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所有的善与恶都等得到自己的回响

       世上美满幸福之事大多相似，不幸却各有不同。诸多叫人愤懑的悲戚中，中老年男人在对未成年少女的诱奸这种事上有着惊人的一致，他们看起来轻而易举，又轻车熟路。

       台湾女孩房思琪十三岁那年，楼下的李老师借着给她辅导作文的缘由将她扣在自己的书房，狩猎学生经验很老道的李老师用身体、双手和书墙包围她，滑行着圈住她的腰，又猛地收紧，若无其事地说“你好像很喜欢我呀！”，然后任由小女孩在身下挣扎着，“那感觉像溺水。而我为此道歉，有一种功课做不好的感觉。”法国的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在遇到G.M——加布里埃尔·马茨内夫——的那个晚上，他靠近她，关注她，他懂得如何迷住他的观众，并对上流晚宴的那一套加密的规则了如指掌。他用“您”的称呼给她写信，制造与瓦内莎的偶遇。“某一天，他写信约我见面，邀请我去他家里享用下午茶。”始于十四岁的故事，就是这么开始的。那年的马茨内夫，五十岁。

       男人像老手猎人般警惕。李国华心知肚明，他不碰有钱人家的小孩，天知道有钱人要对付他会有多麻烦；而加布里埃尔·马茨内夫在第一次看到瓦内莎时心里就很清楚，这个父母已然分居的小女孩身上有一种需求，那是一种尤其重要的、巨大的、渴望被人关注的需要，这给他的叩门而入提供了便利。文学是他们肮脏不堪的遮羞布，更是他们屡试不爽的工具。思琪在回溯自己误信李国华时说“……不知道，反正我们相信一个可以整篇地背《长恨歌》的人。”懵懂的少女对文学这种浪漫而幼稚的高亢，是不陌生的，瓦内莎看G.M时候带有同样的滤镜：“G是一个才思敏捷，能切到好处地引经据典的作家，他的嗓音既不十分阳刚，也没有阴柔之气，在我听来格外迷人，好像有一种魔力。”“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还如此富有魅力。”

       最终让李国华决心走这一步的是房思琪的自尊心。一个如此精致的小孩是不会说出去的，因为这太脏了。自尊心是一根伤人伤己的针，但是在这件事里，自尊心会缝起她的嘴。他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罪恶感是古老而血统纯正的牧羊犬，会把她赶回他身边。“马茨内夫则习惯让一个个花季少女们和他写信交流。我想他一定很得意：他做为作家，做为引诱少女的个中老手，这些信不仅帮自己建立起一个魅力十足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能给自己提供一个保护伞：女孩们以书面的形式证实了她们得到了满足。这些爱的宣言不仅清楚地证明了他是被爱的，还证明了他也懂得爱，如何爱人。一封情书便是一个爱的印记，若非他们真心相爱，女孩们又为何要以同样热烈的情绪来回应呢？正是因为女孩们的这种满意，他才可以在警察突然找上门时告诉他们，这段关系也是毫无疑问经过她同意了的。

       自那以后，李国华压在房思琪身上，不让她长大。她像是一张花骨朵被从里面强行打开着绽放，就快速枯萎了。她没有经历过心仪的男孩第一次把嘴撞到她嘴上，没有经历过男孩手足无措地试着脱去她的衣物。她甚至没有经历过和一个年纪相仿的男孩手牵手。她所经历的第一次，是一个大她快四十岁的男人。当你看着她精致的脸蛋时，心想“哇，她这么年轻！”的时候，她已经老了。面对追求自己的男孩们，她没有办法说出口：其实是我配不上你们。我是馊掉的橙子汁和浓汤，我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我是一个灯火流丽的都市里明明存在却没有人看得到也没有人需要的北极星。她已经不能和任何男孩在一起，她已经失掉了那些天真而蛮勇的喜欢，不能爱了。

       1977年，法国《世界报》曾刊出一封公开信，主张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无罪化，这得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作家的支持和签名。这些身份的前面，毫无疑问会有一些特定的修饰语，比如“杰出的”“知名的”和“如日中天的”，我们从这些名单里还能发现例如“波伏瓦”“萨特”等人的名字，而G.M，就是这封信的起草者。他在一篇名叫《未满十六岁》的文章中指出，由年长者对年轻人进行性启蒙是一件有益的事，社会应当对此表示鼓励。他的文字不仅受到了出版社的青睐，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给他写信，信中对他的文笔和广博学识赞不绝口。他将这封信一直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护身符，万一被捕，他觉得这封信可以救他。

       当瓦内莎向G.M的好友，埃米尔·齐奥朗——这位法国著名的、22岁写出《在绝望之颠》的哲学家——求助时，后者如此劝导她：“如果你爱他，就应该接受他的一切。他选择了你便已经是你极大的殊荣。你需要做的是陪伴在他创作的道路上前行，同时也要包容他的反复无常。我知道他十分喜欢你。但女人往往不明白艺术家需要的是什么。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这才是艺术家的妻子应该具备的品德。”“但是埃米尔，他一直在对我撒谎。”“谎言是文学的一部分，我亲爱的朋友！难道你不知道吗？”就连节目主持人当众嘲讽他“您可真是收集小女孩的行家！”时，马茨内夫也只是会心地笑着，涨红了脸，装作一副谦虚的样子。

       瓦内莎的母亲得知“我”离开了马茨内夫时，她一开始没作声，接着一种担忧的神情浮现在她脸上：“可怜的孩子，你确定吗？他多么爱你啊！”这是一种回响——思琪用一种天真的口吻对妈妈说“听说学校有个同学跟老师在一起。”“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台湾和法国的母亲在这种事情上达成了某种一致——肯定是她出了问题，而不是他。这些被侵犯的小女孩的妈妈们，她们会以受害者的角色面对镜头哭诉，但她们可能不会承认，自己也曾是施暴者。思琪从妈妈那里得不到回应，得不到力量，她便放弃了求救，成了一只沉默的初生小羊，任由李国华宰割了。可是她要活下去，她不能不喜欢自己，也就是说，她不能不喜欢老师。瓦内莎呢？她在疑惑，也许当时十四岁的“我”就应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了吧！

       法国，这个声名远扬的浪漫之都，似乎从来都能为所有的表达找到各种堂而皇之的名目。就连疯马秀，这个用声音、光影和上身半裸的女人们呈现所谓艺术盛宴的脱衣舞秀场，也得用一种优雅的香艳来保证“疯马秀是女性骄傲、自由的象征。”它也从来都少不了各路名流为其摇旗呐喊：“艳而不俗、色而不淫的体验，将人体艺术催化到极致，成为艺术从业者的思路源泉。”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法国，人们试图以道德解放和性革命的名义来捍卫所有人享受身体愉悦的权力。禁止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由此变为了一种社会压迫，将性局限在相同年龄阶层的人之中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不平等。反抗对欲望的禁锢，反抗一切压迫，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2018年，至少十五岁才能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提案未能在国民议会通过。　　

       贝尔纳·皮沃，文化记者出身，1975年到1990年长期主持法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读书节目《顿呼》，此后更是成为了龚古尔学院主席——该院便是法国头号文学奖即龚古尔奖的评奖机构——他也是加布里埃尔·马茨内夫的好友。1990年，皮沃邀请马茨内夫做客《顿呼》，两人在电视节目里津津乐道于中老年男作家对未成年少男少女那可歌可泣的性欲。2022年2月份的《中华读书报》是如此评价他的：“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皮沃做了很多与人为善、成人之美、锦上添花的乐事，由此交下很多朋友，有些人与他的友谊持续终生。”如今，八十四岁的皮沃利用推特为自己辩护：“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文学先于道德；今天，道德先于文学。”“图书界和文学界认为自己高于法律和道德。”

       那么，为何这些精英阶层的某个代表，摄影师、作家、画家、导演和哲学家们，在犯错甚至作恶时可以轻易地被宽容？文学和艺术能够作为赦免一切的借口吗？我们总说文人相轻，可那是在报纸上论战博弈，是在电视节目里彼此辩驳，这些并不妨碍他们彼此欣赏，彼此赞美；彼此吹捧，彼此打捞。

       让·热内，法国作家，早年流浪、偷窃、卖淫等多次入狱，因狱中的创作被纪德、让·科克托等人发现，叹为天才，1949年，在他面临终身监禁判决时，一些社会名流如毕加索、萨特等数十人联名向法国政府请愿为其求情，最终他被终身赦免，不再入狱；才女作家萨冈，18岁时以《你好，忧愁》一举成名，她漂亮出众，个性鲜明，除了喜欢写作外，她赌博、飚车、酗酒甚至吸毒，却备受法国人钟爱，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甚至是她的闺中密友；罗曼·波兰斯基，法国大导演，1977年性侵一位当时只有13岁的美国女演员，之后他因受强奸罪指控而逃到欧洲；2019年，又一位法国女演员爆料称波兰斯基1975年与瑞士格施塔德的一间滑雪小屋里强奸了她，当时她只有18岁。还记得吗？1977年，当时的G.M正在法国国内联名请愿“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无罪”。

       皮沃说的没错，在这启蒙思想的发源地，在这欧洲的文化中心，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们是极其重要的，他们所从事的一切，无非都是为了文学，为了艺术。知识分子的地位被高高拉起，隐藏在一块块坚固的盾牌之后。他们呼吁着平等自由，却同时享有着显而易见的特权，即使犯错也可以轻易地被原谅宽恕。台湾如此，法国更盛。

       “当初为什么要那样呢？”“当初我不过是表达爱的方式太粗鲁。”如今思琪疯了，住进了精神病院，她无法再质问，李国华的恶再无法对证。而在《同意》以百万计的销量大卖之后，法国文坛沸腾起来了：检察官展开了针对加布里埃尔·马茨内夫的调查，多家出版社终止了与他的合作，他做为作家的终身津贴被取消了，政府宣布将性同意的年龄设定为十五岁。贝尔纳·皮沃登文道歉，说他当时需要更多的洞察力和更强硬的性格，才能及时制止恋童癖大放厥词，他很后悔自己缺乏这些品质。《纽约时报》说，无论从哪一种维度来看，她的书都是一次胜利。

       看起来，也许是时代不同了——时代早该不同了。只是如今马茨内夫已经快九十岁，他还能在围墙背后待上几年呢？这次借着互联网，借着媒体，瓦内莎取得了一次胜利，那些剩下的其他人呢？那些被强奸的年轻女孩，那些“荡妇”，那些不敢发声的人，那些发声却受到阻碍的人，那些不知所措的人，幸存下来的人，没能幸存的人，被污名化的人，被自恋的变态者摧毁的人，认为“一切是自己的错”的人呢？她们的声音能否被听到，她们的胜利又何时到来？尊崇文学、尊崇艺术的法国绝不是偶然的某一次，这种恶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法国有瓦内莎，我们有房思琪，韩国有熔炉。就在我提笔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在世界的某一个我们知道，或者完全陌生的角落里，是不是这种恶正在进行着？有多少恶在蠢蠢欲动，又有多少恶已然得逞，现在已经隐匿到盾牌之后了呢？

       只愿我们能更强硬，更具洞察力；只愿我们能鼓足勇气，旗帜鲜明地嫉恶如仇，不再纵容这种恶大行其道；只愿这世上所有的善与恶都能等得到自己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