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晓波频道《发改委要引导外卖平台让利，可外卖生意中的每一方都在叫苦》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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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说文章，我首先提出一个和外卖有关的问题——你认为外卖应该相对于堂食更便宜还是更贵？
    有人认为应该更贵——相同的东西，消费者不需要自己去店铺品尝，节省时间和体力，而且参与这个商业活动中的人员和单位比堂食多。
    也有人认为外卖相对于堂食应该更便宜——对于一个商铺很关键的原因，店租，其中用于接待堂食客户的位置是在家点外卖的顾客享受不到的，从商家角度，这节省了成本，所以就算平台抽水一部分，也应该更便宜。
    自外卖服务诞生之始，两个派系的讨论就未曾停歇。近年来，疫情是很多行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暴露出来，外卖行业也是如此。
     2月18日（上周五），也就是王兴生日当天，发改委印发了《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表示将引导外卖等互联网平台企业进一步下调餐饮业商户服务费标准，降低相关餐饮企业经营成本。
消息短暂发酵后，美团的股价当天暴跌14.86%，2000亿港元的市值蒸发，给王兴的43岁生日送上了一份刻骨铭心的礼物。
     国家此举原因何在？稳住作为提供大量人员就职的中小餐饮业，维持社会秩序稳定——抽成太高了，对于收入结构已经发生改变的中国餐饮业从业者是很难负担的。
     美团作为国内外卖的龙头品牌，早在疫情刚爆发的日子就已经遭遇了抽佣相关的风波，最后靠着发了个疫情红包——降低抽佣比例、延长返佣时间来稳定民心。可在随后的时间里，抽佣比例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上涨，直到现在，矛盾有暴露出来。
     2021年3月，全国工商联向全国政协报送过相关提案，认为外卖平台抽佣在10%—15%区间才是可以接受的，否则很难实现盈利。
     但其实美团不靠外卖业务赚钱，至少现在不是这样。美团目标高远，一开始就定下了生活服务平台的宏大志向。它采取了一种经典的商业策略：通过高频次、低毛利的业务或商品，来带动低频次、高毛利的业务或商品。
     通过外卖业务的“名气和商誉”，2020年，美团到店、酒店及旅游业务的营收为212.5亿元，不到餐饮外卖业务的三分之一，但其净利率却高达38.5%，为美团带来了81.8亿元的利润，是餐饮外卖业务的9倍多。
     那么能不能让这种依靠大规模业务而取得名气发展起来的“高端业务”来担负自己发展的本家——外卖服务应当的社会责任呢？这篇文章的作者意见是不行——他的意见是：这牵涉到市场经济的法理问题，美团是私营企业，不是公共事业，并没有义务这么做。
     出于朴素的道德认知，我的感性意见和作者相左，然而理性告诉我他说的的确是正确的，一个行业如果不能靠着自己自负盈亏的话，只会变得越发畸形。为长远计，还是要理顺政府监管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

      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使得国人整个外出就餐模式发生重大变革，中小型餐饮商家已经是生死控于人手——哪个商家能拒绝美团的配送？只有国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合作，找出合适的算法，攻克这个难关，互联网产业才能继续健康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