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现代货币理论,理解什么是现代社会经济的真正赤字?
几十年来,美国把信任和权力寄托在一个由金融和政治精英组成的全球网络上,而这些精英却没有解决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经济问题。经济崩溃提供了一个短暂的机会重新思考优先事项。众议院和参议院在赤字支出上毫无意义地谨慎和小心再次报复性回归。尽管两党之间有很多争执,但谈到联邦政府如何“获得”能够花在经济上的钱时,大众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即通过货币使用者而非货币发行者的视角。

良好工作机会的赤字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在持续地缓慢复苏,截至目前,就业机会仍在缓慢增加。到了2020年初,失业率为3.7%,远低于金融危机高峰期的10%。
然而,增长的就业绝大部分集中在低技能、低工资的职业中,这就是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人正试图做两份或三份工作来拼凑足够的收入以维持生计。

超过4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在紧急情况下拿不出400美元。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工作的报酬太低,如果市场上有很多好工作,就不会发生这种问题。如果劳动力市场真的健康且强大,雇主就会被迫提高工资以吸引劳动者。
事实上,自2008年危机以来,增加的工作中,有近3/4的工作岗位年薪不超过5000美元,大多数工作岗位的年薪要低得多。从20世纪70年代2018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普通劳动者工资只增长了3%,同一时期,收入阶梯中最底层的1/5的劳动者还经历了工资收入的下滑。

这些零售或餐饮业的工作报酬没有理由比之前的更低。但是在这些行业中,工会从未能够像在20世纪中期的制造业那样获得立足点。在这些行业中,雇主掌握着所有筹码,并用尽所有诡计(从外包到特许经营,从雇佣承包商而不是全职聘用),以尽可能地压低工资和减少福利支出。
这一切还有一个地域差别:可以找到工作的地方与以往不同了。几十年前,在1990-1991年经济衰退的复苏过程中,美国中西部的农村市场和小城镇的就业率在全国是最高的。但自那以后这种反弹的能力就下降了。
在金融危机后的复苏中,最高的就业增长率发生在城市地区,如洛杉矶、纽约和休斯敦等大城市,人口不太密集的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就业增长速度不到以前的1/3。某些地方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就业市场直接消失了。

美国劳动者并不是唯一面临这些挑战的人群。但美国劳动者比他们的欧洲同行更艰难,因为与许多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就业情况更不乐观。
事实上,美国是唯一不要求雇主提供任何形式的带薪假期的国家。当然,一些美国雇主会主动增加假期,但作为一个群体,美国劳动者得到的假期时间只有英国、法国或西班牙劳动者的1/4。
归根结底,良好工作机会的赤字归结于资金在经济中流动的方式。现在,这些流动给一小部分幸运的美国人带来了良好的薪酬和巨大的福利,但更多的人只能分到微薄的薪酬和微不足道的福利。

正如现代货币理论所指出的,资金是联邦政府无法耗尽的一种资源,任何工作,即便是零售店店员、快餐店打工者或是芝加哥豪华酒店的看门人,都没有理由不拥有一份有体面的薪酬、合理的工作时间,以及安全和福利的好工作。
现代货币理论还提供了其他工具来解决带薪休假和休假时间的问题,以便让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健康水平和幸福感也能随之提高。这些想法可以实现真正的充分就业,提高底层人们的收入,并将经济收益扩散到社会各阶层,有效地消除美国的工作机会赤字。
当我们为一个更绿色环保、更安全、更有保障的未来而改造我们的经济时,人们既值得,也应当拥有一份高质量的工作。

储蓄的赤字
良好工作机会的赤字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各种连锁反应,好工作的丧失意味着高薪的丧失,意味着无力进行储蓄。
曾几何时,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一个大学学位会带来一份高薪工作,能够提供安全、体面(即使不是最优)的健康福利以及未来稳定的退休生活。

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劳动者无法为未来的老年阶段进行储蓄,而是在40岁甚至50岁时仍在偿还学生债务。他们不知道自己如何存足够的钱来退休,如果他们有孩子,他们会为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而焦虑。
这就是储蓄赤字的出现。
其他一些调查发现,没有任何退休储蓄的美国人比例21%上升到45%,如果包含些只有5000-10000美元储蓄的群体,这个比例基至会更高。到目前为止,人们缺乏储蓄的最大席因是收入不足和支付账单的需求,超过66%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存的钱不足以供退休后的生活使用。

美国有2亿多正值工作年龄劳动者,其中有超过1亿人没有任何形式的退休资产。可以预见,低收入者情况更为糟糕,51%的人没有退休储蓄,拥有退休账户的劳动者平均账户余额为40000美元。
尽管如此,仍有77%的美国人没有符合其年龄和收入水平的退休储蓄。2019年6月,65岁以上的人中有1/5仍在工作,这还不包括仍在积极寻找工作的人。美联社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在2019年进行的另一项民意调查中发现,近1/4的美国人预计根本无法退休。
正因如此,关于社会保险的悲观命运只是对赤字迷思的想象和延伸,但真正破坏美国人民退休保障的重大变化是养老金固定给付计划的消失。

这类固定给付计划保证劳动者退休后有固定的收入,这曾经是战后第一代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制度。但在1980年后,雇主开始用固定缴款计划取代固定给付计划,退休后的收入多少取决平劳动者在其工作生涯中能够为该计划储存多少资金。如今劳动者普遍被期待要为退休进行储蓄,但当他们为生计而挣扎时,根本无法储蓄。
意料之中的是,储蓄赤字在不同种族和民族群体中的表现相同。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追踪了以32—65岁的人为户主的家庭退休储蓄情况,发现白人、非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之存在严重差异,男女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现象也持续存在。
经济政策研究所指出,在每个不同的教育水平上,女性的薪资水平始终低于男性,而拥有大学学历的男性平均薪资高于更高学历的女性平均薪资。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家庭收入主要的来源,因此薪酬歧视使她们更难以储蓄。

储蓄赤字似乎是无法解决的,现代货币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工具,使所有美国人有机会再次获得高薪工作,更不用说还可以立即免除学生贷款,使婴儿托管服务能够被负担得起甚至免费。
这样一来就可以释放成千上万的美元,这些家庭就可以增加退休储蓄或通过购买房屋积累资产。但首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让他们有能力可以储蓄的经济。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出现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医疗保健赤字。

医疗保健赤字
1970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到了2016年,美国已经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平均水平。今天,美国的预期平均寿命最低,婴儿死亡率是所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只有智利、土耳其和墨西哥的婴儿死亡率比美国高。

医疗保健赤字不仅体现在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美国内部的平均寿命也因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等因素而有着明显差异。从 1980年到2010年,最富有的美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急剧上升,达到88.8岁,同时,最贫穷的美国男性同期的平均寿命略有下降,为76.1岁。对于女性而言,这种“寿命差距”体现在最富有的女性平均寿命为91.9岁,而最贫穷的女性平均寿命仅为78.3岁。
还记得40%的美国人称他们很难承担额外的400美元来应对突发状况吗?

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8年与医疗保健有关的费用使800万人陷入贫困。研究表明,仅在过去一年中,就有1.37亿美国人因医疗债务而面临贫困的生活。因此,医疗债务是人们将退休账户的钱取出来的首要原因,医疗保健赤字与储蓄赤字息息相关。
由于费用问题,近1/4的美国人表示将不去看病,近1/5的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没有购买处方药,许多被认为有保险的人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护理。典型的保险通常不包括某些关键的护理,如视力、听力或心理健康,许多人在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但由于保险的漏洞没有得到治疗。
把所有这些加起来,即使在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通过之后,美国在医疗服务方面依然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就不足为奇了。医疗保健赤字导致了工作和娱乐时间的损失,最糟糕的是许多人因为过早死亡而没能享受与朋友和亲人在一起的时光。

至少,现代货币理论告诉我们,未能为美国人提供适当的保险和护理,并不是因为政府无法负担这笔费用,而是民众接受了一个由私人保险公司、雇主计划和拼凑的政府计划的破碎网络提供的保险系统,创造出了无数的障碍。
在这个系统中,医院、供应商、药品公司和私人保险公司可以压榨民众的每一分钱,获取更多的利润,而人们很难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如果要建立一个大众都有权获得所需医疗服务的系统,必须确保有真正的资源做到这一点,资金来源不是制约因素,真正的资源才是问题。弥补医疗保健赤字,需要更多的保健医生、护士、牙医、外科医生、医疗设备、医院病床等。

为了适当地照顾所有人,政府需建立更多的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更多地投资于医学研究,并创造一个能够培训出下一代医生和护士而不会使美国人埋没在债务中的经济环境。
利用现代货币理论的工具,我们可以恢复充分就业和紧缩劳动力市场,帮助劳动者恢复争取权益的能力。正如人们所研究的其他赤字一样,当大众不再问“如何支付”而是通过现代货币理论的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时,政府不仅可能有解决方案和希望,而且可以实现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