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考到职场：人被定义、被禁锢的不自由一生

又是一年高考落幕，各类查分现场见诸于各个网络媒体，高分者欢欣鼓舞、亲人热泪、感恩努力、憧憬未来，低分者神情暗淡、自嘲调侃、唏嘘沉默。低分者隐没角落，难见身影，更多的是高分者声势浩荡，或自己和亲人按捺不住激动，或媒体自我感动地向全世界宣告喜讯，围观者则评论着感动、祝福、沾好运，各种短视频被频频顶上热门，相关的热搜不断。以上种种无不在无意识地宣扬着某种观念：我们这个社会推崇考上好学校的高分者才是优秀的人。这种观念隐藏在喜悦与被定义的努力背后，没有直接表明，但被大部分人默认。在往后无数岁月中，这个分数和学历犹如烙印深深留在每个人身上，是一些人闭口不谈，甚至极力摆脱的梦魇，也是一些人的“荣耀”，大声标榜的标签。同时与其他标签牢牢挂靠，不足的学历是“低等”，需要其他“高等”标签的弥补，如职位、金钱、阶级。

面对失利者、低分者、低等者，我们会听到一些声音：“高考不是人生的唯一”，“一次成绩不能决定你是什么人，能力和经验才是最重要”，“高考只是人生路上的一道坎，只要用心去工作，学习，就一定可以成为生活的强者”，“失败是暂时的，实力才是一切”，然后列举在普通学校奋斗拿奖学金、考研，努力找到好工作之类的逆袭故事……表面看上去十分有“道理”，但问题是这些声音的背后仍是默认人有高低，而人需要向着“高”迈进，从而证明高考失利、学历以及其他种种的“低等”不值一提。这种潜藏的深刻于人无意识中的观念是大多数人的理所当然，难以被察觉。

面对这个说法，大多数人会惊讶，会嘲笑：“这不是废话吗？人往高处走，这不就是理所当然吗？”这里的回答是：为什么这个“高处”就是高处？如果这个“高处”不是高处，为什么还要向着“高处”走？

一个事实：我不是我，我是这个社会的我

当我对你说：你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一个具备独立思考，根据自己经验体验决断的完全自由人——你或许会反驳：“哪有！我一直都在独立做决定好不好，我决定自己什么时候睡觉，决定自己中午吃什么，决定约会穿什么衣服，决定要不要和你交朋友，决定要不要买这款手机……”我承认你说得很对，你一直都在“做”决定，但，是什么促使你做出这个决定？是你纯粹的欲望吗？是你独立意志吗？是你的生命本质吗？不是，是背后建构着你的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做出的决定。

当我们决定中午吃炸鸡时，会顾虑这个食物多吃不益处，这个社会告诉你炸鸡不健康，吃了变胖，胖子更不受待见；当我们决定穿这件衣服约会，会顾虑对方会如何通过衣服来审视品味内在；当我们决定减肥健身，便默许瘦和美会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关注；当我们为“高分者”祝贺，便默许“高分为王”这个定律，因为好事才会值得祝贺；当你在各类幸福时刻、玄学瞬间刷着“考研成功、公务员上岸、接offer……”，便默许更高学历会带给你更高的地位和利益，公务员这个岗位比其他工作更好；当我们进入职场决定遵守leader和老板的安排，便默许这个头衔是高位，其在管理上的一切安排是合理的………你一方面自己做着“决定”，一方面还期望这个“决定”能得到外者的肯定。

我们从来不是一个自由的独立个体，我们的所作所为看似是自己的决定，其实是在被这个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无意识之举。在我们看来，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本该如此，我们却很少思考为什么是这样。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提出“镜像理论”探讨自我意识是如何产生？简单而言，人们最初确认自我的方式，不是对关于自身的实体的认同，而是被一系列连续的外在的认同所构成的。外界作为他者，就像一面镜子，形成了一个外部的像，这个像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整体性形象（即我们是什么样子，本能上人会寻求完整状态），成为确证自己存在的证据。举一个不恰当也不周到的例子：假如全世界的人都不认识你，与你完全没关系，在社会层面上，你还是你吗？于其他人而言，你还存在吗？这个状态的你是无依无靠的，也是不完整的。此外，自我需要他者来验证，就像主人与奴仆——倘若没有奴仆这个处在被支配地位的主体，就没法验证支撑处在支配地位的主人这个主体的存在。所以，虽然外部的像真伪难辨，就如同照镜子时左右逆转，但为了摆脱孤立无力的、无意义的存在状况，我们会将外部的他者的像印刻在自己身上，它给我们以完整性，更表明了我们的正当性，最终寻求安定的永恒性。在我们的成长，我们是谁——会被一大堆外部的像包围，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像就是意识形态。

对于意识形态如何建构人的认知与实践，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在其文章《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着更深刻的论述，他从生产劳动关系上论述意识形态对人的影响。他讲到：“为了存在，并且为了能够进行再生产，一切社会形态都必须在生产的同时对其生产条件进行再生产。”（注：《论再生产》，路易· 阿尔都塞著，下同）以企业运作为例，为了保持生产（盈利）的持续性进行，需要保证足够原料供应、符合要求的人力、稳定的生产关系，这些都是必要的生产条件。原料无需解释，其中劳动力的再生产要求劳动力不仅要有合格的、符合这个生产活动的技能，同时还要求劳动力学习劳动分工中需要遵守的各种规范（职业规范、道德规范、管理规范……），目的是为了服从。你既有必要的技能，还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处于什么位置，服从管理，你就是一个有利于保证劳动效率和利润的“完美”劳动力。这些规范就是意识形态，保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进一步，他谈到：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现实的想象性关系（在这里要说明一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不仅限于政治范畴，它是你坚信的所有观念，比如我们的三观）。意识形态提供一份整体的想象性图景，其意义在于使每个人都能在找到自己的合法的位置，并接受为什么合法的解释。意识如何发挥作用呢？“意识形态把个人唤问为主体”，简单而言，就是赋予一个完全空白无关系的个人以一个身份，你是大学生、农民工、服务员、男人、妻子、下属、领导……，每个身份都附带着相应的意识形态，如果不回应，我们就没法在这套关系中存在，一旦回应，我们便会接受其中的合理性并被“改造”，在平时的实践行为中体现。一旦背离这套规范，“如果他没有那样做，那就不好”，不仅我们觉得“有问题”，他人也会觉得“有问题”，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社会中，接受一样的建构。

意识形态源于社会及其历史，同时受占据社会主流价值话语权的阶层影响，它们通过教育、家庭、宗教、文化、传媒等（阿尔都塞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共同构建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人从一出生开始，便开始被定义的一生，在小时候，我们还会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上学，考试为了什么，为什么不能吃糖、看电视和玩游戏，但渐渐地疑问就没有了（外界的他者告诉我们：这不对，这不是我）。在被这些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中，我们产生了各种焦虑：身份焦虑（地域、阶层、种族、性别、同性取向），年龄焦虑，事业焦虑，容貌焦虑……我们总是使自己符合这个社会的标准，过着被禁锢的人生，人被异化为非我，按照他者的影子行走。但关键是，我们有时候却成为了这套社会体系的维护者。

我的“成就”不值一提

当今社会背后的意识形态为我们定下无数标准，这套标准筛选符合这套体系的人，符合度高的人成为高分者、上位者、利益既得者，符合度低的人成为低分者、边缘人，但要知道所谓的高分只是属于这套体系的高分，当我们抛弃这套意识形态、价值体系，高分和低分毫无意义。所以，不要为你的“低分”、“不行”、“缺陷”等等一切而苦恼，也不要为这些“你应当”焦虑，更不要为“成就”沾沾自喜并自我标榜，失去支撑点，失去他者的验证，以上种种毫无意义，不值一提。

可是，为什么还是有无数人维护着这套体系？一方面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持地位和利益，需要用这套体系来证明成就以及自身的“优秀”，一旦承认这个标签不重要，他们不再优秀，阶层无法区分，人生不再美好，同时也没意义。另一方面，这套体系带来稳定，稳定意味着安全感，它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安乐乡，假如依照这个体系设定的时钟和路径，一步一步向下走，你便会收获平均成就——维系基本生活，成家立业，拥有被设计好的人生，成为这个社会的砖块。这是一个看似前进却实际停滞的状态，所有的问题都有社会给出答案，你丧失了可能性。

接近真正的我，改变这个世界

念及于此，不免让人陷入虚无主义，虽然为了在这个社会生存，我们无法真正成为真正的自我，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接近真正的我，或者我们内心渴望的我。

尼采曾说过“精神三变”：首先我们变成负重的骆驼进入最荒凉的沙漠，然后化身狮子与“你应当”的恶龙战斗，取得胜利之后变成最纯洁孩子是创造新的开始（详见《查拉图斯拉特如是说》）。我的解读是骆驼身上背负的是不被社会接纳的脏污和丑恶，世间的种种不堪，但只有体验过才得以平视自己，一视同仁，荒凉的沙漠是周遭的漠视与不理解，狮子是强力的代表，因为我们需要去掠夺下定义的自由，“你应当”是舒适圈，是生活已有的认知，是人际关系、工作环境和生活状态等等，孩子没有正邪善恶之分，世界和社会的一切都可以加以肯定，从而开始自由创造。

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其著作《狱中札记》提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间存在一个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的占主流位置的阶层对意识形态具有领导权。也就是说社会存在一个场域，所有的文化、思想在这个场域博弈，谁能占据领导权，谁就是主流，主流不是唯一的，是不断变化的，一旦它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就将被抛弃。因此，要想改变上层建筑，我们就必须掌握文化领导权，通过“向上管理”的方式让世界发生改变。

因此，第一步：审视检讨自身仍保留的高低之分及理所当然的成见，平视并接纳一切，甚至是尝试。第二步：抛开标签，不要一味接受是什么，多询问为什么，了解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将自己从无意识的禁锢中抽离出来，定义属于自己的道德。第三步：参与社会，改变社会，即使小小的努力也可以，向上管理，创造我们自己对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的想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君共勉。