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
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就做人而言，是失败的。我总是看不准人，轻易地相信人，因而总容易受伤。作为一个爱好写作的、成天在稿纸上与“人”打交道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讽刺。后来，我渐渐明白，创作不能闭门造车。搞创作，就要研究生活，研究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人。
初识这个人，他就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好像在教育站搞教辅，或者是政工。身材高大，相貌堂堂。随和，健谈，说话滴水不漏，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给我的第一印象特别好。在一个比较封闭落后的地方，这样的人是凤毛麟角。
他的一个孩子在我班上读书，成绩属中等偏下，交往自然多起来。他家在农村，有四个孩子，随我读书的那个孩子是老三。就他孩子的成绩，考重点高中、中专，实在没有把握。不少那种成绩的人，进入初三时，都留了级。他征求我的意见，我反复考虑，认为那孩子只是基础弱了一点，也就是通常说的差点时间，是可以补起来的。我谈了我的看法，他很赞同。结果，补习的责任，自然地落到了我的肩上。
我是那种极看重诺言的人，答应别人的事，再困难，也会尽力完成。白天没时间，只好抽晚上加班加点。那孩子也算争气，考一次试，成绩进步一截，中考居然考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成了一个奇迹，算是那届中考爆出的一匹黑马。那时，补课纯粹是无偿劳动。真连茶都没喝他一杯，烟都没有抽他一根。
后来，他的另一个孩子也上了初三。中考前，他孩子的语文老师突然生病，要到外地就医。我本身的工作就比较繁重，学校领导不好意思再麻烦我，他出面请我帮忙。于公于私，我都不应该推诿，就爽快地就答应了。课，一直带到中考前几天。那孩子也考得特别好。那年月，还不是市场经济，不兴按劳取酬。
此后，这人逢人便说，我对他家有恩。恩不恩，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在我看来，人对头了，谈得来，帮忙也是应该的，何况我干的就是教书这个职业，有责任和义务。换做别人，想来也不至于袖手旁观。(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他比我年长，世面见得多，我从心底里敬佩他，把他当做信得过的朋友、长者。什么话都给他说，无所顾忌。文章发表了，也总是最先拿给他看，让他分享我的喜悦。从某种程度讲，他是我的一个心里依靠。我这人，外表刚强，内心其实很脆弱。有人曾经提醒我，说这人是个老狐狸，靠不住。我不以为然。我和他，该是君子之交吧。
后来，他竟然当了教育站长。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么多年的交往，也算患难之交。我对他还是一如既往，把他当朋友，推心置腹。我不知道，权利，哪怕只有芝麻大一粒，也能改变一个人。
因为气候的原因，我一直都存着调离那地方的念头。虽然好几次改行，都功亏一篑，但我并没有死心。孩子逐渐地大了，长期两地分居也不是个办法。他当了站长，于公于私我都高兴。想来我改行、调动，不会再有什么大的障碍。
一次，文联争取到一个编制，文学上的师友们很同情我的遭际，通知了我。为了使事情办得更顺利，文联领导又利用私人关系做好了教育局的工作，万事俱备，就只欠教育站这股东风了。
我找到他，坦诚地说明来意，兜了底，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他竟然断然拒绝。我懵了。他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站在他当站长的立场，站在我的立场，讲了很多很多，落下实就两个字“不行”，还冠冕堂皇地冠以“事业”的名义，大有“老九不能走”的意味。那一年，其实还是陆续走了不少人。他不签字，我别无他法，最终只好放弃。我的心滴着血。如果说前面两位站长百般阻挠，多少还情有可原，因为那地方确实艰苦，留不住人。但事情总得要有人做，总得有人做出牺牲。恰好我是那种老实巴交的书呆子，又多少有些业务能力，没有背景靠山，不把我这样的人当枪使还拿谁当枪使呢？而这人，是我最信任、最尊敬的人，无论从什么角度而言，都应该帮我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好事啊。他这样做，真是叫我寒心，更严重的是，使我对人没了信心。
我知道我有些迂腐，总想凭自己的本事挣一口饭吃，对社会上盛行的那一套游戏规则既不懂，也厌恶，不知道托人办事要送礼。我不通时务，是不折不扣的大笨蛋。
过了一年，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下派到区里当领导，他知道我的实际困难，怜悯我，才在他的帮助下调离那个地方。这一呆，就是八年，整整一个抗日战争。
从那以后，我不敢再彻底地相信人，尤其是是官而又不是官的那种。那种人从不把人当人。没有友谊，不讲信用，缺少良知，眼里只有利益。自私得可怕，虚伪得可怕。但我对生活，却有了一种新的理解，对人有了一种更深的认识。或者，称为成熟。
似乎后来也碰到过他一回，好像是谁家整酒，记不清了。他似是有意要避开我，其实我早就在心里原谅了他，能够坦然地接受过去。只是，触境生情，促使我严厉地检讨自己，心中未免生出一阵疼痛，而后是空洞似的迷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