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记略－－王三公子
立春十余日，还未见过太阳。今日天晴，风和景明，春光明媚，乃出外闲步。至南门大桥下，迎宾公园里，遇一位故人，是我儿时多年的邻居，后来我们又是战友。近来，我对于故人，尤其是儿时的朋友、同学、邻居以及熟识的人，总怀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几十年过去了，印象逐渐模糊，感情却愈益浓厚。我知道，我是在留恋那远逝的时光，一去不回的美丽青春，见到故人，让我回想起许多尘封已久的往事。
他叫王介明，人称王三公子，其父“文革”前，是我们地区食品公司的书记。一九六0年，那时我才五岁，他比我大三岁，我们两家就是邻居，住在地区合作办事处机关大院里。大院里有一条河，他家住在河西，我家住在河东。后来，合作办事处分为供销社和商业局，我们两家又于一九六二年中秋节前一天，一起搬到地区商业局大院，成为紧邻，直至一九九四年那里的房屋拆迁，达三十二年。其间，我结婚后于一九八四年搬出，但我的父母与他家还一直住在那里。
一九七一年元月，我当兵了。新兵出发前一天的下午，我才接到入伍通知。晚上，睡在县人武部一间大房间里，半夜，门外突然响起一阵人声，开门进来几个人，其中一个却是介民。其时他正在农村插队。我以为我是最后一个收到入伍通知的，原来他比我还迟。我从床上探起身，喊道：“介民，我也在这儿哩！”已经没有床铺了，他就睡在地上。
我们在运河里行驶了两天，第二天下午，轮船抵达南京下关码头。在南京军区政治部大院里休息时，他过来问我：“你有什么吃的东西吗？来得匆忙，什么都没带。”我给了他一条八珍糕。我们那个部队是新组建的，分散在两省三地，其中：一营在江苏溧水，二营在南京幕府山、栖霞山，三营和团部在安徽大别山。我们都分到了大别山，我在十连，他在十一连，相距四、五幢营房。我们平时不常来往，他来找过我几次，都是向我借钱。那时，部队战士津贴很低，第一年每月六元，以后每年每月增加一元，到第四年每月十元，我日常仅买买邮票、牙膏，花费极少，而他的津贴却根本不够用，常向家里要钱。一九七三年，我探家时，他父亲还跟我谈到这个问题，奇怪地问：“他怎么钱老不够用呢？”一九七五年退伍后，他还欠我们一个在团司令部当文书的老乡四十元钱未还。那个老乡给我写过几封信，叫我帮他要钱。
一九七二年五月，我父亲到部队看我，替他家里带来了一些东西。一天上午，我去找他，他不在；下午再去，还不在；晚上又去，他们连里人说他失踪了。那天是星期天，我们营部与响洪甸水电站比赛篮球，找他当裁判，才发现他中午饭也没回来吃。那时我们上厕所都要说一声，他却一天未归，实在是犯下大错了。晚上熄灯号响过以后，我再去找他，看见他们全连集合，他站在队前，低着头，指导员正在训话。第二天他才来见我父亲，告诉我，昨天他过生日，几个老乡，在山上喝酒，喝醉了，晚上又在山上燃起一堆篝火，被哨兵发现，抓了回来。我们部队的驻地，在皖西大别山区响洪甸水库旁的一个深山沟里，地处荒僻，闭塞幽远，只有一条山路，蜿蜒通往三十余里外的六安县独山镇，此外便是绵绵无尽的群山。那寂寞的大山，阻断了家乡万里，锁住了青春韶华，辜负了风花雪月，我们那一颗颗年轻的心，思念亲人，向往喧闹，渴望爱情，他们在山间，饮酒取乐，也是一种情绪的渲泄吧。
一九七三年年底，他们连调往溧水，我去送他。他对我说：“你要好好干，争取入党。听你们连人说，好多人在帮你。我是入不了党了，明年肯定叫我退伍。我们这些知青，回去以后还不知去哪里呢？”说时神情悲淒。那时，他是出了名的“油子兵”，作风散漫，纪律松弛。他的篮球和乒乓球，都打得非常好，出神入化，就是因为“表现”不好，一直进不了团集训队。后来，在乒乓球教练的坚持下——那个乒乓球教练是从六安县体委请来的——他才进了团乒乓球队。他到溧水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在团部宣传队，听说团乒乓球队又开始集训，就去找他，却没有见到他。我们连一个在乒乓球队的安徽枞阳兵告诉我，他老是到女队去，与女兵开玩笑，女兵告到政治处，就将他开了，说：“他就是刁文元，我们也不要。”刁文元是当时安徽省乒乓球队队员，全国男单冠军。一九七五年二月，我退伍返乡，晚上，在六合县招待所投宿，在那里与他不期而遇。那天，大雨滂沱，满地泥淖，招待所里，屋陋灯暗，四壁生寒，与他相遇，也算他乡逢故交了，给心里注上了一股融融暖意。他见到我很高兴，对几个一起退伍的海安、如皋兵说：“这就是我常说的××，我们是邻居。”(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退伍以后，我们分在商业部门。那年，分在商业部门的退伍战士，全部安排在糖果厂、酱醋厂、肉联厂等商办工厂.他找我父亲，想分到好一点的单位，我父亲就把我们分到糖烟酒公司，我在仓库当保管员，他在门市部当营业员，不久，又将他调到办公室当总务。一九八一年，成立烟草局，香烟从糖烟酒公司划开，他去了烟草局。分出去的人，都不高兴，有人发牢骚，有人大闹，有人大哭，不料，世事变幻，命运难测，不几年，国营商业就结束了它建国三十年以来的辉煌，与物资、粮食、供销系统的企业，最先受到经济改革浪潮的冲击，先是亏损，然后是严重亏损，随后就纷纷倒闭，职工下岗，而从糖烟酒公司分出去的烟草局，还有一个盐务局，却成了国家专卖。一九九三年，一次，我在街上见到他，那时我已到市级机关工作，他问我现在工资多少，我说三百多元，他说你知道我多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工资条，一千三百多元。
介民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性格：在他当营业员的时候，一次，我们一个战友来找他买两斤白糖。虽说当时白糖要凭票供应，但他就在食糖专柜，买两斤糖也不是很难的事。他却叫那个战友，去开一张单位介绍信来。那个战友在我们地区纺织厂当工人，那是一个很大的工厂，有一万多人，一个车间就有千余人，平时连车间领导都难见到，哪儿能到厂部开到介绍信呢？战友就开了一张盖着车间之下的“班”一级单位公章的介绍信。介民看后说不行，一定要厂部介绍信，战友无奈，只好又去请人。厂部的介绍信拿来后，介民说：“我去趟厕所。”回来后跌足擂胸地说：“不好，介绍信被我当大便纸用掉了，你再去开一张来。”战友才知道，是拿他寻开心。
但是，他又是一个很能讨人欢心的人，对领导，对邻居，对与他谈得来的人，他总是很让人喜欢；朋友也非常多。小时候，我与他的弟弟打架，他作为哥哥，也只比我们大两三岁，却从不帮他的弟弟。他的老婆，是个不懂事理的人，常与邻居发生纠纷，他从不维护老婆。有一次，他老婆将中药药渣倒在我家门前，我母亲说她，她却振振有词：“这个地方是公家的，又不是你家买下来的。”她就差点没说“你叫它答应你，就是你家的。”介民知道后，过来打不尽的招呼，又将门口扫净。我结婚时，他忙前忙后，帮了很多忙。在部队时，他虽是一个“落后分子”，但其实与领导的关系都很好，二00六年秋天，他当年的指导员来我们这里，他办了两桌饭接待他，由此可见他们的关系。在糖烟酒公司时，领导与他的关系也都非常好。但那时，人们的脑筋仿佛很不灵活，公与私分得很清，你不够入党条件，就不能入党，你不够提拔，就不让你提拔，私人关系再好也没用。直到他到了市烟草局，确切地说，是到了一九八四年，城市改革以后，他才开始受到重用。不久他当上了信息科副科长，后又任稽查科副科长，那可是一个有权的职位，哪个烟草商店不巴结他，再后又任驻京办事处主任，局里拿几百万资金让他去“开拓”。一年，严重亏损，又不知哪一炉香没有烧好，局长大怒，下令查办，但查办的结果却又不了了之。其原因，有一个故事：那个局长，在局里有个情妇，介民便常于晚上，在局长的宿舍旁监视。一晚，那情妇去了局长家，他便去敲门，故意很长时间不走，那情妇躲到阳台上，穿着短衣，差点冻坏。介民出来后，又将那情妇的自行车藏了起来，那情妇也不敢声张。他们心照不宣，亏损的事也就不再查办。
现在，介民已上二线。去年十月，我父亲去世，他来吊唁。父亲当年的同事，大都已不在人世，他们的后人，也很少往来，因此谁都没有通知，不知他是从哪儿得到消息的。一进门，就爬在我父亲遗像前磕三个头。我母亲已认不出他了，他说：“我是介民啊！”临走，又爬下磕三个头，让我非常感动。我父亲旧日对他非常关照，他也知道感恩，前年见到我还说：“你爸爸是好人，好人长寿。”他父亲与我父亲同年，早于一九七九年去世，我父亲比他父亲多活二十九年。去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女儿结婚，请我赴宴。我平时最怕赴宴，常找借口避之，最近我们单位一位领导的女儿结婚，我都没有参加。但介民女儿的婚宴我是一定要参加的。不料那天却因去南京开会未去成，抱憾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