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说起过年，我觉得还是我们六七十年代的孩子过年有意思。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1949年新中国成立，过去穷得养不活孩子的穷人，全都翻身得解放，分田分地，生孩子。听村里老一辈的人讲，刚解放那阵子，穷人有了自己的土地，家家打粮多到不得了，连床下地面都堆满了稻谷，早上起床，光脚踩在稻谷上，就象踩在钉子上一样痛得哇哇叫。农耕社会，有了土地和粮食的人们，便一个接一个的生孩子，政府还鼓励生育，新出生的孩子数量便如雨后星星般猛增起来。这些新出生的孩子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家家孩子多，可以想见父母的艰辛，感恩我们的父母把我们一个个养大成人。那时村里成群结队、大大小小都是我们这些孩子。人多了，村里什么事情都热闹非凡，过年就更不用说有多热闹了。那时村里要是来了电影队，孩子们早早就在场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凳子，前面挤不下了，后面来的人就只得坐到银幕的背面去，我们孩子们又都爱看打仗的片子，电影队的同志就诓我们这些孩子说，背面看也一样的，“两面都有打”。只要是“两面都有打”的电影，树上、墙头上都坐满了看电影的孩子，有些外村来的孩子，手里还抱着走夜路照明用的竹把，竖在场地中间，挡住了电影机的镜头，电影队的同志就在喇叭里喊，“喂，前面那个谁，把你手里的长枪放下”。惹得孩子们发笑。这些都是新社会平等的孩子，没有贫富之差，也不用大人看管，也无须看管，没有汽车，甚至没有马路，没有骗子也没有坏人，也就没有危险。大孩子带着小孩子，上树采果，下河拦鱼，或伐木自制木轮推车，都随意。孩子们一天到晚昏天黑地的玩，大事小事都有国家为你操心，吃多少粮，买多少布，都有国家为你计划。这是受着单一理想教育的一代，大家过着一样穷而又无忧无虑的生活，到哪都是成群结队，叽叽喳喳象快乐的小鸟，玩饿了就跑回家吃红薯充饥，农村粮食不够，拿杂粮当主粮。这一时期国家正努力从贫穷向富足过渡，国家建设，加上国防开支，同时新生人口猛增，物资严重不足，连根多余的铁钉都没有，家家户户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肉。年底听到杀猪时的猪叫声，都会高兴好半天，知道要过年了。只有过年，家家户户才有大鱼大肉可吃，所以那时的大人小孩都指望着过年，后来的人没有过常年饿肚子的经历，也就无法想象这种对过年的渴望之心。那时虽然物资紧张，但过个大鱼大肉的好年还是满满可以的，家家不举债不躲债，开开心心过大年。不象我们的祖祖辈辈穷得没法过年，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过节，这样的年实在太苦，也不象我们的后辈，生活富裕了，天天都象过年，没了年味，年虽是一样的年，但村庄早已不是以前那样的村庄了，人多出门在外，一村老小，聚少离多，匆匆归乡，匆匆返城，心在两头，实在是累。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六七十年代的孩子过年有意思，有个盼头，天天都想过年，过年时想要的东西也都能得到，新衣服，新鞋子，人人都有。鞋是解放鞋，家里五六个兄弟姐妹，每人都有一双，新鞋子还带着新鲜橡胶味，闻起来特别香。还有过年的鞭炮，更是令我们孩子们跃跃期待，魂牵梦绕。对我们那时的小孩子来说，鞭炮就代表着过年，鞭炮声从时不时响一下，到越来越密集，新年就近了。
我们孩提时代的过年，从冬至就开始准备了，寒风乍起，家家户户便准备腊鸡、腊肉。我们村还得准备一种过年时必备的食品，那就是黄粄。黄粄不光是我们过年必须有的年食，还是节后走亲戚、回娘家的必配礼品，每年总是郑重其事，原料都是山货。每年一到腊月，村民便呼朋唤友，笑闹着上山去斫粄槎树了，这是一种打黄粄专用的树木。村民把粄槎树挑回家，再把这树烧成灰，就能制出打黄粄用的碱灰水。那时节，处处的晒场都堆放着一堆堆新鲜青绿的粄槎树，傍晚点上火，就是一堆堆的篝火，噼噼啪啪响，把夜空照得通亮。那时是大冬天，一屋子的大人小孩都围着一堆堆大火烤火取暖，感觉就象夏天一样暖洋洋的，一点也没有冬天的感觉，最开心的，当然是我们这些孩子了，一大群孩子可以整晚不睡的围着火堆玩耍。
粄灰烧制好后，生产队又准备干鱼塘了，就是把集体鱼塘的水放干，把鱼全数捞上来，生产队按每家多少人，把鱼分给大家过新年。大人把鱼捞完了，就放我们小孩子下塘去摸小鱼，还有田螺和蚌之类，谁捞到就归谁，我们一大群孩子便脱了裤子，下水去浑水摸鱼，有时还真能摸到大鱼，主要还是好玩，这叫打塘脚鱼，“打塘脚鱼”也成了一个形容词，凡是闹哄哄的场合都可形容为打塘脚鱼。
捞完鱼，大概也就到腊月二十五了，我们那里的过年也是从年二十五开始的，叫做入年界，一到年二十四，大人就告诫说，从明天起就入年界了，不可以说不吉利的话。也就是从年二十五这一天开始，圩镇的大街小巷就要热闹起来了。村民都带着小孩到商店去，买新衣，试新鞋，空气里充满了年味。我们小孩子一到街上就两眼盯着满大街摆卖的炮竹，想得入神，但不敢乱跑，买年货的人多如潮，怕走丢，找不到大人。我们心里想买很多的鞭炮，但也不敢指望大人会满足我们。大人手里的钱也不多，那时不准私卖粮食，市管会的人也管得凶，但允许卖木薯杂粮和山货，村民把得来的钱都留着过年给一家人买新衣服。办完年货，大人手里的钱也就所剩无几，大人们知道我们小孩子想买炮竹，也只能给我们买一点点，让我们兄弟姐妹把炮竹拆散了平分。这一点点炮竹对我们男孩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小孩子便自己买，有钱吗，有。我们那时还没听说过压岁钱这个词，小孩子的零花钱也基本不能靠父母，父母也没钱，我们小孩子都有我们自己卖山货的钱：春天采一些金银花，秋天砍一些锄头柄，村里有供销合作商店，他们收购这些山货，我们便把这些东西卖给商店，得来的钱也有三块五块，都是一分一角积攒起来的，这些钱不用交给大人，我们自己留着，存进扑满里，等着过年买鞭炮用。这些平时不舍得花的钱，一到过年就会全部花出去。
文革时期过年不准拜神，也不准送礼，天神人神都一样清贫，甚至连对联也不贴，但我们家却年年都贴对联，那是政府送温暖送的，我叔在部队，政府每年都会送一副“光荣之家”的对联给现役军人家庭，到年三十日便贴上去，每年都贴，这对联陪伴我走过了童年和少年，在当时谁家有这对联，是很光荣的事，是过年时的万绿丛中一点红。贴好对联便吃年夜饭。家家的年夜饭，都比平时要早很多，天没黑就开饭了，孩子们也早早就洗过澡了，坐在桌边等着开饭，兴奋的看着大人把猪肉豆腐，酸辣炒蒜，黄粄煎堆，一碗一碗端上来。我们小孩子一边吃饭，一边听着门外远远近近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吃过年夜饭，天还未黑，我们便飞也似的加入到放鞭炮的队伍中去，跟伙伴们一起放鞭炮了。虽是寒冬，一大群小孩子蹦蹦跳跳，过年都不觉得冷，玩到天黑才恋恋不舍的回家。回到屋里，往往是厨房里仍然灯火通明，大人们正静静的围着油锅，背着我们小孩子，炸煎堆、炸各种食品，这些东西吃了容易上火，大人不让我们吃，被我们发现了，就催我们去睡觉，我们也就随手偷一个煎堆走了，吃了煎堆才心满意足去睡觉。大人说，一天中有一半的时间都给我们睡觉睡掉了，小时候打死也不相信，白天的时间跟晚上的时间是一样长的，总觉得晚上很短，睡一觉就到天亮。
一到大年初一，家家的小朋友们早早就穿着新衣服出来了，到处是噼哩啪啦的鞭炮声，声声入耳，每个小朋友的口袋里也都鼓鼓的装着炮竹，合作商店也开门营业，里面也有炮竹卖，还有人在商店门口卖甘蔗之类，甘蔗上都贴了红纸，以示新年吉祥。也是从大年初一起，便有走村叫卖的货郎到村里来叫卖了，这些平时卖麦芽糖的货郞，过年都改卖孩子们过年玩的东西了，一群群孩子手里握着自己的“大钱”，围着琳琅满目的货担转，炮竹、气球，红头绳，什么都有，还有几分钱一张的“纸贴”。说到纸贴，很多人会想到现在小学生们玩的贴纸，不是的，这完全是另一种东西，这是一种我们小时候玩具手枪上用的弹药，一张大红纸，上面横竖整齐的沾着一排排象火柴头一样的火药，要用时就撕下一个来放进木枪里，扣动扳机，就会发出一声音枪响，不发射任何东西，只求听声，木枪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没有铁钉，就偷偷从家里的家具上拔下一二枚旧钉子来，用到木枪上 ，大人知道了是要骂的，呵呵，小时候谁没做过几样坏事啊。我们自制的木枪也只是有个手枪的样子，没有货郎卖的好看。货郎的担子里还卖一种“叫鸡毛炸”的东西，也是用纸贴火药发声的玩具，是种新发明的东西，用锡铸成，象女孩子玩的鸡毛毽子，装上纸贴火药抛上天空，回落到地就会发出一声炮响，但这弹体是用锡做的，太软，抛过几次就变形了，有些聪明的孩子便把锡煮镕，自己动手再造一个。现在这些东西都见不到了，现在的孩子也不用自己动手做玩具了，这一代孩子是幸福的，但未必有我们那一代孩子过年开心，我们那一代物资紧缺，一点点东西就能让我们满足，大人也不用处处看管我们，我们自个去玩，但过年时我们也处处精明的留意着大人什么时候燃放鞭炮，看到大人们一点火就把一大串炮竹一次放完，我们小孩子心痛得不得了，一大群孩子便在满地的鞭炮纸里，寻找没炸响的鞭炮，谁要是捡到了一个就会高兴好一阵子，我有个童伴心太急，抢到一小串还在冒烟的鞭炮放进口袋里，把新衣服炸了个洞，还乐呵呵的笑。我们那一代孩子就是这样过年的。这些往事，在现在的孩子们看来，仿如洪荒。是的，那样的年代已经过去好久了，我们的生活现在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我们还要继续前进，一年更比一年好。(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作者：何人 戊戌年岁末年近记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