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顾随-东临碣石有遗篇——略谈曹操乐府诗的悲、哀、壮、热

…… ……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

近来报刊上出现了不少评价曹操的文章。有人主张洗掉他千百年来被涂在脸上的白粉。有人说，不行，白粉应该保留。我不是学历史的，谈不到“知人论世”。但我老早以来，就想洗掉曹操脸上的白粉。这样想法有它的来源。

小时候在私塾里念《唐诗三百首》，念杜甫的七古《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开头第一句，便是“将军魏武之子孙”，当时我想，曹操并不见得怎样坏，至少不像《三国演义》写的那样坏。倘若很坏，杜甫还能说曹霸是曹操的子孙吗？接着读下去，便是：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这是说曹操既是“英雄割据”，又是“文采风流”。及至到了曹霸，前者完了，后者依然保存。曹霸不说，单说曹操，倘若抹上白粉脸，还算得什么“文采风流”呢？从第一次读杜诗《丹青引》二十年之后，见到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文章开头的第二段里就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后面又说：“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先生还称曹操为“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又说：“我想他（曹操）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作文章。”（见《而已集》）

啊，原来鲁迅先生也是不赞成曹操被抹白脸的。我就更觉得应该洗掉曹操脸上的白粉了。

但是，我写这篇小文，用意却不在此。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曹操需要翻案。作为一个文学史人物、一个文人或诗人，曹操是用不着翻案的，因为历来古典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对于曹操总是推崇的，至少是褒多而贬少，虽然有一些褒词，但我觉得还不甚恰当。

今天要谈的就是这一点。鲁迅先生只注意到了曹操的散文，不知何以不曾提到他的诗歌。古来的文艺理论家倒只是说他的诗，而不提他的文章。也许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对曹操的散文评价十分中肯，譬如说曹操在“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又说：“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要解放思想，不拘于清规戒律的意思——作者注）得力不少，作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以上几句很短的话，说明了曹操的文章风格、艺术手法，以及注重思想内容。我们假如要研究曹操的散文，从鲁迅先生这些话出发，由此及彼，总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

今天我所要说的只是关于曹操的诗。

梁朝的刘勰在他的有名的《文心雕龙》的《明诗》篇里，论及汉末建安时代的诗，只提出了曹丕、曹植，而不曾提到曹操。《明诗》在刘勰书中是专门论诗的一篇，其中竟不提曹操，并非刘氏认为曹操的诗无足轻重。刘氏那时（六朝），乐府和诗是不混为一谈的。曹操的诗都是乐府——可以入乐，可以歌唱的诗歌。所以同书的《乐府》篇里，才提出了三祖：曹操、曹丕、曹叡（注：这里恐怕不是按诗文来分的什么“三祖”，应该就是以其庙号，即太祖、世祖、烈祖，从而并称“三祖”）。他批评曹操的乐府诗，说：“观其‘北上’众引”，“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说曹操乐府诗不离哀思，不能说是完全错，虽然也不完全对。至于“《韶》《夏》之郑曲”（郑曲即郑声，《论语》上说：“郑声淫”），说曹家另外二“祖”没什么不可以，说曹操也是如此，那就大错特错！曹操的《苦寒行》（刘勰的文章所谓“北上”）里充满了与大自然中的恶劣环境做艰苦斗争的意志和精神，譬如“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纵然未离“哀思”，纵然不同于《韶》《夏》，可是这怎么能说是“郑曲”呢？尽管刘勰是一位古典文学理论大师，尽管《文心雕龙》是一部名著，其中确有不少可以供我们学习的理论，可是在批评曹操乐府诗这一点上，我们以为他可犯了错误。我们决不能相信这样说法，决不能允许他对曹操的诗做出这样的评价。不过，刘勰也并非完全否定了曹操的乐府诗，他毕竟说曹操的作品是“三调之正声”。所谓“正声”，是说曹操这样的作法，在乐府的平调、清调和瑟调（“三调”）上，是完全对的，不过不合乎雅乐（《韶》《夏》）而已。

和刘勰同时，还有一位钟嵘。他作过一部《诗品》，对他以前的诗人都做了评价，又按照他们在诗作上成就的大小，而分成上中下三等（品）。他也不大看得起曹操的诗，竟把他列在下品。后来就有不少论诗的人都对钟嵘不满，都替曹操抱屈。

老实说，我从来不把《诗品》和《文心雕龙》同等看待。钟嵘的论诗大不如刘勰之论文多有可取（我是说在古为今用方面）。他不把诗看作反映现实、揭露现实或阶级斗争的武器。他却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者，莫尚于诗矣。”这等于把诗看成了麻醉剂，使人不去治疗苦痛，而去忘掉苦痛、忍受苦痛。这可万万要不得。

不过如今只说《诗品》中的曹操一家。

我们看看钟嵘是怎样评价曹操的乐府诗的。《诗品》里说：曹公古直，甚多悲凉之句。

先来咬文嚼字一番。

“古”是简（简单）古，“直”是质（质朴）直。这好像说得有点对头。然而不然。曹操的诗的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法，并不止于简古朴素而已。说曹公只是“古直”，这就把曹操的诗简单化了。钟嵘只看见曹公把他的所见、所闻以及其亲身的感受，如实地写进诗里去，好像并不加以修饰，而且也不用华丽的词句，便以为是“古直”了。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没有看到（好像也并不懂得）曹公的诗的取材、造句、立意是多么雄健而豪放。“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门行》）等等的诗篇，就仅仅是“古直”而已吗？没有的话！

钟嵘说的“甚多悲凉之句”，这与刘勰所说的“辞不离于哀思”合拍了，而且好像又说对了些。其实这样说法完全没有做到“由表及里”。钟嵘只看到曹操的“表”，而没有看到、也不懂得曹诗的“里”。曹诗表面是“悲”，骨子里却是壮；表面是“凉”，骨子里却是热。钟嵘不懂得曹诗于悲歌之中有一往直前、艰苦奋斗的气概和意志。用现代的话说，即是消极之中，有其积极的因素。如其有名的《短歌行》这首诗，凡选曹操诗的都要选上它，甚至《三国演义》也将它抄录进去了。大概钟嵘读这首诗，只看到了前头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悲凉，即消极；而不曾注意到“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那样招揽贤才、治理国事的勃勃雄心和积极的精神。

然而，有些地方，我到底不能不同意刘勰和钟嵘对曹诗所做的批评：“哀”和“悲”。

曹操在其《短歌行》里有这么两句：“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这是他的“自明本志”，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曹操的自我批评。曹操是一位诗人中的英雄，同时也是英雄中的一位诗人。生当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他想要活下去，不用说要想做一番事业了，就必须要与天下异己分子做一番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他的名位比较低，凭借比较小，在“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方面，他就不如四世三公的袁术兄弟，也不如三代据有江东的孙权。而在环境的压迫之下，他又不能不挺身而出。他的“慨当以慷”是最自然不过的情感（慷慨是意气激昂的意思）。但是，他又为什么那样“忧思难忘”，以致写出诗来，使得刘勰和钟嵘说他是“悲”“哀”呢？

这是因为个人主义，甚至个人英雄主义在他的思想情感里作怪的缘故。

从个人主义出发，发展而成为个人英雄主义，那是必然的规律。这也不止于曹操为然。在旧的阶级社会里，不管一个人的思想是多么进步，总不免或多或少地含有个人主义的成分。也不管一个人是一位多么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英雄，他的身上总不免流露出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息。事实如此，毫无例外。一个人若想避免、去掉个人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除非他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世界观，具有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战斗的精神。曹操的为人当然谈不到这些个，我们也不能反历史，拿这些个来要求曹操。

个人主义者和个人英雄主义者是 孤立的人。易卜生说：“最孤立的人是最坚强的人。”这话不十分正确。我要说，最孤立的人是最容易感到悲哀的人。个人主义者以及个人英雄主义者总是自以为高人一等，高高在上还不算，同时，他们还脱离群众，不能相信群众，乃至出了自己而外，不敢相信其他任何人。他们没有朋友，没有知己（旧时更谈不到同志），没有可与共患难、共忧乐的人。这是孤立，这是孤寂。人是群居的动物，孤寂是最不容易忍受的痛苦，于是乎悲哀跟踵而至，成为他的影子，他走在哪里，它就跟在哪里。

马卡连柯说：“老实说，过去的文学就是人类的痛苦的一本老账簿。”（马卡连柯《论共产主义教育》）痛苦是一切悲哀的根源。一个人没有痛苦（精神上或肉体上的）就没有悲哀。曹操是个人英雄主义者。曹操是孤立、孤寂的人。因此他的精神是痛苦的。何况他又是一个诗人，而诗人对于痛苦又是非常敏感的，于是乎他感到了悲哀，也写进了诗里去。我们也就怪不得刘勰和钟嵘说他的诗是“悲”“哀”。

然而，曹操的诗毕竟并非止于悲哀而已。上文已经说过，曹诗表面是悲，骨子里却是壮；表面是凉，骨子里却是热；消极之中，有其积极的因素。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浪淘沙·北戴河》一首词里，曾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这个“东临碣石”指的是曹操的《步出夏门行》里边的《观沧海》一篇。这一篇诗，我们就不能说它是悲哀。

这一篇诗一上来的八句，不过是纪实、写景。余冠英编的《三曹诗选》曾说：“这一章写登山望海，是建安时代描写自然的名作。”这说的很好。我却更以为，这不仅是建安时代的名作而已。在描写沧海这样的题材上，后来所有的古典派诗人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这一篇诗的前八句的纪实、写景虽然好，后来古典派大诗人或者还可以写得出。到了结尾四局“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那是一种伟大的景象，只有像曹操这样的英雄诗人才能写得出。这是因为只有具有伟大感情、伟大理想的人，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伟大的景象。相传孔夫子曾经登泰山而小天下，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曹操观沧海而胸罗万象。这不仅是只是纪实、写景，而是结合了伟大的景象而显现出作者的伟大情感和伟大理想。在这里，我们就看不见有半点悲哀的影子。

可惜，就只有这么一篇。曹操其他的诗作里，就多多少少地含有悲哀的成分了。我们只好批判地接受，就是说，剔除了其中的消极因素，而采取其积极因素。

我再说一遍，可惜就只有这么一篇。然而，假如善善从长，我们就不能对一个旧时代的诗人做过分的要求，虽然我们也不能不做深入的批判。这一篇《观沧海》究竟是一篇杰作。这恐怕就是毛泽东同志写词的时候所以提到的一个缘故吧！

原刊于1959年4月12日《河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