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阁楼的房子——契诃夫
（二）
我从此常到沃尔恰尼诺娃家里去，照例我在露台的下面一层台阶上坐着。我被不满意自己的心情煎熬着，为我的生活惋惜，它过去得那么快，那么没有趣味。我老是在想：我的心变得那么沉重，要能把它从胸膛里挖出去才好。同时露台上有人在说话，或者可以听见连衣裙的窸窣声，或者有人在翻书页。不久我就习惯了这儿的生活：白天莉达总是给病人看病，分发书籍，常常不戴帽子，打着阳伞到村子里去，傍晚就大声谈论地方自治局，谈论学校。这个苗条美丽、神态永远严峻、小嘴轮廓优美的姑娘开口谈正事的时候，总是干巴巴地对我说：
“您对这种事是不感兴趣的。”
她对我没有好感。她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不在我的图画里画人民的困苦，而且依她看来，我对她所坚定地相信的工作是漠不关心的。我不由得想起从前我在贝加尔湖[4]畔遇到过一个布略特族的姑娘，穿着中国蓝布的衬衫和裤子，骑着马，我问她能不能把她的烟袋卖给我。我们谈话的时候，她轻蔑地瞧着我的欧洲人的脸容和帽子，不一会儿就懒得跟我讲话，吆喝着马，疾驰而去。莉达恰好也是这样把我看做外路人而蔑视我。外表上她一点也不露出厌恶我的样子，不过这一点我是能感觉到的，于是我坐在露台的下面一层台阶上，生出一肚子闷气，就说，自己不是医生而给农民治病，无异于欺骗农民，再者自己有两千俄亩土地而要做慈善家，那是很容易的。
至于她的妹妹米修司，却丝毫也没有什么操劳的事，跟我一样十足悠闲地打发她的生活。她早晨起床以后，立刻拿过一本书来，在露台上一把很深的圈椅上坐下，两只小小的脚几乎挨不到地，开始看书，要不然就拿着书躲到椴树的林荫道上去，再不然索性走出大门以外，到旷野去。她成天价读书，贪婪地看着书本，只因为她的目光有的时候变得疲乏而呆板，而且她的脸色极其苍白，别人才能猜出这种阅读使得她的脑筋多么劳累。每逢我到这儿来，她见到我就微微涨红脸，活泼起来，睁着她的大眼睛，讲起家里发生的事，例如仆人的房间里煤烟起了火，或者工人在池塘里捉到一条大鱼。平日她照例穿着淡色的衬衫和蓝色的裙子。我们一起散步，摘些樱桃做果酱用，或者划船。每逢她跳起来够樱桃，或者划动船桨，她的瘦弱的胳膊就从肥大的衣袖里露出来。或者我在画一个速写稿，她就站在一旁，看得出了神。
七月末一个星期日，早晨九点钟光景，我来到沃尔恰尼诺娃家里。我在花园里蹓跶，离正房相当远，寻找白蘑，今年夏天这种菌生得多极了。然后我在白蘑旁边做上记号，准备以后跟叶尼娅一块儿来采。空中刮着暖和的风。我看见叶尼娅和她的母亲都穿着假日的浅色连衣裙，从教堂走回家来，叶尼娅拉住帽子，怕风吹掉。后来我听见她们在露台上喝茶。
对我这个一无牵挂而且为我的经常闲散寻找理由的人来说，夏天，在我们庄园里，这类假日的早晨总是格外迷人的。每逢碧绿的花园还沾着露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显得那么幸福，每逢房子附近弥漫着木樨草和夹竹桃的香气，青年人刚从教堂里回来，在花园里喝茶，每逢大家都装束得那么可爱，高高兴兴，每逢你知道所有这些健康、饱暖、美丽的人在这漫长的一整天里什么事也不会做，你就不由得希望整个生活都能这样才好。现在我就是这样想着，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准备照这样没有工作、没有目标地走它一整天，走它整整一个夏季。
叶尼娅提着一个篮子走来。她脸上带着那么一种神情，仿佛知道或者预感到会在园子里找到我似的。我们采菌，谈话，每逢她问我什么话，她就走到前边去，看一看我的脸。
“昨天我们村子里发生了奇迹，”她说，“瘸腿的女人佩拉格娅病了整整一年，任什么医师和药物都无济于事，可是昨天来了一个老太婆，嘴里念了一阵，病就好了。”
“这算不了什么，”我说，“不应当光是在病人和老太婆身上寻找奇迹。难道健康就不是奇迹？还有生活本身呢？凡是不能理解的东西，那就是奇迹。”
“您对不能理解的东西就不害怕？”
“不。我见着我不理解的现象，总是勇敢地迎上前去，不对它屈服。我比它们高。人应当感到自己高于狮子、老虎、繁星，高于自然界的万物，甚至高于不可理解的以及似乎是奇迹的东西，否则他就算不得人，而是见着什么都怕的老鼠。”
叶尼娅认为我既是艺术家，就知道很多的东西，而且能够准确地猜出我不知道的东西。她希望我把她领到永恒和美的领域里去，领到我必定十分熟悉的、高一等的世界里去。她跟我谈上帝，谈永恒的生活，谈奇迹的东西。我不承认在我死后我和我的想象力会永久消灭，就回答说：“是的，人是不朽的”，“是的，永恒的生活在等待我们”。她听着，相信了，也不要求我提出证据来。
我们往正房走去，她忽然停住脚，说：
“我们的莉达是个了不起的人。不是这样吗？我热烈地爱她，随时能为她牺牲我的性命。不过您说说看，”叶尼娅伸手摸了摸我的衣袖说，“您说说看，为什么您总是跟她争论？为什么您生气呢？”
“因为她说得不对。”
叶尼娅不以为然地摇头，眼泪涌上了她的眼眶。
“这是多么不可理解啊！”她说。
这时候莉达不知刚从哪儿回来，站在门廊那儿，手里拿着马鞭子，苗条，美丽，照着阳光，在对一个工人交代什么话。她匆匆忙忙，大声说话，给两三个病人看过病，后来带着办事的操心脸色走遍各处房间，时而打开这个立柜，时而打开那个立柜，不久又走上阁楼去。大家找了她很久，叫她吃午饭，可是直到我们吃完菜汤，她才来吃。所有这些琐碎的细节不知什么缘故我至今都记得，而且很喜爱，就连那一整天，虽然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我也记得很清楚。饭后叶尼娅靠在一把深圈椅里看书，我在露台的底下一层台阶上坐着。我们没有讲话。整个天空乌云四合，下起稀疏的细雨。天热，风早已止住，仿佛这一天永远不会结束似的。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走到露台上我们这边来，带着睡意，摇着扇子。
“啊，妈妈，”叶尼娅说，吻她的手，“白天睡觉对你身体是有害的。”
她们相亲相爱。一个人走进花园里，另一个人就站在露台上，瞧着树林，叫道：“喂，叶尼娅！”或者：“妈妈，你在哪儿呀？”她们两个人老是一块儿祷告，有共同的信仰，即使不讲话，也彼此了解得很清楚。她们对外人的态度也相同。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不久也跟我处熟，相好了，只要我有两三天没去，就打发人来问我身体好不好。她也像米修司那样热心地瞧我的画稿，也那么不嫌烦琐，一老一实地告诉我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常常向我透露她的家庭秘密。
她对大女儿是极其尊崇的。莉达从来也不撒娇，只讲严肃的事。她过着她的独特的生活，在母亲和妹妹的心目中是一个神圣而略微带点神秘的人，犹如水兵看待老是坐在舰长室里的海军上将一样。
“我们的莉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不是吗？”
这时候细雨飘飞，我们谈起了莉达。
“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然后像阴谋家那样压低了嗓子，战兢兢地回头看一眼，补充说，“这样的人是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不过呢，您知道，我却也渐渐有点担心了。学校啦，药房啦，书本啦，这些都挺好，可是何必走极端呢？要知道，她已经二十三岁出头，现在总应该认真想一想自己了。老是这么为书本和药品忙碌，却没有看见生活在过去……应该出嫁了。”
叶尼娅由于专心看书而面色苍白，头发蓬乱，微微抬起头来，仿佛自言自语似的，瞧着母亲说：
“妈妈，一切都是天意！”
她又埋下头去看书。
别洛库罗夫来了，穿着腰部带褶的长外衣和绣花衬衫。我们玩棒球，打网球，后来天黑了，我们在晚饭席上坐很久，莉达又讲起学校，讲起把全县把持在手里的巴拉京。这天傍晚我从沃尔恰尼诺娃家里出来，带走了长而又长和闲散无事的这一天的种种印象，忧郁地感到人世间的一切事情不管多么长久，总是要完结的。叶尼娅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也许因为这一天从早到晚我都是跟她在一起度过的，我觉得我缺了她似乎感到寂寞无聊，觉得这个可爱的家庭对我来说是亲近的，于是在这整个夏季当中我头一次起意要认真画我的画了。
“您说说看，为什么您生活得这么枯燥无味，毫无光彩？”我跟别洛库罗夫一块儿走回家去，对他说，“我的生活乏味，沉闷，单调，那是因为我是个画家，我是个怪人，我从年轻的时候起嫉妒、不满意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工作之类的心情就把我折磨得好苦，我素来贫穷，我是个流浪汉。可是您呢，您是个健康正常的人，是地主，是主人，那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没有趣味，从生活里取得的这么少呢？比方说，您为什么至今没爱上莉达或者叶尼娅呢？”
“您忘了我爱着另外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回答说。
他指的是他的女伴柳博芙·伊万诺夫娜，跟他同住在那所小房里。我每天看见那个极其丰满而近乎肥胖的女人神态尊严，近似一只养得过肥的母鹅，在花园里散步，穿着俄国式的衣服，戴着项链，老是打着阳伞，仆人不时去叫她吃饭或者喝茶。三年前她租下一间厢房做别墅用，就此在别洛库罗夫家里住下，看样子要永远住下去了。她比他年纪大十岁，把他管束得很严，每次他走出家门，都要先征得她的许可。她常用男人的嗓音痛哭，在那样的时候我就打发人去对她说，如果她不止住哭，我就从宅子里搬走，她才不哭了。
等我们走到家里，别洛库罗夫就在长沙发上坐下，皱起眉头思索着。我开始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感到一阵淡淡的激动，就像在恋爱似的。我有心谈一谈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
“莉达只能爱像她那样热中于医院和学校的地方自治工作者，”我说，“啊，为了那样的姑娘，不但可以做地方自治工作者，甚至不妨像神话所说的那样穿破铁鞋呢。还有米修司呢？这个米修司多么可爱啊！”
别洛库罗夫开始讲一种时代病：悲观主义，说得很长，拖着长音念“啊”字。他讲得振振有辞，从他的声调听起来倒好像我在跟他争论似的。你看见一个人坐在那儿，不住说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走掉，那你心中郁闷透了，哪怕几百俄里方圆的荒凉单调而又干枯的草原也不致引起这样的郁闷。
“问题不在于悲观主义，也不在于乐观主义，”我气愤地说，“而在于一百个人当中倒有九十九个没脑筋。”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话指的是他，生了气，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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