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论我要成为双马尾——记关于发型的运动

在近一个月针对我发型的运动中，我大抵将我家各方势力化为三个派别：以我为代表的革新派，以我父母为代表的审美派及以家里长辈为代表的象征派。这三个派别围绕我究竟应该留什么发型展开了持久而激烈的博弈。此中既有斗争，又有妥协；既有阶段性胜利，又有战略性制衡；此件事本身是戏谑的，而其隐含意则是严肃的。因此，回顾各个派别的主张，以及分析存在的矛盾及转化过程，将对我们理解本次运动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首先是以我自身为代表的革新派。该派别主张存在应先于审美。即，人应该留何种发型是无理由的。而基于“性别绑定式审美”的现状，反审美性将成为留什么发型的唯一理由。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主张，在实际的运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妥协性。具体表现在只追求斗争本身而无具体斗争目标与预期结果，在频繁陷入被动的局面下必然会被“劝降”。

以我父母为代表的审美派，事实上最代表普罗的直接利益。他们主张发型的审美意义将决定其价值，使其尽可能高地符合“现世标准”。事实上，这种想法本质上并无任何问题。问题在于此派别所遵从的“现世标准”，却并非由审美派自身所决定的。换言之，该派别所认为的“审美之意义”是假装发端于自身美学，实则发端于环境之象征美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审美派实则是象征派的拥趸。

以家里长辈为代表的象征派，其主张相比于审美派则更多了些许纯粹。他们毫不掩饰地将偏见强加到他们所认识的形象上来。例如，家中某长辈如此评价道：“要不是知道你上过大学，人都会觉得你留这长头发是个流氓”。好在象征派多是以看法为主行动为辅，并不能对我的发型直接干预。因此，我并未在这一个月的运动中与最为冥顽的象征派正面交锋。

回顾这一个月的运动史，最惨烈的失败发生在刚下回程飞机的时刻。那个时候，家里的反对力量极盛（我的父母早在回国一周前就下达了最后通牒）。导致我回到家乡去的第一个场所居然是理发店。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一直处于一种留什么发型都无所谓的态度：我反抗的念想完全是由于家里人的决绝激起的。于是在理发店中，我立马尝试拉拢审美派核心偏左的老妈，申明我留长发自有其美学观点，以求骗取暂时性支持。争取的结果是未到寸头，为后续修剪定下了主基调。代价是在审美派的监督下定期访问理发店，使头发维持在某一长度，短时间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可能。

而后我遵照去审美化的中心思想，使头发始终保持自由散漫的状态，以此抗议审美派之于我头发的暴行。此做法很快引起了审美派的不满，其下令对我发之修整的同时还利用“打薄”等术语暗示理发师进一步限制我发之长度。从此，我的头发长度陷入“慢死亡”状态。就在这样危机存亡的时刻，我以老妈为争取对象，火速赶往青岛寻求革新派战友——我表姐——的援助。在这样一个万般不利的条件下，我的表姐提出了一个天才构想，瞬间稳住了局势——她以某明星发型为例，劝诱老妈让我去烫个头。没想到，此提案引发了连锁反应，不仅在我妈那里顺利通过，我爸也很快被我妈说服。于是让我烫头的提案在我家全票通过。当时我想，虽然有悖我的初衷，但也不失为一个弃车保帅的战略。

于是今晚我跟老妈去了理发店烫头。但我显然忽略了理发师有他自己的想法。当他脱口而出网红某某发型时，我便知道大事不妙。不仅我后半节头发应声而落——当他为了证明自己水平而拿起发胶东抹西涂时，不带眼镜的我依稀看到一个庸俗的发型出现在了我的头顶。于是这个故事便有了一个庸俗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