一般接近80%或90%的工厂或单位都有自己的托儿所，（这确实是一个必须的好事物），是工人和市民的福音，收费低微（我算了一下，约占到一个职工收入的八分之一左右），形同一件重大社会福利，至今令人怀念。医务室也是必须的。食堂，是办好一个企业必备的一环，更是一项重要的福利，工厂有伙食补贴在其中，工人花一点钱就可吃饭。工厂大一些的还自己建造职工宿舍（职工住宿舍花的房费低微，有的只占每月工资收入的百分之几，也更是一项重要的职工福利。更大的企业有自己的图书馆、俱乐部、体育场等等文体设施，甚至子弟学校。当年的一个单位是一个“小社会”，每名工人及职工与国家的关系——完全及全部反映在一个“小社会”关系中（“集体人”时代个人细胞与集体）

工会对工人的福利、及日常民主权的作用：

但70年代的企业还沿袭着“政治部门”的传统，一个很小的百八十人的工厂，也要养一个政工科，负责调查每个人的历史、档案，当然也负责一些人事管理，好处是严密，坏处是过“左”。另附属的非生产的科室有工会、团委（或支部）、还有的大些的企业有民兵类武装部（管理民兵，训练，与装备，有的大中型企业有枪械），科室不参与生产的人员因此过多，造成负担。

工会是当时一个必备的部门，很实用，帮助工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工会极大帮助了工人的福利权利及相对民主权利的落实，（空洞的“民主”给工人没有用，必须附加以切实的一个单位来落实，以及切实的选举权与福利等），比如，民选自己所在很小部门的一个头头，工人的福利和其他权利也一样，没有一个具体小的单位负责操作，形同一句空话，工会的实际关心就表现在“具体单位”里——工会功能在70年代还远未“退化”。

但工厂的科室、后勤等部门有“尾大不掉”的问题，久而久之，附属的机构越办越多，人浮于事，越来越多的人“钻进来”，成了一个个大量人员“脱产”“半脱产”“领薪水”的庇护所。——这是一切“国营”“公家”久了产生的庞杂体系的“疑难杂症”。

公有及集体资产90年代初的惊人“流失”：

“计划经济”时代，工厂与银行其实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关系千丝万缕，说难以说确。

虽然各个企业名义“独立核算”，在银行自立账户，但资金使用、借贷从来不成为问题，几乎是随用随取，企业赚的钱几十年存入银行，理论上从不太计较，缴税部分由税务从银行调走，另部分工厂自己分配掉了，所以，工厂、银行、税务因从没梦想过“分家”的事，他们之间的关系形同鱼水、夫妻、家庭，经济上完全是一笔长期“混合账”。

但在计划经济结束时，在工厂改制最艰难的阶段，工厂的资金却无法从银行再拿出，税务更不管，（前几十年的积累突然“可怕地”找不到“认账”人了！），这一切在90年代初期不久特殊明显，由于“资金链断裂”，导致很多企业一夜之间倒闭，或被所谓私人买走，但相当多的企业厂长和业务干部久经考验，他们完全能在最危急的关头拯救企业，设法找到继续的资金、和产品出路，可是却被许多所谓地方”主管”“上级”人物，硬性按着头皮卖给私人（有的先撤厂长的职，调离，后卖企等）。这一批企业相当多，至今连工厂土地都被私人“卖光”了。这是一次我国大批“中小型国企”“集体企业”遭劫的历史惨祸，导致无数的工人一夜之间失去工作、及（实际）的股份（有的买断工龄给几千元至多几万元，有的霸去产权后什么也不给），沦为城市“无业”人员。

（共和国有史以来的一次最基本、最严重、最大规模、并迄今未得到纠正的“违宪”行为——请查阅共和国1854年第一部宪法中关于公有、及集体财富的条文）

企业在一觉醒来后的突临“绝灭”境地：

据我观察，相当多的（半数以上，更多）的企业当年（90年代开门）还远远并不是产品“不行啦”，也不是企业睡了一夜觉后，就突然绝灭了什么“销售”和“市场”啦，而是他们的管理部门（通常中小企业都有一个主管局、或市属公司）中的主要几个头头，发现“大势”已去，认为混乱的“市场经济时代”到来啦，急于抽到资金，化为“合法”的“私有，”，利用国家对企业“转轨“时机的政策空子，而将企业置之于不顾，不顾本厂工人、厂领导利益和反对呼声廉价卖掉。

他们在”转制“（卖掉）的过程中，（或勾结只有少量”资本“，根本不足以购买工厂的私人买主），通常成为新一届的股份制的”股东“，或换个时髦企业花名，不叫工厂而改叫什么某公司啦，某企业集团啦，某联合体啦，摇身一变为董事长，董事、明面或背后持股人，于是昨天还一文不名的（也包括部分原企业领导），一夜之间暴富持有数十、数百万、数千万……的“股份”，也有的不是一次性卖掉的，而是狡猾地多次分步骤，先玩真假中外“合资”，再玩假掺股“股份制度”，然后玩真的“私有”，公诸天下，总之就反复玩法律，在工商注册部门反复更改一张张《企业注册登记证》，或在此过程中，“金蝉脱壳“，毁灭痕迹、抽空资金、名称消失、企业及原资本全数或多数“蒸发”……

原工厂“覆灭战”之悲壮：

而他们（买卖企业的所谓“私人资本”人物）通常并不是搞本企业的行家里手，对企业——本行业，各个行业都有其特殊性）既不懂也没有感情，只对“资本”有兴趣，这些几十年由无数工人与干部艰辛创业的企业，悉数被他们几年就搞垮，转卖，消失，甚至连土地、厂房都卖光了……

今天我所看见的城市中小私人食品制造企业，绝大多数都是“重复”再建的。其它行业中小企业也大致如此。这个一拆一建，中间的惊人巨大经济数字浪费大去了，如勉强形容此数字我只能找到一词——富可敌国。

城市里大批密集的原有中小型国有、集体（包括大集体，市属；中集体，区属；小集体，社区街道属）资产就这么“流失”（这个名词真美妙，其实很多是近乎“掠夺”“窃取”）——这个过程其后给国家、社会、特别是东北的大中城市（也包括几十万人口小城市）及工业城市造成巨大困难，混乱，动荡（特大型国企基本没动，因为“佛爷脑袋就那几个虱子”——没人敢动有国家保护，但它们的数目在地方所占的比例并不大）（有的城市只有几家大型国企），绝大多数解决就业的为数目密集的中小企业、集体企业，等），遗留下几十年都难解决好的城市复杂综合“后遗症”……

——在这里，作为一个曾为前“工人阶级”中的普通一员，请允许我引用一句前苏联良心作家索尔仁尼琴的话，对我曾经的亲爱的工厂同伴们说“请原谅我，没能看到一切，没能知道一切，没能说出一切……”。泪流。

——想到人的汗、泪、血，人的劳动，成果与捍卫，财富与去向，人的艰难与生存，人在宝贵一生中的坎坷遭际……

……尽管已经晚了，但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良知，写出这些，现在我终于可以嘘一口气，说，我并没有一生装作——“一声不吭”（！！）

单位福利——国家分配外的二次“补充分配“：

到70年代，工资虽有所上调，但多数还并不高。当年的工资，其实是由企业行使的实际的“国家对个人的分配”，而另一部分，则由本企业自行按照“自主权”分配，这一部分也非常重要，有时候综合起来是工资的40%、50%、甚至是两倍（根据各个企业的情况而定），职工的福利部分，主要包括：劳动待遇（如工种补贴等）、各项劳动保险（前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国企的职工保险是世界上最完备的）、产假待遇、伤病残待遇、住院待遇（以上三项几乎全免费）、大的企业有多年职工疗养待遇（学苏联好经验）、家属医疗待遇（报销50%）、婚嫁与丧葬补贴（丧葬补贴够简单办理全部丧葬费，当年前社会主义大力提倡丧葬改革多年，已基本无奢华办理丧葬一说）、死亡以及退休后的子女接班、住房待遇、职工家庭困难补助等。

这些待遇都是看得见、和不见的“金钱分配”，但渗入经济和生活的细胞。70年代里、及80年代初企业大兴“福利分配”之风，就是原国家公有分配方式已经落后于形势，各个企业自己发明的一套，国营、集体以企业为单位的国家分配外“二次补充分配”，但有的工厂与小集体（特别是一些企业外编制的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等）分配的过火，甚至达到不合理地占有国家纳税部分。但各个企业间的情况发生，区别很大。

“最低级别”的工厂免费医疗及实施：

免费医疗，既主要体现在门诊一级的免费，是20世纪初欧洲工人梦寐以求的一件事，被前社会主义苏联“攻克”，后来我们移植过来，在一般的工厂办理诊所、医务室、直至医院（根据企业规模），本厂职工花了极为低廉的挂号费（象征性），可以在门诊免费检验、治疗、取药，只要是不太严重的疾病（大病与重病），本单位都可以解决，这一项非同小可，便利上形同今加拿大的“社区医院”，职工了解信任本企业医院和医务所，直至每个医生、护士，所以多数职工终生几乎不到市里、及今所说省里二级医院看病，另外由于企业的医疗部门办久了，它们的水平也相应提高了（其实一般人在五六十岁前的青壮年工作期得的大体是小毛病，医生有治疗、安慰两种作用，越就近越便捷越好）。

职工的大病（如疑难病，需要大的手术等）经过企业医院介绍转诊到区级或市级医院，费用可以基本全额报销（有个别的部分自行承担，但不大）。职工家属直系亲属看病亦可到单位医院，费用报销百分之五十，由于当年的城市人口基本以企业为主，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数集中于企业，所以这个制度等于追赶了前苏联的（虽未全数达到）医疗免费。（注：一般说，一个人一生中的医疗费用的绝大多数发生于门诊，所以门诊占免费医疗“最重要组成”部分）

前苏联的毛病是政治上过左，但经济分配上一段时间内确实基本体现了全民意志，或多数人意志，但公有经济体制的“计划”久而久之也产生了僵硬化、官僚化、非市场化……等等腐烂难治弊病。

当年区级、市级、省级医院医疗设施不足及陈旧：

但当年区级、市级、省级等医疗设施及规模远没有今天发达，特别是医生少、住院床位少，设施陈旧，国营体制计划经济等产生的各项弊病导致“走后门”风盛行，及看病难、以及少数有权势的人对优良医疗资源的占用，等，还有药品研发的迟滞，种类的很少及单一等，亦是旧医疗体制的弊端，革而难革。（但当时的两大好处一是看病不贵、二是药品价格极低——虽然医疗整体质量尚不高，但等同于两项“混合的”重要国家福利，普惠城镇工人与居民）。

（待续）——“往事——碎片与烁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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