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罗马帝国（一）

Ⅰ 自希腊化时代至三世纪的思想流变

希腊哲学，在古典时代与希腊化时代之交，迎来了它的顶峰。除三贤之外，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也在之后盛行。

究其原因，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大大开阔了希腊人的见识，同时也使得希腊人脱离了传统的城邦政治。希腊人在继业者、乃至后来的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日益感受到自己与政治生活的脱离，从而将目光放在审视自身；另一方面，希腊人被置于一个统治辽阔国土和众多民族的国家之内：即使居住于殖民地或自治市的希腊人并不能和当地人融合，但他们见识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从而引发了对生活的思考。从那时起人不再是“城邦的动物”，而是“作为一个人的人”。

从某种程度上讲，希腊化真正的意义并非对东方而言（希腊化究竟对当地人，尤其是农村人，能影响到何种地步，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过），恰恰是对希腊文化自身而言。希腊文明在科学和文化上最高成就都是在这时产生。

随着希腊化世界的扩大，希腊人同样受到了来自东方的文化冲击，那就是神秘主义宗教。深奥哲学只能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奢侈品；而神秘的宗教则能够在群众之中流传开来。

希腊化时期的宗教呈现出神秘主义的仪式（祭祀，占星，巫术）和宗教混合主义的流行。来自上古伊朗-印度的密特拉教（似乎是米坦尼的国教）在公元前一世纪也传入罗马，被罗马士兵所信奉。

在宗教的浪潮面前，哲学不得不做出回应，如果说怀疑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是对宗教的怀疑和否定，那么斯多葛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就是哲学和宗教的结合。

希腊化-罗马哲学从伦理观点转移到宗教观点，其内因存在于哲学本身，外因存在于时代需要的迫切要求。（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

在希腊化时期的宗教和国家关系中，最意味深长的事情是，我们看到，为区域性的国家创造一种宗教和政治领域的新联合，迈出了最初的步伐。（埃伦勃格《希腊国家》）

在二世纪，罗马帝国为哲学大众化所做的努力越来越显著，哲学讲师不计其数，哲学讲堂也成为了城市里常见的景观。在马可·奥勒留的时代，，通过哲学对社会道德进行改造的努力到达了高潮。但是在这一运动中，处处可以看出哲学衰落的端倪。

罗马时期对宗教的批判，是一种对拟人化的神灵的批判（卢克莱修，琉善），这种批判在面对吸收了希腊哲学的基督教是无能为力的。同时，罗马帝国时期一些影响最大的哲学却出现了宗教化倾向。

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斯多葛主义的自然哲学来自赫拉克利特，而它的逻辑学与亚里士多德相似。斯多葛主义认为整个宇宙受到命运，理性和神的意志所支配，逻各斯是浸透在万物之中的规律，也是命运。斯多葛主义的哲学家将宙斯解释为神圣本源，原初的火，世界精神，普遍理性，等等。斯多葛主义在罗马帝国时期完成了泛神论向一神论的转变。它体现出了一种宿命论，即神对人命运的安排，甚至成为了一种解脱或拯救的寻求。这些因素与希腊化时代的斯多葛主义已经有了巨大的区别。

与此同时，在普世帝国的社会背景下，斯多葛主义中自然法精神，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主义得到了发扬。这些理论贡献在今天仍然被人赞誉，当我们看到这些，应该意识到自然法的来源上溯到神的理性，世界主义和人人皆兄弟的平等博爱与后来的基督教不谋而合。

斯多葛主义原有的神学因素在罗马帝国时代进一步加深，早期还是在泛神论的框架下。以塞涅卡为例，他认为神不仅是世界的理性，也是世界本身，神是有人格和先验的；神的智慧高于一切，他是全知全能的；神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所以信仰天命是最高的善，宇宙的规律和德性的准则就是神的意志。

另一位斯多葛主义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提倡人应该注意到自己的高尚本性，因为人是从神中流溢出来的，人是神的儿子。“不幸的人啊！你和神同在，但你竟然不知道。”（《爱比克泰德道德论集》）

哲学向神学的方向前进，在这样一种宗教的浪潮下，顺之者兴，逆之者亡。但希腊哲学终究难以发展成宗教，它理性有余，而狂热不足。希腊化时代的哲学更多是在希腊-罗马人群体中发挥影响，它难以感染东方行省和下层居民，缺乏一种终极关怀和对来世的许诺。一个多民族普世帝国的认同构建，对哲学来说还是难以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