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有哪些研究发现（2022年精选）

教育改善贫困阶层代际传递的效果与机制 苏静、周振芳、肖攀在《教育与经济》2022年第2期撰文指出，基于职业阶层流动视角研究教育影响贫困阶层代际传递的效果及其异质性，并从健康、就业稳定性、社会资本和技术培训等多重视角对这种影响进行机制性解释，得出如下结论：（1）子代教育和父代教育均有利于显著提升子代阶层跨越的概率，显著降低子代阶层继承的概率。（2）子代教育改善贫困阶层代际传递的效果存在差异。个体通过自身教育实现代际阶层跨越的效应“70后”要显著大于“60后”以及“80后”“90后”；城市个体要显著大于农村个体；女性个体要显著大于男性个体。（3）父代教育对贫困阶层代际传递的影响表现出显著异质性。从个体差异来看，父代教育能够显著促进“60后”以及“80后”“90后”个体实现阶层跨越，但对“70后”个体阶层跨越的影响不显著。从城乡差异看，城市地区贫困阶层中，父代教育将有利于促进子代实现代际阶层跨越，而父代教育促进农村地区子代阶层跨越的效果不显著。从性别差异看，父代教育对于促进女性子代阶层跨越以及抑制阶层继承的作用显著，对男性子代的影响均不显著。（4）子代教育通过增加就业稳定性、提升健康水平、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和获得非正规教育培训机会等渠道促进自身实现代际阶层跨越，改善贫困阶层代际传递。父代教育主要通过教育代际传递、提升子代健康水平和社会资本进而促进子代实现阶层跨越，降低贫困阶层代际传递。因此，健康、就业稳定性、社会资本、技术培训机会都是教育改善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机制与渠道。为了充分发挥教育改善贫困阶层代际传递的积极效应，宏观层面应根据新发展阶段反贫困面临的新形势尽快出台以解决相对贫困为重点的教育扶贫顶层设计和行动规划。微观层面的教育扶贫应以扶志、扶智、扶技为核心，加快形成相对贫困人口自主发展的动机激发、能力提升机制。 网络圈子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吗？ 夏倩芳、仲野在《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1期撰文指出，在互联网技术及其时间逻辑的影响下，社会交往的便捷性得到了极大提高，社会关系的流动性也在增强，“保持连接”成为当前人们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网络空间中的连接亦呈现出追赶性的特征。网络圈子确实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产生了影响：休闲情感类圈子为显著正相关，业缘关系类圈子则为显著负相关，即产生贬抑效应。网络圈子的上述影响存在着群体间的差异，突出地表现在由工作单位的“体制”属性而分隔的人群之间，体制内个体更容易受到网络圈子的影响，表现在业缘圈子对其生活满意度的贬抑效应更加显著。在体制内，教育和收入越高的个体，受到业缘圈子的贬抑影响更加强烈；而这个效应在体制外并不存在。社会阶层和身份地位有利于人们获得更好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良好的社会交往为个体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包括物质、机会、资源和精神等方面，这些都有利于提升其生活满意度。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交往既不是现实交往方式的复制，也不是对现实交往的全新重塑，而是一种新的交往习惯；同时，现实社会的分化机制仍然在网络空间中发挥作用，但可能作用的方式和性质是不一样的。

教师轮岗制度的伦理反思

吕寿伟、姜先亮

在

《教育学报》

2021年第5期撰文指出，教师轮岗制度因其正义的价值诉求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支持，它所改变的不仅是公共教育发展的价值灵魂，同时提高了民众对公共教育的可靠信任度。教师轮岗制度是在“公共善优先于个体善”的价值逻辑下被强制执行的制度，尽管获得了社会性的支持，却并没有得到教师群体的普遍“同意”，于是便引发教师轮岗制度的正当性悖论。同时，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权力—权利”冲突，使教师轮岗制度面临着权力寻租、老实人吃亏、德福矛盾等诸多伦理风险。教师轮岗制度是有着重要价值、但存在潜在风险的制度，因此需要在实践中改进和完善。教师轮岗制度尽管经过十几年的酝酿，却并没有经过充分的思想辩论，也缺乏对其实践困难的充分估量，从而使其无论在制度价值、制度内容，还是制度形式上都陷于伦理的困境和正义的悖论，不得不面对层出不穷的伦理诘难，制度内容上的价值伦理、运行程序中的形式伦理、融入过程中的身份伦理、个体抉择中的德性伦理，等等。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反思、在实践中改进，逐步使教师轮岗制度不仅是为了正义的制度，而且自身便是一个正义的和具有伦理情怀的制度。 哪些因素促成了重点高中向超级中学的异变 徐卓宇、江凤娟在《教育学术月刊》2021年第11期撰文指出，部分重点高中以精确到分秒的作息制度、高频次高强度的模拟考试等精密严格的教育管理制度来有效提高升学率，但其动辄万人的招生规模又似为中学系统的“异类”。基于对重点高中政策文本的梳理，可以看出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对高中办学行为的管治出现价值与手段的失衡，从而促成了重点高中向超级中学的异变，主要体现为如下四个方面：第一，相关教育政策中对长期以来“扩大高中教育总体规模”和后期力图“压缩部分超级中学个体规模”“稳定各校现有办学规模”之间存在鼓励整体发展与限制部分扩张的方法悖论。第二，在前期重视办学效率的理念影响下，对于高中“教育效益”和“教育质量”的理解在政策执行中存在偏差，提高效益逐渐异化为“效率至上”乃至“分数至上”。第三，前期国家重点办学导致的重点高中整体“高积累”与后期市县重点办学导致的重点高中个别“吃独食”形成效应叠加，致使高中校际资源配置始终存在显著倾斜。第四，国家层面的“优秀人才焦虑、人才饥渴”引发社会和个体的“优质教育焦虑、教育饥渴”，优质高中长期处于教育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和政策目标群体等多方的决策焦点，故而使得招生和择校成为重点高中向超级中学演进的重要催化剂。 班级规模、教师学历如何影响学生学业成绩？ 姚昊、胡耀宗、马立超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1年第5期撰文指出，缩小班级规模和提高教师学历是当前世界各国提升学生成绩的两种重要举措。基于数据研究发现：我国四省市中学班级规模平均比OECD国家高出13人/班，中学教师硕士学历比例比OECD国家平均低25.8％；从教师学历对应的班级规模来看，我国四省市硕士学历师资集中于班级规模为21—30人、36—40人两个班额区间的学校，OECD国家则表现出“大班额低学历、小班额高学历”的特点，硕士学历师资集中在16—20人的小班化学校；从班级规模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来看，以50人以上班额为基准，我国四省市班级规模缩小至41—45人、46—50人时，学生成绩提升明显，而OECD国家缩小至16—20人、26—30人、31—35人时，学生成绩提升更明显；从教师学历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来看，硕士学历教师比例对学生成绩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教师队伍中硕士学历比例每提升10％，我国四省市学生数学学科成绩平均提升10.2分，OECD国家学生成绩平均提升5.6分。对OECD国家班级规模进行二次项检验发现，班级规模对学生成绩的提升呈非线性关系，测算班级规模对学生成绩影响的边际效益最佳范围是21—30人/班。此外，对班级规模与教师学历的交互项进行检验，发现我国班级规模与教师学历对学生成绩是“相互独立”的影响效应，而OECD国家班级规模与教师学历对学生成绩则是“相互替代”的作用关系，两者均有特定的作用阈限。 子女教育投入：金钱和时间孰轻孰重 顾天竹、马建富、孙柔在《教育学报》 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基于应试导向中学教育体制的视角探究家庭投入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父母陪伴使得子女拥有和谐健康的成长环境，对子女教育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父母陪伴带来的在子女身上追加课外投资对其教育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第二，父母陪伴对子女学习成绩和认知能力的正效应大于课外投资的正效应，即家庭对于子女教育的时间投入比金钱投入更为有效。第三，由于当代女性地位和权益的提升，“女优于男”现象逐渐显现，无论是父母陪伴抑或是课外投资，女生普遍受到相比于男生更多的教育投入，家庭对于女生教育投入的增加及其教育边际回报率的降低使得男生成绩对于来自家庭教育投入的变化更为敏感。总之，从“应试教育”视角识别两种家庭教育投入对子女教育的作用机制，就子女教育投入而言，时间比金钱更重要。应积极鼓励家庭陪伴成长，优化完善学校资源配置，科学引导社会教育机构发展，以使子女更好成长。 谁更愿意投资高等教育 吴伟伟在《教育学报》2021年第2期撰文，基于人力资本流动及产业结构升级视角，实证研究经济增长促进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空间关联性和动态变化。研究结论表明：（1）地方经济增长明显有利于促进当地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发展水平高、财政能力强、人力资本输入规模大的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促进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效应弱于中西部地区，反而是人力资本输出规模较大的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促进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效应最强。（2）由于面临相似的人力资本流动方向，经济增长水平接近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相互模仿，存在明显的空间示范效应，该效应在中部地区最强，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最弱。（3）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东部地区，当服务业占比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长促进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边际递增效应最明显，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弱。政策含义为：（1）地方政府应充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增长，保障充足的公共财政资源配置于高等教育，促进高等教育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2）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高高等教育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形成对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倒逼机制。在具备条件的东部发达省份，应充分鼓励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形成对当地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强激励。（3）从现实情况来看，人力资本流动对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容易形成逆向激励效应，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本市场，减少中西部省份人力资本市场扭曲，形成合理的工资定价机制，留住本地高校培养的人才，反向激励地方政府投资高等教育。 超级中学：提高抑或降低各省普通高中的教育质量 郭丛斌、徐柱柱、张首登在《教育研究》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基于A大学2007—2017级的新生数据，将所占A大学录取比例超过省内平均水平两个标准差的高中定义为超级中学，通过构建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指数测量各省超级中学的垄断程度，分析我国超级中学教育垄断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各省高中教育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超级中学平均占据了A大学34%的录取机会，造成的教育垄断现象较为严重；内地有26个省份都属于中度垄断型及以上，其中西部省份长期保持一所高中一家独大的局面，而教育与经济较发达或人口众多的省份则会出现三所超级中学三足鼎立的态势；各省份教育垄断指数名次与理科一本线名次大体上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超级中学教育垄断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各省普通高中的教育质量。为打破教育垄断，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在严令禁止超级中学跨区域无限制招生的同时，还应该在提升弱势高中教育质量，引导学生与家长理性择校、提高高等学校专项招生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等方面付诸努力。 教师培训能缩小城乡学生的学业差距吗 孙冉、杜屏在《教育与经济》2021年第2期撰文指出，基于调查数据全面考察教师培训与学生成绩的关系及其对学生成绩城乡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在整个学业成绩分布中，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均明显落后于城市学生，并且上述差距在高分位点上、语言类学科中更加明显。第二，教师培训有助于提高城市不同学业水平和农村中等及以上学业水平学生的成绩，但是无法提高农村中等偏下学业水平学生的成绩；此外，教师培训对城市学生的影响效应整体明显高于农村学生。第三，教师培训的城乡差距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学生成绩分布的城乡差距，教师培训的禀赋效应和系数效应都是造成学生成绩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但是二者的相对大小因年级和学业成绩不同而有所不同。研究发现为制定缩小城乡学生发展差距的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首先，创新完善农村教师培训政策制度，为农村教师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培训活动；其次，通过有效加强父母参与、普及农村学前教育等方式，帮助农村学生打牢学业基础，提高他们的资源转换率；最后，针对不同特征学生群体，需要采取差异化的教师培训干预方案，才能更有效地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

赵德成、柳斯邈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探讨学生学业成就水平受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的程度，有助于识别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为处境不利的青少年教育、城乡教育均衡等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实证依据。PISA2018年中国样本数据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在校生阅读素养成绩具有显著相关，在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群体中两者的相关强度最大；相较于个体水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校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阅读素养成绩影响的效果量明显更大；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各构成指标中，父亲职业指数、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职业指数对阅读素养成绩的影响力较大。在未来，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特别是精准帮扶处境不利青少年学生群体，加强处境不利学生家长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另一方面可考虑改进中小学招生政策，优化学校生源结构，让处境不利学生有机会到校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校中学习。 一流大学的博士去了哪里？ 高耀、乔文琦、杨佳乐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1年第3期撰文指出，利用2011—2015年微观层面的就业数据对博士毕业生的就业趋势进行量化分析发现：首先，从职业选择扩散趋势来看，博士毕业生的职业选择正在由学术领域不断向非学术领域扩散，近五年平均有接近四成的博士毕业生选择从事非学术职业。其次，从学术市场扩散趋势来看，博士毕业生在学术市场上的选择正在由重点建设大学向非重点建设大学扩散，表现为到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就业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到非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就业的比例不断上升。再次，从就业地域扩散趋势来看，博士毕业生就业区域呈现由东部地区不断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趋势。最后，从出国（境）就业趋势来看，尽管到美国的比例仍占绝对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博士毕业生在出国（境）国家和地区的选择上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态势，逐渐由少数国家和地区向更多国家和地区不断扩散。上述主要结论体现的政策意蕴包括：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也要不断反思和完善现有的培养模式，除学术能力训练之外，还要强化对应用实践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可迁移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培养；合理的就业预期设定和理性的学术职业生涯规划显得至关重要；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力度应当是各地重要的政策选择；最大限度做好留住本土优秀学术精英和大力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工作，从长远来看将为我国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更为持久的动力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