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摘录】邬玛·纳瑞安《论女性主义认识论》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论点是：我们作为女性在世界中的位置，使我们有可能以挑战现存带有男性偏见的视角的方式去感知和理解世界和人类活动的不同方面。女性主义认识论是如下一般识见的具体显现：女性作为个体和社会存在的经验的本性，我们对于工作、文化、知识的贡献，以及我们的历史和政治利益，在各种不同领域都被主流话语系统性地忽视或曲解。

        女性一直以来常常被排除在具有威望的人类活动领域（例如政治或科学）之外，由此使得这些活动看起来显然是“男性的”领域。在那些未把女性排除在外的领域（例如生存性的工作），她们的贡献也常常被曲解为次要的，要劣于男性所做出的贡献。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关于各种人类事业的主流理论，其中包括关于人类知识的主流理论，是单维的和有严重缺陷的，因为它们排除和曲解了女性的贡献。

        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把女性的贡献整合进科学和知识领域，所构成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详细资料的增补；它不仅是扩展了研究，而且也导致了视角的转变，从而使得我们能够看到一幅极其不一样的画面。女性视角的列入，并不仅仅是说女性参与到了目前数量庞大的科学和知识实践中去，而且还会改变这些活动的性质，以及它们的自我理解。

        若认为女性主义认识论是一项同质的内聚性事业，那就会令人们误解。实际上，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哲学领域，它的从事者在诸多重要方面都很不同（哈丁，1986）。不过，它议程上的一项重要主题，通过运用几种不同策略，破坏了抽象的、理性主义的和普遍的科学事业形象。例如，它研究了偶然的历史因素如何为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着色，提供了科学家们在对他们的活动进行概念化时所使用的（常常带有的男性至上主义色彩的）隐喻（波多，1986；凯勒，1985；哈丁和奥巴尔，1987）。它试图在我们的认知活动中复兴价值和情感，认为它们的在场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能够对我们的知识做出重要的贡献……它也抨击了西方哲学思想特有的各种二元对立——理性与情感、文化与自然、普遍与特殊——在这些二元对立中，每一组对立的前一项被等同于科学、理性和阳性，而后一项被归为非科学的、非理性的和女性。

        在最一般的层面上，女性主义认识论类似于诸多受压迫团体要求承认自己的经验的价值的努力。集中于英国的工人阶级或美国的黑人生活的小说写作，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探究共有一个类似的动机——即描绘一种不同于规范的经验，并且坚持这一差异的价值。

        同样，女性主义认识论也类似于第三世界作家和历史学家记录殖民前存在的当地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努力。这些努力可以用来恢复殖民地人民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丰富感。这些计划也减轻了受西方教育的前殖民地知识分子的如下倾向：他们总是认为西方的一切必然更好更“进步”。在一些情形中，这种研究有助于保存许多地方艺术、手工艺、学问和技艺的知识，这些是他们不仅不再实践、而且甚至无从记忆的从前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

        这些事业类似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如下计划：恢复女性对她们的历史的丰富感，减轻我们一成不变地把“阳性”看做更好或更进步的倾向，为后代保存知识和专门技能领域中的“女性”的内容——医疗学问，与分娩和儿童抚育相关的知识，传统的女性技艺，等等。女性主义认识论，像其他事业一样，必须努力去权衡关于不同文化或经验的价值的主张，以免对其过于浪漫化，否则就会有忽视它带给主体的限制和压迫的危险。

        我认为，女性主义认识论最值得注意的识见之一是这个观点：受压迫的群体，无论是妇女、穷人、还是少数民族，都可以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压迫者的实践的知识中获得一种“认识优势”。主导群体（比如，男人）的实践支配着社会，受控群体（比如，女人）为了在这样一个社会生存下来，必须熟悉这些实践。

        主导群体的成员没有要去获得关于受控群体的实践的知识。例如，殖民地的人民必须要去学会他们的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而殖民者除了稍微了解一下“当地人”的语言和文化之外，很少觉得有学习的必要。因此，受压迫者就被认为具有一种“认识优势”，因为他们能够在两种不同的背景中运用两套实践。人们认为，这个优势导向了一种批判性的识见，因为每一种框架都提供了对另一种框架的批判视角。

        一个人能够或不得不居住在两个矛盾的框架中，尽管这两个矛盾的框架提供了观看社会现实的不同视角，但也有其“黑暗面”、不利处，对此一方面的评论，我愿意做出说明。我觉得，非西方的女性主义者，假定她们必须居住的环境之间常常有着复杂棘手的相互关系，对跨越多样性环境的好处，极少愿意表露出彻底的热情。仅仅接近两种不同的、矛盾的环境，并不能够保证会产生一个代表着个人的批判立场。实际上，她可以有许多种方式来应付这一处境。

        第一，这个人可能想二分她的生活，并为每一部分保留不同背景的框架。非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提供了无数这样的例子，这些人在公共生活中非常西方化，但是在家庭领域里，却又回到了一种非常传统的生活方式。女人们在公共生活中选择一种“男性化的”模式，显示出进取、竞争等特性，然而在她们的私人生活中，则依然扮演着依赖顺从的角色。这种在两种不同生活方式之间来回跳跃所产生的压力，或许会因如下正当性而得到减轻：每一种行为模式都适合各自的具体背景，并使得她们在“两个世界中如鱼得水”。

        第二，个体可以设法拒斥她自己背景中的实践，尽可能地像主导群体的成员那样去实践。非西方世界的那些西方化了的知识分子，常常对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实践几乎毫无所知，甚至为他们依然还有那么一点点对它们的知悉而感到羞耻。女人们可以设法既刻板地获得男性特征，比如进取心，又刻板地抹去男性特征，比如情绪化。或者，个体可以设法完全拒斥主导群体的框架，而维护她自己的框架的价值，尽管这样做，会有被社会的权力结构边缘化的危险。比如，考虑一下在传统规定的角色中寻求某种安全感的妇女。

        批判性地居于两种背景中，是取代上述选择的一个方案，我将表明，这是一个更加有效的方案。不过，替代性背景的在场自身并不能保证不会有其他的选择。此外，作出批判性地居于两种背景中的决定，尽管可能导向一个“认识的优势”，但也很可能要付出完全一样的代价。它很可能导致一种彻底的无根感或不知身在何处之感，即没有了无拘无束的熟悉感。

        这种对两种背景的批判性跨越，若是进行着批判政治的组成部分，受到他人的支持，并对正在进行之事有着深刻的理解，那么，这种疏离感可能会降到最低。一旦没有如此扎根，它可能就会产生矛盾心理、不确定性、绝望，甚至疯狂，而不会产生较为正面的批判情绪和态度。一个人无论怎样确定她的所在，都可能会有一种在两种背景之外的局外人的存在感，在这两种背景中进行实践的笨拙感或滞碍感。想一想语言这个简单的例子：绝大多数学习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两种语言的人，很少能同样流畅地说这两种语言；她们会发现其中一种语言缺乏表达某一背景的词汇，或者无法用她们习得的单词作为术语匹配真实对象。例如，来自我这种背景的人会知道印度语中表示一些香料、水果和蔬菜的词，然而，她们不知道表示它们的英语词汇。同样，她们可能无法用自己的语言来讨论诸如经济学或生物学这样的“学术性”主题，因为她们只是用英语学习这些主题，并习得与之相关的学术性词汇。

        个体居于其中的两种背景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那么简单或直截了当。个别主体很少处在进行完美的“辨证综合”的位置，即在保持着两种背景的所有优势的同时，又超越了它们带来的所有问题。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综合”，其中每一种综合都避免了一部分不同的问题，保持着一部分不同的利益。

        对于一个面临着选择的行动者而言，没有任何方案会是完美的，甚至是合意的。比如，一些印度的女性主义者可能发现，西方的一些着装样式（比如说裤子）比当地的一些着装样式要么更加舒服，要么更“有型”。然而，她们可能也发现，以当地的着装样式来穿戴在社交方面较少麻烦，较少使自己与那些她们想一起共事的，更加传统的人疏远开来，等等。每一种选择都必定使她们感到部分受挫，不能尽如人意。

        女性主义理论在形成这种“双重视野”学说——受压迫群体具有一种认识优势，拥有更大的批判性概念空间——时必须有所节制。当然，某种类型和背景的压迫可以证实这一主张。然而，其他压迫似乎并不是这样。而且，即使它们为批判性识见提供了空间，它们也可能排除了颠覆压迫性事态的行动的可能性。

        某些压迫性背景，比如我祖母那一辈妇女所生活的背景，使得它们的主体完全没有能力去要求作为文化中的独立实体的机能。女孩们青春期一过就被嫁出去了，除了家务和抚养孩子之外，没有任何训练，在经济上，从依赖于她们的父亲转到依赖于她们的丈夫，老了以后，则依赖她们的儿子。她们对命运的批判，若确实有所表达的话，其中也不会有任何关于根本性改变的意思。有时，她们会认为是个人的不幸，但不会在更大的社会安排中查找她们不幸的原因。

        最后，我强调，“双重视野”学说中的这个重要识见，不应具体化为取代具体的社会分析的形而上学。此外，对“买进”一种压迫性的社会关系的取代，不必是对排外的颂赞，也不必是对边缘化机制的颂赞。压迫可能给予了一种认识优势，这一论点不应把我们引向对压迫进行理想化或浪漫化的方向，从而使我们看不到实实在在的物质掠夺和精神掠夺。

——以上片段摘录自罗伯特·C·所罗门等著《哲学导论：综合原典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