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琏（9）

       休整和训练是在断断续续中进行的，此时已是1940年的4月底了。日军第11军制定了攻占宜昌，进而以宜昌为跳板，攻击重庆成都的作战计划，希望借此彻底瓦解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从而结束战争。国军统帅部自1938年开始便有意识的加强自宜昌入川的要道的整备工作，绘制了较为详尽的地图，并且在要点利用有限的水泥和毛竹修筑了一部分工事。

日军为了此战，集中了3、6、13、39、40共计5个师团外加配属的独立重炮、山野炮和工兵辎重联队，兵力达到了14万人。面对如此强大的日军兵力集团，国军自然也要集结相应的精锐部队。11师奉命运动至宜昌东北的当阳地区，作为宜昌的屏障和外围。

部队到达当阳之后，方靖便将指挥权交给了胡琏，从这点上讲，方靖确实适合做领导，至少比和胡琏置气的黄维要强的太多。胡琏对此毫不犹豫的接受了。问题是，现在的11师暂时隶属于第2军，不是18军的部队。方靖愿意让贤，第2军却横栏竖挡，把布防图甩给11师 ，要求按规定布防。胡琏一看，当时就气炸了。为什么，因为当阳的地形比较特殊，在它的北面和东北面是山地，东面和东南面是缓坡丘陵。2军的布防就是沿缓坡丘陵呈散兵线式布防。为此，胡琏在研究地形之后，果断决定，军部爱说什么说什么，我11师不执行。

这可是战场抗命，够枪毙的份了，为了说明自己的理由，胡琏连夜写了一份说明报告，正是这份报告，让我们有更具体的机会了解这位将军是如何用兵的。该报告现存于第二历史档案馆（可持介绍信或工作证室内借阅），为我军自南京国防部缴获的标准呈文。只是经过机要誊写，已经不是胡琏的原文了，不得不说声可惜。

胡琏首先分析了日军班排级战斗与我军连级防御的差异，他认为日军和国军都学习德国，德国国防军就是强调以机枪为班用火力来压制和攻击的。因此，日军和国军的全班都是围绕着机枪来展开布置。发现可能有敌阻击阵地，先派出若干个侦查组，在机枪队列前50-100米展开，一是选择较为有利的机枪阵地，二是侦测对方火力，引诱敌开火，单一侦查组人员通常不超过3、4人，这就等于在一只规模部队的正面伸出几十只触角，一点点的探测。一旦发现敌军阻击火力，随即停止侦测，向阻击火力两翼运动，同时根据事先侦测好的有利位置安置机枪阵地，利用机枪和掷弹筒、大队炮压制住阻击火力。待火力被压制后，派出一到两个曹的日军（约10余名），在敌火力缺口附近设置U形上方的两个点，设置好后，机枪转移阵地到这两个点上，对两点中间的位置进行集火射击，将敌军赶出战壕或者房屋工事，并用机枪及步枪消灭。

由于我军在火力投射能力（重武器）方面、火力持续力（弹药数）方面、射程方面的差异，根本无法对日军班排产生足够的压制力。特别是200米这个距离上，日军的火力强度达到顶峰，几乎就是我们在电影里听到的，被压得抬不起来。这样的作战方式，我们的一个连（7、80人）甚至连日军的一个曹（10余人）都对付不了，这是由于单位面积内能投入的最大作战人员数量决定的。这就好比在一条只有半米宽羊场小道上，一个人不要说阻击一个排，就算阻击一个军也没问题。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国军需要防守的要点，就必须是不能允许日军从容展开压制火力，或者限制日军攻击面的地区。显然，丘陵和平原是最不可能实现的。特别是面对400米距离首发命中率超过6成的日军而言。

但是，就是这么一份言之有物的文告，抵不过2军大佬们的面子，看也不看就被他们驳回了，除了给出必须执行命令的冷脸，就是加拨了7000颗手榴弹和25万发子弹，并给了几吨难得一见的优质炸药。2军驳回的理由非常可笑，友军26军将主力55师也放在了丘陵地区，55师半句牢骚都没有就执行了命令，怎么到了11师这里，军部的命令都能改。到底是2军听11师的，还是11师听2军的。方靖无奈，只好劝说胡琏执行军部的决定。胡琏不同意，直接将文稿转发给了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陈诚对于这份文稿爱不释手，这也是这份文稿可以存于世的原因。但是，可是，可但是，陈诚处于平衡官场面子的需要，依然申斥胡琏，并且要求胡琏执行2军的命令。但是，为了照顾他的积极性，同时也是为了守住当阳，私下协调，通过和稀泥的方式允许11师抽调不超过1各团的兵力作为预备队按照胡琏的说法进行驻防。胡琏不得已，只得将31团布置在当阳正北、西北的九山子高地，并开始构筑工事。

从现在的地图上面可以看到，当阳西面、北面都是山区，还靠近神农架，应该是抑制日军机械化优势的好战场。

回到胡琏，对胡了解的越多，越能发现他是个既世故又不世故的人。他是幸运的，可以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展示才华，他又是不幸的，从参军到脱离军界，他都处在被压制，讥讽，攻击和孤立当中。这总是让人不经意想起一个他从未谋面的敌人，徐向前。

这回轮到方靖坐不住了，他赶忙问胡琏这是什么办法，胡琏说此地正是张飞吓退曹操的长坂坡，张飞是如何吓退曹操的，自然是虚设伏兵。方靖说日军可不是曹军啊。胡琏则说，只要我11师主力在九山子，日军就不可能大摇大摆走过去，必然要拔掉钉在补给线上的钉子。方靖这才明白，胡琏还是打算按他原来的办法打。东面最多是摆个样子。可军官们已经被胡琏忽悠了，即便自己强调军令，也会被他们阳奉阴违。索性甩手不管，到宜昌协调工事物资去了。这一次，胡琏失算了，日军就是为了包围歼灭宜昌地区中国军队来的，根本就没在平原地区展开，而是一头扎进了九山子。6月7日，双方遭遇，6月9日，战斗正式打响。

日军的这次战略改变是有意为之的。自七七事变以来，日军与国军进行了不下十次大型会战，特别是在武汉会战时期，甚至没有成建制消灭国军一个师，这让日军高层非常恼火，认为这种击溃战最多只能暂时性削弱国军的实力，不利于迫使国军投降 。因此，日军彻底改变战术，变击溃为包围歼灭，面对当阳周边国军的四个师，日军出动了将近一个师团，并且派出了一个联队以上的包抄兵力进入九山子地区。

双方一交火，罗贤达就有些承受不住压力了。按说罗贤达此人尽管能力一般，但也算是饱经战阵，不应该有这样的表现。更何况他对胡的命令是言听计从的，也完全按照胡的计划严格选择了防守要点，施工也很严格，硬是用十几天的之间就初步建立起了山地防御体系。即便是这样，还是在一天的时间里丢掉了好几处阵地，幸好胡的工事发挥作用，根据当阳地方县志记载，九山子防御战前两天，国军战殁官12、兵115。为了激励士气，该部分将士的遗体得到了妥善安置。由民政科长和宝汇缎庄胡以奇募款安葬。同时安葬的还有日酋尸体22具，后被日军起出火化。

相对于正面平原战场的沉默。九山子的战斗一开始就呈白热化状态，日军对于九山子地区的攻击也超乎胡琏的意料。罗贤达的报告说，31团正面至少受到一个山野炮大队级别的攻击。而罗这个人向来是不会对自己的报告夸大其词的。据日本防卫厅战史记载，该地区共投入九四式75山炮7门，其中一门的阿拉伯挽马因受惊坠崖，巧的是该马驮载的是观瞄器具。器具损毁导致1门火炮无法使用，实际投入了6门。就是这六门火炮，给了31团莫大的压力。而31团打法的创新也让日军大吃一惊，尽管国军阵地遭受炮击，并且顺利夺取了一部分阵地，但与此前预计，用一天一夜完成对山区的占领和扫荡已经注定无法实现了。而且在攻击过程中，遭到了国军大量测射火力的打击，伤亡显著增加，一线中队减员超过一成。而日军一个中队有180多人，即，一个中队伤亡近20人。这对日军的士气形成了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其引以自豪的布炮协同被彻底打破。步兵攻击时炮火支援极少，而炮兵则因土工作业量大增导致炮击效率大幅滑坡。

就在这个时候，一次载入史册的迫击炮反击长身管火炮的战斗发生了。由于日军连日攻击不顺，伤亡增加，为加强攻坚力度，于富家冲（音译）阵地布置山炮3门，步兵炮4门形成核心炮兵阵地，准备以近抵射击方式摧毁对面我军的重机枪阵地。而这个富家冲，刚好处于我军重迫击炮连的打击范围边缘。11师重迫击炮连连长李文奇决定冒险反击，同时精心选择了一批进口弹药，以增强爆炸强度和射程。13日（另说15日）上午九点，重迫击炮连先敌开火，4门重迫击炮在短时间内发炮110多发，引起日军炮弹殉爆，彻底摧毁了日军的核心炮击阵地。火炮，挽马损失殆尽，击毙日军中佐以下三百余人（我军宣传）日军报阵亡中尉1人以下42人。

这次战斗也是九山子战斗的第一个转折点，凭借这次战斗，炮兵出身的罗贤达青云直上，后来升任11师少将副师长。胡琏判断日军在损失了炮兵阵地后，很大可能要调整作战部署，变积极进攻为稳扎稳打，随即命令31团利用工事群对日军展开反击，收复阵地7处，毙敌50余人，我军阵亡120余人,随后，由于日军火炮的补充，胡停止了对日军的进攻，重新恢复成防守姿态。正是这次拉锯，为我军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完成了九山子地区的部署。连续的战斗让日军认识到面前的11师属于国军王牌部队。加之工事刁钻，因此不得不动用以士官为主的训导部队，准特种部队，并开始大规模使用毒气弹。随后的战斗中，先后发射毒气弹600余发，作为对我军歼灭其炮兵的报复。使我军近400人中毒，其中100余人阵亡。部分阵地得而复失。

根据11师战史记载，11师突击队雨夜逆袭就是发生在31团与33团换防的那个雨夜。对手的名字是藤田训导队，编制在47人以上（具体不详，由于训导队属于由各部队抽调的临时单位，因此编制人数不固定，也不见于日军战史。）。指挥官藤田是少佐军衔,曾经接受过白川义则的指挥刀，该刀现珍藏于台北军事公园。当时正值换防期间，由于日军已经大体掌握了国军的换防情报，并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准备趁国军换防的机会，彻底摧毁九山子防御体系。为此，胡琏必须通过一次大的胜利使日军形成误判。为此，他特别为31团补充了200套新军服。同时抽调了两个迫击炮连攻击11门迫击炮和重迫击炮连，由李文奇协同指挥，打击目标定在了九山子以北的谭家冲高地，驻守高地的正是藤田训导队，清一色的训导士官。47个人的战斗力至少抵得上国军2个连，如果是利用险要地形防守，那战斗力就更高了。如果能消灭这个训导队，就说明攻击部队的攻击能力至少在2个营以上，这绝不是一个疲惫的31团所能组织的，足以使日军形成误判。

不得不说，日军的判断是正确的，31团根本就组织不起来攻坚的精锐了。胡琏确认为能做到，而且出动部队不会超过200人。太多了受地形限制，也无法展开。胡的战法说起来几近于玩笑，只是命令突击部队在距离日军阵地300米左右的地方选择火力死角构筑大小不一的散兵坑。同时利用师团两级的射击高手使用曳光弹指示攻击位置。换句话说，此战的主角不是步兵，而是迫击炮兵。两军一交手，藤田训导队就迅速感受到了国军战术差异，首先，国军一改一哄而上的敢死队冲锋模式，几乎都是借助山石和被炮火炸烂的植被缓慢前进，即便是以日军老兵的精准射术，也没有给攻击国军造成大的伤亡，反倒是国军的迫击炮部队屡屡得手，先后摧毁了几乎全部机枪火力点。为了避免受到迫击炮打击，日军开始使用大口径火炮进行覆盖射击，受到地形限制，炮火压制效果很不理想，此战国军仅损失迫击炮一门，炮兵7人。其次，国军射击能力空前提高，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完全压制住了射术精湛的日军老兵。客观的说，11师的狙击手并没有如此能力，关键在于该部分射手普遍配置于二线，由于不参与攻击，加之日军频繁开火反击造成火力点暴露，属于偷袭和以有备打无备的性质，占了很大的便宜。单纯就射击技术而言，还是无法与日军老兵相提并论的。当然这是总体而言，而非个体较量。但无论如何，此次藤田部队在失去了炮火拦阻优势和机枪火力点以后，在国军射手的压制下，很快被国军突击部队所分割。整个作战历时近6个小时，毙日军45人，生俘2人（于撤退途中丢失1人，另被处理（杀俘或救治无效死亡）1人）。我军阵亡22人，含炮组7人。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敌我伤亡比逆转的攻击战例（仅限于国军战斗统计数据）

由于日军接受了教训，不在以单一阵地大规模布置炮兵，使我军压力逐渐增大，而到战斗后期，日军仅在九山子一线就投入大小火炮近40门，比整个当阳地区国军的火炮都多。针对日军作战特点，胡随即命令罗贤达采取夜战方式，夺回阵地，要求参与夜战部队一律不得带枪，全部携带手榴弹。罗贤达不解，出于爱护下属的目的没有执行此命令，导致突击队因过于紧张开火，无功而返，反倒被日军击毙十余人。后来，各突击队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夜战一律不带枪。主要是枪法好的按11师规定是不参加肉搏的，剩下的人枪法自然不能同鬼子相比，就算是对射，也是吃亏。与其这样，还不如靠近了扔手榴弹，这样没有枪焰，反倒不容易暴露。这种打法果然奏效，随后的战斗中，尽管国军仍节节败退，但日军的伤亡也在逐渐上升。敌我伤亡甚至达到2:1,要知道，此前敌我伤亡都是在1:7左右。在战斗中，胡查明日军参战部队至少在两个联队，人数几乎抵得上国军一个师了，31团毕竟只是一个团，于是决定由32,33团各抽一个营与31团换防。即便战斗到了这一步，第2军仍要求11师执行原计划，不得增兵九山子，其理由是11师谎报军情，夸大当面之敌。他们的理由是，若敌人是两个联队，九山子阵地早丢了。

 

常年卖队友的11师终于被队友卖了。因为负责11师侧翼的26军先跑了，方靖生气的问萧之楚为何不提前通报。萧提出中午时找过方靖，当时方靖不在，而自己是军长，通报情况最多告诉2军指挥部，告诉方靖还是看在方靖的中将军衔面子上，至于胡琏，对不起，胡琏算哪根葱。要知道，当时的萧之楚可是26军军长兼任10军军长，正牌子嫡系军长兼嫡系军长，天下找不出第二个了。就这样，26军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真得轮到11师傻了，下午两点正当午时，11师右翼门户大开，侧面完全暴露。已经被日军形成了半包围的局面。此时，31团已经后撤休整，现在有战斗力的只有32、33团的部分部队处于当阳东部的平原地区。但是挡不住也得挡，总不能大白天冒着日军的大口径火炮撤退吧。所以，方靖只得硬着头皮指挥部队继续坚持，同时向九山子地区的胡琏通报敌情。

日军则在包围歼灭11师的作战中再次尝到了这个王牌师的厉害，首先，长时间的炮击几乎摧毁了11师阵地上所有的可见碉堡，但并没有削弱国军的反击能力，而在随后的作战中，由于国军阵地前遍布水泡泥塘，小股部队机动受到限制，导致日军攻击难度和速度明显减弱。这也是11师余部能在一个下午的战斗中没有被以高机动性、高单兵作战能力的日军彻底包围的重要原因。加之日军前期吃过一些苦头，对于11师的作战偏向保守，导致合围行动不坚决也是11师得以逃脱的一个主要原因。可即便如此，11师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胡琏得知日军合围11师余部时，断定当阳已不可守，如果尾随26军撤退，势必落入日军的包围之中，只能向西北撤退。方靖随即将指挥权交给了胡琏。随后，32、33团余部趁夜突围撤退至梅子村、鲁家冲和白虎村一带休整。九山子作战阶段，11师总计伤亡900余人，当阳突围阶段，11师总计伤亡700余人。全师减员将近三分之一，战斗力损失很大。

说一下最后的结果，面对集团军司令部的无理取闹，战区司令部没有坚持原则，而是莫名其妙的认可了集团军司令部的指责，即便证据确凿的表明集团军和2军在胡扯，为了维护这些大人物的面子，只得违心的将责任压在尹作干身上，谁让他是黄埔补6期学籍的旁听生呢。免除尹作干11师参谋长职务，改任徽州戒严司令。依旧是少将军衔（到了地方上军衔就没了，尹在48年改任9师师长，重新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请注意，胡琏作为其长官，还挂着上校军衔。按照谁官小谁背黑锅的传统美德，黑锅应该由胡来背，但是国民党高层都不傻，知道战争年代国军缺的是什么（肯定不是一个少将）只是为了面子，都是为了面子。11师当然不服，2军自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便找了个由头，将11师归还了18军的建制。

再啰嗦一句，统帅部把石牌交给11师，正是由于这次九山子山地防御战的战绩。由此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由于当阳地区作战的失败，宜昌于6月12日黄昏被国军正式放弃，宜昌保卫战基本结束。为保证战区主力顺利脱离战场，11师与199师奉命负责进行牵制性攻击。统帅部考虑到11师的历史特点，没有安排2军辖内部队，而是将同在18军麾下的199师调了过来。陈诚也是为了保护受了委屈的11师，决定由199师主攻，11师负责侧翼掩护。作战地点安排在宜昌正东的龙泉铺一带，这一带山高林密，比较适合山地作战，不利于日军空军及重火力展开。在地点选取上是无可厚非的。唯一的败笔，就是国军为了协调关系，将对此地缺乏地形了解的199师调了过来。为此，199师师长宋瑞珂不止一次在回忆陈诚一文中反复提及。正是由于地形不熟，给了日军可趁之机。

宋瑞珂这个人，黄埔三期出身，骨子里是一个非常正统的人。作为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军人而言，他无疑是够格的，性格也足够坚韧，敢于拼杀。但对于独立承担战略牵制任务，他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对战场的判断与把握。从他的性格和解放战争中战例和被俘就能够清楚的看清这一点。通俗一点说，胡琏是个明知不可为就不为的人，哪怕背黑锅（反正他已经被排挤惯了）宋瑞珂是个明知不可为，军令也难违的人。正是这点差异，为龙泉铺反击战的成败埋下了伏笔。

龙拳铺距离宜昌并不远，只是两者之间被连绵的大山所阻隔。当时湖北地区的道路远没有今天的发达，重装备的运输和转移基本还是依靠长江水道。因此，日军起初对龙泉铺缺乏应用的重视，仅有隶属13师团的一个中队和一个汽车中队以及修械所和军马场（此军马场不是战马，而是辎重用驮马）。换句话说，当时在龙泉铺的日军部队不超过7、800人，其中绝大多数还是辎重部队。会不会奇怪，为何国军作战时经常遇到的都是辎重部队，野战部队都在哪里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军队的编成特点决定的，当时日军的主力师团整体规模接近3万人，但真正用于作战的人员不超过12个大队，约8400人，也就是说，为了保证这8400人作战，约有至少15000人，5000匹各类驮马，200辆汽车和总数以万计的被捕民夫来支撑的。反观我军，经过连续作战的消耗，主力师缺编三成左右，即便是战斗力较强的嫡系师，也不过7、8000人的规模，一线作战人员约占一半左右。换句话说，就是1个后勤士兵支持1个战斗兵，即便加上不多的骡马和各地集中调派的民夫，也最多达到2人支持1个战斗兵作战。这样的作战效能自然无法和日军比拟，许多历史照片都能够发现很多国军士兵是自己挑着行李行军打仗的。别说训练作战，就是一个长途行军都会累个半死了。

这也是胡琏一再要求部队轻装的原因，若没有部队轻装，32、33团也不可能成建制跳出日军的包围。

胡琏也知道方靖只是临时师长，所以对于11师格外的用心，针对国军部队攻防转换意识差，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形成严密的防御或攻坚体系，导致一旦出现预料之外的变化，由上到下恐慌无计，导致溃败，这个问题G军一直没有解决，到了解放战争中后期，基本我党一个分割突击，国军只有投降的份了，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国军不思改变的坏毛病。

胡认为，11师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由于国军的素质和火力原因，想从根子上改变是不可能的，唯有通过战术和指挥进行弥补。此后，胡逐步建立了依托地形要点的协同进攻与防御，换句话说就是不将部队集中，而是反其道行之，根据地形点与点之间的距离形成面的体系。无论是追击还是撤退，一旦发现战略要点，无论当前是否有价值，都必须纳入整备体系，直到部队通过或确认此要点无意义方可放弃（据说，胡曾经在淮海战役筹备阶段提出过类似的思想，就是把部队按团、营这个级别分散在陇海、京浦两侧，依据地形、交通优势拼消耗）。这就使11师真正意义上成了一只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由行军转向进攻或防御。这种战术在最大限度上克制了日军的包抄与小股突袭战术，由于要点设置得当，任何小股部队进入11师攻击范畴，都将面临多要点的夹击火力，由于点式防御规模小，不易发现和攻击，导致日军的空中优势和重炮优势根本无从发挥，只能咬牙依靠步兵一个点一个点的拔除。而对待防御体系的任何一点攻击，都会受到多个面的防御打击，炮火阻断又因其体系的分散无法发挥作用。由此，11师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打法，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争中屡屡得手。若不是胡的这个战术在11师生根了， 11师或许早就覆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为了保证训练的质量，胡琏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掰着手训练。有老兵回忆，11师训练机枪手及士兵和其他部队不同，首先由机枪手设定设计范围，尔后由老兵选择站位，凡是不在机枪火力范围内的人都算优胜，奖励多以伙食优待为主。反之，被考核不合格的机枪射手则要在随后的行军中负责水箱及支架的搬运（重机枪最沉的部分）。因此，11师的机枪火力位置设置最是刁钻。所有的机枪射手之间交流的更多是交叉火力设置和死角的弥补。此外，胡琏还将迫击炮及为数不多的机关炮纳入防御体系，同样以精度炮击和协同作战的方式进行训练。加之11师对于特等射手老兵的若干优待，11师的整训既彻底又有高度。加上赵秀昆这个参谋长充裕的物资供应，仅仅半年多的时间，11师便从战争消耗中恢复，逐步显示出精锐部队的特质。1941年初，国民政府对一二线部队进行了大面积的点验。根据点验组成员的回馈（报告现存于南京特档馆）11师为国府所仅见之虎贲劲旅，较之七十四军亦不遑多让。为我攻击军中之头等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